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在我《中国妇女报》专栏“秋明信箱”写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是女儿、妻子、母亲也是姐姐和妹妹，从现在开始，我将是各位的知心朋友。
然而，我的读者似乎不这样认为，从大家的来信看，上到99下到15、6，一律称呼我为“秋明大姐姐“。我一心一意想与我的读者做朋友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而当时的总编辑却说：”别人都是大众情人、大众媳妇、大众女婿，你是大众姐姐，挺好的。“
后来，《洛杉矶时报》说我是中国的Ann Landers，而当时还存在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我为“中国的‘Dear Abby”，Ann Landers 是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专栏作家之一。真正的 Ann Landers 是 Esther "Eppie" Pauline Friedman Lederer，她是以她的生活建议专栏而闻名，这个专栏以“Ann Landers”为名，从1955年到2002年一直连载，受到数百万读者的喜爱。
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名叫 Pauline Friedman Phillips，则是另一个著名建议专栏 “Dear Abby” 的作者。两姐妹的专栏风格相似，这种“姐妹间的竞争”成为了一段著名的新闻话题。而我则分别被人称为这两个姐妹之一，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为女性朋友答疑解惑，竟然有如此大的社会意义。而成为全民大姐姐，其实是极大的荣耀。所以后来我接到8、90岁读者称呼我“秋明大姐”的来信，我再也不会认为论年龄可以当我的祖父、祖母的人称我“姐”是冒犯了，而是感觉到他们期待解惑的拳拳之心。
当时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十封信，而每期能刊出的最多也就1、2封信和解答，当然报社要选择比较典型的、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样就会有近百封信注定得不到解答。出于同情心，当然也不希望那些读者因为期待解答而得不到回音而生怨、而失望甚至真的做出什么不智之举，我开始放下我的写作，夜夜写回信，尽可能一一答复。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样做是牺牲，只觉得是“姐姐”该做的。虽然后来《中国妇女报》将我的部分解答集结成书《走出心的藩篱》出版，我本人并没有版权当然也没有稿酬，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后来出版了《中国女性》系列。那是在做信箱工作中，有读者希望“面谈”，结果积累了一些口述历史，而以此为素材，写出来的。
的确，信箱专栏在八十年代，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得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关注，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一家媒体采访时，问过我：“为什么搞这个专栏”?
当然是应《中国妇女报》之邀啊！但是为什么我会应这个“邀”呢？而当时《中国妇女报》主编谢丽华为啥偏偏“邀”了我呢？
为啥邀我要问她，为啥应邀则是我的决定。
1980年代初期，有过一个“严打”阶段，我因此进入了公检法，检察院我没进过，公安和法院我却都经历过了。
在法院刑庭，接触各种刑事案件，为了弄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逻辑和犯罪动机，我开始进行家访，接触到他们的母亲和妻儿，当然也有女性嫌疑人的家属。她们的生活状态，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了解过的。使我在案件之外，也开始关注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处境。
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也能看到因畸形的母爱宠溺而成的败儿，比如因为对母亲予取予求，直到母亲无法满足他的欲壑而弑母；因父母无止境的百依百顺，而造成子女无底线的家暴，直到致使妻女重残；因父母偏心而造成子女反叛，直至身心扭曲妒火难平而残杀手足；因父母在经济上的压榨，而逼出子女的贪婪，导致盗窃，抢劫以及诈骗等等……使我感觉到，文明不只是自然科学的普及，家庭和人文的教化，也应该是社会安定进步必不可少的。
后来我离开了刑事工作，而转为民事工作，更多地接触到家长里短，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离婚诉讼，女方插队时与男方开始谈恋爱，后来支持男方参加高考，为他找复习材料、替他出工挣工分，让他安心备考。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女方放弃了回城的机会，一直干各种工作，挣钱供男方读书、考研，在别的知青都离开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在农村为丈夫照顾父母。
男方硕士毕业后，找到了工作，他虽然把女方接到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女方上不了户口、找不到工作，一直在家吃白食、发牢骚。现在男方提出了离婚。
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气愤，给法制报写了一篇文章“当代陈世美的嘴脸”，社会反响很大，后来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我进了法制报，那是后话。
然而，这其实是我这辈子最感到羞耻的一篇文章，首先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在结案之前，都不应该利用媒体和舆论，曝人隐私、泄露案情。更何况我是审判员，这不仅仅是不道德，也是违法的。
其次，这个故事，只是我听了一方当事人的叙述，就当作是事实而未审先判，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因调解无效，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离婚请求。
女方因此给我送了锦旗，还在报纸上撰文夸我是“当代秦香莲的代言人”，而我本人则被法院民庭庭长臭骂了一顿，罚我去读法律夜校，好好学学法律，每天上班由当班审判员，监督我背民法和民事诉讼法。
后来，男方又提出上诉，坚持离婚诉求，我趁“秦当代香莲”回娘家的机会，去家访“当代陈世美”，一进门，我就大吃一惊，男方是硕士毕业，那个年代硕士可是宝贝啊！他就业的工作单位也很不错，按说应该比一般人家过得好些，可是他家里却家徒四壁，碗盘杯子都是铁制搪瓷的，而且也都磕得斑斑驳驳、坑坑洼洼的，我想坐家里唯一的一把椅子，那陈世美说：“那椅子不能坐，只有三条腿。”
我看了一眼那个虚搁在地上的一条腿，知道不能坐，他从床底下拉出来一个小马扎，说：“坐这里吧。”
那个形容枯槁的“陈世美”穿一件千疮百孔的跨栏背心，胳膊上、身上隐隐露出斑斑点点乌青，他面无表情，坐在床上。身旁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个白衬衫的领子和一件中山装。他看到我的眼神，说：“那是我上班穿的。”
我直接告诉他，“当代陈世美”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他没发火，脸上并没有气愤和委屈，也似乎没有怨言，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那是我现在的名字了。”
如果是现在，我会直截了当地道歉，可是那时的我，没这个肚里撑船的量，虽然心存愧疚，却也没有当面道歉。
那次家纺，我知道了，家里能摔的、能砸的都摔了、砸了， 衣服除了他死命护着的工作服之外，都撕了、剪了。他和女同事说话，那是乱搞男女关系，回到家妻子就摔东西，任何可以抓到的都摔了；走在路上他看了陌生女子一眼，那就是流氓心思，回到家妻子就砸家具，凡眼睛看得到的，都砸了，非要泄够了满心的愤慨才罢手；买东西时，他对女售货员笑笑，那就是轻浮、心术不正，回到家妻子就开撕，能撕得动的，都撕碎了，如同撕碎丈夫的花花心肠；甚至他偶然逗逗陌生的小孩子，也会遭到妻子的掐、拧，说他不在自家好好生孩子，跑到外面去生野种；如果他出门前照照镜子，那就说明他要出去会见狐狸精，妻子拿出剪刀就把他的衣服给剪了……
听着男人没有抑扬顿挫的、如同讲述别人事情的平淡叙述，我真的无语了，我特别理解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女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也非常同情“陈世美”在这种歇斯底里的“恩人”的阴影下的处境。
“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说。
这其实也是我要说的话，只是说不出口，也不能确定，造成这个男人困境的，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助力。
我内心真觉得 ，日子过成这样，不离婚是不行的。我同意安排二审，当然调解还是不成功，于是定了二审开庭时间。
那天除了原告和被告之外，《中国妇女报》和《北京法制报》都有记者到场旁听，原告陈述完毕，轮到被告“秦香莲”陈述，她走到法庭中央，拿出一瓶敌敌畏，说：“如果判离，我就喝下去！”
我想劝她不要钻牛角尖，她却质问我：“判决离婚后，我怎么活下去？”
接着“陈世美”单位的领导居然也出面，说秦香莲已经多次到单位，与工会、团委、校党委都开过会，他们大家听取了“秦香莲”的控诉，决定将“当代陈世美，这个知识分子的败类，开除公职。”
“秦香莲”居然哈哈大笑，对那领导鞠躬致谢！感谢他们主持了公正和正义，就像包拯狗头铡铡了陈世美。
我真是蒙了，你把你的先生搞失业了，就算你俩不离婚，你们该拿什么生活啊！
我问“陈世美”：“你还坚持离婚吗？”
“死，也要先离了婚再咽气！”
我急忙叫法警去拉住“秦香莲”，免得她喝敌敌畏。
这件事之后，我对《中国妇女报》主编谢丽华说：“女人需要自立自强，否则‘秦香莲’不会绝迹。”
之后，就有了《中国妇女报》“秋明信箱”，之后，我就成了“全民姐姐”。我也学会了如何定位女子的社会地位和角色。
40年过去了，抛开那些妇女没有地位的地区和宗教，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妇女早就今非昔比了，“陈世美”、“秦香莲”也很少被人提及了，甚至“秋明信箱”之类的妇女之友的角色也已经谢幕隐退了。
然而，那些往事，仍然是建立三观或者毁三观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