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在我的视线中慢慢淡出，但是老占没有抹去我童年合作社的记忆。
童年时父亲每次去县城几乎都会带上我。除了到新华社书店看书，先会到县里的合作社（供销社客家人叫合作社）先走一趟看一看，但是父亲也极少买东西，去县城基本是到新华书店看书，一看就大半天，有时候会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父亲应该是口袋没有钱，回家时候也不买书，所以我和父亲是经常空手来县城也是空着手回家的，但是每次父亲的大脑里又装了新的东西，因为我看父亲又在新思考着什么。
合作社可是大杂货店，商品齐全。柜体里有解放鞋、布鞋、拖鞋；铅笔、钢笔、墨水、邮票、信封；棉絮、毛巾、肥皂、手电筒、军用壶、电壶……收音机是合作社里的最高档商品。每隔一段时间能看见百货店一些新增商品，摆在柜台上的玻璃瓶子里一开始只有圆圆的小鸟蛋、杨梅糖，后面新添了花生糖和奶糖；卖布区域只卖颜色单一的粗布匹到后面有卖的确良布和尼龙布，颜色也多样；有纸油伞到后面的弯钩布伞，只有卖斗笠和竹叶笠到后面添加了草帽；偶尔还能看见半空中挂着一两件小孩儿的可爱衣服，这可是我喜欢的，也是父亲给我买过的；商店里开始摆出了自行车，那可是幼年发现的新奇，也是百货商场里最贵重的东西了，那时候的永久单车和凤凰单车相当于现在的奥迪和宝马。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有一辆很旧的自行车，也不知道父亲哪里买来的破旧自行车。有一次，我好久没看见了，问父亲自行车哪里去了，父亲说卖掉了，我感到极其失落地说：为什么要卖掉？父亲呵呵笑了一下说：“太旧了。”我想父亲应该会很快买回一辆新自行车回来。没想到直到我读初二了，才买回来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期盼多年的愿望眼前一亮，让我欣喜万分，想着明天就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晚上兴奋得难以入眠。现在想来，当时父亲卖掉的原因应该是家庭经济拮据。
合作社那些叔叔和阿姨拨弄着算盘，或者坐在一角打毛衣，对此我并不好奇，因为在家看过爷爷和父亲时常拿出算盘拨弄算着什么，也看过母亲织毛衣，还看过母亲忙完一天活儿后，晚上在灯光下教村里的一些年轻姑娘织“小猫”“小兔”可爱型的帽子。我更好奇的是合作社又添加什么新的商品了。小小的我见合作社的阿姨和叔叔板着严肃的脸，让我这个小小孩有些心生畏惧。因为平时看到我们村子里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是温和可亲、热心热情，经常和村民谈笑风生的，有时还会逗逗我们这些小孩儿，对比之下深感叔叔阿姨们的严肃。
村里的合作社在村中心桥头。村里的孩子们经常都喜欢在桥头周边游戏，小时候我也经常带着我的妹妹们和一群小伙伴在那边玩。我们村子合作社有一个大家称他“老占”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姓占，大家称他为老占。一开始我看村里的大人们对“新”到来的他特别欢迎，他一来村民们就特别的熟悉，大人们还亲切地称呼他“老占”，让我感到有些奇怪，暗暗佩服起大人们。
一次母亲告诉我说老占人很好，你小时候得到他很大照顾。我才知道他之前在我们村合作社（供销社）工作过。只是我小，还处于记忆短暂阶段，这次是第二次调回我们村。
“老占”第二次到我们村工作时候，我已经能记事了。当时全村人买东西都要在合作社买。那时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是吃公粮的，也是外地而来，一个村一般一个，有时候会两个，在我童年看到夏天农忙的时候会两个工作人员。有分工，一人重点负责商店，一人重点卖化肥，但是也会互帮互助。他大约四十岁，身材高大国字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勤劳能干，对村里的男女老少很热心热情，没有一点架子，是个党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管早、中、晚正在煮饭吃饭，或者大中午在太阳底下劈柴，只要有村民来买东西，他都会毫无怨言马上放下自己手上忙着的活儿，亲切而热忱地接待村民，还经常看见他主动和村民聊天，幽默风趣。
一次，母亲带着我去买东西，那时我还没有柜台高，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好奇心总是促使我不断跳起来或者踩在柜脚上趴在柜面。母亲买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肥皂等等，母亲付了钱，老占在抽屉翻找钱，然后转过身正要给母亲一沓钱，母亲说了一句：“钱真不好用，一张钱没买几样东西就没了。”我说，我们买到一脸盆的东西，他还给我们那么多的钱，你还说没有。母亲说：“我们给的是10块钱的，找回来的不到一块钱。”老占朝着我呵呵笑着说：“就是呀！一张钱买到那么多东西，还换了好多张。”听我那样一说，接着老占找回给母亲的那叠钱里从中抽走了一张，母亲没有发现他抽钱，然后他走到另一边拿了两个糖，递给了我，把钱给了母亲，母亲数了数找回的钱，发现少了两分钱，母亲说老占“太狡猾了”。不是因为老占，母亲是不会买糖给我吃的，因为母亲怕我小时候吃糖蛀牙。在童年，糖果是极其奢侈的食品，意外收获两颗糖让我可开心了，感觉妈妈那张钱买到的东西就更多了。但是我怎么也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母亲那一张钱买了那么多东西，老占还给我们那么多的钱？
这是我处于还不能辨别数的大小，只能初步感知和理解量的特征去辨别多少的年龄阶段，能感知量多为满足自我价值的思维世界里，母亲说得多和我理解的多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我始终还是觉得一脸盆的东西和找回来不到一块钱多的，加上得到的两颗糖果，我更加觉得我们赚了好多好多，所以孩子的成就满足快乐和成人是两个不同思维空间的快乐满足，如果你不理解孩子心理学和教育学，你永远走不进孩子真正的思维。你和孩子之间就会有一堵捅不通的“雷壁”，而且你永远在墙外透视不了孩子。生活处处有教育的契机，教育需要来之生活，也运用于生活。我想，如果当时母亲懂得运用这种生活中引导我观察学习感知理解数和量的关系，或许我上学入门学数学就游刃有余了。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我的“假设”而已，因为家长教育是我国需要加强弥补的版块，那时候的家长们哪里会知道这些教育引导方式，而且那时代家长意识形态下教育都是全权学校教育为他任的。而父亲是极为罕见的农村教育先行家长。母亲每天为了全家生计从早忙到晚，除了让我们三餐吃饱肚子根本没时间管我们。晚上要匆忙做家务，我们几个姐妹经常晚上饿得或者因为想睡觉而哭哭闹闹，有时还没吃饭或者边吃就边含着饭就打瞌睡了，经常躺在地上、趴在凳子上或者桌上就睡着了，母亲也要忙完所有活儿，才会给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洗澡洗脚，把我们一 一抱到床上，这时她才忙完一天的活儿。至于学习和教育母亲几乎没有时间管我们，但是总会以她当初不懂读书的经历叫我们要好好读书。这也是那时代所有农村妇女的生活日常和教育孩子的方式。
我知道老占在村子工作的时候，已经分田到户，我大概六七岁，村里的小孩儿们经常会在桥头玩耍，我也经常背着三妹牵着大妹到桥头玩。有时候遇到突来的暴雨雷响，在田里干活的村民会四面八方跑到合作社躲雨，拥挤的水泄不通，大家湿漉漉的衣服嘀嗒嘀嗒的水掉到合作社地板，“老占”却毫无怨言，和村民们欢声笑语打成一片。有村民说：你的店都被我们变成水塘了，老占风趣地回应道：“变成水塘没关系，只要那摊盐不要被溶解就可以，溶解就说不清楚了。”村民们马上意识到，大家很自然地左右瞧瞧，看看自己是不是站在盐框旁边，站在盐框旁边的村民很自觉地连退几步远离盐框，大人们看见玩盐巴的孩子们自然也就赶开了。有些村民调侃说：“那摊盐溶了老占就要一身皮赔了。”老占说：“皮也没用！我的皮不值钱，要坐牢的。”村民说：“我们可以给老占做证。”“老占那么好的人，谁敢动老占，我们大家给他拼了。”老占在柜台里面听了开心地呵呵笑。
幼年的我一听大人们和老占那样说，躲的那摊盐巴就更远了，那以后我到供销社都不敢靠近盐，生怕惹那滩盐的祸。
我们这些小孩儿们挤在大人群里，在柜台前透过玻璃观察物品的价钱，数着柜子里的物品，看见玻璃瓶子里的糖果数来又数去，以此满足馋嘴的心理，却总是数不出一个所以然，越数越谗，个个垂涎欲滴。“老占”在柜台安然自得，雨停了大家回到田地继续干活，这时候“老占”毫无怨言独自开始打扫起“水塘”。
分田到户以后，离合作社最近的有一丘田刚好是我们家的，紧挨着合作社厨房的墙壁。我经常看见“老占”种菜、劈柴、帮忙村民搬运化肥。母亲和我说：“老占人很好。他之前看见我背着你在烈日下干活，那么小被绑在背上太阳晒的可怜，有时会叫我放下来他帮忙看，或者看见你在我背上睡着了，会叫我放下来抱在他的厨房灶台边柴火堆里睡，那时候你刚满月，晒得头皮通红，放下背上的你干活会轻松很多；你大一点的时候，把你放在田头自己玩，你在田间地头玩累了经常就地而睡，老占看见会把你抱进他的厨房睡，母亲说那样你冬天就暖和，夏天不会晒太阳，我也轻松一点。”听母亲那样说以后，小时候我曾经一次特意趁“老占”在厨房煮饭时候，好奇地进去他的厨房，想看看我小时候那个柴火堆睡觉的小“窝”是怎样的？我一看很诧异，赶紧跑出来问母亲：“那样的地方我小时候怎么睡的？”母亲说：“那时候会给你铺一些稻草，稻草上铺你的被子非常舒服暖和，你可乖了睡得可香了，脸蛋红扑扑很可爱。”母亲说起那时候，抑制不住当年第一次当母亲的那种幸福喜悦。幼年的我听母亲一说，当时还真是小小的脑海里出现一个躺在暖和舒适的稻草小窝里的小宝宝，睡梦中那么甜美可爱，像只小窝里的小鸟。母亲说：“”在远处田地干活时候我就没有那么享受了，一天到晚绑在母亲的背上，娇嫩的皮肤经常晒到脱皮，经常还被雨淋，回来便生病感冒了。你出生刚满月我就背着你和奶奶到长安岽脚下开荒，荒地全是荆棘，把你刺到哭得厉害，就把你放下来草地上睡觉，也晒得脸和头都脱皮了，好几个月都没好，那次晒到很伤，也哭得很厉害！没办法呀！不开荒粮食不够吃呀！”这些都是听母亲说的，每每听母亲说，我会为母亲曾经的艰苦岁月心酸难过，也会为曾经我这个娇嫩的小生命因无人照看，一满月就开始在田间地头绑在母亲的背上风吹雨打、寒冬烈日煎熬而心生伤感。可以想象，“老占”厨房的“小稻草窝”是我当时这个稚嫩小生命雨天、烈日、寒冬时难得的避风挡雨之处。母亲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不会落下任何农活，生产队出工又要赶时间，母亲又是一个不甘落后的人，总是要比别人做得多。父亲当时在公社上班，靠母亲一个人，既要带孩子又要干农活，还经常热心帮助别人，在她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属于那时代客家女性 “无我”精神典范。
对老占我只知其人，却不知其名，也不知其何地人。曾经武平中山供销社的厦门知青叶叔叔看到我公众号发的文章，好心告诉我说：“他的名字应该是叫“金香”，是莆田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到中山供销社，派驻上峰购销处工作。”叶叔叔也是当年下乡到武平，在中山供销社工作了十年，经常还挑着商品到各村子，他的爱人慧心也是当年的知青，是中山公社的副书记，和我父亲曾经共事过，他们夫妻两个开朗乐观、热情热心的，他们夫妻当年在艰苦而热情燃烧的青春岁月里在中山恋爱了很多年，留下他们夫妻难忘的美好爱情故事和足迹。前两年叶叔叔和他爱人以及知青小杨医师他们来我家看父亲，小杨医师也是下乡在中山医院的知青，在我记事起他就在中山医院工作，我读书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依然还在中山医院工作，直到退休回到厦门，当时他的孩子在我们班级，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而且特别爱分享的男孩。
老占我童年中的印象。“老占”是我们村里那个时代以上的人无人不知，经常听到村民们对他高度评价。他的无私奉献、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幽默风趣给村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村民都得到他大大小小的帮助。在村民心中，他是合作社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典范。我童年时期亲眼目睹他为村民任劳任怨，以及对村民的帮助和关爱，处处为人善举无一不让人感动。他的音容笑貌刻画在我“童”话（画）故事里，给我留住了深切美好回忆。他也永远印刻在那个时代村民的脑海里，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心灵历史记忆。
“老占”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老占”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战士，村民可敬可亲可爱的战友。老“占”可谓老“赞”，感恩“老占”，为您点“赞。”同时也为在艰苦岁月里所有下乡在乡村合作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