一、第一个葬礼
我叔我婶，他们有两个儿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媳妇。再后来有了两个孙子。去年，我叔我婶的大孙子又生了儿子。我叔我婶有了重孙子。
我叔我婶没有女儿。没有女儿，平常日子也不觉缺东西，就是到了那特殊的日子，没有女儿的缺口，看上去是那么大。这有点儿像一个人没有棉袄，夏天不觉得缺啥，一到了冬天，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
八年前，我叔去世。我回去奔丧。我叔死了，就是我叔的冬天来了。就是我叔没有棉袄的事被大家知道了。看来冬天来了不可怕，看来人死了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棉袄，可怕的是没有女儿。果然，走到大门口，什么声音都没有。丧礼和婚礼一样，需要一些颜色；需要一些声响——红或者白，笑或者哭。没有哭声的葬礼是不成功的葬礼，是有硬伤的葬礼。是苍白的葬礼。我知道这些。邻人都在倾听、在评论。我知道我叔此时此刻缺什么，我知道我叔此时此刻需要我做什么。我不能让我叔在此生的最后一个环节出太大的纰漏。我叔那可是要了一辈子的强啊！我老远地回来就是要把我叔葬礼上突然出现的那个缺口给弥补上。 我也要强啊，我不愿意乡邻讲究（议论）我家的不是。再说我叔那个人好啊：年轻时梳分头，会拉小提琴。后来我知道，小学校的手风琴，也是是我叔的。我叔在50年代60年代的乡村，通过小提琴手风琴热爱音乐。并以热爱音乐的形式表达着热爱生活。
八年前，我站在我叔家的门口，与院子正中间的一座灵棚面对。我意识到，我叔的葬礼能否被乡邻给出高分，我是个关建环节。我是我叔葬礼这张考卷上的一道大题。我站在门口，考虑怎么做才能不丢分。如果我在灵前哭，效果不如我在院子外面就哭。乡村的风俗不赞赏含蓄，喜夸张喜铺排。哭声越大越好，动作越夸张越好。基于此，我决定在门口就哭，然后一面哭一面走，走到灵前跪倒，再把哭声推向高潮。想好了后我就这么做了。结果，出了点差错。可能是一开始我把调就给定高了，哭了几步我突然哭不上去了。当我走到灵前的时候，已经发不出哭声而是一些剧烈的咳嗽。从此我做下了病根，一哭就咳嗽。一咳嗽就像要没气儿了。
二、第二个葬礼
2012年6月6日，我婶又病逝了。堂嫂告诉我8日早出殡。7日上午，我在办公室处理事情。6日开会的一个发言稿，报纸要用。我急着收拾。我不想回去参加葬礼了。因为我婶在吉林住院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去看过。还找到该院我认识的一位肿瘤专家去看过。我的这些作为，是不是可以弥补我不参加葬礼？
到中午的时候，我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家里的这些哥们都在二婶的灵前，就缺你了。我哥说到这，我老姑接过电话，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你不回来不行。
我哥说让回去，我就得回去。我们家父亲不在了后，我哥说了算。什么工作忙，什么发言稿，什么作协，这些都不能和我哥提。在我们家我没啥地位，也没有话语权。我回娘家从不提单位的事，更不敢提我写文章的事。我们家族中的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城里都干些个啥。我回娘家要带上儿子，这是我可以炫耀的唯一成绩。
现在，不但说了算的我哥哥让回去，连我们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我姑姑也对我下了指令。你不回来不行——我知道这句话的话外话。我立刻说，我马上回，马上就回去。然后我撒谎说，原也打算下午走的。一小时后我就赶到。
放下发言稿，起身要走。忽然想起50公里的路呢，坐公共汽车，那得什么时候。于是我前夫那颗子弹似乎也打不透的光头浮现在眼前。那小子开一辆退役的破警车，却感到他的生活比蜜甜。原先，他特别不听我的话：我让他往东他偏往西。我让他打狗他偏打鸡。自从他沦为我的前夫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我让他干啥他干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我纳闷。这人和人之间还真得拉开一定的距离。其实对付男人我也没有啥祖传秘方，只是他们家三代单传的一个儿子，目前，在我手上。
回乡参加我婶的葬礼，就意味着把八年前为我叔做的事情再做一遍。我叔家的缺口再一次地暴露在众人挑剔的目光下。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我已经做过了。闭着眼睛我也能拿满分。可是，事情有了一点不同。我一进院，披麻戴孝的堂嫂就出来了，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就等你呢。等你哭道。哭道，这是个新词儿。我不知道这个词与什么内容对应。堂嫂解释说：哭道就是从十字路口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哭到灵前。
我不记得八年前这样为叔叔哭过没有。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应该是葬礼上的新内容。看来葬礼在丰富，在向细腻化的方向前进。
为什么要这样哭呢？在哭前我得在理论上清楚。我要哭个明白。堂嫂说，这样哭，出殡时亡灵就会顺利地走了，不会在家门口徘徊不去。
“为什么非得我来哭道呢？”这个疑问我也需要回答。
“哭道得是姑娘。没有姑娘侄女也行。”
我是我婶的侄女。我婶没有姑娘，但是她有侄女。
两位堂嫂左右拥着我往外走。身后还有其他的女眷跟随。因为进院就看见灵棚、遗像、黄纸、蜡烛……这些都推动我流出眼泪。我开始哭。我堂嫂马上说，现在不能哭，往回走时再哭。我一时有点止不住。堂嫂说，这样哭路就乱了，亡灵就会迷路。我吓得赶紧闭上嘴。
我们加在一起一共有五六个哭手。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心往一件事上想，眼泪往一处流。
乡村在仪式上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光流眼泪肯定是不行的，你得有声音，不然就没人知道你在哭。而葬礼上的哭，主要目的就是让众人知道。你甚至可以不流眼泪，只要发出足够昭告众人的哭声。我在哭的时候，应该是成绩最好的。我不但流眼泪，也有很大的哭声。哭泣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难。我平时就积攒了很多该哭的事儿，我还都没找到契机来哭呢。——我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在单位是工作主力；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的食物越来越可怕；孩子越来越不听话；工作越干不是越多……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不该哭呢？可是我都没哭。这些年我在银行没存下钱，却攒下了这些该哭的事。我攒了一些眼泪在体内。平时就不敢碰。我像一只盛满了液体的容器，稍不注意就会洒了。现在，我婶的灵堂突然推了我一下，我开始摇晃，然后我这只水碗就被突然打翻了。
葬礼上的哭声其实不是单纯的哭，是一个乡村葬礼必须的背景音乐。没有人会惊讶。没有人会害怕。可是我的哭声却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儿子。他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乡村风俗基本不懂。我是个一贯要强的人，几乎从未在孩子面前哭过。我突然的大哭让他惊恐害怕。他妈哪这么哭过啊！他妈多坚强啊！他妈什么时候使用过哭泣这种示弱、认输的方式啊！他妈什么事摆不平，还用哭吗？他可是吓着了，小心地走到埋头大哭的他妈身边，用手轻轻拽他妈的衣袖：“妈你别哭了。”他小声说。我听出他惊慌不知所措。
大约十分钟，我们从离家最近的十字路口，一路哭回来了。我婶离家远行的道路被我们用高亢的哭声开辟了出来，并一路撒上均匀的眼泪，就像做好了路标。
三、对两个葬礼的总结
哭是激情。是非理性的。乡村葬礼长期以来形成了固定的格式，格式是理智的，按部就班的。而理性不是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总是忍耐，实在不行了，会采取极端方式——比如暴力反抗——而不是在日常中以理性的方式处理日常生活。果然，我们在接受这种格式的同时对它进行了小规模的破坏——非理性的嚎哭的加入，把理性的浓度稀释了。格式是苍白的，而哭声是虚假的。多少葬礼上的哭是假的？是表演的？但，假的也是必须的。 哭已经进入格式。我感到，最深切的痛往往不是大哭。有时哭还是肤浅的。滑稽的。但大家都安于那些假的、肤浅的哭声在回荡，而没人要改变这种虚假的情感表达方式。那么我们都习惯虚伪，并在虚伪中长大。
我的情感表达方式不是当众的哭，我不喜欢这样，但是，我在这两个葬礼上都那么做了，并且表演的很好。我是从内心反对的，但是我在身体上顺从。
为什么要求女儿哭？甚至侄女也可以，而儿子则可以不在那个开放空间里哭？这个问题，是我大哭之后最先浮现出来的。我简单思考了一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男权社会，女人一直是附属品，甚至是祭品。大哭或大笑，都是非理性的，接近疯癫。 那么这种情态对一个人的破坏是很大的。男人是不肯被这样破坏的。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女人的肩上。反正女人平时也爱哭，那么就让女人哭个够吧。女人也不用维持什么形象，女人一直是不被尊重的。女人的形象几千年前就给破坏完了。反正女人已经残破不堪、支离破碎，像一个破瓦罐，再摔上一次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