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繁

1968年，我16岁，她18岁。她叫黄小霞。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在蚌埠三中上初一，我在蚌埠二中上初二，我们的学校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中间整整隔着一个蚌埠市。我不认识她，也不会有机会跟她认识。9岁的时候，我曾经带领着左右邻居十几个小孩“跑远路”到过一次三中，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这一年，我跟她认识了，是在十八里河畔的王郢生产大队。我们都是做为第一批的知识青年下放到这里来的，我在第四生产小队，她在第七生产小队。这里与蚌埠市的郊区仅一河之隔，属于固镇县的曹老集公社。当时，城市的郊区是不接受知识青年插队的。
 
我跟她认识得很偶然。
 
本来我已经在学校报了名，准备去皖北最艰苦的蒙城县。同班的一个女同学长得很漂亮，是我们的班花，她崇拜我的学习，我喜欢她的美丽，临报名前我塞给她一张纸条，告诉她我有“肮脏的思想”，她回给我一张纸条，说她也有“肮脏的思想”，于是我们就决定一起去蒙城。但是我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这一年的春天我的母亲刚过世，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陌生地方，父亲骂我人小鬼大，一定要我和姐姐一起去老家。老家简家庙生产队很穷，一天满工分还不到八分钱，父亲通过一个在公社当干部的表嫂，把我和姐姐安插到了一天满工分可以有一毛二分钱的王郢大队。这样，我才认识了黄小霞。
 
那天，大队书记在小学校的空地给我们知青讲话。他说，你们的年龄都很小，还是孩子，就离开父母到农村来，农村是不能跟城里比的，很艰苦，但是艰苦也有好处，可以从小锻练你们的意志。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子，大声喊：“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教导我们说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所有的知青都极力忍着不敢笑出来，只有一个女孩子笑得倒在了地上，我听到别人喊她：“黄小霞，严肃点！”
 
没有两天，我又见到了她。
 
那是我和姐姐去七队的一个远亲家里做客。这个远亲年纪不过六十，但是辈份却在王郢最高，五十多岁的大队书记算是他的重孙子。他家的三间土屋没有盖在村子里，孤傲地独居在村东南的一块高地上，高地的四周围绕着水塘。他和他唯一的儿子踏着木板桥出来接我们。儿子叫王春早，瘦高的个子，很文静，头戴黑呢子帽，身穿银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插了一支钢笔，披一件黑呢子的大衣。他这一身装束别说是在农村，就是在城里，也很少有人穿得起。我和姐姐刚坐下，这个远亲就叹气说，他省吃俭用还借了很多钱，供养春早去蚌埠住读，已经读到了高三，眼看就要考大学了，考上大学就可以当国家的干部，拿工资，吃商品粮，结果来了文化大革命，又被送回来原籍。“春早虽然被送回农村，但是他跟一般的农村人还是不一样的！”远亲以他的儿子为荣，叫他的儿子：“你去把小霞叫来，跟德才、素华见见面。”王春早出去了，远亲炫耀说：“我的儿媳妇是蚌埠城里的人，家里做很大的干部！我计划等明年分红，再卖一头猪，就把她正正式式地娶进门。”
 
王春早去隔壁领过来一个女孩子，原来就是黄小霞。
 
那以后，我没有再见过黄小霞。我们两个生产队中间隔着两个村子，相互的地也隔得很远，平时没有踫面的机会。
 
冬天农闲，大队书记听说我原来在蚌埠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的“红战笔”，专门画毛主席的像，就安排我给全大队所有面对路口的房屋山墙，统统画上一幅毛主席的像。我告诉书记，最经济的办法，是用马粪纸板刻出毛主席的像，用石灰搪在黄泥墙上，然后用打滴滴涕的喷筒装上红油漆往上面喷。书记说可以，就分派各个生产队出钱，结果闹出了是非。房屋不面对路口的人家联合起来提意见，说用的是集体的钱，为什么给他们的山墙搪一块石灰，我们的就不给搪？闹到后来，决定每一家的山墙不管面对哪里，统统搪一块石灰，喷上一幅毛主席的像。这样一来，我的工作量变得很大，书记就派了一个知青来帮忙，结果一见面，竟是黄小霞。
 
一大早，我和黄小霞拉着板车去蚌埠买石灰和纸板、油漆。我们顺着十八里河的北堤往东走，太阳从前方升起来，很大，很红。河水泛着天光，婉延伸向天边，河的两边是树木参差的村落，村落里浮动着淡蓝色的晓岚，传出老奶奶唤孙儿的声音和鸡鸣狗叫声。河堤的北侧有一大片土坟堆，中间一座坟堆很大，有三、四米高，以它为中心，近百座坟堆一圈一圈地向外铺展开去，逐渐地小，逐渐地远。黄小霞告诉我，这是王郢的祖坟地，中间的那座是最早迁来落户的祖先。“王春早说，以他的辈份，死了以后会葬在靠近中间的地方。”
 
十八里河，是以它跟蚌埠的距离起的名。我们在渡口过了河，往南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蚌埠。一辆拖拉机嘟嘟嘟地开过去，扬起浓厚的黄色尘土，尘土弥漫开来，把我和黄小霞罩在里面。黄小霞一边扑打着尘土，一边呵呵呵地笑，她的笑声很好听，清脆透彻。她一直笑，一直笑，笑得我心潮涌动，我放开嗓门歇斯底里地嚎：“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嚎完了李玉和，又嚎韩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让儿的坟墓向东方……”黄小霞不停地笑，我不停地嚎，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第二天，黄小霞来找我，我正在跟邻居的小孩打康乐棋，她没有走过来，远远地站在边上看着我笑。邻居的小孩告诉我：“德才，那个女孩一直看着你笑。”我一抬头，正迎到黄小霞的一双笑眼，弯弯的，美美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买东西，一起笑着嚎着走回王郢，一起每天走村串户，往墙上搪石灰，喷毛主席像。我常常讲“红战笔”的故事给黄小霞听，黄小霞总是听得瞪大了眼睛。
 
“你很聪明，你真的很聪明。”后来，黄小霞每天都会这样跟我说。
 
熟悉了，黄小霞告诉我，她的母亲很早就死了，她的父亲是蚌埠市商业局的局长，被造反派扳断了七个手指头，残废了。王春早是三中全校有名的“秀才”，他们曾经在一个造反队，王春早一直很喜欢她，但是不敢表示。后来开始下放了，父亲叫她把王春早请到家里来，见过之后，父亲认为王春早虽然出身农村，但是人很老实，也有学识，就把黄小霞拜托给他照顾。
 
“你不是他的未过门媳妇吗？”我问。
 
“来王郢之后他提出，我答应了。”黄小霞说，“原来想，反正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了，而且，他对我真的非常好。”
 
“什么叫原来想，难道你现在不这样想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
 
给每家每户搪石灰、喷毛主席像，忙腾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临近完成，黄小霞常常看着我发呆，好象有很重的心事。
 
大队准备叫姐姐去小学校做代课老师，这几天晚上，姐姐都去做老师的表姐家里补习。我很早就睡了，有人敲门，说：“我是小霞。”天很冷，我开了门马上又钻回被窝。黄小霞站在床前，不点灯，也不说话，就这么站着。我和姐姐住的是磨房，一半隔出来给我们住，另一半仍然做磨房，门和隔墙都是用秫结扎的，有很多空隙。这一会，外面的月光就透过这些空隙，稀稀落落地照进来，把黄小霞的身影照得黑魆魆的。我要起来点灯，黄小霞坐到床边止住我，说：“不要点灯，点了，外面会看见我在你这里。”她的脸离得我很近，她嘴里的热气哈在我的脸上，就这样，很久。我渐渐地激动，想抱她。我从来没有抱过女孩子，我伸出左手臂，手踫到她后背的棉袄，就不敢动了。她也不动。我们就这样，很久。最后黄小霞说：“我要回去了，再不回去他要出来找了。”黄小霞走了，我把冻僵了的左手臂缩回到被窝里来焐，后半夜，它开始疼。
 
后来好几天，我都没有见到黄小霞。这天很晚了，姐姐补习已经回来了，黄小霞突然跑来，敲开门冲进来就哭。我和姐姐问她是怎么回事？她不说，就是一个劲地哭，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封血书和一节鲜血淋淋的小姆指头。血书是王春早写给黄小霞的，求她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他，否则他就不活了。我和姐姐全呆住了，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姐姐对黄小霞说：“你应该向大队书记反映，万一真的弄出人命来，就晚了。”黄小霞哭够了，走了。她刚走，王春早来了，他的右手小拇指包了一大团纱布，纱布渗透了血。他还是带着那顶黑呢子帽，穿银灰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插一支钢笔，披黑呢子的大衣。他的脸色惨白，目光呆滞，对姐姐说：“黄小霞这些天一直跟我闹分手，不许我和我家人进她的屋子，把原来给她的生活用具全都扔了出来。我怎么说，怎么求，都不行。刚才她拿到我的信就跑出来了，我知道她一定是到你们这里来的，所以我就跟在后面，躲在隔壁的磨房里听，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王春早把右手伸出来，“你们看，我现在已经把我的一节手指头切给她了，最后我会连命也给她的，所以，你叫她向大队书记报告，我是不怕的。”王春早盯住我看了很久，开始，我很怕他会泄恨打我，但是他始终没有动，就这么冷冷地看我。我留神他的目光，倒是没有多少仇恨，有的只是凄楚。“你什么地方比我强？”王春早说，“原来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现在你是城市下放知识青年，我是农村回乡知识青年，除了城乡之别，你哪一点也不能跟我比。”
 
王春早走了之后，姐姐拼命地埋怨我。说我小小的年纪，前边要跟女同学去蒙城，现在又惹出这样人命关天的事情，而且王春早是我们的亲戚，待我们不薄，万一他真的自杀了，我们一辈子良心都会不安的。
 
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曹老集公社粮站的一个会计贪污一万多元被挖出来，公社调我去画漫画。接下来，县革委会宣传小组调我去县里画毛主席油画像。再后来，我就直接招工去了淮北市文化馆。此间，我一次都没有再回过王郢。等我到了淮北，帮姐姐办妥了招工，才回去王郢把东西搬回蚌埠。这个时候离王春早切手指头写血书，已经隔了三年，我早淡忘了这件事情。大队书记请我和姐姐吃饭，为我们送行。大队书记的侄子也是回乡知识青年，与我的关系不错，他悄悄把我叫出去，告诉我：“你知道吗？王春早死了。”我很惊愕，问：“他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的事情？”书记的侄子说：“黄小霞后来死活不愿意跟王春早好了，她找过我大伯很多次，要从王春早的家里搬出来。你知道，王春早的父亲在这里辈份最高，他警告我大伯，如果让黄小霞搬出来，他就让我大伯一家不得好死。这种情况下，我大伯自然不好插手。后来中央不是下文件严打破坏上山下乡吗？许多弄了女知青的，都判了死刑。”我说：“王春早跟破坏上山下乡是两回事情！”书记的侄子说：“这是你说的，没有用的。县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亲自带领工作组下来，把王春早爷俩一起抓起来交待罪行，还要拖去县里游街。王春早本来就心灰意冷，偷空跑出来，一口气喝了满满一瓶农药。抢救的时候要灌肠，他死死地咬住牙关不松开。临死，他求他的父亲，一定不要把他葬到祖坟地里去。”书记的侄子陪我去七队，远远地指给我看，在那块四面环水的高地上，有一个不大的土堆。“那就是王春早的坟，他的父亲每天一早一晚都会围着它打转。”“黄小霞呢？”“回蚌埠了。”“招工？”“病退。”“病退？”“她疯了。”“什么？黄小霞疯了！”我的耳朵尖锐地鸣响，心骤然抽搐，难过极了。
 
王郢离曹老集火车站八里路，姐姐说东西太多，想坐火车回蚌埠，可以少走一大半的路。但是我坚持要走回去，姐姐很不情愿地屈从了我。走在十八里河的河堤上，看见河水泛着天光婉延伸向天边。河两旁树木参差的村落里，传来老奶奶唤孙儿的声音和鸡鸣狗叫声。河堤的北侧是那片土坟堆，那座最高最大的坟堆上，有几杆瘦劲的芦草，在风中凄凉抖索。我的眼泪流了下来。过了河，姐姐肩扛手提，越来越累，情绪也越来越坏。一辆拖拉机嘟嘟嘟地开过去，扬起浓厚的黄色尘土，尘土弥漫开来，把我和姐姐罩在里面。姐姐一边扑打着尘土，一边说：“这是什么鬼地方，这辈子也不想再回来。”我放开嗓门歇斯底里地嚎：“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嚎完了李玉和，又嚎韩英：“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让儿的坟墓向东方……”姐姐骂我：“你鬼嚎什么嚎！”
 
我不管，还是嚎，眼泪哗哗哗地往外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