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新泉口述

邱明执笔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她叫沈新泉，是慕名而来，要请我去她的扒鸡店，她想和我聊聊。

       沈新泉，八十年代，北京东花市志盛永个体扒鸡店经理，1986年北京市十位新闻人物之一 ，外号“中国的阿信”、孩子们叫她“沈妈妈”。因为在经营扒鸡店同时，她免费为东花市第一小学双职工子女办“小饭桌”，提供午餐、午休和图书，每月倒贴钱补贴孩子们。

       媒体争相报道她的事迹，1986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曾经为她在头版刊登《她胜过阿信》的专题报道 ，她是80年代北京个体户里的模范人物，也是当时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典型代表。

       我说：“大报纸、大记者的采访恐怕你都应付不过来，你为什麽找我啊？“

       她说：“我不需要被采访，我想找个人聊天、想骂人、想告诉全世界，‘姑奶奶我偏就这么活！你能咋的？“

       我大楞，看起来我这个全民大姐姐，真的就是专业垃圾桶啊！

       是，普通百姓、升斗小民可以有满肚子苦水，需要专业垃圾桶来倒一倒。谁又规定模范人物，就不想吐苦水、不想撒泼打滚、不想双手叉腰跺着脚骂娘、不想说一句：“姑奶奶就这样了，你能咋地？“

       我骑上我的二八永久自行车，来到崇文门东花市，于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一头清水挂面短发的我，对上了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穿大红格子上衣、腰间紧紧地系着一条皮围裙、额前卷曲的刘海，又直又亮披肩的乌黑长发、顾盼生辉的一双美目、亮闪闪的一对耳坠，垂到腮边，身材苗条、紧身裤袜、足蹬一双长筒靴的女子。

       哇噻！她可真美！

       也许是作报告次数多了，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回家一整理，跳跃度相当大，听她说，可以由着她天马行空，东一句、西一句、上三年、下五年地想起什么说什么，但是写，却不能这样写，更主要的是，那个时间不对，一个模范人物、楷模、典型，容不得她发牢骚骂娘，所以搁置了近40年，才又拿起来重新看，现在时过境迁，当事人已经年逾古稀了，早就不被人关注了，但历史却应该保留。

姑奶奶就这样活

沈新泉口述

       我叫沈新泉，在北京出生，那是1953年4月22日，妈妈是昆明人，父亲是军人，抗美援朝的军人，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朝鲜父亲和母亲相遇、相知、相恋。

       我7岁丧母，但我非常独立，不依赖、不跟家里伸手。我们住在东城，藏经馆13号，我们家7个孩子我是老二，我现在的这个妈妈是我的姨妈，爸爸先娶了姨妈，有了哥哥。后来父亲参军到朝鲜打仗，遇到了妻子的妹妹，她在朝鲜和爸爸结婚，生了我和弟弟。我们家的人物关系复杂，我无法界定我母亲和我们姐弟俩，我们三个人在这个家里算什么。我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我7岁的时候，母亲死了，她当时才27岁。除了我和弟弟，其余几个哥哥、弟弟、妹妹都是我那个姨妈生的，姨妈既是姨妈，也是继母，我能感到她对我的敌意，从我记事起，我就没穿过一件棉衣。

       每次姨妈做好了7套棉衣裤给爸爸看，但是我穿上的时候就感觉像纸一样薄，虽然穿着棉衣裤，我的腿全都皴了，年年满身冻疮。

       文革的时候我家被抄家，哥哥住在单位，家里就剩下我们6个孩子，我们没有被褥，没有钱。我带5个弟弟妹妹住在东直门北小街里一个焊洋铁壶的小棚子里。这里没有火、没有被子，我就到处找破烂、把草和棉絮堆起来，让弟弟妹妹钻进去。

       我背着小弟弟在桥边上，给别人推车，可以挣一点儿棒子面，晚上再在菜市场后门捡一点儿菜叶子，加上别人给的那点儿棒子面，拿回家去，我们六个，熬粥吃，不能都吃光，要留出来一些，给被关起来的父亲去送饭。

       父亲的单位在六铺炕，把给父亲的粥装饭盒里，顺安定门外安定门小河走着去送。有一天，我从小河里捞回家几条鱼，养在一个碗里。红卫兵来抄家，把我的鱼踩死了，我一下就急了，“ 我的鱼招你惹你了？你丫凭什么踩死它们？” 叫骂着，我扑上去和一个男红卫兵就打起来了，把他的脸全都抓破了。我不是心疼几条鱼，我是心里太憋屈了，必须要发泄一下，要不然就爆炸了！

       街坊可怜我，给了我们一个破炉子，我就让弟弟妹妹去和平里北口捡煤核烧，他们的手脚都冻坏了，一直到现在，冬天都会生冻疮。

       我父亲从朝鲜回来之后退伍了，分配在国营工厂里，因他的徒弟与他不和，他徒弟当了造反派之后，拼命整我父亲，把他关在了一个旧汽车里，腿都伸不开。有一次我给爸爸送饭，那个徒弟看见了，那天刚好是一个饭馆的厨师，看我们六个孩子没爹没妈的可怜，从饭馆拿了一些饭菜给我们，我们不舍得吃，就给爸爸送去了。

       父亲的那个徒弟一看，就说：“ 反革命还想吃这麽好的饭菜！“ 抢过去就倒了。

       我急了，从地上抄起一个门闩，喊着：“ 你丫连饭都不让吃！姑奶奶跟你丫拼了！“ 就和他打起来了。

       我妈妈也就是我的姨妈，现在我管她叫娘。她挂着黑牌子扫大街，走一步挨一下皮带抽，真是一步一滩血，路边的小孩儿朝她刚扫过的地方扔西瓜皮，我看了不忍心，就替她扫，负责抽她的人，也追过来打我，我才不管呢，反正我已经是狗崽子了，谁打我，我就和谁对打，我小，也就是一个14、5岁的女孩，再泼辣能打，也打不过大人，不管把我打成啥样，也没有把我打服过。和他们对打以后，他们也烦，我再来帮我娘，他们就不管了。我的娘也对我开始好起来了。

       后来我写了我们一家的悲惨遭遇，到处上告，不管怎麽说，我爸也曾经是“最可爱的人”，给整得妻子天天挨打、孩子们流落街头，就是说不过去，终于就给我们平反了。

       我父母回家后，还是偏心，家里就是我和我弟弟不是娘亲生的，他们偏心，对我弟弟不公平，我很生气。我知道我说不了什么，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三，我一气之下，就要离家出走，落个眼不见心不烦。

       我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大妹妹就缠上了我，说她不想上学，要跟大姐姐走，我就带上我的大妹妹，她当时12岁，我16岁，1969年，我们俩就离家出走了，我们跑到了西双版纳，那里有很多知青，有五朵金花，苍山洱海。

       其实那里知青的生活特别苦，没有青菜吃。在那里让我们修水库，我是弄不懂，为啥要往河里种地盖房子。在那里生活实在太苦了，知青们有受不了自杀的、也有叛逃的、也有回家的，人心是散的，留下了的人，别人的家长还给寄东西，我们啥都没有，妹妹是全连最小的，她才12岁，一百多斤的担子也要挑。

       我又当妈又当爹，还要当保镖保护她，我啥事都干过，饿疯了就偷，被发现了拿我当小偷打，我不忍着，立刻就打回去。有不少女知青卖身入党，卖身求学，卖身求工，我不行，浑身是刺的人物，还有一个拖油瓶妹妹，我要出头，只能杀出一条血路。

       我学会了画画，出门去画写生，也学了不少针灸，学会了一些医学知识。后来患了肾性高血压，还腹胀，肚子好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办病退，但是我没门路、没办法、没钱也送不了礼、更不能卖身，我只好给北京市东城区安置办写信，把自己的情况写了，居然就办成了。

       那是1974年，我在西双版纳5年，1976年才把户口办回来，1976 年回来之后，和家里的关系比较冷淡，大家心里还是有疙瘩，父亲是向着姨妈的。

       他们就是不喜欢我的那个不是姨妈亲生的弟弟，他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让他辍学，逼着他去捡破烂儿，当时他才8、9岁，捡破烂的孩子能学什么好啊，后来变坏了，父母也不好好教育他，就是经常打他，而且打得特别狠。我这个唯一的一母所生的亲姐姐，我说话他也跳着脚回骂，根本不听。

       1972年我19岁，爸爸打长途电话到西双版纳，叫我回来探亲，他是要给我找对象，那是个有钱人，我不同意，和爸爸闹翻了，他就不让我回家。我从西双版纳刚回来，有家不能回，我也没处可去，就到处流浪，住四合院门洞，门洞有房顶，三面墙，怎麽着也比公园长椅子强，我从外面拨开门闩，铺件衣服就睡，早上起来到天井找凉水洗脸。

       我弟弟被父母赶出来之后，得了痢疾住院，没钱治，我买了好多东西去看他，给他治病。或许对他来讲，这是他和这个家藕断之后唯一相连的丝了。

       1976年我病退回来以后，弟弟早就已经蹲了好几次班房，听说我生病回来了，他偷点心、偷西红柿给我吃，后来他又溜门撬锁，他是故意的，他愿意蹲笆篱子，因为蹲笆篱子比无家可归好，有地方住，有吃有穿也不挨打。

       我回到北京之后，感觉到家里的冷淡，知道我家也想让我搬出去住。我不能太不识相，我就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叫做习国新，是个工人，认识之后，我立刻决定马上结婚，搬出去。1976年5月1号我们就结婚了，算有了自己的家。

       结婚后面临分配工作，这才感觉到，自己真是一步一个坎，惨到家了，所有的单位都不愿意要大龄青年。办事处管知青工作的，给我出主意，让我抱着孩儿，我就抱着孩子去找，分工作的人是把兄弟两个人，傲慢得不得了，我天天找他们，他们天天给我甩脸子，我气得骂起来，跟这俩人杠上了，他们故意不分给我工作。

       一直熬到1978年，才把我分到了广渠门外夕照寺副食店工作，我在西双版纳吃过苦，所以特别能干，卖菜推车下街道、装车卸货、打扫卫生，什么活儿都干，早从干到晚。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先打扫卫生，走的时候也扫干净了再走，最后一个下班。所以很快就被调到了糕点部百货组去了。虽然那边条件好一些，但我也是干的很猛，比男员工干的都多，只是我身体不行，常常晕倒，住了几次院，但一上班儿，100斤的白糖包，扛着就走。

       干到12月我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商业熟悉了，服务态度我是很好的，从来也不跟顾客和同事吵架。有一次库存两三千斤枣卖不出去，我说：“ 交给我，我去卖！”

       我提了两个条件，一允许先尝后买，二是要给包装，经理同意了。我就擦干净了几个枣，让顾客尝，喜欢再买，这样只一周两三千斤枣就都卖光了。

       可我发现有不少人走后门儿白拿东西，但是对普通顾客却很苛刻。有一次，一个戏剧学院的教师来买团粉，她是个回民，没带本儿，服务员怎么也不肯卖给她。我说：“ 那么多走后门的，不管要什么，还不都拿走了？人家就买点儿这，你们就卖给她吧。”

       三天之后她又来了，送了我几张她们剧团演出的票，她说她丈夫是副区长：“ 你是个好人，正派又善良，我会跟他说给你调个好一点的工作。“

       我说我要干服务工作，但是这种单位，总是不能令人满意，比如我自己，出去买东西也经常受气。有一天，我在东单菜市场，买了两块豆腐，我孩子当时两岁，抱在手里，我说要买张纸来包一下，他们不卖。我说：“ 买一张纸给一毛钱也行，要不这豆腐我怎么拿呀？我还抱着孩子呢！”

       他说：“ 我们是菜市场，不是文具店。”

       我说：“ 你那里不是有纸吗？怎麽就不能卖一张给我呢？”

       他说：“ 那不是卖的，别磨蹭了，不管你说什么，我也不卖！”

       我气坏了，摔给他一毛钱，拿了一张纸，转身就走，可他却追出来，还打了我。

       其实，做买卖是交情，我就想与其这样跟着服务态度这么差的单位干，不如干个体，我觉得自己干一定比国营店好。但家里不支持，可我想干的事，也没人拦得住，回家我就写了辞职报告。领导不同意我辞职，说：“ 你身体不好，在国营商店，有劳保可以治病，有公费医疗，那你辞职了怎么办？”

       我不听，说：“ 怕这怕那，一辈子就这么困死在这？”

       领导说：“ 你是自己辞职的，那你20多年的工龄，可一分钱也不能给你。”

       我说：“ 不给就不给，有这点钱我富不起来，没这点钱，我也饿不死。” 我还是辞职了，说，“ 走着瞧吧！”

       所有的人都断言我辞职之后好不了。扔下铁饭碗干个体，没有人看好我，我别的也没多想，就下决心，以后顾客买我的东西，包装我一定免费送，不管搭进去多少钱，换回的是感情，值得。

       创业不易，资金一点都没有，四处借钱；手艺呢？得学；市场呢，得研究。

       我看扒鸡生意不错，走了好多家去看，人家都是做德州扒鸡的，确实好吃。我姥姥家是做白切鸡的，我尝遍了全市的鸡店。想，我必须要做出自己特有的风味，如果都用现成的配方，做与别人一样的扒鸡，那顾客为啥非吃你家的呢？

       我姥姥家的白切鸡是极致清淡，皮爽弹脆需要过冰水冷却，肉滑嫩多汁，皮爽肉滑骨带血；而德州扒鸡，复合五香且老卤咸鲜，带糖色的微甜回甘，香料味透骨不冲；且肉烂脱骨、鸡皮软糯油亮。味道不同，做法也不同， 德州扒鸡，先炸后卤，老汤慢焖，重调味、入味深；而白切鸡：淡盐水浸煮，冰水过凉，极简烹饪，重本味。

       我要结合这两者的长处，做出一种我自己独特风味的扒鸡。我做出来就请人试吃，提出意见回来就改，试吃了60多次，大家都知道，众口难调，试吃之后，又分成一份份的，走出去请陌生人品尝，终于创出了现在风格的“阿信扒鸡”，不过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个体户，并没有想到给我的鸡起名字。

       我干个体，开始并不想自己一个人干，经丈夫建议，我就和两个小叔子一起干，说好大家不分主次，就三一三十一分配。

       想不到，开张之后一天只卖了三只鸡，那时候，人们不愿意买个体户的东西，一听说是个体户，他们信不过，都不买。小叔子老和我打架，他就对客人说，我们是国营的。我不能骗人家，马上说：“ 是个体的。”人家就走了。

       两个小叔子就不高兴，说这样干非赔死不可，他俩说：“ 散伙吧。”

       我说：“ 不要散，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 结果，趁我不在家，他们俩人就跑了。

       我发现后，也不去找他们了。强扭的瓜不甜，决心自己干，不求人了。爱人下了班来帮忙。我们到信托行买二手货，买了个火煤油炉，9块钱；大的盒子，大盆儿2.5元拿走。

       爱人，孩子一起帮我打扫、洗衣，在院子里杀鸡、褪鸡毛，每天十几、二十只鸡，他下了班去买，晚上接着干，我们就不雇人了。我就这么忙着，下午热的出了锅，吃着卫生。

       北京人晚上讲究一点儿，4点钟是买菜的高峰。我就贴出一套便民措施：四点钟先尝后买、可赊账、可外送，现买还送食品袋。

       但是，看得人多，买的人不多，整只鸡旁边放一只撕碎了的，没人敢尝。我说：“ 可以不买只试吃，来了就是赏我们脸。”

        听的人多了，就先问：“ 你是个体吧？”

        我说是。他说：“ 那我不尝了。”

        我追上他说：“ 你尝一块吧！” 他摇着手走了，我喊他说，“ 来都来了，不能白来呀，尝尝吧！尝了保证你不后悔！”

        他尝了一口说：“ 哎，别说，还真好吃。” 一口气就要买三只。

        我说：“ 先买一只回去尝尝，家里人说好，明天再来。”

        他说：“ 我就买你的这个服务态度。”

        第二天他又带了五六个人来排队了。三个人合伙的时候，每月是400块钱的流水，我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流水。后来一年流水多达两万多。

        顾客多了，我一个人忙，常常累晕过去，因为是薄利多销，所以还是雇不起人。后来还清了债之后，雇了一个徒弟。

        名气大了，我还是不敢敷衍，坚持一定要活鸡，必须是无病的鸡。不管多忙，反正我质量不能马虎，无论如何，食材的质量也要坚持。

        这样，我费劲巴力，攒了千把块钱。看看别人，都比我强，我妹夫倒腾服装，两年就买了汽车；别人开饭馆赚的利润，是流水的70%，少点的也有60%的毛利，我才10%，可是我高兴。

       《阿信的故事》是 1983 年日本 电视剧，励志神作，讲一个日本底层女性阿信在贫穷、战乱、天灾、家变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起来的一生。

       当时这个剧牵动人心，我就觉得自己很像阿信，我也决心向她一样， 坚持良心做生意：不涨价、不缺斤短两、帮穷人。再苦也不怨、不垮、也 不恨。靠双手、靠诚信、靠善良，跌倒就爬起来，错了就重来。这是平民史诗，也是生存教科书。

       所以我以阿信自诩，我的扒鸡也有了“ 阿信扒鸡“这个名字。

       我算了一下，人员薪水去了小部分，省下钱，我就去投小饭桌。

       随着买卖变好，来了一个人邝东华，是个体饮食组的组长，他要求我也为个体协会出点力，市区片儿这个组，有不少劳改释放的，女同志很少，而且是退休的多。我也不会骑车，就整个啤酒，走到个体饮食点，边吃边观察。查了半年，记了半本，每个店都了解了，费了不少时间，到12月底开了个全组会，把每个人的情况一一指出，并帮助大家订计划，成立了一个班子，把人员分了分，先进的、中间的、劳改释放的，让这些人分别领导大家。

       当时正赶上捐款，我负责去动员一个姓赵的，是个老人，我找他，问他愿不愿捐钱，看他苦笑，就对他说：“ 完全自愿，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

       他说：“ 没事。”  我见他提了个网兜，里边有衣服，我问他：“ 是要捐衣服吗？”

       他说他要让女儿帮他洗衣服，就想找我买只鸡带过去，不能让她白洗衣服，后来我就送了他一只鸡，我心里挺难受的，说：“ 呃，自己孩子帮忙洗衣服都要钱啊！以后，有衣服放我这，我帮你洗衣服。“ 他不好意思，我就常常去他那里取脏衣服，帮他洗。

       我对顾客也都一样。有一个老男人，是劳改释放的，单身，是蹬板车的板儿爷。有一天他喝醉了，排队的时候他就不排，坐在地上挡着门儿，说：“ 阿信不、不卖给我，也不能卖、卖给别人！“

       顾客排着队呢，嚷嚷说：“ 阿信别卖给他！“

       我扶起他说：“ 你看看多少人呢，都排队呢！你也排队去吧，一定给你留一只。“

       他后来常来帮忙。有一次，我开会要去做报告，不会骑车，学也学不来。他用板车送我去了，别人坐小车、大车我是坐板车去的，后来我赢得了不少人心。

       个体户也是人，也有酸甜苦辣，我给客人赊账不记地址和姓名，就是说，我对你信任，不会上门讨要。有的人要押表押戒指，我说：“ 几只鸡的事，不用押这押那的，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送过来。”

       就一个可以赊账，引来多少顾客的称赞，也引起不少同行的非议。

       有一个炸油饼儿的，面和油，想压一个月的账，粮油公司说“概不赊欠”，那位女同志，谈了一天，粮油公司就是不给，那个炸油饼的女同志说，这个月撑不下去了。可粮油公司说：“ 这个月过不下去的，也不是只有你一家，都来赊账，我们也不用干了，政府规定我们也不能违规。”

       我那天碰巧去粮油公司，看到他们死活不给那个女同志赊账，我告诉她，国家政策有规定，国营粮油公司，确实是“概不赊欠”，如果违反了规定，公司会受处罚的。我说先买一点议价粮油，可以不用粮票，过渡一下子，双方都同意，就解决了。

       我自己也在想，我怎么就出名了？因为是顾客捧，写表扬信的多。崇文区宣传部找到我，说要树典型，宣传一下。我回绝，我不想出名，不想当官儿，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理我是懂得的。可是他们非要让我谈，说是为了给个体户正名，因为那时候个体户不太被消费者认同，个体户很艰难。

       后来我就到天桥剧场做报告，反响很好，崇文区就想培养我。市委、区委、工商都知道了，让我去做报告，上大会堂参加社会活动，我的小组三个月以后，评为市个体先进小组第一名，又让我做代表，在人大代表会上发言。之后，把我升为崇文区个体协会的副主任，市个体协会的理事。

       这下就麻烦了，开罪了办事处管分配的，他就得了红眼病了，他跑出去到处说，私下说、做报告也说， 说我办小饭桌，是因为钱太多了，花不完；说我太会钱赚了，花不完就送食品袋；说我就是沽名钓誉，想当雷锋，说我卖东西免零头，就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惜砸了别人的饭碗，这样一说，还真替我得罪了一些人。

       这人哪，一出名就必须成为完人，社会上人们都挑毛病，我自己留长发，觉得长发披着挺适合我的，市个体协会和街道都说我：“ 你整天披着一头长发，这样不卫生。再说了，你这种做派，看着就不朴实，这样你入不了党……”

       还有人说，先进典型不应该戴耳环，更不能穿短裙， 看着就不庄重、不正派。个体协会找我说：“ 街道办事处反映，说你这个人作风不好。浑身穿着的是钱、戴着的也是钱。“

       在这层层压力下，我剪了头发，耳环也不戴了，裙子也不穿了，可还是不行。

       我家门脸房是文革前的出租房，我干个体之后，要用这个房，请租客腾出来，他们说：“ 成，腾出来！“

       可就是不腾，还在屋里挖了个坑，安上了机器，磨面机，每天中午磨，不光有噪声，还冒烟，有粉尘，不让小饭桌的孩子们午睡。

       我爱人找他们谈，他们站在门口说：“ 市长算什么？中央首长说了也不算！只许你们发财，不许我们吃面？“

       当时正好中宣部先进人物汇报团，选出了几个先进到怀仁堂演讲。那天我是首场压轴，开会的时候家里正好乱，前边儿在那按机器。这会儿就闹起来，吵得学生往街上跑，我爱人急了，说：“ 这是我的私房，你们私自扣挖坑不行，咱打官司得了，“

       我爱人气疯了，和他们争执，不让他们按机器，他们就跑到我住的惠中饭店去闹。我在怀仁堂这边还没轮到我讲呢，那边就把我告了，会议主办方临时决定不让我讲了，胸前的花儿也摘了。直接让我走人。

       我急忙回家，爱人也委屈，那边逼我爱人认错，调查组调查了一番，说我们没错儿。但这事没那么容易过去，电视台说你们得扶起来一个人，全家都这么胆小不行。

       结果不仅个体户得罪了，区里也得罪了，我心里难受。他们要扶持我，却又不信任我，有人告就查我。查了没事又不给我支持。

       后来市委宣传部又逼我，没达到目的，就整我。到处去传，说我跟一个大学生跑了。其实这个大学生是学商业管理的研究生，我去向他学习管理方面的知识，他有时帮我卖卖鸡。

       我请他帮忙和我爱人一起给市委宣传部的干部送鸡，结果，我爱人吃那个大学生的醋，问我和他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他说：“ 你不能和别的男人来往。”

       我说：“是正常的朋友关系。”

       他说：“你有我就够了，不能再交朋友，任何一个男人我都吃醋。”

       从市委回来以后，他打电话到处告我，说我和那个大学生如何如何。区委宣传部说：“ 沈新泉骄傲了，怎麽能这样胡来！”

       市委宣传部就来调查，问大学生的事儿。我问他是从哪听说的？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是谁举报的，就是接到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要我们调查这个人。”

       我说：“ 我光明正大，不瞒着、不背人，我心里没鬼。我要真有这事儿，怎麽会在家门口，在店里，还让他帮我丈夫送货？”

       可解释没有用，调查组不听，非要找出点事儿来。后来就传出去了，组员们都说那大学生没安好心，来店里一坐半天，我还让我丈夫专门陪着他，还说刘晓庆、朱明瑛都来这里买鸡，他就等着看明星……调查结论说没查出我的作风问题，但是人们偏偏喜欢传谣言，这事就搞得沸沸扬扬的了。

       我到中宣部告了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李部长来了，把我叫去，说我不该跟中宣部说，而且派调查组查你的那位刘同志，是宣传部重点培养的好干部，你到中宣部指名道姓地告人家很不好。中宣部是管全国的政治宣传的，你个人的这点事，是小事，不值得告。

       我受了委屈，名声受损、生意受损、还没得到安慰。市委宣传部的刘某手伸得很长，他发下话去，不让我当个体户了，要吊销我的执照。为此市里综合突击检查，当时我不在，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胡说八道，答非所问。我回来知道了这事，要去市委澄清，结果人家不接待，我急得当场昏过去了。

       我去市个体协会说明，可是个协的人说：“ 这是市委查你，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可管不了。”

       我是有口难言、无处申冤，和爱人也有了隔阂，我的精神状态很不好。面临的处境，就是四面楚歌，各部门都来施加压力，可我当时，还是姑奶奶的脾气，在个协该说、该办的还说、还办。

       这样一来，得罪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说我说话口气太大、完全忘了他们当初培养我的事情，说我忘恩负义。

       我们在北京饭店开会，大家都拿传言当事实，对着我一个人开火，只有一个人不说话，他是个党员。我看着、听着，忽然明白，才知道不多说话，不得罪人，才是好人，才能入党。

       外宾来了，指名要见我，在我家里照了两张相，外宾还没走出我家们，市委宣传部的人，当场就叫我出去，批评我说：“ 你跟外宾照相，没经过批准，你胆子也太大了！无法无天，你知道外国人跟你照像，要干什么？”

       我就一个卖鸡的，外国人跟我照相能干什么？随便我做什么，糊里糊涂，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儿，就被叫去训一顿，这工作也没办法干了。自打加入了个协，我一个月有27、8天都跑工作，自家生意都只能放下。

       后来选人大代表，1100多选民，900多人选我。街道选举的时候，说我偷税漏税，说我奇装异服，投票的时候街道干部在旁边盯着选，就不让人选我，可我还是得了80%的选票。

       后来让我去了政协，记者来了要报道我的事迹，街道干部说：“ 她也就能神气这一届，我们慢了一步，告她漏税2700元，就是晚了一点，没在选举前凿实她的罪名。“

       可记者说：“ 不晚，我们去税务局核实。“ 他们问税务局，税务局谁也不承认有这回事，既没有查到我偷漏税，也没有接到过举报。

       区委宣传部指认了，说让我做一批鸡，要录像，要留作资料。鸡做完了给在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品尝，我一只鸡都不能带走，这就是赔钱做的，连鸡带料，我赔了一百多块钱，我不知道赔了也要上税呀。而且，我一分钱没赚，赔进去100多块钱，怎么可能欠税2700元？

       我在我家门道卖鸡，一天1000元流水，一年交税2万，15%税率，可有的商家，每天几万流水的，一年才交了300，400税。我知道有问题，我是不说，也没处去说。

       《时代》发表了采访以后，税务局找来了，问我：“ 你为什么改名阿信？“

       我说：“ 炸鸡店没有叫阿信，鸡叫阿信，因为刚开张的时候看了电视剧《阿信》，顾客就叫我阿信，真的叫开了。李锡铭来了，说，都说你是阿信，中国也要出个阿信。连小饭桌的学生也都叫我阿信。“

       我被整得心灰意冷，得罪的人又多，报复的、跟着起哄的、听信谣言的、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我再要强也强不过命去，我是真累，心累了。市委宣传部那个刘某，不是千方百计不让我干了吗？现在家也不像家了，业也干不成了，走吧！姑奶奶不伺候了！

       我是真的后悔，后悔自己太高调，驾驭不了那麽大的名气，却出了那麽大的风头, 结果就是命轻职重，不栽跟头才怪。我很有一点万念俱灰的感觉。

       我就一个人走了，当时，我出国的机会很多，日本人有人要用公司换我的扒鸡配方专利，美国也请我去，李赫男还请人找我，请我去美国办饭店，但我不去。我这个风味儿出在中国，又是我自己独创的，我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方便同胞，而且服务质量出国以后也不行，但在国内是先进的，我也需要到处走走，开开眼界、散散心。在广袤的中国走来走去，到处看看，走到了海南，就停了下来，在海南开了个饭馆，借了3000元，开了“中国阿信食店“ ，卖馄饨生意很好。

       后来我听说有“失踪的阿信”，传出来，这影响可就大了，全国都知道我失踪了。我这么要强，就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但是面对的都是别人想要我活成的样子，我太拧巴了。走了，是忍无可忍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能不能让我活成我自己？我很想喊一句 ：“ 姑奶奶我就这样，你们能不能放了我，让我做我自己？”

       我知道逃避不行。不应该逃避，将来再难也不能逃避，这就是我，我就这麽个样，谁能拿姑奶奶怎麽着。

       本来想在海南干久一点儿，长干，把海南阿信食府干起来。但是看到了《北京晚报》《中国妇女报》说了一些不利于我的话，都不是事实，我为了澄清，为了让人们了解我，理解我，我必须干出一些事业来，才能够不辜负对我好的人们。

       我干个体不像有的人，只为了赚钱。我是想干一辈子的事业。挨整之中，亲朋好友、妹妹、妹夫都是个体户，父母和亲友一起开了个会。大多数都支持我，但是个别人极力反对我。我是心灰意冷，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

       我还是我，我是1988年6月从海南回来，回来以后，走到家门口，都不敢认了，家不成家了，门脸儿破旧不堪，有个人在那儿躺着，我都不敢看。

       我又去商店什么的地方走了走，围着夜市也走了一圈。走在街上有人喊：“ 看，那个偷税漏税的回来了！”

       还有人从背后指着我说：“ 哎哟！还活得还挺结实，怎么没有整死她？”

       这一年里，我一甩手走了，可怜我的孩子受了苦了，在学校谁都打他，不光是小孩子打他，街道主任丈夫也打他。我走以前，刚立起“阿信炸鸡”的牌子，我刚走，主任的丈夫就把牌子砸了，孩子不让他砸牌子，他揪着孩子的领子打他，把孩子胸脯也给抓破了。

       我回来后，我爱人跟我说这件事，差点又要冲出门去跟他算账，他觉得依我的脾气，非得跟他打起来，可是我劝他算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儿子见我回来，说：“ 妈妈，别人家爸爸妈妈带孩子上公园玩儿，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我啥都没有，妈妈，我太孤单了！咱家也买个电视吧。”

       看着儿子可怜，我就变卖东西，给儿子买了一台彩电。后来为了把扒鸡店重新开起来，借了钱1万8千元，人家冲我的性格，我的为人，对我信任，我对他们的老人和小孩，白送鸡杂，小孩儿、老人拿个碗来就白给，左邻右舍全都这样。

       我的职务也没人说撤了，政协还是找我，也有人说看看再说，西直门、门头沟的客人都跑回来了。我感觉，虽然受了委屈、挨了整，可我在北京，口碑和竞争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我要你写一篇文章，让全国都知道，我又回来了，又干起来了，我喜欢继续做阿信扒鸡。这次东山再起，就直接叫“阿信扒鸡店”，它会把惦记我的老顾客召唤回来，让他们知道是我回来了。

       前面这几年我只追求奉献，没有索取，干了这么久也没攒下钱，我说这话，没人信，觉得我矫情，是啊，谁不认为钱好呢？可是我不能赚让我不安心的钱，要站住脚跟，必须在顾客心里有信誉，有了这信誉，将来会赚钱的。

       我回来还是一样，还要为社会分忧，为顾客奉献。我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美德，先尝后买。理解大家的难，所有的人都不容易，将来我会干的更好。

       海口一个特异功能的，看了我，说：“ 你应该回北京，你家乡那边小人多，都在议论你。你必须回去。“

       当时我说：“ 不可能，我心里一直装着我的客人，他们不会有人骂我的。“

       回来一看，还真是，顾客喜欢我，同行恨我，不光骂我，盼着我死呃，！

       我赶回来精神也恢复多了，不想再回海南了。记得我走之前，旁边一个卖水果的，是个没腿的残疾人，当时，我就送给他鸡，照顾他，来店里也不用排队。离开一年多，这回回来了，见了他，他不理我，还在我背后啐我，我可真伤心了，还掉了眼泪了。

       我徒弟说：“ 咱们现在没有执照，先上三环路上去。到三环路上去干点散活儿吧。“

       我说：“ 不行。违法的事不干，凭良心干，能没有出头之日吗？“

       我丈夫问我，从海南回来带了多少钱，我从海南回来身无分文啊，我爱人说，他跟着我干个体，干了一半，我扔下他走了，他没有工作，孩子在学校被欺负，老是挨打，就不想去上学了，现在失学，在街上混。他自己倒卖邮票、卖假古币、也卖过衣服，还去了东北，给人家鸡店打工攒了点儿钱，回来跟孩子一起勉强度日。

       丈夫说：“ 你一走了之，想过我们父子俩吗？“ 于是他提出离婚，房子我可以租他的，他住门洞我住屋里，他吃房租，动不动就向我要钱，整天游手好闲，染上了赌瘾，赌得厉害，动不动就与人打起来了。

       后来见我扒鸡店又开起来了，想复婚，我没同意。我感觉，还是自己一个人轻松点儿，干一段儿再说吧。

       又一次，上个体饭馆吃饭，碰巧这次回来带了一些烟，就送了那老板一盒烟。是七八块钱一盒的好烟，那老板收了说：“ 你要早这样，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我好像突然开窍了，去税务局，这次我就是带了烟去的，人家也说：“ 你早这样，早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做生意求生存，必要的应酬是不能少的。

       我现在生意还是那么好，天天卖到不剩任何东西。我想这个店将来也真像阿信似的搞大一些，但国家的政策个体户不让搞分店，那我就搞集团公司，脱离个体户。这是我走了一大圈，开了眼界也开了思路的结果。

       我借了18000块钱，就干起来。我的顾客基础特别好，而且不管怎麽说，做生意，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年轻，脾气倔，经过了挫折、在外面见了世面，也开阔了心胸，我走访了过去得罪过的人，敞开心扉和他们谈，能和好就尽量和好，但还有人说：“ 阿信你又回来了，怎麽就没整死你呢？” 我笑笑，心想，既然气还未消，就先不说了，淡然处之，日久见人心，即便见不到人心，也会淡化仇恨，更何况，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谈到将来，我雄心很大，知道现在国家也有困难。我无论怎么样，还是要干下去的。

       沈新泉患有严重的肾炎，儿子才11岁。她在整个采访中，这麽冗长的叙述，看起来非常劳累，嗓子都说哑了。

       她不仅致力于帮助小学生们，也喜欢小动物。家里有一只猫，跳上跳下的，见我一直在看那猫，她就说：“ 从海南回来，得了肺炎，去医院看病，看到了这个小猫，病恹恹的，就捡回来了，现在在家里是跳上跳下。很活泼。“

       看她这样的身体状况，加上这样的性格，性情中人，不圆滑，将来指不定还会遇到多大的挫折。

       祝福她，祝福她梦想成真，顺遂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