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鲁藜口述
邱明执笔
诗不是酒
供你醉生梦死
诗是水
滴进生命
诗是火
沸腾血液
诗是光
照亮黑暗
诗是赤心
呼唤光明
诗是花
美化人生。
----鲁藜
写了一辈子诗，虽然有那么一段时期，写了，又不敢留下，便送他们到那边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点燃那写着诗句的纸，让它在一刹那焕发出光来，破去一小团黑暗。那一刻，那一团火，自己的心。也便因此透出一点光亮来。
无论是怎样的日子，我是不能不写的，即使只有自己和火两个读者，还是要写，因为没有了诗，我也就没有了生命。没有了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鲁藜。
我的祖籍是福建同安县，我1914年出生在一个叫做许厝村的地方。那是我母亲的第11胎，其实我是一对孪生兄弟中的一个，弟弟出生后就送给了别人，至今杳然不知所踪。
父亲为我取名叫做许图地。许家贫，父亲下南洋谋生，我三岁那年，举家南迁，到越南西贡定居。我在西贡就读于华人小学，识汉字，但高小只读了一年，被生计所迫，辍学到西贡湄公河畔的一家面铺学徒。
后来我做过小贩，走街串巷叫卖。也在码头上做过磅手，和全世界穷人家的孩子，并无二至。当时我家住在西贡堤岸，华侨聚居的一条小街上。许家除我的孪生弟弟送人之外，另有六个，幼年或者是少年就夭折了。因此我虽然是母亲的第11个孩子，却排行老四，是两兄一姐的小弟。我白天为生计辛劳，但一到夜晚，我心中总觉得不安稳，非要扔下一切去听陈天助摆谈，非要听到人们都散去，才肯回家，那些听来的东西，一直萦绕在心头，从不曾散去。
陈天助是个闽南人，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诗。和我家是老乡，虽然我三岁离开闽南，但在那异国的夜晚，我还是感觉乡音是亲切的，有关自己民族、自己祖先的故事，吸引着客居他乡的少年郎，特别是那抑扬顿挫的吟哦、那优美的韵律、那朦胧的意境，打动着吸引着天性敏感的我。
“这是什么？” 我问陈天助。
“ 这是诗。” 他说，“ 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
“ 哦，这就是诗啊！” 我着迷了。
金戈明月钟声，心灵的生腾，生命的活跳，这就是诗啊！那如歌如乐、如咽如诉的，就是诗吗？我痴迷于诗中，睡里梦里都是那韵那律。我天天盼着夜幕降临，去听听那陈天助吟诵古诗词。在那些日子里，我吸收中华民族的精神，塑了一颗中国人的心。
1932年，父亲病危。临终前，他一直念叨：“ 回去，回去，中国人不能客死他乡。送我回家，不要让我做游魂孤鬼。”
家里没有别的男人，只能由我送父亲还乡。从此以后，我再没见过母亲和姐姐。1953年得知老母病故，但那时越南在排华，我不方便回去奔丧，姐姐就再没有了音讯，也许早已作古。
黄泉路上送别了父亲，16岁的我孑然一身。当时我身无分文，便进了官费的集美乡师范实验学校，成了陶行知的弟子。此后，我终身以教育为职业，辗转在中国大地上。
193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师范毕业之后，我在一个叫做潘埿小学的乡村学校当教师。那时就用鲁藜的名字开始写诗了，写了一首小诗，发表在厦门的一家小报上。自此，从无间断，无论是在上海公学团当教师，还是在安徽教育管当职员，亦或是在延安，在军队，都没有中断过写诗，直到现在（20世纪八零年代）虽然古稀之年，仍然离不开诗。
1934年，我到了上海，有一个老同学叫林蔚文，也就是安林。我常到他那里去，借用他的通讯处转递信件。林蔚文当时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西洋画，他同班有一个女同学叫做王曼恬，她追求革命，我当时给他们组织的读书会讲哲学课。这样我们就有了来往。
在这期间，我也认识了江青，与她也常来往，常常在江青去排戏的路上，一同走走谈谈。那时江青还很年轻，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忌讳，因此谈的很多也很随性。
当然，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最大心愿是演个大角色的女青年，后来会成为第一夫人。更没想到，这段小小的友谊，会使自己被折腾得七死八活。
我当时很高兴这样陪她走走谈谈，感觉很谈得来。到了1936年10月，军警搜索了上海公学团的教师宿舍，抓了一批人。上海公学团总团教务长，当时是张劲夫同志，他是地下党。组织上决定让我去皖省第三民众教育馆工作，兼任凤台县教育局教导主任，这样我就离开了上海，和江青也就分开了。
到了1938年，我又调到安庆民众教育馆搞民众剧团、歌咏队、还当晚报的副刊编辑。这段时间，是我在诗坛上和抗日宣传的工作中，跃马扬鞭的时期。
这时上海的一些大学生在815以后，跟着流亡组织的宣传队跋涉到了安徽，到安庆找到了民众剧团。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我见到了老朋友王曼恬。因为我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便请政府拨给学生们一些经费，组织了抗敌工作团流动宣传队，王曼恬也参加了这支宣传队。开始宣传队很活跃，但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我只得即奉命转移。
王曼恬追随我到了武汉，那时是1938年，我们两人不久就结了婚。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表侄女，婚后我们一同去了延安。1939年我的大女儿出世。
直到1955年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就这样生活下去了，从16岁以后，我的生活就是干我爱干的教书，坚持我热爱的革命，伴着我心爱的爱人，疼着我宝贝的儿女，写我视如生命的诗。而诗是我的生命之源，所以每天总要写几笔，这样一直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然而，事实上，命运给我的，离这样的生活远之又远。
解放后，我定居天津。当时我是市文联主席、市文化局党支部书记，是社会上有名的人物，遇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简直不能叫人物的人物，她张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这位有名的人物，那双眼睛的主人就叫刘颖西。
那时是1950年，在天津市文联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电料行。因为近，所以修理电灯什么的，常来常往。这家电料行有一个小女孩儿，12岁，一心一意想当个电影演员，就是刘颖西。当时我在小学的女孩子眼里，是让人崇拜得不得了的。我同情她贫穷的家境，那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我借书给她看，还帮她上了女一中，就是现在的海河中学。这样她放了学就有时间可以帮家里做些事。所以崇拜之余，她又多了些感激，后来知道，她悄悄地收集我的作品。
1954年，我40岁，已经是天津市文化局的负责人，又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全国都解放了，我觉得可以安稳地做学问，好好写诗了。因为1950年担任文艺学习的主编，触动了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开展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结果受了批评，写了检查。
因此有一个时期，笔锋不是那么健了，一个诗人，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又是功成名就的架势，感觉受了很大的束缚，只跟随政治形势的需要，写一些不得不写、多少有些言不由衷的东西。
但是1954年我因故到北京小住，感觉到了与在天津不同的气息。加上客居的敏感，就又动笔写了一些，那是鲜活的、有感觉、有温度的作品。当时我自己感到，一个新的创作高峰期又要到来了。
40岁的男人生活和事业已经成熟，是进入最稳定、最有利、硕果累累的丰收期的年龄。然而就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胡风是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说法。这个说法使我十分震惊。
我回忆我心目中的胡风，我自觉是个诗人，但首先是个教师。多年以来，作为一个业余作者，一直是受到胡风的关注的，并且我的诗集《醒来的时候》《星的歌》也是胡风给出的。胡风年长我12岁，他很活跃，名气大，我对他的了解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对文坛宿将的了解。然而，从始自终，自1930年代文艺理论的争论，历时近20年，我一直认为是左翼革命文艺家内部的争论，不会一下子成为敌对的两方，并且更不会成了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怎么会成为这个样子，我没有想明白，但我还在想，回到天津以后，心情是缭乱的。把这些年来胡风和其他人的争论反复回忆，仍看不出反马克思主义之处在哪里。
反而回忆起，多年以来在胡风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诗作，可以说我与胡风是神交已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49年，胡风从香港回来，准备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专程到天津逗留，我才第一次见到胡风。
这次见面，我们两个人都不觉得是初交，似乎是旧友重逢。我对胡风是十分尊敬的。有着18年党龄的我，对于反马克思主义这几个字的分量，应该是比胡风本人更清楚，我是为胡风担心的，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没想到这一案会牵连那么广。
到了1955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开始了最严厉的批判。我一看那文章的《按》，心惊肉跳。一方面，感到这个定性对于胡风，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作为文人，我第一次感到文字的可怕。几句按语，就把人按成了灰尘！那力量、那气势……
然而不管我和胡风是什么样的交情，我首先是共产党员，18年的党龄使我这个海外归子把政治生命，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参加天津作协批判会当时，我在天津市作协任党支部书记。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心里开始发毛，虽然自己同胡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但是多年来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出诗集，这对于有着强烈的封建门阀观念的中国文坛，自己是被划入胡风派、胡风弟子的人群中的。
那时各级领导都开始号召交心了，我知道胡风是个认真细致的人，友人的信件，他都是认真保存的。自己与胡风多年有书信往来。人们从胡风那里，是一定能找出自己的信的，而我还没有懂得以火为净的道理，仍旧宝贝着那些文字。在我的心里，那是一位老朋友的友情和关切，不忍心。将它们付之一炬去销毁。
再说，以一个党员对党的坦白和忠诚，我也觉得企图隐瞒什么是可耻的，于是我任凭清查和搜剿信件的人们，收走了那些与胡风互通的信件。
40岁的男人。该有多少阅历，该有多少心机？尤其还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然而我，首先是个文人。有着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的那种迂。知道很可能要抄家，我翻看自己的日记，那里面有些文字使自己一看之下都会胆战心惊，那些是对周扬、胡乔木同志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对着这几页文字，我坐立不安，怎么办呢？撕掉吧？可是刚扯住那几页纸就犹豫。这不是对党不忠诚吗？难道一个党员可以对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吗？那就让他保留着吧。
一夜思想斗争，一夜思虑，终于忍不住了，我想了一个蠢极了的办法，用墨汁涂抹，这无疑是欲盖弥彰的做法。当他面对着批判时，当人们引用我日记的中的文字，的来证实我反革命思想时。我弯着腰、低着头，脑子里才明明白白地想到了。一个早就该想到的主意：烧了不就完了吗？
唉！知识分子啊！连应付抄家的本事都没有啊！傻乎乎地用墨汁去涂抹那些文字，竟不知用火去烧！我那时是后悔的要命，但想想，即使没有这本日记。这几封信，我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接着就开始了隔离，那是1955年的事。四五个月不能回家，但隔离的地方，就在文联的院子里。隔离就是写检查，交代问题。笔于我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但是面对着《我的检查》或者《我的交代》这样的标题作文，那笔就如同是烫手的。
我并不是那种爽直痛快的性子，内心是敏感而多情的，因此隔离审查带给我的恐怖多于思索、消沉多于激愤、惆怅多于自省，那些痛苦的回忆又浮了上来。在文联隔离虽然回不了家，但还可以看报纸，了解形势。当我看到如同多米诺骨牌似的。随着胡风的倒下，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串又一串，一片又一片的倒开去，我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心里慌慌的，似乎不知道身在何处。
有一天，我在文联的小院中踱步，心情仍是恍惚的。我当然不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怎杨的一个组织，但我却知道，自己是这个自己很陌生的集团的一份子了。我当然也不知道，集团是有着怎样的纲领和目标，但我知道，自己是为这个自己不知道的目标摇旗呐喊的一份子了。
所以我只好踱步思考着，自己怎么会成了自己不知其存在的集团的一个分子？于是我听到一个声音：“鲁藜，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我是一心要成就你的，你坦白吧。”
这是什么呢？这是是江青啊，是吗？是江青。这是哪一年呢？是1943年吗？是的，1943年。是延安拯救运动吗？当时怎么搞的，好朋友江青真心实意地、诚心诚意地劝我坦白。
当时我29岁，血气方刚，行不通，所以就是不起来。于是同学们把我推上去：“ 你讲嘛，讲出来就痛快了！”
当时我懵懵的，已经推上去了，不得不将，我是这麽讲的：“ 我16岁从外国回来，我爱祖国，我的思想很单纯，想救国，我不反革命，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的父亲爱国，到南阳也没有吃过一天的饱饭，我们是从外国回来的不假，可是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我为什么要反革命呢？”
第二天，那个诚心诚意帮我革命的江青，还是去办案的同志那里，揭发了我，她说了什么呢，她说：“必须抓捕鲁藜，鲁藜如果不是反革命，我就不走了。”
至于我是如何反革命的，我不知道，我就是就被捕了，那是1943年。
可那时那种滚雪球，感觉就是十分强烈的。和如今也看到了的多米诺骨牌的感觉是一样的。这次那个要把我揪出来的人，应该不是江青，是江丰吧？
恐怖和迷茫填满了我的心，我忘了一切，包括家。我完全不知道除了王曼恬和子女之外，我的小友刘颖西也受了牵连。她不过只有16岁，非常崇拜我，傻乎乎地收集了我的诗作，还保存了我的照片，被派出所叫去审查学习。一个少女莫名其妙地将命运同一个长自己24岁的人联系起来了。由于审查，由于需要交代，她开始回忆我给她讲的那些故事，回忆从我那里读到的书，回忆我的亲切和美好，回忆我的音容笑貌，而这些回忆是那么亲切，那么珍贵。一个平民的女儿，情窦初开的少女，竟把自己心中梦想的完美男人形象。具体成了清秀、飘逸、有着一双温和大眼睛的我。
审查归来浑然不解政治的刘颖西，天天跑到文联去打听我的下落，没有一个人敢告诉她，直到有一天，画家马达对她说：“ 别问了，鲁藜回不来了。”
此后，刘颖西再也没在文联露过面，一下子就消失了。年轻的小女子似乎认识到，鲁藜被捕了。
我的问题是北京的五人小组定的性，刘白羽带着公安部下的逮捕令，来到了天津，由当时的公安局副局长江峰向我宣读逮捕令。
逮捕无疑是对罪行的一种确认，我没有震惊，也没有受打击的感觉，似乎很麻木。我根本没有听清是什么罪名，但也不打算问，不管什么罪名，不是我做的，是他们想要的。当江峰问我听清了吗？我不是没听清，根本就没听，也不想听清，感觉似乎这与自己并没有什么关联。剧本是他们写的，我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当时，我倒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因为。住隔离已经住的厌了，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似乎也可以证明党和国家并没有把我给忘了。总之有人过问一下，总比没有人理要强一些。也就是说，总有个水落石出的盼头吧。
所以马上点点头，迫不及待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认罪吗？对这个问题我空着，不回答，就算表示不认罪了。
和1943年那次一样，很想问问“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可是我这时41岁了，不会像29岁时那么天真去问了。我不回答，因为我认命了。可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认命呢？我还记得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能说自己认命了。
我就说：“我是共产党员。”
他们看到我没有填“认罪”，就又问了一次，只是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垂下眼帘，让浓密的睫毛遮住了这心的窗口，使旁人无法窥入。这顺从的表情，便是那说不出口的两个字：认命。
我于是被关进了天津军法处，一进那个小房子，我就后悔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一下子就明了了，越变越糟了，四五平方米的小房间，一扇小铁门，高高的，还有一个小铁窗，一张小床，一目了然。
我先是坐在床上，向南窗望去。一方蓝天被切割成一条一条的像是为临摹一幅画而打的格子。而画面上是几朵白云，有时变成灰色或者粉红色。整天整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看，看得无趣便转向门看去。
门上一个小小的方窗（如果可以叫做窗的话），管教一会儿一晃过来，一会儿有一晃过去的身影，停留不过半秒，但还能看那对面的、斜对面的监舍里，人们的那苍白的脸和无神的，同样向这边望过来的眼睛。
无聊、寂寞心焦，我便踱步，但是只几步就到头了，那情景太像动物园里在笼中踱步的兽，而且这样子转来转去很是头晕，只好再坐下来。又看一小方天空。走过来，走过去的人，空洞的眼睛，苍白的脸。周而复始，脑子不会用了，语言不会用了，手也不会用了。
我就开始盼发生点儿什么事儿，于是就发生了--提审，提审使我非常高兴，第一可以走一走，第二可以交谈，可以看到有生气的脸，第三，这是通向水落石出的唯一的道路。
但是很快我就怕了提审。那是太令人紧张，太使人恐惧，也太感觉屈辱的。有一天提审之后，我回到监室，大吃一惊，那门那铁制的门外面，附了一块大木板，于是除了偶尔木板上的小门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一对探寻的眼睛之外，我所接触的外界，就只有那一方蓝天了。
对面怎么样了呢？那些监室里的人们都在做什么呢？我没有报纸可读，作为一个人的欲望，我除了空空如也的时空之外，通通被扫光了。这时我充满爱恋地想念起我那支笔，真想写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我需要倾诉，需要宣泄，哪怕是写来给自己看，哪怕是向自己倾诉，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只能这样坐着。从墙上那点污渍中，去幻想一些图画，从那方天空中去寻找一片云，一丝两丝，还有一只鸟。
一天队长叫我出去，给我看一张纸，我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识字，那是一张通知书。我发现我居然认识那上面所有的字，并且看到那里留了一个空白，知道那是留给我签字的。我只有写字的欲望，哪怕只是写自己的名字，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笔，那接触到笔的手，感到了一种亲切、一种活力，心里感到久违了的那种狂喜。
“别忙，” 队长伸出手，他制止了我写字的冲动，“看清楚了再签字，你也可以不同意，不同意就不要签字。” 队长说的够清楚的了，但是我还是签了字，这是早就该了结的了。
我并不觉得王曼恬要求离婚是什么太大的打击。我签了自己的名字，又仔细地看了看那几个字，恋恋不舍地放下了笔，这才是我真正舍不得的东西。
这时我才回过头来读那个文字，没什么更刺激的话，宣布离婚而已。毕竟界限是要划清楚的，革命的和反革命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早该如此。从来也没谈不上恨，似乎现在也没有什么忧伤，只是，只是孩子们……
回到那个小间房，关闭了一切视野，我想想王曼恬和我，1938年结婚到1955年17年了，大女儿16岁，两个儿子9岁和6岁。自己对他们关心的并不多。王曼恬是湖南人，性情急躁泼泼辣辣的，我是个福建人性情，温和忧柔寡断，但两个人都是敏感的。两个人一直磕磕绊绊地生活，为了孩子，为了舆论，就这样维持着。
现在她当了教育局分局局长，以她的党性，她的革命精神，离婚是必然的。我刚隔离时，她也曾探望过几次。夫妻相对，默默无语。多年的共同生活，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什么，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相识、相交和相爱，但我觉得这是不会忘记的。是现在完成时。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想到这样一个非汉语的概念，是不是该成为过去时，这个动作应该由我去完成，所以那个签字，就把这一切，变成了过去时。这个动作并不是从这张纸，宣布离婚的通知书开始的，而是从入狱后就开始了。当旁人的家属有衣物送来时，我觉得自己的毛衣裤和棉衣也该到了，但是没有。天气变冷了，刺骨的冷，我的心也开始冷了对王曼恬的心。失去了对妻子的习惯的情意，进而到冷到形同路人的冷淡，直到淡忘。
在对着那方小小的蓝天、那飞鸟时，也不曾想到要给王曼恬捎去一线消息，一丝柔情白云都不曾有过寄语，小鸟也不曾捎过信息，我已经忘了她，如同她也忘了我。如今签了字，又像放电视剧似的，一集一集在脑子里回忆，然后，再像擦黑板似的，一笔笔地抹去。心，一片白茫茫，少了交流，没有了宣泄，一个文人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心里那根感情的弦绷着绷着……
于是，有一天，人们听见我这个小监舍里传出了歌声，那门打开了，一双眼睛惊奇地探望，我坐在床上引吭高歌，并且对那双探望的眼睛微笑。这歌声很欢快，这微笑无忧无虑，那小门关闭了，外面有声音，说：“ 让他发泄一下吧，免得寂寞的。”
然而，一连数日唱，唱而且舞，载歌载舞的。于是，拉着我就医，吃药，打针。吃了药，打了针，就静静地睡，醒来了就吃。
而只要醒着，就歌且舞着，医生说，感情的弦快要崩断了，精神快要失常了。这一天门开了，没有提审，而是推进来一个人。我一下子安静了，同那人对视着，一丝笑容抹过了那个人的唇，于是我也浮上了一丝浅笑，他便坐下在我的身旁。
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小监室，又挤了一个人进来，但对我来讲是宽敞了，不仅多了可看的，而且多了可说的可听的。刚来的那人问：“ 你来了多久了？”
“半年多了，也许吧，时间对我好像没有意义了。”我说，“你呢？”
他说：“6年了。”
我惊讶：“还没搞清楚？”
“没有。” 他说。
“ 天呐，你是，呃，什么问题呀？” 我问。
“特务嫌疑。” 他说。
蓦地我的心头一松。人家审查了6年了，问题还没弄清，可人家不是挺镇静的吗？相比之下，自己是太脆弱了，自己的情况比起人家来乐观多了。
这样那人睡地上我睡床上，夜长昼夜长，两个人就谈话，什么都说。孤独的情绪缓解了，松懈了，我的精神又稳定并且健康了。
22个月，在天津军法处过了22个月的铁窗生活，并没有使我改变困境。
“ 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让你回去。” “ 你又不是什么太了不得得骨干分子，承认了就没事儿了。“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
我理解办案人员想及早结案的心情，但我固执，说：“ 我不能承认，没有的事怎么好随便承认呢？“
“ 那么思想上受胡风的影响总是有的吧？“ 他们启发我。
“ 没有思想，影响也没有。“ 我说，” 三十年代什么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我就没参加，我认为他们之间没什么根本的分歧，可以互相弥补。这不能算思想受影响。我写诗很早，有自己的风格，又没有照着胡风的模式写。再说我是当教员的，文艺界的事情，并没有怎么介入。这怎么能够叫思想上的影响呢？“
“ 那么意见书呢？” 问我。
“ 我没参与，也不知道。” 我答。
就这么硬顶了22个月到了1956年9月，那是国庆节的前夕，我被提到了公安局长江峰同志的办公室。
他说：“鲁藜，你还坚持你的意见吗？“
我说：“是的。“
他说：“ 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问题，你还是不承认吗？“
我说：“不承认。“
他说：“ 好吧，鲁藜。“
江峰往椅背上一靠，目光尖锐地看着我，几分钟后说：“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后会清算的。这段生活嘛，就算结束了。“
说完，他站起来，似乎想同我握手，但终于没有伸出手来，只是温和地说：“ 你可以回家了。“
家哪儿还有家呀？我漫步在街头，一方面尽情享受着自由，另一方面有痛感，太自由了，连住处都可以自由的生活，其实是很艰难的。
我去找市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同志同我谈话，要我好好写检查，好好的检查思想，就可以住在市委招待所。
不写，我才不写呢。当初关起来都不写，现在放了还写什么？市委招待所是要住的，但是检查是不能写的。
这时，已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胡风分子是定了的。行政降两级处分，从原来的11级降为13级。党内处分是开除党籍。无论我对命运持什么态度，但党籍还是我最宝贵的，所以我拒绝签字。
宣布处分决定的同志说：“ 有意见我们可以修改，字还是要签的。”
“ 我就是不同意处分决定，不是修改文字的问题。” 我说。
第二天又来找我谈，我的太多仍是这样。
“就是这份处分决定，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就这么定了。” 来人丢下这句话，走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一份两千字的意见，让那人带走了，人去了，屋里静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紧绷的神经忽然松了下来，我真正感到了绝望，感到了沮丧，甚至想到命运，想到生活就感觉恶心。似乎已心如死灰了，我一下子就老了，此时我才42岁。
离开了文联，我被发配到天津南郊一个小小的区委，做一些农村工作。这世界上似乎未曾有过这样一位诗人存在，只有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农民。一天，这位农民。去中国大戏院看戏，我曾经是这里的经理，但现在不是了，为了去怀旧，为了寻求一点儿安慰，填充一份记忆，填充一下寂寞的心。但我生怕被人认出来，就穿一件又脏又破的棉大衣，戴一个大口罩，帽沿儿压得低低的，坐在位置上。人向下缩着一动不动，尽量不去惹人注意。
然而艺术那么生动地唤起了我的记忆，那么强烈地感染了我的情绪。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坐直了身子，忘记了一切，只是听、听、听。
我当时全然没有注意到后面几排有一个年轻的姑娘，挪到左边看一看，又挪到右边看一看，左左右右地打量我。戏快要散了，我站起来，沿着过道走出去。我不想等戏散场，场内灯都打开，在大庭广众之，我怕万一有人会认出我，所以趁黑匆匆退去。
可是偏偏有一个细细的声音：“鲁藜，你是鲁藜吗？”
我心中一惊，穿成这样，还能被人认出来？我低下头去飞快地走。可是那人偏跟了上来，到了街上，轻轻的拉了一下我的衣服：“你是鲁藜吧？”
我站住了，看那婷婷的女子，明明陌生，隐隐又似曾相识，竟不敢认。
“ 我是刘颖西。” 那女子说。
那电料行的小女孩！故友重逢，惊喜交加。我们两个人到川旅饭店吃了饭，她告知她已经在一家诊所当了医师。饭后，我两人到刘颖西的宿舍去促膝谈心。对我来讲，三年多的孤独生活，处处遭人白眼。孩子们又都离自己那么远。
而19岁的刘颖西使我想起自己最钟爱的大女儿，她们差不多同龄啊。我满腹的伤情不由自主地都倾泻在这个小女子身上，拉着她的手，细细的询问她的生活和工作。问她读了些什么书，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感悟，全然像见到久别的女儿。
而刘颖西此时的心情却不同，她是以学生对恩师的崇敬，少女对偶像的崇拜，多年来在自己心中日益完善着鲁藜的形象，一直到此刻。我几乎成了她心目中理想的化身。就这样，我们在她那个小小的天地中，又相会了两次。当刘颖西向我奉献了她自己全身心的倾慕时，我却告诉她：“ 我不能再见你了，是不能再回来了。”
因为当时，全国更大的、更壮阔的、更深入的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已经全面铺开了。作为反革命分子的我，又要走上新的改造生活了。我无法体会，那个刚刚敞开心胸，奉献出自己的女子，有多少幻灭，多少痛苦，多少绝望。
刘颖西不得不离开她失而复得的老师，去走她自己的路，我能怎么办？只能认命了。
我从1957年开始到板桥农场进行劳动教养，就是种地，虽然我已经失去了党籍。但，我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共产党员，这种意识是融化在血液里了。我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于是年年受到表扬、多次被评为劳模、五好个人、劳动先进、劳动积极分子。
于是到了1961年，经过六年劳动教养之后，带着右派的帽子，带着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我，解放了。解放了，可还带着两顶可怕的帽子。到哪儿去呢？总算有人开恩，用了天津市文联主席去当文书，这是天津拖拉机厂。
说实在的，什么诗人哪、作家呀、文联主席……在我的记忆当中，都已经删除得干干净净了，所以我是心满意足地兢兢业业地干。
可是好景不长啊，有这两顶帽子的人，是不会有安静的好日子的。仅一年，1964年四清运动轰轰烈烈起来了，我再次投笔从运，批斗、扫地、打扫厕所、搬运、掏污水沟、清理的下水道……反正是什么活脏累苦，就干什么活儿。好在干了6年农活儿，体力蛮好。干这些活儿也没什么太不适应的。
如是者，两年有余。刚刚适应了清洁工的生活，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老运动员，我又收拾行装，迈开双脚，走向了第一线，来到了军粮城农场。
不言而喻，劳动改造。说实在的，全中国的右派分子何止几万，全中国的胡风分子有几千，双料的有多少，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更为不幸的是。江青还有一句话在等着呢： “鲁藜怎么还没有死啊？”
是啊，谁让我三十年代就认识了江青？谁让我陪江青散步，送江清去排戏呢？又是谁让我和别人说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呢？而偏偏这话就在日记中有记载！
总之，我因此就进了炼狱。江青特意派了民族学院的一个头头，代表江青，代表中央文革来整我。监视着对我所有的批斗，无论大小批斗会，无论批斗什么人，必须捎上我，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
那个时候前妻王曼恬正是春风得意，我却早已忘记了这个女人。她是那么远，那么陌生，已全然不是当年的妻子了。三九年在延安分手去了晋察冀，有风传说我牺牲了，可是我又安然回来了。
当时和王曼恬久别重逢，觉得她恍恍惚惚的，后来她承认听说我阵亡的消息后，感情已转移了。当时王曼恬是痛苦的，那个痛苦十分真诚，我以诗人的心完全理解一个人死而复活，阵亡了又回来，给家里带来的是什么样复杂的情感冲击。
但是即使理解，我也没有原谅她，因此夫妻感情慢慢的就冷淡了。如果反省的话，我知道自己的不够大度，不够宽容，也是知道自己是全然没有替一个在战争年代要干革命工作，又要带孩子，又要让亲人阵亡的悲痛，噬咬着心灵的女人。没有设身处地的替她想，但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有资格去原谅一个人。那是爱情的证明，也是命运相连的证明。
如今我连原谅或者不原谅都谈不上了。如同所有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王曼恬名字的其他人一样。是完全谈不上什么的陌生人了。
批斗之余劳动，劳动之余睡觉，一辈子劳改的人，想心事一辈子。半辈子读书写作做官，半辈子劳改的人，既睡不着觉，也想不动，心事该忘的都忘了，该学会的却总也学不会。于是我向敞开的潘多拉魔盒望去，盒子里剩下的只有希望。
我的希望在哪儿呢？我有三个孩子，他们是我的希望。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罪恶，孩子总是纯洁的。我的记忆是停留在1955年，停留在与孩子们分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女儿15岁，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6岁，正是天真活泼单纯的，如同净水。
我把劳动所得，可怜极了的一点点生活费，精打细算，细细的攒下几个钱，寄去给最钟爱的女儿。为什么呢？希望她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全然是一个老农的思想，长大成人、有学问别的都不在乎。然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那些信。那在手里捏出汗、在身上捂得发潮发黏的钱，都像是投入了深不见底的井，连声音都没有返回一个。是不是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她搬走了呢？她是不是调工作了呢？还是升学了呢，还是病了呢？种种猜测之后，凡是做爸爸能够有的惦念和担心都转完了之后，我才想到不是爸爸的人早想到了，但是不愿意对我说的那个念头，她不承认我了。
是啊，她已经大了，不是孩子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已经深深地介入了政治了，不是绕膝承欢的小孩子了。于是我不再写信，也不再寄钱，于是我失去了孩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孤老头。
光阴荏苒，这四个字略去了那些做飞机、那些拳打脚踢、那些冰天雪地里倒粪堆、那些不许乱说乱动、那些罚跪、那些请罪、那些被人们形容的太多了，怎么写也无法使人体会到那种感觉。那是无论多少人身受，多少人描绘，而身临其境的每个人都还难以承受的屈辱和侮辱和折磨；一顶纸做的高帽，写在文革中是三个字：“戴高帽”。但凡没有带过高帽的人，一定没有想到，所有的高帽下的头脑里，都有过羞愤难当生不如死的感觉。
所以仅因“戴高帽”三个字而自杀的就不知有多少。然而我已经麻木和冷漠了，自1955年至1975年只挨斗，就挨了20年，相当于上了四次大学本科，毕业四次了。 所以在文化革命中读史，只需要“光阴荏苒”四个字也就都有了。
当然了，在江青亲自派人监督指导之下，我所受的批斗水平自然不会太低，可是，瘦筋筋的我竟还是活了下来。
“鲁藜还没有死啊？” 江青的惊讶是有道理的，能在这种批斗之中活下来，得有点儿皮实劲儿才行。
到了1976年，我62岁了。批斗劳动使我感到累极了，又没有亲人送一些营养或者照顾一下 ，我自己算算，花甲已过，行了够本了，活过一个花甲了。2/3的时间干革命。1/3的时间劳动改造，难道还要劳改的时间超过干革命的时间吗？于是我想豁出去了，怎么个豁法儿呢？其实也可怜，就是自己照顾自己，少干点儿活儿怠怠工，批斗时腰弯得少些，干活时没人看见就歇一会儿，或者是蹲一会儿，甚至坐一会儿，这就是一个62岁的人对专政的反抗，这就是我的豁出去。然而反抗尽管是这种小的溜儿的反抗，都会引来更残酷的镇压。
专政队的人们策划了一次行动，准备将我置于死地。那由头，说来也是堂皇的，毛主席过世了，举国哀悼。这天是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追悼会的日子，有一个人不仅不出席厂里的追悼会，反而在家里包饺子。
于是，专政队决定第二天对这个人进行批斗。中央文革的代表当然忘不了我，提出让我陪斗。那是自然的惯例嘛，会前准备是一些棍棒，希望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陪斗，他们也完成任务，可以回去交差了。当然，几条棍棒，一个62岁骨瘦如柴的老头，结伙食账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会场选在一块收割已毕的田地里，旁边就是乱葬岗子，可以不必再拉回来办丧事了。更何况我是不会有亲人来认领的：老母死在越南，兄姐没有音讯，妻子离婚，儿女不认，就地掩埋，也是十分干净的。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专政队在帮助那位包饺子的主，批斗会的主角端正态度时，那位竟死硬死硬的。结果，被人们在帮助的过程中。把他的腿帮助断了。会场太冷，会场也太远，主斗对象大腿骨折去不了会场，没有人愿意背着他或抬着他去，所以决定在家里室内。开个批斗会，一则在帮助包饺子的那位的时候，主力队员们已经很累了，体力不济了，加上那位腿断了，一个劲儿地嚎叫，刺激着那时专政队员的神经，使他们有点儿打不起精神来打我了。
那位包饺子的粗粗壮壮的，竟然这样惨嚎；这位62岁的一身皮包骨的，怕是几下就要打零碎了，那该是一种什么叫法呢？他们自己也感觉怵得慌，包饺子的一条腿换了我的一条命。
后来四人帮就倒了。1979年5月，市委宣传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来到农场，初见之下，已经认不出我了，但是他们也见惯了平反的右派。太多是这副模样的，他们告诉我右派的问题平反了。可是我是戴了两顶帽子的，不过已经24年了，一个人对什么事能清晰的记得24年呢。尤其是巨大的痛苦，不间断的感受24年，谁的神经可以承受呢？没什么可耿耿于怀的了，承认历史就行了，于是我就又写诗了。
不是又写了，而是又发表了。因为我这么多年里，不是没写，实在是写了不少，因视写作如生命，不写就难受，大概是同某种瘾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不写几个字，心里就没着没落的，在军法处时，就是因为没笔没纸差点儿疯了。可写了之后，不敢给任何人看，写完了就悄悄地烧掉了。
如今刚刚摘掉一顶帽子，就又发表作品了。那是在1979年《补白集》见报了。
发表《补白集》实在并没有想到会引来什么关注，只是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当时王曼恬已经于1977年自杀了，孩子们恐怕也已经忘掉了我这个父亲了，所以我毫无牵挂地来，毫无牵挂地去。《天津日报》发表《补白集》的时候，我也被落实到了天津市。
在天津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里，妻子和女儿在说笑着准备晚饭，丈夫回到家里，把当天的《天津日报》放在桌上说：“ 哎，你老师发表东西了。”
“什么？” 妻子并没有听懂。
“ 你看，你不是总说鲁藜是你的老师吗？” 丈夫说。
“鲁藜？是鲁藜？” 可是妻子的手抖得太厉害了，除了念叨20多年的名字，什么也看不清，这个工人的妻子就是刘颖西。
“别哭，别哭。” 丈夫看到妻子这么激动，不禁深深深受感染，小心地劝慰，“ 过几天你去看看他吧，不容易呀。20多年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夫妻二人给报社发了信，没想到《天津日报》回信说，鲁藜在军粮城。
奶粉、麦乳精、鸡蛋满满的两大篮子东西，刘颖西出发了。整整跋涉了一天，来到了军粮城，人们看到累坏了的这个妇女，无可奈何地告诉她，鲁藜已经落实回城了。因为没有什么亲人，所以也没有留下地址。
刘颖西扫兴而归。1980年，胡风集团的问题也正式平反了，第二顶帽子也摘了。66岁信平反以后，我收到的信是不少的，但这封信是小友刘颖西写来的，牵动了我的一点儿温馨的回忆，于是写了温婉的回信。
五月，忘年交的这对朋友见了面，“讲讲吧，讲讲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希望这个孩子不要有什么苦难。
没想到她也不轻松，坎坎坷坷、展展转转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曾经因看到支部书记调戏女知青而被农场的党政工团联合批斗，最终导致双目失明，书记还说是报应。谁让他看见不该看见的呢？幸亏她自己是医师，知道这是由于精神受刺激引起的。自己给自己治疗40天后复明了。
话是讲不完的。19年的风风雨雨，三言两语怎么说得尽。她看到66岁的我一个人生活，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张小床。刘颖西告诉丈夫了，“ 你去，你去照顾，照顾她吧。” 丈夫说。
刘颖西和女儿到了我家，照顾我生活。她女儿上学。1981年5月，我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工龄和工资。当时我67岁，青春是恢复不了的，年富力强的41岁是不会恢复的，不过我并不觉得惋惜，我的身体还健，这是20年体力劳动给的。伴随着恢复而来的，是一系列其他的恢复，父子关系、父女关系的恢复。
这似乎应当是大喜大悲的事，但这并不像电影中所描写的那么简单，抱头痛哭之后就是幸福的生活。陌生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冰冷的，血缘的热度也很难暖得了。他们高高大大的汉子，抹去了记忆中戴红领巾的小毛头，还有媳妇赫赫然九大代表。我在长了胡子娶了媳妇的儿子面前，看到了岁月逝去的痕迹。
恢复了党籍职务之后，我也恢复了父亲这个头衔，于是要尽义务了，几十年了，在孩子的成长之中，没尽一点点义务，抚养和教育都没有，如今总要弥补孩子。
有一个转业回京没有落脚之地，我请求市委宣传部，分给自己一套房子，并打算把这个房子给儿子住。这就是父亲，所有的父亲大概都是这样。
伴随着平反，一般都是发挥余热的幸福晚年，偏偏我不是，我面临的是平淡了20年后的感情波澜。
首先是刘颖西，我感到离不开这个女子，这个小他24岁的小友，可是已是垂暮之年了，近古稀了，难道还有热情吗？这念头同样使刘颖西不安，她去寻找自己的丈夫：“怎么办呢？” 她对丈夫说，“ 我爱他，实实在在是爱的刻骨铭心。”
“ 怎么会呢？” 丈夫不理解，“ 就这么几天，会这样爱上一个老头儿，会爱的这么苦吗？”
“ 不是几天，是20多年了，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给我讲童话故事的时候，” 她告诉丈夫，“ 1956年那次邂逅，我就已经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 丈夫沉默了。
多少年了？那时她被人批来斗去，还有人打她，那个书记组织了一拨人，集体上医务室是找她开假条，不开假条就寻衅打她，骂她，她被折磨的失明了，却又自己治好了。自己的这小女子那么倔强，丈夫安慰她，给了她一个尽情流泪的角落，可是丈夫不知道，她的心里还藏著一个落魄的鲁藜。
“ 我和你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相信我是幸福的，” 丈夫说。眼前又出现了她见到《补白集》时情不自禁的颤抖和眼泪，“ 你回去吧，回到你老师那里去吧，我会记得这些年的幸福的。”
于是他们分手了。刘颖西怀着对前夫的深深的感激回到了我身边。我们决定结婚，那是1980年。
谈何容易？老年人结婚，儿女们吵翻了要房子，当然，他们没有房子，也就没有立足之地。而且68岁的老父亲要结婚，这太丢人了。况且母亲独身20多年。带大了姐弟三人容易吗？父亲的结婚必然使他们想起母亲，这深深的伤了他们的感情。他们都姓王，不姓鲁，也不幸，也许他们从思想感情上到性格和其他一切方面，都是王曼恬的孩子。我清楚这一点，因为我确实没有养育他们。不管怎样，骨肉反目还是伤心的。刘颖西也不轻松，女儿不谅解她，丈夫和她多年不育，抱回来这个16天的女孩儿。她是那么弱小，由于营养不良。换三期佝偻病，刘颖西便每日抱着她，一个月一百多元伙食费和医药费，终于养大了，长成一个活泼的健康的姑娘。13年了，母女之间感情是很好的，可是鲁藜夺走了自己的母亲，又使父亲陷入不幸。本来三口之家的温暖，幸福的。母亲手巧会做衣服，会做饭。如今这些好事儿都用来去照顾那个老头儿了。
小姑娘恨我，她回到了父亲身边去陪伴父亲。更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子女，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继母，这是谁也接受不了的。于是在他们的责骂之下，刘颖西逃出去。冬夜沉沉，她背了一个小书包。紧紧地裹着围巾，在街上彳亍流泪，一路走去，一路哭，说不尽的委屈，理不清的思绪，她根本不知道和鲁藜结婚，这个幻想了多少年的事情，竟是这般的苦，这般的难，除了鲁藜那个小屋子，刘颖西没有别处可去。
她曾设想过，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鲁藜的子女们交朋友，促使他们父子和睦。当一个贤慧的好妻子，可是没想到，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她。无论从哪方面，他们都深深的鄙视她。绝望、痛苦、委屈、自卑交织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哭着走着，她发现她回到了母亲的家，一下扑了进去，一肚子话，却变成了一句：“ 妈，我来看看您。”
这时她决定了，无论如何都要结婚。不过她没敢告诉妈妈，因为自卑，因为拿不准自己的决定对不对，也因为怕妈妈觉得丢脸。她吃了饭睡了觉。第二天。平静地回到了我身边。
婚后三年，她才告诉妈妈，得到的是一声叹息。
我重新给子女申请住房，并且把补发的工资全部都分给了子女。补回20多年没有养育的缺憾。也想赎回老年续弦给孩子们造成感情上的伤害。
世界总是这样。子女结婚是家庭的喜事，父母再婚是子女的耻辱。不仅子女这样认为，父母自己也觉得再婚就是欠了子女，在子女面前不能理直气壮，他们总想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来赎罪，所以就给钱。
穷是穷了，穷的心安理得，我们二老结婚了。纠纠葛葛，折折腾腾终成眷属。也就幸福了，没什么可抱怨了。《鲁藜诗选》是不断地从笔下涌出。刘颖西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又在通达的父亲的教导下，常来看看母亲。母女之间又亲亲热热的了，当她慢慢理解爱情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慢慢地理解了母亲。
1984年，我70岁，经历沧桑之后，人们就想给我祝寿，可是我怕过生日。我看到了惊叹号，过生日总是和这个标点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而我的一生实在是充满了惊叹号，实在不想再增加惊叹号了，实在怕极了惊叹号了，我渴望宁静，这大概不像充满了激情的诗人的愿望，但我就是渴望温婉平和的生活。
这大概不像是要为四化奉献余热的革命者的话。但这是我的情感，现实的情感。一个古稀老人，负着两顶千斤的帽子，生活了20多年的老人，如果说我要将余生毫不保留的奉献，要发尽最后一点儿光和热，要工作到最后一息，这当然是令人钦佩，也是值得人们真心实意的去歌颂、去学习的。
可是我要休息一下，要放松一下，老胳膊老腿儿，要静静的重温一下人生，利用所余不多的时光，好好的生活一下。高兴写的时候就写一点儿，这实在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
我从41岁起，就没有过过正常的人的生活，就让我所剩不多的晚年弥补了吧。
李自成命中注定有18年的皇帝好做，可是他天天吃饺子，结果等于天天过年啊，所以只当了18天的皇帝。
我现在也是一天当作一年过，没有必要希望自己无限的活下去，每天都当作生日来过。随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随时吸取美好的事物，用心去感受。
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即使现在死了，我也满意了。这个世界没有辜负我，我什么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想得到的也都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都觉得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只要一滴露水，
就可以尽情歌唱。
唱得大地只有阳光，
花朵与诗歌。
这首诗是1986年8月21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