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的女儿朱敏口述
【口述历史系列-1】
前言：现在是2026年元月，我在洛杉矶的家里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大纸箱，里面是满满一箱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报社当记者时的采访笔记，其中有不少并没有整理成文字发表过，翻看之下，我感觉这里面有很多蛮珍贵的史料，反映了中国1980年代的物质生活和思想状态，因此我想整理一下这些采访笔记，选择比较完整的事件和人物，写一个1980年代的口述历史系列。
2026年，正是1926年出生的朱敏诞生100周年。翻看采访笔记，四十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那间平凡的教师宿舍，与朱敏相对而坐，听她娓娓叙述她历经苦难的一生的情景，我仍旧如同四十年之前一样，潸然泪下。
就以这篇朱总司令女儿的口述，作为我整理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篇吧。
----邱明整理
我是1926年在莫斯科出生的。当时取的是俄文名，叫赤英。当时中国国内在打仗，我在未满周岁时，回到国内四川成都的外祖母家。因为哥哥叫朱宝书，所以给我取名为朱敏书。
我在外祖母家一直到1938年。在这12年，我的生活一直十分平静，没有但何特殊的事件。
1938年的一天，来了一位叔叔和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他们见到我，拉着我的手端样了好久，我并没有感到陌生与不安，感觉他们的笑容和他们的手一样温暖。
叔叔摸着我的头，阿姨又把我揽在怀里端详。外婆说：“叫邓妈妈，周叔叔。”
我很听话地叫了，心里觉得他们一定是从爸爸那来的。
果然，周叔叔说，他是到重庆办事情，然后专门来看我的，邓妈妈摸着我的头，一边轻声地对外婆说：“现在国共合作几乎破裂，她爸爸的身份太特殊，孩子在这里不安全，我们打算把敏书接到延安去。”
这太突然了，外婆久久拿不定主意。她说：“孩子还小，才12岁，身体也很弱。未满周岁时，从苏联长途跋步回到国内，一路受了围困，几经辗转，患气管炎却没得到及时治疗，迁延太久，现在成了哮喘。这十多年，我们一家虽然精心照料，但始终没有治愈。现在又要去干燥寒冷的陕北，我是真不放心。” 外婆含着眼泪说，“长大些再去吧，啊?” 又转过头看着我说，”敏书自己也舍不得离开外婆，是吧？ ”
我连连点头，靠在外婆怀里。
过了几天，外婆看着我艰难地喘息，心疼地拍着我的背。说：“去看看你邓妈妈吧! ”
我听话地跑到邓妈妈住的小旅馆。邓妈妈见我来了，说：“ 我们正在等你呢。”说着，她笑着拉起我的手，见我喘得厉害，又非常心疼，双手揽住我的肩，说，“别急，慢慢说。”
我对邓妈妈说：“ 外婆这几天总是流泪，我不舍得外婆难过。要不我先不去延安，好不好？ ”
邓妈妈久久望着我，见我眼睛里也都是眼泪，好半晌才默默地点了头。
后来，另外一个女孩子顶了朱敏书的名字，跟邓妈妈去了延安，她以后一直叫“朱明”。
到了1940年。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一伙人。他们看我，浓黑的眉毛，便指着我问：“ 这是朱小姐吧?”
“不，这是我的女儿!”姨父用身子护住我说。
他们不信，抓住姨妈，揪住她的领口，又问：“她是谁?”
“我的女儿。”姨妈说。
“那好吧!你们拿朱德的女儿来换人吧!”说完，他们就把姨妈带走了。
姨父知道我的处境分危险，立刻把我和姨妈的女儿一起送到《新华日报》驻成都的辨事处 ，请他们把我和表妹带到延安去交给我的父亲朱德同志。
这样，我和表妹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扮成八路军的护士，和另外十来个人一同取道西安前往延安。
当时是1940年11月，这小小的一队人，由龙飞虎同志带队，为了应付国民党的盘查，一路上，龙飞虎同志还命令我们表姐妹两人，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包扎技术。
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很想知道他是什麽样子的，龙叔叔一边着给我讲爸爸的故事，一边告诉我说：“你爸爸现在正在山西前线打仗，打日本鬼子呢！“
从西安到延安一路坐汽车，路很不好走。我默默地望着绵延不尽的黄土高原，觉得这里和四川简直像两个世界。
“爸爸就在这里生活吗？”想着，看着，四川就远远地落在了身后，“不知几时还能再见到外婆？” 我很想念外婆。
不知不觉中，车停住了，我下了车，看着完全陌生的一切。这里的房子很奇怪，是掏在山洞里的。忽然，有一位青年走过来，盯着我看，我也回望着他。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认识他，可是又想不起他是谁。
“你，是不是朱敏书？” 青年人问。
我不知道该不该承认，一路上也没人嘱咐我该怎样应对这种情况，可是我心里觉得他很亲切，只是感觉看到他很开心，我就笑了。
“你是的，你一定是，你笑起来，和爸爸的样子是一样的!” 那青年人说，“ 你别害怕，我是你哥哥，我是朱宝书，现在我叫朱琦，就在这儿学习，这儿就是马列学院。”
“哥哥？“ 我没想到会见到哥哥，心里非常高兴，我说，“哥哥，你知道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爸爸?”
“现在就可以，我带你去！”他过来拉着我的手。
我问他：“爸爸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
他说：“你来得巧，他这几天回来开会。“
我跟着哥哥走到爸爸住的窑洞，见到一个人，我立刻就知道是爸爸，而且真的感到，自己和他不仅长得十分相像，而且心灵相通，我们同时笑了。14岁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别人口中的朱德同志，我和爸爸都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爸爸拉着我的手，说：“哥哥现在叫朱琦，你以后就叫朱敏吧!” 我喜欢爸爸给我改的这个名字，简单又上口。
与父亲相处十分短暂，马上又要出发了，临行前，我去向父亲告别。父亲很严肃，像对大人一样，非常严肃，说，“现在国内在打仗，打完仗就需要建设，需要很多人才，你去学习，是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更重要的是学一门专业。”接着，他和缓下来，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 孩子，20岁以前，可不许谈恋爱! 你的身体从小就很弱，结婚早了对身体也不好。” 接着他双手放在我肩膀上，说，“要把你的小身板锻练得强壮一些，爸爸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这段话，深深地刻在了14岁的我的心中。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们一行人每个人都编了一套假身 世。我的“身世”是这样的；我是一位中医的女儿，要到苏联治病去。
出发了，我们一起四个孩子（李敏最小，才4岁）都非常乖。我们被藏在苏联轰炸机的机翼里面。飞机到兰州，国民党要检查，因为怕被国民党扣下，就把我们四个孩子伪装成了行李，一个一个地抗下来，说好了，谁也不能动一下，更不能出声。当时4岁的李敏正在拉肚子，大人叮嘱她不要出声，她肚子很疼，含着眼泪点点头，乖乖地让人把她伪装成小包裹，扛下飞机，她一声都没有哭。
我们到了新疆，李敏的叔叔毛泽民和陈潭秋一起来接我们，把我们安顿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接下来安排乘火车去苏联。
当时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四个孩子都是中央负责同志的子女，一旦暴露，后果相当严重，毛泽民叔叔和陈潭秋叔叔肯定压力巨大，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小套房的里间，他们两人日夜不离，守在外间，只要有人来，不管是谁，他们都要求我们“不要出声”。
我们四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都不出声，李敏生病，毛泽民叔叔请了医生，打针吃药，她都一声不出，也不哭。
我们四个人静静地住在小套间里，毛泽民叔叔和陈潭秋叔叔，寸步不离守着我们，有时候他们在外屋开会，十几个小时人来人往，一直没有人察觉到里屋还藏着四个孩子。
12天，只有到了夜深人静了，毛泽民叔叔和陈潭秋叔叔，才把我们放出来，让我们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时候，我会静静地仰望着高高的空阔的天空，想起外婆和爸爸。
1941年初，仲冬时节，叮叮咣咣火车把这四个中国孩子带到了莫斯科，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
首先要学习俄语，进学校第一天上课，走进一位表情严肃的老师，他一进门就用俄语说：“同学们好!”
有位翻译把这句话译成了汉语。那位老师盯着翻译看了半响，气呼呼地说：“你出去！”
翻译还要解释什么，老师不听，硬是把他推了出去。老师不允许学生之间用自己本国的语言说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只能用俄语交谈，所以很快我们就学会了俄语。
此后，我们就被分到了设在伊万诺夫的第一国际儿童院。
第一国际儿童院主要招 收各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是一所从婴、幼儿保育一直到十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连续教育的大型儿童院。
我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很快就到了暑假，由于我一直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儿童院决定送我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的儿童疗养院去度假和治疗。
明斯克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城市，14岁的我，第一次过上了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儿童疗养院里也是各国孩子都有，中国孩子只有我和张闻天同志的一个儿子。华语我逐渐忘掉了，俄语也讲得不太好。我有两个好朋友。是妹俩，姐姐叫佛拉斯妲，妹妹叫米拉，她们是捷克人。在疗养院里，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
我跟她们讲话，讲捷克话，有时我们也讲波兰话、白俄罗斯话、乌克兰话，甚至意大利话，反正和哪国孩子玩，就都讲哪国话。 在儿童疗养院里，大家都是这样把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交谈，居然也可以很好地交流。
记得那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米拉到河边去玩。太阳照着我们的小脸，微风轻轻吹拂着我们的头发，金黄色的头发和乌黑的头发都闪闪发亮。我们脱掉鞋子，撩起衣裙，坐在河边，把脚漫在河水理，感受着一种悠然的舒适。
忽然，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我们仰起脸东张西望，蔚蓝的眸子和乌黑的眸子，都含着笑意去寻那飞机，可是，飞机上却突然丢下了一些乌黑的东西落到地面，地面立刻腾起了火光，好久，传来了沈重的爆炸声。我和米拉面面相觑，随既跳起来就往儿童疗养院跑.
“打仗了! 战争！战争！“ 人们纷纷叫喊着，离开满目疮痍、遍地烽烟的中国仅六个月，我又被抛入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
红军撤退了，明斯克落入苦难之中，俄罗斯的土地在燃烧，儿童疗养院中，我和米拉所在班的老师，他弃班逃走了，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为躲避德国鬼子对犹太人的迫害，逃走了。
疗养院成了孤儿院，这些病弱的孩子，成了一群孤儿。接着，从战事激烈的列宁格勒又撤下来一批孤儿。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表情呆滞，睡梦中哭喊着妈妈，有些孩子病得很重，每天都有孩子死去。
我和米拉看着这些可怜的孤儿，想到自己无助的处境，忍不住相拥痛哭，哭来哭去，肚子饿了，哭不动了，我们依偎在一起发愁。
我毕竟是经历过战争的，绝望之后很快便冷静下来，我虽然已经不会中国话了，但中文的国际歌却记得，我就小声唱起国际歌来，米拉也跟着唱，佛拉斯妲也唱。越唱声音越大。不一会儿，孩子们就都唱起来国际歌。
“国际歌“就是”国际歌“，它有着震摄人心的力量，在《国际歌》声中，孩子们坚强了、团结了。
我和米拉姐妹一同，组织年龄较大的孩子们到衔上去唱歌、跳舞，我们穿着并不新也不干净的连衣裙，在街上又唱又跳的时候，人们会停下来，沉默地看，我们就会说：“ 给
些面包吧! “
有些人摇摇头，我们就把幼小的孤儿领来给人们看，当人们知道这是一群儿童疗养院的孩子，是一群无人照看的孩子，甚至还要自已照顾自己并养活更小的孩子时，他们落泪了，默默地留下些面包和盐……
有一次，我们得到了一些白俄斯新法制的毛线，我非常高兴，教佛拉斯妲姐妹织毛衣。我们把线织成毛衣，就去换面包和黄油，用来养活年龄小的孤儿。直到如今（1980年代），40多年遇去了，米拉她们织的毛衣还是中国式的。
那时我15岁，自己还是个孩子，但是已经萌生了一种对孩子的热爱和责任心。我找到仅存的几本《教育诗》，闲下来反复地读，对马卡连柯充满了崇拜，当时我下决心要当一名教师。
我始终记得临行前父亲的话：“学一门专业技能，回来建设新中国！”
当我看着那些战争中的孤儿病弱地死去，听着那些孤儿在睡梦中哭喊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国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一定会有更多的孤儿，我听到似乎有人在呼唤，要我振作起来。“教育”这个词，那一刻，在我心中变得神圣。
那时，德寇盘查很严，孤兜院三天两头有人来检查、登记。我几乎每天要重复一遍自己的身世“名字、赤英，国籍、中国；父亲是有钱的名医，来苏的目的：治病……说来说去，连我自己都相信了，不过只有“朱德’这个名字一直被我小心地珍藏在内心最深处，没有任何人知道，连米拉姐妹也不例外。
孤儿院的孩子们，没有什麽家庭观念，互相之间有一种深似骨肉的情感。凡是弄到的食物，不论多麽少，都要分给大家一起吃。我们到外面去喝歌、跳舞，募到一些食物，总是大家平分。有时候早上醒来，会发现枕头边有一块糖或一小口面包，我们从来不问，是谁放的，抓起来就吃掉，然后又去照顾那些病弱的小孩子。
有一天，德国人来到孤儿院，从孩子群里拉出两个小女孩，她们卷曲的头发，栗色的眼眸，使人一眼就能看出是犹太孩子，德国人给她们每人一把铁铲，让她们挖坑，挖了很久我和其他的孩子们被强迫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等挖好了坑，她们被推下去，站在自己挖的坑里，她们看起来是小小的、瘦瘦的，她们默默地，张大了眼睛向上面望，看着坑外……
那四只睁大了的、拼命望着世界的眼睛和那“噗噗”的埋土声，永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里。
当天夜里，那两个小女孩的哥哥、张闻天的儿子和另外几个男孩子一起逃跑了。听说他们一直跑去了前战，去打仗、去报仇，虽然他们还是孩子，但那仇恨使他们成了勇敢的战士。
佛拉斯妲在村子里找到了放牛的活儿。我和米拉有时也去给人做家务、看小孩，挣些吃的回来养活那些小孤儿。但是，我们三人拼死拼活也挣不了多少面包，眼睁睁地看孩子们病死，饿死。我们感觉自己很无助。
一天，米拉对我说：“我姐姐佛拉斯妲好久都没有带食物回来了，咱们去找佛拉斯妲，看她能不能帮咱们找些挣得比较多的活儿干。“
商量好了，我俩一大早就出发了。从孤儿院去佛拉斯妲在的村庄，要穿过一座小树林。太阳刚刚升起，树叶上、草茎上，一颗颗露珠亮晶晶的。我发现现草丛中有一点一点的红颜色，跑过去一看，竟是一种美味的浆果！我们两个小姑娘一边走，一边采浆果吃。太阳透过树叶照进来，形成一束束金线，小鸟在林间鸣叫，有呼有应。
“这儿多美呵! ”米拉眯起眼睛小声赞叹。
我转过头细细地打量米拉，她那蔚蓝的眸子充满了柔情，身材也挺拔、比我高也比我丰满，我觉得她很漂亮。心里一冲动，就拉着她的手，说：“米拉，你好美，你将来长大了当电影演员吧！”
“不，我要回捷克去，等不打仗了，我就要当工程师。” 米拉忽然哽住了，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也沉默了，我俩同时想到了战争、想到了饥饿和生病的孤儿院的小孩子们，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祖国还有只见了一面的爸爸。我感觉眼前的美景显得那么奢侈、 而战争又是那么狰狞。
我们到了佛拉斯妲干活的那个村子。她的主人说，佛拉斯妲参加游击队去打德国人了。
“姐姐走了，你家里有活儿给我们俩干吗？我们会像佛拉斯妲一样能干。”米拉说。
那主人笑了笑，没说话，端出一盘烙饼给我俩吃，我俩饿坏了，好久没有吃点像样的的东西了，我们道了声谢，就贪婪地吃起来。
主人坐在一边，用手支着下巴，默默地看着我们吃。直到我们吃完了，她才指了指米拉，说：“ 她可以留下。”
我忙说，“我有力气，也会干活儿！”
农妇用手摸了摸我那细瘦的臂，叹了口气：“你太瘦弱了，我也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你吃。“
我看了看好朋友，不管怎样，总归有一个人有活儿干了，我无可奈何地转身走了出去。听见背后那农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慢慢地往回走，又路过那树林。我坐了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离开了形影不离的米拉，心里空落落的。我不由地又想起了外婆，想起了温暖的四川。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柔软的手。为我拂去了脸上的泪水，我抬头一看，竟是米拉! 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一起向儿童院跑去。
晚上，米拉和我刚刚躺下，门轻轻地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进来。
“佛拉斯妲!”米粒尖叫着扑上去，吊在姐姐的脖子上，佛拉斯妲说，村里人告诉她，白天有两个妹妹来找她，她就回来了，来看看我们。
三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讲着知心的话。突然，门被撞开了，一伙德国鬼子冲进来，在叛徒的指认下，佛拉斯妲被抓走了!
看到那个叛徒，我俩又惊又气，这个被我们称作“老师”的人，竟会成为我们最不齿的人，成了出卖学生的叛徒。
我俩气坏了，又叫又闹、揪着姐姐不放，喊着让他们放了姐姐，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大叫大闹，结果我们8个孩子也被抓起来了，与佛拉斯妲一起押解到了东普鲁士（现在的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集中营。
从明斯克出发，我们被关在一个闷罐车里，我原来身体就弱，在闷罐车里很冷，就开始发高烧，据说是淋巴结核，我烧得昏昏沉沉的，那些人说我不可能活着到集中营了，就把我放在车厢门边，一旦死了，直接推下去了事。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偶尔醒来，就看见米拉和佛拉斯妲在我身边。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爸爸是谁，但是我要和爸爸一样勇敢，她们说：“我们捷克人不会随便向坏蛋屈服。”
我说：“我们中国人也不会。”
她们说：“不屈服就不能死！你不死我们就不和你分开，永远在一起。”
我用力点头，说：“嗯！”
她们说：“我们都不结婚，三个人永远不分开！”
我真的好想活下去，就说：“咱们住在一起，像一家人。”
佛拉斯妲摸着我的头发说：“ 赤英的身体不好，就在家做饭。”
我说：“ 我会作中国菜，好吃极了!”
佛拉斯妲说：“我力气大，我做工，挣了钱养活你们俩!”
“那我干什么呀!”米拉叫起来。
“你洗衣服!” 我说。
米拉点着头，说： “ 对，我还要养一头奶牛，种一个小菜园!”
“那我就挤牛奶!“ 我高兴起来，说。
“有牛奶吃，你的病就会好了!：佛拉斯坦说。
没有医生，没有药，靠着年轻机体的生命力，靠着友情的支持，我活下来了。虽然我的淋巴结核许多年都没有痊愈，流着脓、血，但我就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我们三人和其他五个孩子，被送进了集中营。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下落。
在国内的叔叔伯伯们，听到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非常担心我。但他知道什么是战争，把忧虑埋在心底，没对任何人起，更没有向苏联询问过。
可是斯大林并没有疏忽这件事，他派了专人负责寻找我的下落，每解放一地都要查找一遍，每解放一个城市，都要细细地寻找有关我的线索，然而始终一无所获。
我们来到集中营，我站在浴室的门口，不知所措。按照德国人的规定，入学前，必须洗澡，然后换上统一的服装。我有一件极珍贵的东西——一枚列宁胸章。那是在国际儿童院时，一位苏联孩子送给我的。在我心中，列宁是神圣的，我一心热爱着列宁，而这枚胸章，就是我的信仰和感情的寄托。
但是，容不得我犹豫，在德国女人的监视下，我不得不开始脱衣服。我手理握着那枚胸章，脑子里想着对策，趁着淋浴抹脸的机会，我把那枚胸章放在了嘴理，压在舌头下面…
就这样，一个15岁的小女孩，居然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保住了这枚列宁胸章!
到集中营以后，被抓来的人很多，也很杂。我和米拉、佛拉斯坦为了不被分开，拼命挤在一起，果然被分配同住在一间大木板房子里。
那房子的隔壁，一板之隔就是病房。所谓的病房，就是病人等死的地方，根本没有人去看望那些人，更没有人给他们治病。凡是病得不能动了的，都抬到那房间里放着，让死神将他们召去。我们每日每夜，都在病人的呻吟中前熬着。
当时，德国人将成年人弄到内地去作劳工。为了不至于分开，也为了不再西行，我和佛拉斯妲都将自己的年龄缩小了两岁。而我的确个子小，又十分瘦弱，看上去确实是个小孩子。
但佛拉斯妲个子比较高，样子也强壮一些，就被弄到了工厂去做工。米拉和一些乌克兰姑娘，被分配到徳国工作人员食堂工作。我瘦弱，淋巴结核又不封口，身上总是有脓血沁出来，被安排在难民和民夫的食堂削土豆、打扫卫生。
难民和民夫，规定每人每星期定量250克面包，像我这样的小女孩，也只够吃两顿的。剩下六天怎么辩呢？米拉和那几个乌克兰姑娘，就把德国人食堂剩下的食物，放在泔水桶里，偷偷送给难民和民夫们吃。每次，不管是米拉亲自来，还是别的乌克兰姑娘来，总是要另外带一块面包给我吃，这样，，虽然我一直在生病，结核病的低烧一直在折磨着我，但我在这些善良的姑娘们的照顾下，硬是活下来了。
佛拉斯妲不愿给德国人干活，总是怠工。有一天，她装病，德国人把体温计放在她的腋下，她趁德国人不注意。用力地将体温计在衣服上摩擦，然后重新夹住，过了一会儿，那德国人抽出体温计一看，40℃!
德国人盯着佛拉斯妲那张平静的脸和没有丝毫慌乱的蔚蓝色眸子，沉默着。我和米拉都吓坏了，站在一遍，为佛拉斯妲捏着一把汗。
蓦地，那德国鬼子一把抓住佛拉斯妲的头发，把把从床上拖下来，一边骂，一边拳打脚踢，说她想怠工，非让她多干几干小时，以示惩罚。佛拉斯妲一声不吭，倔强地忍受着那个德国疯子的殴打。
我们看着，什么忙都帮不上，但心里十分佩服佛拉斯妲的勇气。我想，既然帮不了她，就加入她，我也开始怠工了。我从乌克兰姑娘和其他民夫那里借到一些俄文书籍，工头一离开，我就躲到角落去读书，工头的脚步声一传来，我又马上装作正在干活的样子。
俄罗斯的文学，滋养着16岁中国姑娘的心灵，我的俄文水平、文学修养，就在这集中营里慢慢地提高起来。
这是1944年的一天，德国鬼子送来一些人，分别推到各个房间里，我们屋里，送来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
这姑娘穿着连衣裙，披着贵重的大衣，和在集中营生活了很久的我们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她说，她是基辅姑娘，没来得及撤退，被抓来了。基辅是乌克兰最大的城市，乌克兰女人也的确善于打扮，所以大家没觉得奇怪。
听说来了一位同乡，和米拉一起干活儿的乌克兰姑娘都来看望她，把她围在中间，询问家乡的情况。
思念家乡，思念祖国，姑娘们坐在一起，有的人开始流泪，我也陷入了难解的愁思之中，乌克兰姑娘们不管怎样，还算是听到了乡音，可是我呢？中国远在天边，仅有的一位同胞-张闻天的儿子，他又上了前线，杳无音讯。更不知道在国内打日本鬼子的父亲，他怎么样了？中国又怎么样了？一切全然不知，想着看着，我再也忍不住，也开始鸣咽。
这时，佛拉斯妲揽住我的肩膀，说：“赤英，你嗓子好，唱个歌吧! ”
我点了点头，开始唱起一首俄罗斯民歌，姑娘们也开始跟着哼唱，慢慢的变成了大合唱。后来佛拉斯妲说了好多话，她说，大家一定要好好活着，早晚能回到家乡去。那时，佛拉斯妲这个捷克姑娘自己，也只不过18岁。
夜深了，大家都睡了，集中营里很安静，我却睡不着，思乡之情萦绕在心头，到了下半夜，我又开始发烧，很难受，在床上辗转反侧。
忽然，我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循声望去，那位新来的基辅姑娘，悄无声息地开门，出去了。
我推了推米拉，见米拉睡得很沉，又不忍心弄醒她，就望着天花板等着那个基辅姑娘回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砰”地一声，门被推开了，一伙德国人冲进来，不由分说地就把佛拉斯妲抓起来了。我尖叫了一声，抓起佛拉斯妲的大衣，披在她的肩上，佛拉斯坦看了我一眼，笑笑。就被带走了。
我恨透了那个基辅姑娘，决心要教训教训那个告密者，可是她再没露面。
天亮了、我和米拉坐在床边，为佛拉斯妲深深地担忧，我们谁都没有勇气看对方，只是各自低着头，心里充满了痛苦。
太阳从板缝中照进来，一线阳光落在佛拉斯妲的床上，被子凌乱地拖在地上，衣服搭在床边。
衣服!我们两个人的眼光同时落在那些衣服上。佛拉斯妲仅穿着内衣，披着我给她的大衣！
我俩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把佛拉斯妲的衣服包起来。
在街上，走着两个衣衫破烂的女孩子，她们怀中抱着包袱，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德国字 0sten（东方）。
“Sie sind ostliche!（她们是东方人）“ 小孩子们追着我们叫着，一会儿就集了一大群，尾随着我们，用石子打我们，辱骂我们。
我们仿若无人地只管走，我们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给在牢里的姐姐佛拉斯妲送去蔽体的衣服，我们尽量压住脚步，在追打和辱骂当中，既不躲避也不奔逃，听在耳朵里是侮辱的言语，进入心中，就只有仇恨。
尽管我们弱小，但是我们不低头、不躲避、不逃跑，紧紧地护着佛拉斯妲的衣服，尽可能地昂首挺胸，尽管胸前Osten的牌子泛着惨白的光，我不觉得羞耻。
蓦地，一颗石子重重地砸在我的背上，我回过头去，碰上了一双灰色的眸子，那是属于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的，那双眸子里射出来的是恶毒和残忍的神色，我定定地直视着那残忍和恶意，心里在想，那么小的孩子，哪来的那麽多恶意？接下来，那满目的恶意变成了惊讶，在我继续的注视下，那孩子开始显得羞愧了，接着那双眼睛被浓密的睫毛遮住了，那男孩竟然低下了头，转身走开了。
而我心中的滔天仇恨，在这一瞬间，变成了对那个男孩子的怜悯，我脑子里又出现了日夜萦绕在心头的那个词—“教育“。
到了监狱，我们把衣服塞给了佛拉斯妲，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德国人凶狠地推出来，我和米拉拼命回头看佛拉斯妲，也只看到她被狱卒推进去的踉跄的背影，这一背影，就是我今生看到她的最后一眼。
1983年《消息报》有一篇文章曾记述这件事，并且评论说：“如果当时德国人知道是谁（朱德元帅的女儿）送的这个包袱，对于他们轻率地将她推走，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去追悔啊! ”
转眼间，到了1945年。1月30日是米拉的生日。29日晚上，我想着第二天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向米拉祝贺生日快乐，我想得好好的，怀着深深的友情和对米拉的祝愿入睡了，睡得很沉。
不是吵醒的，不是被人推醒的，也不是任何惊吓吵醒的的，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唤醒了我，我睁开眼睛，几乎无法习惯这种安静。悄无声息，我坐了起来，发现米拉也穿着睡衣坐在床上，一双蓝眼睛瞪得滚圆，侧着耳朵在听，各种听惯了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的神态显得惊疑，象是在做梦的样子。
我俩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下了床，房门大开着，跑到门外一看。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往常通电的铁丝网七歪八倒，根本没有通电。
我们俩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呆呆地站在那看。过了好久，我们互相望着，忽然明白了：“德国人逃走了!”
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滚滚而下。
很快，集中营里的人们就全都炸开了，首先是那些成年男子。他们呼喊着涌向仓库，撞开了大门，接着，女人们也挤上前去，钻入人群，面包、肉、火腿、黄油、糖……人们只管尽力拿，拿了就跑，向着各个不同的方向，向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不顾一切地跑去。
我、米拉和其他的孩子们，站在旁边看着。我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只是和米拉紧紧地靠在一起。
有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跑了过去，忽然站住，回过头来看看这群女孩子，走回来，把手中的一大块黄油往我手中一放，用德语说：“给你!”
我接住黄油，抱在怀里，米拉和其他女孩都没动，大家仍挤在一起站着，只有我怀里抱着一大快黄油，样子挺奇特。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头，走到我 们身边。米拉认识他，他是集中营的翻译，是个当地的德圈人，他对我们说：“姑娘们，到我那儿躲躲吧!”
他把我、米拉和其他乌克兰女孩，一共10个女孩子，藏在他家的地下室，当天晚上，苏联红军的侦察员就来了。那老头把红军带到他家地下室，把这10个女孩交给他们，说：“这都是你们俄国的姑娘，你们救救她们吧！“
红军侦察兵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看这群衣衫破烂，瘦弱不堪的姑娘，说：“姑娘们，走吧，一直往东走！“
我们动了动，但是全都感到极其疲倦，只想睡觉，我说：“让我们等到天亮了再走，行吗?“
“ 不!不行，马上就要打仗了，赶快走吧!” 红军说着，把我们拉起来，他们感到我们身体很软、完全没有力气，有人不由地哽咽起来， 带着眼泪说：“挺住，姑娘们!战争快要结束了，你们已经熬到头了，千满要挺住!”
我因为结核病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治疗，此时正在发烧，夜里躺在床上，勉强可以忍受，白天却一点力气也没有。
虽然斯大林已经下命令派专人寻找我，并且要求红军每解放一城、一地都要仔细寻找。但这几位侦察员并没有想到，在东普鲁士集中营里见过的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瘦小的女孩子，就是朱总司令唯一的女儿!
当然，后来我想到这一幕，常常想，也许他们并没有接受寻找我的任务，只是碰巧解救了我。
这时，我的病态，格外引起战士们的同情，他们拍了拍我的头顶，说：“姑娘，勇敢点，往东走，那边有你的父母和亲人，他们在等你，你可别泄气啊!”
我点了点头，想到了中国，想到了父亲。红军叔叔说得对，回去，回中国去! 这个念头给了我力量。
走，向东走。米拉搀扶着我，向东，向东走，走，一直走……
天空黑暗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并不知道哪边是东，只是随着往东走的人流移动着。
忽然，升起了照明弹，接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正如红军叔叔说的，仗打起来了。我根本弄不清那些炮弹在什麽地方落下，也弄不清战斗在什么地方进行。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米拉就搀扶着我找到了一个大草垛，两个人就躺在草垛里，昏昏沉沉地睡看了。
昏睡之中，我感到很暖和，便又向草堆里偎了偎，可是却被人猛力拉了起来，我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一看，立刻被惊得清醒过来——草堆着火了！
米拉架着、拉着我离开草堆，蓦地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甩出去好远，爬了好几次也没爬起来，我感到力气从身上滑走了，只能软软地趴在地上，我能听到米拉奔跑着呼喊：“赤英!志——英—!”
但是我无力回答，只能隐隐地看到火光中隐隐约约的人影之中，有一个小小的，熟悉而身影跑来跑去，但是我在意识消失的瞬间，眼睛还在追随着她的身影。
我和米拉就这样分开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互相约定，再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来得及留下家乡的地名和我们各自的真实姓名。米拉当时并不知道那个在大火中跌倒了就再也找不到了的赤英，那个温和寡言可亲的瘦女孩，就是中国第一大元帅朱德的女儿—朱敏。
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在莫斯科再会时，我才知道，米拉在那场大火中，被苏联红军救了，顺路带到火车站，但铁路坏了，火车不通，她就搭乘拉煤的车去了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回到了她的祖国捷克。
当我醒来时，天已亮了，不远处，草推已经烧光了，只剩下灰烬，还冒着一缕缕青灰色的烟。我坐着，呆呆地，不知所措，没有了米拉，也没有了其他的姑娘。
路过的红军收留了我，但是我太衰弱，站不住也走不动，一直在发烧，他们就让我和留守的部队一起，在原地等，等修好铁路再坐火回去。
我和红军在一起生活，只要能起来，就闲不住，跑去帮厨。每天，我帮助炊事员给军官和士兵送饭，渐渐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军官的菜比士兵的油水多些，我感觉不公平，心里不满意，就把两个桶提到没人的地方，然后把它们来回来去折腾几遍，搅和搅和，军官们似乎感觉不出有多少变化，可士兵们都吃得出来，所以他们都特别喜欢我，每次我送饭，他们都特别高兴。有时候，战士们吃饭，我还给他们唱歌，所有战士们对我也特别好。
这时，红军有一些汽车要开回东方去，运送些东西。我所在的这个部队，收土豆并且送回国内去，有一个送土豆的汽车司机，对我特别好，很照顾我，我听说他要去哈尔滨，就想搭他的车回中国去。
“小赤英 你真可怜，病得这麽重，将来我想找个好医生给你治治病。”那司机靠在树上，口里叼着一根草棍，望着我说。
“ 不，不用，你带我去中国，我爸爸是中国的名医，他会治好我的病的。“ 我说。
“中国很远的，开我的车去，要跑好几个月呢！“那司机说。
“ 没关系! 不管多远，总有跑到的那一天啊！“ 我说。
“好吧！”他同意了。
我就这样踏上了回乡之路。一路上，那司机对我百般照顾，嘘寒问暖。每每想到他，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激。
“赤英，你多大了了？” 路上，那司机问我。
“19岁！” 我说。
他吃惊地打量了我好半天，摇摇头，说：“真不像！看起来顶多16岁！…苏联女孩比你们中国女孩高得多！“
“在集中营就瞒了两岁，要不然早被拉去做工了！” 我笑了，说。
那司机没说话，眼睛望着前边，车飞速跑着，我望着窗外，路边的村庄、树木迎面扑过来，又向身后甩过去，我也不说话， 心里想着我的国家和我的父亲。
“哧——”车猛地刹住了，我猛地向前扑过去，被司机一把抓住，过后，他并不松开手，却低声说：“你，受了很多苦吧？”
我没说话，也说不出话。我那封不上口的淋巴结核，始终流出的脓血、我那粗重的哮喘、瘦弱细小的身子，说明了一切，
“战争！”司机把头抵在方向盘上，喇叭发出狂怒的长鸣。
“赤英、苏联人，这几年，没有人不受苦的！我的妻子，她就死了，炸死了。只是你不该受这种苦。”他抬起头，望着我，“嫁给我！我会照顾你！“
我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他，不住地摇头：“不，”我直接 截了当地说，“爸爸说过，我身体不好，20岁 以前不许结婚。“
“ 那，我就等你一年。” 他说。
“不！“ 我说。
“那就两年！”他又说。
“两年以后再说吧！” 我有点不知所措。
他没有再坚持。
他爱喝酒，常常喝醉，我劝他不要喝，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对我吼：“哪个俄罗斯汉子不喝酒！”
当他清醒时，常向我解释：“肚子里苦水太多，一闭上眼睛就是战争、死人、血肉模糊的同胞…还有惨死的老婆。只有喝醉了才能解脱。”
我经历了整个战争过程，当然理解他，但就是无法容忍他，尤其是他醉后的粗鲁和呕吐的样子。有一次，他又喝醉了，又喊又叫，又吐又闹，我去拉他，他就推我。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把他弄到车上，关上车门，独自走了。
那时，派来找我的人，已在各地都做了工作，所以我很快就被人认出，并送回莫斯科，重回国际儿童院。
到儿童院，发现了那司机给我的信，竟比我本人到得还早！儿童院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更何况又有父亲的叮嘱，我内心对他也是有排斥的，就没有给他回信，他也再没有给我任何信息。
找到朱敏的消息，马上传到了中国，朱德同志派人问我，是不是要回国治病。我当然想回国呀！这麽多年，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回国。
但这时，我却犹豫了。
“学一门专业，回来建设新中国。” 爸爸的嘱咐一直在耳边。
“回去怎麽跟父亲交待？我什麽都没有学到呀！“ 我心里非常忐忑。
不回去，不学到一门专业，不能去见父母！我下决心留下，从高年级开始上课，六年级上了一天，就上七年级，我比别的孩子都大得多，只能跳着上，白天学习七八年级的功课，晚上补习以前的功课，这样学了三年，1949年我23岁，考入了列宁师范学院。
从1946年王稼祥同志来苏联开始，无论谁来，都要看望我。王稼祥见我淋巴结核始终不封口，辗转报告了我父亲。
1948年刘少奇到苏联，又看到我的样子，很为我的身体担忧。
1949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收到父亲写来到信，他说，马上就要成立新中国了，要我无论如何回国一趟。
1950年暑假，我就回国探亲，终于与分别了九年的父亲重逢。
这时候，新中国还很穷，但父亲还是搞到了一些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给我治病，我听不大懂中国话，爸爸的俄文讲得又不好，我都不容易和他交流，不过父亲早年曾经在德国留学，于是父女二人谈话就用德文、俄文、中文混杂着谈。这样，几天下来，我们就交流的得十分顺畅了。
父亲看到女儿长大了，已经快25岁了，成了一个亭亭玉立、浓眉大眼的漂亮姑娘，就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对爸爸说，我一直记得他不让我早恋爱的嘱咐。
爸爸笑了，打量了我很久，说：“你都快25岁了!在中国这麽大的姑娘，都要嫁不出去了!”
我并不着急，说：“ 现在的确不想考虑这个问题，等学成回来再说。“ 我对爸爸说，”我要找中国人!“
“你们儿童院，有好多中国人呀！“ 父亲说。
“的确，中国许多领导同志的子女都在国际儿童院学习，大概不下四五十人。“ 我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我们像亲兄弟、亲姐妹，” 我想了想说，“兄弟姐妹之间，太亲密了，天天在一起，想象不出我们会结婚啊！“
“孩子，你要留心些，喜欢谁就提出来，可别耽误了自己。” 父亲看起来是真为我担心了。
妈妈（这里“妈妈“是指康克清，朱敏第一次见到她，就称呼她“妈妈”，并且终身胜似亲生【笔者注】）对我的健康更操心些，她看见我穿着领子开得很低的连衣裙，每天躺在树林中的草地上晒太阳，就强迫我天天吃胡萝卜；我返回苏联时，又逼着我带了许多链霉素去，当时这种治疗结核病的专用药，很难弄到，妈妈却要求我必须每天注射。1951年、1952年，每年放假前，她都迫不及待地寻找药物准备我回国治疗，直到1953年我的病封口痊愈。我这个迁延九年的疾病，在妈妈的极力推进中，终得痊愈。
在我上大学期间，大使馆每周都有舞会，当时王稼祥是大使，他总是忘不了接我去参加。有时候来了中国代表团什么的，也会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与大使馆接触的多了，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我爱上了刘铮，我们一起跳舞、一起聊天。有一天，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问我：“你是不是爱上刘铮了?”
“是。“ 我说。
朱阿姨说：“你爸爸只有你这一个女儿，这个刘铮，他可没有上过大学呀!”
“他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是共产党员，他没有上过大学没关系，他还年轻，我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就是了。”我说。
朱仲丽笑了，她和王稼祥叔叔都很高兴，1952年，我和刘铮在苏联结婚了。
1953年，我回国生了第一个孩子；接着是老二、老三……一共生了五个儿子，直到最小的老六是个女儿，我才感到心满意足，没再生老七。
在我生老二时，刘铮在我的帮助下，考上了外交学院，而我，终于完成了父亲要求的“ 学一门专业“ ，我学习的专业是“教育学”，回国后，在师范大学工作。搞教育是我毕生的心愿。
自从回国以后，我觉得住在中南海父母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和父母朝夕相处，六个孩子，都得到过姥爷姥姥的照顾。
但是在困难时期，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看，你还是应当住到学校去。孩子们我和你妈妈带着，你回学校去好好工作，和群众在一起。“
我心里不舒服，觉得委屈，就发起脾气来，说：“走就走！我也不是没吃过苦！你赶我走，我走了，可就再也不回来了！”
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的父亲，露出满脸无可奈何的神情，直摇头。妈妈就对我说：“孩子，爸爸是对的，现在国家很困难，大家都很苦。我们的干部子女应当和群众在一起。” 她看着我气呼呼的脸，温和地说，“你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对你的要求，也只有一点，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你说是不是？现在群众都在困难时期，你是不是不能再享受，这些不是你这个级别应该享受的待遇了呢？“
我听懂了妈妈的话，理解了爸爸妈妈的心意，搬到学校去住，和群众一起度过了困难时期。
转眼到了1965年。在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和同事一同参加四清。
这天，天黑了。“朱敏，你把灯点上，好吗？”有位同志请求我。
我划着火柴，举向煤油灯，可是奇怪的是，怎么也瞄不准，我的手，距灯芯很远。同事们很奇怪，问：“你的眼睛怎么了？“
“没怎么呀！”我回答。
“不对。你现在肯定只用了一只眼睛。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一个同事说。
“嗯。”我听到这话，也有点心慌，第二天就请假进城去了。
县城距我们住的村子有十好几里路，我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大家听说我要进城，纷纷让我捎带柬西，我一一记下，溜溜达达地走了。
进了城，先在县医院挂了号，接着就逛商场，大包小包地买回来，计算了一下时间，看完病走回去，时间满够。我是一心要在天黑前回到村里，所以，坐在医生面前，也有点心不在焉，想着看有什么忘了办的事，所以，医生问一句，我答一句。医生在我的眼睛上照照弄弄地看了半天，终于伏在桌子上开处方了。
可是当我伸手取单子要去取药时，傻了！医生开的是住院单 !
“住院?” 我问，“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不，你的眼睛很—很不好，“ 大夫非常小心地选择着用词，“恐怕在我们这样的小医院，也治不了你的眼睛呢！“
“哟，可我什麽都没带，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村里人托我办的，我咋办呢？“
大夫笑了说：“ 你这位女同志憨得可爱！“ 接着他说：“放心，我给你们村打电话。”
位院以后只一天，大夫来问：“你这病我们确实治不了，你是去长治治疗，还是去太原治？要不要我们帮你转院？“
我说：“不用了，我回北京。“
不久，刚好浦安修同志到山西来看我，得知这个情况，就把我接回北京。
回京后，先在北医三院住院，医生看了病历，说武乡县医院的诊断是对的，我的病是脑血管堵塞造成失明。于是、我开始服用扩张血管的药。一剂药吃下去，头疼得不行，这时，我才开始觉得事情严重了，对自己的病真正重视起来。
1966年春天，我转到北京医院，经过会诊，被认定是可以保住一点视力的。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我的视力从0.01提高到了0.08 。
WG开始了
在妈妈心中，女儿的眼睛比政治运动更紧迫，于是，妈妈啥也不顾，到处为我寻医。1966年夏天，妈妈从保定请来了一位中医，我吃了他的几付药很见效。不料，这位中医竞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回保定去批斗了。
北京医院的老大夫们，也都穿上工作服去扫院子、掏厕所去了。没办法，妈妈只好把我接回家，住在中南海，日夜照料。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看看吧。听说闹得很属害。” 我不放心家里那“五虎上将”便回到了师大的家中。
回家后，发现五个儿子竟都非常安静，乖乖地呆在家里，没一个出去闹事的，很觉欣慰。
有一天，我正在做家务，突然觉得头痛欲裂，脑袋象是被锯开来了似的，紧接着，眼睛就见不得光亮了。家里的窗帘换了厚的，严严地遮住，稍有光线，我的眼睛就刺痛落泪。
只好再次住院，这一次住了同仁医院。医生看了我的眼睛，说：“争取保视力，保不住视力就保眼球。” 为此，我先后做了四次手术。
如果没有这场动乱，我的眼睛是不是可以保住也不敢说。但是我几乎每次手术，都是临时把医生从劳动地点(厕所、院子、垃圾堆)叫来，匆匆洗手上阵，并且有好几次都有人在医生耳边说：“ 快些：还有一个小时开批斗会，别拖延时间，躲是躲不过的！”
像眼科手术这样极其精细的工作，怎麽能允许这种情绪的波动呢？无论怎样好的医生，听到这样的威胁，也不可能心跳不加快，呼吸不急促。
总之，我的眼球，没保住。
在我的病房里，有8位患者，其中6位来自农村。这些姑娘或媳妇或老人，都双目失明，但是家里都没有人来看她们。交谈之中，我才知道，她们几乎都是因为残疾拖累了家里，现在住院又欠了些医药责，无力还债，结果就被丢弃在这里，没人管了。
医院当时很乱，护士工作很不负责。我感觉象是又回到了孤儿院，我给同病室的病人倒屎倒尿；上街给她们买日用品，知道她们没钱，我就用自己的钱垫上；无论哪个病友有困难，我都尽力帮助，好像在孤儿院卖唱养活年纪小的孩子们一样。我一个人照顾六个病友，一天到晚也忙忙乎乎的，手术后只躺了一两天，就起来干活儿了。
也像在儿童院时一样，被我照料过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还给大家端屎端尿的妇女，就是我国总司令唯一的女儿！
我出院了。走在路上，被几个小青年围住。他们说：“喂，你这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穿这个？“
我看看自己，不解地问：“怎么了？”
“ 你穿的是什么？”他们问我。
“ 布拉吉啊！”我回答。
“ 布的垃圾! 知道是垃圾还穿?剪了!” 他们喊着。
“ 剪了，我怎么回家？”我问，
“ 你头发怎么回事?” 他们问。
“没怎么啊!“ 我回答。
“怎么卷卷的?“ 他们问。
“ 我天生就这样呀!” 我说。
“不行，剪了！“ 他们说。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到外星球了，这一切太奇怪了!
自从我1953年回国，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人说过，也没有人对我欧化的服饰提过意见，只是1955年肃反时，因为我对国内和党内斗争没有思想准备，说了一些不理解的话，预备期延长了一年，1956年才转正。
以后，因为我学的是苏联的教育学，不适合国内的教学，讲中国教有学，我又看不懂中文书籍，古汉语干脆像天书一样，我又不是会当干部的人，只好改行，教外语了，所以当了俄语教师。
现在对WG理解不了，怎想办呢? 我说：“哎呀，我写不好中国字呀，怎能写大字报呢？免了吧。“
“揭发朱德。”人大“三红”派人找到我，并命令我。
我说：“他嘛，喜欢养兰花，闲下来就自己挖土、剪根什麽的。还有嘛，他爱听四川戏。“
“揭发政治上的问题！“
我回答说：“不是我不想揭发，可是我不太听得懂中国话，所以也弄不清呀！“
就这样，连养病带“听不懂，看不懂”，我平安地渡过了那个年代。
1980年，我和爱人刘铮一同去苏联大使馆工作。
有一天，有人往大使馆打电话。询问赤英是不是还活着。原来，米拉他们一些集中营的孩子，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拍了一部电影，并介绍了当年集中营幸存者们的近况，可拍到我，却只有我的几张照片。许多人以为赤英己不在了，当米拉听说我就在大使馆工作时，非常高兴，马上跑来看我。而我，也因此得以同多年没有音讯的米拉再续姐妹之情。
今天（1986年），60岁的我，已经离休了。我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经历了难以描述的苦难，但是我的心像父母希望的那样，是充满了仁爱和无私的。我用纯洁和善良，并且也是顽强和坚定，架起了一座中苏两国人民以及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友谊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