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考入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上海少女露西娅，赴美就读前与母亲南茜从上海来温哥华，在我家小住的日子里，常常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手不释卷，晚上在台灯下继续伏案就读，令我大感惊讶的是：她孜孜不倦的那本书，竟然是我2002年1月初版、2007年再版的《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南茜说她在飞机上才发现女儿悄悄拿走了她书柜里的这本藏书。

        15年前，一个细雨濛濛的午后，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我当时经营的位于西温哥华海边主干道上的玫瑰泰餐厅，他们正是露西娅一家。当时南茜进门就说：“我来找写《一个上海女人下午茶》的宇秀。”当确认在餐厅既当老板娘也当服务生的我就是她要找的人时，她旋即调转语音频道，用沪语告诉我她是从网上查到我开了间泰式餐厅，就按图索骥寻来，希望在回流（返回上海）前见见她还没有露西娅的时候就读到的这本书的作者。多年来她一直把《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视为“女人的圣经”，可惜她手上的书被人借走而不复返。那次临别，我送了她一本新版的和另一本《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对了，那天，恰巧是我的生日，露西娅一家的到来，真是上帝送来的大礼。更没想到的是，15年后，那个抱在手里的小女孩竟然也成了“下午茶”的读者，而且读得那么专心，许多文字下面都被她划了着重线。我真是好奇，这个零零后小姑娘怎么会迷上她母亲当年喜欢的书？

       露西娅是个腼腆寡言的羞涩少女，被我问到为何喜欢读这本书，她答了一个字“情”，令我惊诧不已。她解释说是书里那种真情吸引她的，这回答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此书自第一版问世，网上的评论无论褒贬，多是集中在小资、时尚、生活品味等，鲜有提及情字，连我自己的记忆里，情字也如经年已久的信笺上的蓝墨水字迹淡到难以辨识。

        夜深人静，我翻开旧作的目录，不由暗暗惊讶，单就题目来看，整本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在“言情”啊。隔日，露西娅报出她已读完的篇目，说到那篇《移民官先生，请把情书原件还给我》，她吃吃地笑了。我心想，小姑娘一定是在笑眼前的宇秀阿姨当年是个“恋爱脑”。不料，她说她笑那个移民官：他怎么能拿走人家的情书不还呢？那是人家的心啊！加拿大不是最讲人权吗？

       啊呀，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层面？可见那时我的人权意识也是薄弱的。露西娅母女离开后，我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坐在绿荫环抱的阳台上，重温了25年前有关情书的心情与经历。

       ——2025年8月24日笔记

 正文

       情书一旦寄出便有两个归宿:要么被销毁要么被珍藏。前者该是一段爱情的幻灭或消亡,后者则是永恒,不管与这情书有关的两个人最终是在一起还是没有在一起。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那些情书都该由这情书的收信人决定是否保留，可我和他的通信原件却不能保留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据说那些信将作为加拿大移民局的文件存档。

       在情书如同邮递马车或山野牧歌一样日渐遥远的今天,我敢说,一封情真意切亲笔书写的、盖了邮戳投进邮筒、经过万水千山后静静地躺在你的信箱里的情书，在今天肯定比一枚钻戒或一块欧米茄来得不容易。

       可怎么能想到为了和他的团聚，我必须交出我和他相爱以来所有的通信,而且可恶的是竟然还必须是原始件,不仅仅是他寄给我的,还有我寄给他的,简直有点不近人情! 交出这些信件,无异于交出我们的秘密,交出我们的心情,交出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种种细微的感觉和颖悟。但为了以后能够在一起,我们不得不去做自己根本不情愿的事。当我把一个装满情书的邮包递进邮局窗口的那一刻,有一种诀别感, 鼻子忍不住酸酸的, 好像被迫松开了爱人的手。几个月前也是在这个窗口，我寄出这些信的复印件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 可现在寄的是原件啊,这一寄出, 我就再也不能看到它们了!

       之前,上海的同一家复印店,我先后两次背着装满了他的来信的大包去那里复印,中间虽然时隔数月,身上的夏装已换成了冬装,但打开复印机的人立刻就认出了我，她肯定地说不会有第二个人会来复印这么多的信。而在温哥华的深夜,他叫朋友帮忙同时打开了五台复印机,拷贝他曾经的女朋友现在做了他妻子的女人寄自上海的信。凡事豁达的他在必须交出这些本是属于他的情书时心痛不已，不住地在电话里跟我说: 实在是舍不得! 尽管现代技术帮我们保留了这些信的副本,但彼此亲自写来的笔触和留在信笺上的手感与味道又怎能复印出来呢?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纸张和纸张是多么不同, 就像人与人的差别。这些纸张上渗透了多少思念、焦灼、渴望,多少当时当地的心境与感觉，是无以复制的。想起给他写第一封信的情形, 我绝对没有勇气再来一次。

       上个世纪末初春的一天,正陶醉于爱情阳光之中却不得不去机场送他走,一下子天都阴了。独自打的回来的路上,心里一片空茫,仿佛一首激情澎湃的乐曲戛然中断,令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回到家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什么事情都静不下心来做, 惟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写信。在当时能够在纸上同他“说话”成了我可以拥有他的惟一可能, 毕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通电话的，网上的联络也是有条件的，而纸上的“说话”几乎是不需要任何借助的,惟有自己的一份心情。

       因为是一段跨国婚恋,双方不得不承受相当长时间的离别, 这对于热恋和新婚中的男女自然苦不堪言; 但也正因为别离,我们有机会享有了对于现代人近乎奢侈的传统情书，于是我们分别枕着爱人的来信在万里之遥的天各一方痛并快乐着。自堕入情网到结为夫妻却基本上都在分离的两年里，经过邮差到达彼此手中的通信加起来足有100封了。他总是在电话里跟我也跟他自己说, 这些信要藏好, 藏好, 等老了还要看呢! 然后共同想象未来的一幅图画: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围着冬日的炉火, 重温往日的情书。

      有人说我们太浪漫,也有人说我们太老土, 其实我们只知自己的心里总是想着一个人,一会儿不想都不行。事情到了极致便回到了本来，爱情到了深处就回到原始, 所谓返璞归真。在分离的日子里, 接到对方亲笔写来的信, 感觉中就像抓住了对方的手; 电话虽然更直接亲密，可几个钟头的窃窃私语一挂断, 恍若做了场梦,这时必须拿出信来读一读才觉不是虚幻。

       时下传媒过多地在探讨婚恋的技巧、方法等, 爱情被弄得空前的技术化, 婚姻中更是有了许多远离真爱的附加条件, 甚至有的根本就是为了某种目的的交易。据说在申请赴加的配偶类移民中不乏假结婚的案例, 即一方为了出国,一方为了赚钱,便达成了私下的一桩买卖。于是在堆积如山的案卷里, 老外真假难辨。讲究凭证来判断事物的西方人,不像我们国人凭着直觉就能由表及里，在充满是非曲直的复杂生活里练就一双去伪存真的火眼金睛。也许正是这样,老外也采取了“一刀切”，甭管你是真是假的, 统统拿来凭证,  其凭证包括能够证明婚姻真实性的男女双方的通信、电话账单、照片等。谁都知道情书原本是属于个人的绝对隐私, 素来尊重隐私权的西方人却对中国人打破了他们的惯例, 甚至连你享有自己的情书的权力都被剥夺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谴责老外的不人道, 但我不能不为中国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所有申请移民的假结婚也都是具有合法手续的, 而虚假的则是这手续背后的感情。于是移民官先生便如福尔摩斯破案一般在合法文件之外的软性材料上寻找破绽, 比如你所提供的信件的可信度。而我第一次寄往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信件，因为是复印的便成了可疑的对象。当时我专门买了一沓镶着蓝边的航空信封,将信封的拷贝粘贴在空信封外,装入相关的信笺,成为完整的副本。而这很可能在移民官先生看来是值得怀疑的手工。

       在这些副本寄出的三个月后,我收到了移民官先生的一封信，信中对我所寄的情书复印件提出了质疑，并要求我在规定期限内寄达这些拷贝的原始件，包括原本的信封,同时必须对为什么提交复印件而不是原件做出说明, 否则将对我的移民申请进行重新的评估。

       接到移民官这封信时, 窗外已“噼里啪啦”响起过年的爆竹, 我的心里却沉沉的。这时候我丈夫因工作才从加拿大到美国不久，可大部分信件都在温哥华呀。我打过去电话他那边正是凌晨酣睡之际，没办法,他只好赶紧交代了手头的工作,订好飞回加拿大的机票,从他当时所在的密西西根州到西雅图就要5个小时的飞行，他的朋友在西雅图机场接到他再连夜驱车赶往温哥华。接着就有了温哥华的深夜5台复印机同时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叮嘱我, 你快打电话发传真给北京使馆一定问问清楚: 他们会不会还给我们这些信? 无论如何请他们将来一定把这些原件还给我们! 丈夫的话语中充满了孩子般的祈求, 我听着想哭。

        第四天, 衣服上有UPS字样的快递员将一个大邮包送到我家,里面是以往我寄给他的信, 分成两捆用牛皮筋扎着。看着自己寄出的信再回到自己手中,真是说不出的感慨。这些信显然是被他反反复复地读过, 再加上来来回回地长途辗转, 信封与信笺已揉得很熟,让我想起小时候读得掉了书皮、卷起了边角的课本。

       我和他一样最开心的事就是打开信箱看到对方的来信，我们盼信的那种心情就像两个小孩子闭上眼睛等着大人变戏法似的变出我们期待已久的礼物，大概也就跟西方的小孩盼望圣诞老人在长长的袜筒里放进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差不多。有一天早上,他瞄见信箱里有一封信，他相信那一定是我寄去的,可当时信箱的钥匙在他朋友手上,他实在是无法忍耐到晚上朋友回来再打开信箱，就开车跑了20多公里的路去拿钥匙。每每收到新的信,肯定是把什么事情都推开先过把瘾再说, 如果是赶着上班也一定会把信揣在身上见缝插针地读一读，等晚上回了住处再靠着床头细细地品味。他很多次打来电话说, 我正在读你的来信; 又有很多次他打来电话时我正在给他写信。

       在这样通信的过程中最担心最焦躁的是到时间却没有收到信。他那天就在电话里说上星期三没有收到信。弄得我一连几天都为那封遗失的信伤痛着, 一遍遍地回忆去寄那封信的整个过程和点滴细节。记得那封信特别超重, 贴了32元的邮票, 我当时有点疑惑还让营业员再称了一遍。平时营业员称前总问一句: 寄加拿大的? 但那天营业员什么也没说。投信箱时我不放心还特地去问了问有没有搞错, 弄得人家直冲我翻白眼。

        其实我每每把寄往加拿大的信投进邮筒时难免一份忐忑，心想这封信要经过多少关口飞过几度山水才能抵达他手中啊! 仿佛是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不甚相熟的人, 捏着一把汗。有时也跟他说发E-mail吧，但那边就说, 我枕头下都是你的信, 临睡前总要看一遍, 新的没来, 就把旧的翻出来再读读。

       哦,移民官先生能想一想我们写信、寄信、等信、读信的那份心情吗? 让我们把每晚枕在梦里的信交出来，是不是有点像从痴迷的孩子手里夺走心爱的玩具? 可我们却不能同孩子那样嘹亮地哭一场。

       在寄走这些情书原件之前的几个夜晚,我一遍遍地翻看它们, 把它们一一展开铺了满床满地, 那铺天盖地的情形连我自己都感动。这些信记录了我们在分离中度过的热恋与新婚时光，为我们各自孤独等待的思念与寂寞中平添了许多的故事。我相信如果移民官先生了解了有关这些信的故事，一定不忍心让这些信的主人失去它们，我们中国人爱说: 将心比心, 人心都是肉长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中国人在童年时最先知道的外国恐怕要数加拿大了, 因为那时我们都背过这样的句子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白求恩的名字也是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外国人名，我也在孩提就想象着白求恩大夫的祖国一定是比较人道主义的。现在我想如今的移民官先生如果也有点白求恩的爱心，那些情书的原件早晚应该回到我手中。

        在我重新寄出情书原件时, 我给移民官先生写了一封信, 就前次提供复印件的问题做了说明。按大使馆的要求必须有中、英两种文字，我自己的英文很 POOR，如此重要的一—关系到我同自己的爱人能否顺利团聚的信函, 我怎敢掉以轻心？ 赶紧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做文化外事工作的好友请她帮忙翻译, 她了解我的爱情, 也了解我的移民申请, 我相信她的译文能帮我传达心情。没想到她在千里之外的电话那端激动地说, 我现在身边有一个人已经知道了你的故事, 她好想帮你呀! 这个人是来自英国的伊丽莎白, 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堂姐, 她恰好为中国舞剧受邀到英国皇室演出的事宜而来, 我的女友和伊丽莎白是老朋友。

        第二天，我的传真机上就传来了伊丽莎白帮我打印好的给移民官的英文信, 她在信中替我加了一些我的中文信上没有的话, 比如 “… I love my husband very much and wish is to be with him now." 我知道她完全理解我对那些信的感情，她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也同样认为我应该争取重新获得那些本该属于我的情书, 因为她相信有着“梁祝”这样美丽神话的国度永远都会有真挚的爱情故事。

       后来,女友告诉我, 伊丽莎白在北京期间曾与她一道专程去了加拿大驻华使馆,询问那些情书的原件可否退还给本人。可惜她持的不是加拿大护照, 未被准许进入。离开北京后她还希望能和移民官先生通一个电话, 可我的移民文件上提供的电话打过去概是公事公办的录音。

       不知道这辈子我和他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些情书的原件，我只有默默地祈求上帝保佑。

后记

       隔了25年的跨洋风雨，搅拌着烟熏火燎、柴米油盐、一地鸡毛的日子，再回看当年幼稚却真诚的文字，欣慰自己在平凡的人生里也曾做过童话里的女主。在信仰崩塌的当下社会，许多人不再相信爱情，而我相信爱情是成人世界里唯一的童话，以想象与纯真结盟，是世俗世界里比孩子的童话更具神性的存在。

       哦，顺便告知亲爱的读者们，加拿大移民官最终破例寄回了全部情书原件。

       （正文选自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下午茶》，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