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北美华文文学出现了新气象,一批杰出的新移民作家诸如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曾晓文、叶周、陈九等竞相将创作笔触对准了北美在地化生存或中国经验,以纷繁复杂的书写表达他们和西方多元文化的共存情境和融入镜像。这其中,旅美作家与诗人顾艳是其中的佼佼者。顾艳在出国前已创作不少长篇小说。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杭州女人》,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辛亥风云》,2009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堡》。同年她去斯坦福大学访学,并在康奈尔大学进修了创意写作。2017年,顾艳正式定居美国教书。近几年来,顾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她先后参与了《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年选的编纂,在国内外文学刊物上接连发表诗歌和小说作品。诗集《风和裙裾穿过苍穹》2023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是对顾艳三十多年来诗歌符号艺术表达的一次集中检阅,距其第一部诗集《火的雕像》(1989年)出版,已经过去了34年。正如她在诗集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个人精神的成长史”。该诗集一共分为五辑,200多首诗歌,涵盖和汇聚了诗人由青年到中年等不同阶段的思想经验,交汇着诗人对情感、生活、社会的具象思考,流露出诗人一以贯之的对诗意灵魂和高洁情趣的追求,同时也以题材上的多元表呈现着新移民在新时期的书写命题。
一、疼痛诗学与女性灵魂的凝视
顾艳酷爱文学写作,并与文学有着天然亲近的联系。这一方面反映在她30多年不间断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她为文学付出的代价上。在自传性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中,小说主人公和顾艳具有高度相似性,两个人都为了文学艺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小说《杭州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池青青高度重视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而非物质生活。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甚至走向偏执和极端,尽管他们难逃在现实中孤寂和失败的种种境况。陈骏涛曾结合小说“自我倾诉式”的基调指出女主人公和顾艳经验的相似性,女主人公为了实现文学梦,与家中父母关系冷淡,还被迫与丈夫离婚,个人生活“一塌糊涂”,唯独对文学的憧憬始终如一。这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顾艳对文学创作和精神生活的高度依赖。顾艳出国前在大学任教,近十五年来,在美国经历了访学、求学、工作、专职写作等过程,异域离散经验使其人生更为丰富,视野也更为宏阔。这突出反映在其诗歌题材的多元和诗歌主题的开放性上。但是从整部诗集来看,诗歌充满着疼痛感,这种疼痛感突出表现在疼痛诗学的探索和建构上。
顾艳的诗歌写作自觉秉承了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创作成就,延续了翟永明、舒婷等诗人对女性意义的探寻主题,在凸显和生成女性气质这一主题上,顾艳与80年代崛起的女性诗歌的创作宗旨是一脉相承的。顾艳的诗歌首先集中表现了对女性位置和意义的发现。《组诗:一个人的岛屿》很明显体现了女性的独立。“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一个人就是全部/我沉重的思想/虚无,除了/在那颗心的宇宙中/我是自己唯一的王”,在这里,女性以桀骜不驯和倔强的姿态得以表呈。其诗歌与翟永明的《女人》也有着某种暗和。“从天上掉下的月亮/就像一把匕首/它冰冷的刀锋刺向我/每一个深夜/我触摸它,并不畏惧”,女性一开始不是懦弱者,性别中的强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在诗歌中,女性的凌厉和力量十分充盈却又富有变化,女性不惧漂泊,并且主动选择迁徙和漂泊,诗歌文本中不断出现流动性、离散性和叛逆性特质,进而生成新时代女性在地理空间上的不确定感。《猫头鹰的品质》这样写到:“我们都在黑夜里飞翔/它蹬开大树 我避开喧嚣/我们的共同目标/飞向低处 飞向深渊/我们与蓝天白云漫天的星星无关/我们的飞翔是形而上的飞翔”。在这里,抒情主体将猫头鹰的品质化为个人的一种追求,猫头鹰在黑夜里起飞,抒情主体也敢于飞向深渊,抵达对“形而上”的真理的获取。猫头鹰是夜晚的清醒者,是黑夜的主宰和洞悉者。猫头鹰的无惧无畏显示出女性的力量和勇气。
顾艳在诗集序言《飞翔之姿》中说:“正因为有那么多现实世界、精神世界的痛苦,我的诗歌才创造着我的主体世界——精神内核”。顾艳的诗与主体的痛苦感受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痛苦作为经验也是其诗歌创作的动力。这种疼痛感一方面源自于现实体验,另一方面源自诗人对世界的把握和表现方式。在具体指向上,诗歌主要倾诉了女性精神上的疼痛和孤独。《长诗:女性独白》中的《独舞》《劫难》《声音》最能够体现这种经验,诗歌突出对痛苦内在机制的展示,细致捕捉主体生命的孤寂、多舛和坎坷,也在时间的脉络中审视女性面对痛苦的态度。但是顾艳的这种疼痛包含着个体的“再生长”,疼痛不再是一种绝对的施压,与八十年代初女性诗人性别写作中对男性的绝对反击不同,顾艳笔下的疼痛并非只是简单的决绝式的控诉,而是流露出洒脱和清醒,尽管痛苦经验增添了诗歌的愁绪和伤感质素,但是诗歌在总体风格上并不走向颓废和虚无,而是呈现出于绝境和痛苦之中寻找希望的不懈努力。“我,一个女人因为疼痛/喝着自酿的音乐酒/冷风飘在脸颊上/我的微笑像一座废墟/我的双眼睥睨一切/我奏响的音乐/与我裹着露珠和尘埃熟睡”。因此,诗歌在绝望之境中在寻找希望,诗歌话语中总是裹挟着蜕变的渴望与冲动。
另一方面,疼痛诗学表现在诗人对生命本身的缺陷抑或脆弱特点的触摸,从而构成诗人对生命内在隐秘机制的展示。《秋季》《红鸟》中的部分诗节都体现了对生命内在曲折性特征的呈现。同时,疼痛感还包括诗人对人类个体的渺小和卑微的一种深切体察,一种对历史和女性个体命运关系的省思与对接。诗歌因此构成了对“天地神人”整个宇宙空间的深沉思考,进而在宏大世界和卑微个体之间巧妙地建立联结。由此,对疼痛感的把握逐渐从个体转移到对普遍性精神的捕获。在诗歌空间上,也逐渐从个体抵达对人类更大的活动空间的开辟,疼痛的形状和疼痛的样态自然也从形而下逐渐上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层面,进而使得诗歌具有了更饱满的阐释空间。
诗歌将疼痛感与女性情感经验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女性对疼痛的承受的同时,也在尝试表达对疼痛的超越和突围。在诗集第一辑“女人”中,集中表达对女性的反思。“长诗:女性独白”组诗可谓是顾艳个人女性观念的全方位表达。全诗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中的五首诗歌《祈祷》《遐想》《闪电》《古堡》《火焰》充满着对女性力量的讴歌,从对“坐在椅子上的褐衣女人”的描述到对“所有的墙壁都是路”的坚持和无畏,再到敢于忍受“苍凉而且寒冷”的孤独,诗歌提供了直率和勇气,这种勇气赋予女性以大无畏的果敢和对生命的担当。如果说女性在传统视域中常被视为如水样的存在,是温柔的、脆弱的、驯服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么我们于此则看到的是“火中凤凰”般的敢于展翅翱翔的女性,女性的倔强、顽强、坚毅展露无遗。“古堡啊,多少白昼痛苦的光/从你身上流过”,古堡作为一种时光流逝的见证物,见证着女性的坚持和不拔。而《遐想》一诗则在一种想象空间中表现了诗人勇敢的气质。这种勇敢开始以宏阔的意象和场景来呈现,并在意象组合中表现女性情感的坚韧不拔和气魄。诸如:
“我,一个遐想的年轻女性
骨骼结构着完整的精神
所有的墙壁都是路
世界充满我的眼睛”
诗句显示出一种无畏的骨气,这种骨气给予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连构成障碍和阻隔的“墙壁”在这里竟然变成了“路”,显然,诗歌结构上的这种悖论与矛盾构成了一种反逻辑,这就更加呈现出在无路中寻找出路的勇气,一种不惧风雨与凌厉的气势也使得抒情主体像一位久经战场的女侠。而事实上,诗歌中也时常呈现出女性满身皆“英气”,“我抽出一柄煌煌巨剑/马蹄嗒嗒/巾帼不让须眉”。由此出发,甚至联想到花木兰替父从军、铁骨铮铮的风范。而在意象的组建上,诗人巧妙地将中国山水和人文历史符号编织到对女性情感的组建上,将女性个体情感和山水人文进行了粘连,构成一组宏阔的意象群落。在天与地、古与今之间游走的是一个新时代女性,这位女性接续古老中国的文脉符号,告别女性被压抑的历史,代之以个体的清醒姿态回应着历史的诘问,显示出深沉、开阔,广博的韵味。如《遐想》中这样描述:
“我将怎样瞭望苍茫大地
黄河母亲无尽的倾诉
丝丝缕缕 绕指绕心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一代天骄,气连霄汉
无数英雄像砂砾像星辰”
在这里,诗人巧妙化用毛泽东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中的名句,体现出个人对历史和英雄人物的接纳和重新认识。它打开了更为宏阔和浩淼的遐想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历史英雄人物像“星辰”一样凝视着大地,抒情主体也因此被灌注了生气和活力,女性的遐想空间也因此变得阳刚而豪迈,而非婉约诗词中的幽怨与忧思。
诗歌注重塑造勇敢的女性形象,强调做一个孤勇者所需要的强大意志力,这里的孤胆英雄不仅敢于忍受现实的摧残,更具备超凡的耐力。《闪电》一诗突出表现诗人的这种情感:
“我披散长发站在这里
与啼血的夕阳融为一体
死亡一样耐心地等待
宛如大海遗弃的岩石”
抒情主体是孤注一掷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并具有一种忘我的精神。“岁月的鞭打比金属更冰冷/我将自己撕得遍体鳞伤”,时间给个体带来的除了无情的鞭打之外,还有让主体领悟的事物,而主体也具备一种将自己“撕毁”的勇气。在这里,主体不惧重头再来,坦然面对着生命的重启和再生。这组诗呈现出特有的冷峻和孤傲的气质。
顾艳的诗歌也不断回溯女性的的前世今生,深入到历史的场景中探寻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古堡》《火焰》十分典型地体现出对女性生命源头的追溯,并且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我从传说中来到这里/以女性沉思的姿态”,古堡见证了多少女性的故事,当诗人作为女性中的“一个”遇到古堡时,便似乎遇到了无数个和自己有着共同性别的姐妹们。因此,古堡恰似亲切的可以聆听我倾诉的长者,女性悲凄的忧伤的故事都一一被古堡撞见。轮到“我”出现时候,那是“我绕过九曲十八弯”才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女性”的时刻,历史中的女性的悲伤的故事皆已成为过去,而这位新女性则有着自己坚定的决心和步伐,诗歌以女性中的“这一个”与众多女性展开一种对话,消逝在历史云烟中的众多女性身影刹那间似乎纷至沓来。一幅女性沉默而又凄美的命运图谱呼之欲出。《雕塑》《歌唱》等诗也呈现出对不屈女性的赞颂。
二、隐秘情感的烛照与精神世界的发掘
顾艳诗歌充满着对个体隐秘情感的烛照和对灵魂奥秘的洞悉。和琐屑的杂乱的日常生活题材比较而言,顾艳更注重对精神生活的投注,注重精神上的自我世界的构建。在系列散文中,顾艳都表达了她对自身精神蜕变的焦渴和希冀,并在实际行动上呈现着自身对现实物质化世界的超越。顾艳喜欢舞剑,她注重对古典历史文化和艺术美的捕捉。从个人的志趣上说,对古典艺术美的追求,是顾艳诗歌创作的一种动力,也影响着诗歌题材的选择。这种力量也是支撑顾艳现实生活的重要依赖。但这种彻底和纯粹的追求,并不一定与周围的声音合拍。在上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初,中国大陆文坛事实上充满着一种市场化的喧闹、炫技,乃至对金钱和性的媚俗。正如罗振亚所述:“因国情与现实限制,大多诗人不深掘人性和灵魂究竟,进入形而上境界,同时民族的实践理性精神使诗人难以滋生非理性的虚无荒诞和自我扩张”。可是,外部世界的这一切喧闹,对顾艳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一般,她只管投身于自己所热衷的精神试炼和文字经营之中。这种追求带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也昭示着顾艳面对艺术的最大真诚,这是“向传统的召唤和回归”。对精神之丰盈与健美的倚重,使其接近老庄哲学对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呵护。
顾艳诗歌的另一主题在于表达她对生活与世界的爱与热望。在手法上,诗人有意识与灵魂展开一场场对话。借助于不断回访和反思的能力,她不断对自我进行反刍式思考,鲜明的主体意识不被现实蚕食和吞没。在对话之中,诗人尝试洞悉灵魂的缱倦多姿,也即透析灵魂本身的复杂症候,进而为灵魂寻找更好的安顿居所。诗人渴望将独立的精神化为个体活着的支撑和底座,于是即便身处于焦灼和局促的现实生活中,她仍能对镜自照,从诸多顿悟的时刻和瞬间中,自觉捕获对生命的宽宥和同情、谦卑和包容。诗歌充满着她对人类的基本情感诸如爱、恨、孤独、心灵的存在状态等主题的系列思考和探析。在一些哲思性的诗篇中,顾艳善于从现实入手,寻找捕获哲理的碎片,构成对形而上思想的探访和质询。在顾艳的诗集之中,《广场》《思索》两首诗歌显然与本章其它诗歌不太一样,它更具有理性的思辨和哲思的气韵,诗人巧妙地将这种思辨落实在对思考习惯的自觉遵守上。诗歌语言也干净整饬,显示出哲思的深沉和凌厉。《广场》描述了矗立在广场中的一个玻璃钢女神的塑像,她始终“保持锃亮 保持观察视角”,广场经历着时间的冲刷,而“时间偶尔也有裂缝/就像一群野孩子追赶麻雀/唱着失传的歌谣”,由广场——时间——歌谣展开的想象的链条,自然生发出形而上的深度,对广场这一空间的凝视遂构成对时间这一无法把握事物的探讨。由于这一想象链条的引发,玻璃钢女神的塑像便成为苍茫时间的见证者。塑像便不仅仅只是一尊塑像,而是具有神一般的威力。她似乎既昭示着远古的历史,又掌控着未来,无法把握的时间在她的形象中,获得了一种物质化的聚焦和凸显。诗歌最后写道:“唯有玻璃钢女神如水晶浴罩里的美人/使人们回忆起广场/掠过历史和传奇的声音”。由此,玻璃钢女神塑像便成了抵抗岁月流逝的一种可视化物件。看到她,似乎便看到了时间的不舍昼夜的无情流逝,也似乎看到了时间本身的样貌。而《思索》一诗则呈现出诗人对思考的亲近,思考可以抵达和靠近本质,思考因此构成一种智慧,诗人笃信不能放弃对思考的追逐。“任何力量都来自思索后的眼前一亮/任何事物都通向辩证的上帝”,诗句体现出思考的意义。思考也是对常规习惯的打破,因此,“我愿意在一场透明的雨中演讲/在时间面前我庆幸是一个思索的人”,思索赋予诗人再生的可能,对习惯的默认固然是对现实秩序的一种遵守,但是打破常规习惯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意义元素的植入。由此,诗人在思索中听到内心在呼喊:“救救虚无中的一切女人和男人”,正是对思索的敬畏和追求,才促使诗人发出此类呐喊,这是对铁板一块的刻板化生存的一种抵抗,也是向流俗和虚无展开决战的心声吐露。
女性的情感伴随着一部女性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曲线,女性天然具备对世界的感知和对秩序的质疑的超能力,这使得女性比男性要更能够体味和蠡测情感的隐秘和灵魂的悸动。诗人翟永明在《女人》中描述过女人的强大:“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暗使人类幸免于难。”[5]女性身体具备孕育生命的能力,像地母盖亚一样先天具备触摸宇宙空间变化的能力。故而,女性情感的质地丰富多彩。在顾艳这里,对灵魂的深思和不懈的追求,体现在她对具有书卷气、思考力的女性形象的构建上。这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的女子,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的女性。
顾艳关注到女性情感世界中一片隐秘的晦暗未明的区域,这片区域除了布满忧伤、疼痛的质地和色彩之外,也表征着女性的力量和存在的真相。诗句“我的思想铮铮作响/像一只鸟衔着自己羽毛飞翔”,表现出的是主体深陷孤绝境地之中的一种力量。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在于,诗歌在悲怆情调中表达对人类孤独处境的发现,这是对人类普遍性处境的发现。《秋季》组诗表现了对人类孤绝处境的深刻理解:
“我们因孤独而相依
又因孤独而独处
这是我们的存在方式
命中之弦
一种无法改变的状态”
诗歌呈现出了诗人对孤独的透彻的理解。两个相爱的人,即便心灵相通,却也不一定能够在一起,只因每个个体的孤独是恒常的,长相厮守终究是暂时性策略。对个体而言,孤独才是最真实的存在方式和状态。这种对人生的带有浓郁的宿命式的透彻体验,显然是顾艳对个体生命窘境的深刻体察,是对人的普遍性处境的一种发现,这种发现与叔本华对人生本质的认识具有相似性:“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顾艳诗歌中充满着伤痛、孤独,也充满了坚韧不拔和对生活的毅力。在《红鸟》一组诗中,诗人表达了对至高无上的灵魂的追逐。红鸟是灵魂之鸟,“无人能够对话的局面/是灵魂掉入深潭的境界/一根救命稻草/支撑我全部重量”,这些诗歌形象地体现出红鸟对灵魂的执着 追求。顾艳在诗歌中说:
“诗歌是我血液中的血液
晦涩时节
它是撕裂白昼的鹰”
可以看出,与灵魂的对话不仅实现了诗人对精神身份的确认,还使其在现实世界之中找到了一种生存的力量。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灵魂被烛照,显然是最宝贵也最为难得的存在。这一点在顾艳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诗歌则成为表达此种心志的工具和载体。
组诗《热爱生活》呈现出了生活的多种样态和面貌,这组诗歌共15首,都是短诗,从主题上可以分为哲理诗、爱情诗。哲理诗表现了诗人渴望理解事物和生活本身的强烈冲动。诸如《八月》中联想到诗人马拉美,表达诗人渴望与后者一样回到事物本身的情感冲动;《保卫爱情》《西窗》《隔海相望》《与自己交谈》《老街》表达的是诗人对爱情的细密审视。
三、异域抒怀与风景再现
顾艳生在杭州,之后又旅居美国,在熟悉西方现代性与异域文明之后,她更具备一种“文化间性”思维,自觉地运用对照视域和对比思维,不断省思中西方历史和文化景观的复杂关系。于是,诗歌中的风景和情感结构不再单一,而是充满了多元、互渗、互补的效果。对于顾艳这样的新华人来说,故乡概念不再是乡愁的凝聚和浓缩,相反,故乡作为一种雄厚的支撑力量和关键背景,在其诗歌中呈现着故乡对新华人的吸引作用。这也反映了政治实体对个体意义和价值的成全和完善。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跨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人在地理空间上的“去—留—回”容易而便捷,迁徙和移动的频次增加,故乡和异乡的情感联结也变得日常化。这种情感结构上的嬗变及其现实,使得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作家在情感空间的构建上,也呈现出新的转向。日籍华文作家黑孩便在短篇小说《万有引力》中呈现情感经由互联网微信的传播,使得故乡中国和东京的距离感消失了。这极大地改写了华人华侨的空间想象。回想早期北美华人华侨笔下无不充斥着流浪的痛苦,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无不弥漫着美国的现代化奇观给中国留学生带来的震撼和休克。而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人,显然有了更多的余裕和自信去关注精神空间的成长和变化。于是,书写题材领域取而代之的是华人对在地性的适应和融入,并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自觉去审视中国和世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缠绕。这一点正如张福贵所言:“华文文学的全部时空存在,是以中华民族和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域和族群文化的融汇为基础的。”同在美国的新华人卢新华就将笔触聚焦了,曾晓文则将书写的中心对准了华人的在地化情感,而陈谦则在华人故事中窥视一种全人类的共在性和共融性命题。
在这些诗歌的周边体裁中,可以看到华人书写的一个巨大的转向,而顾艳显然对这个变化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其诗歌中不仅布满海洋、飞翔、迁徙等标识空间流动性词汇和意象,更是充满着情感的隐喻系统中识别。这些词汇构成的意象群落源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空间。诗人有意识地挖掘不同空间所裹挟的涵义。以艺术的统觉,挖掘绘画、音乐、舞蹈、剑术等不同艺术之间的互通杂糅关系;有时将植物景观也写进诗歌之中,来寄托愁思别绪,诸如红玫瑰、白桦林、空藤椅、无名花、水稻等。
在第三辑“旅途”、第四辑“风景”篇中,也可以看到她对中国不同地区风景和事物的关注和留恋,对不同地区故事的发掘和梳理,更有对海外其他国家景观以及旅行途中的独特发现。在“旅途”篇中,诗人深入中国的大西北和大西南,对青藏高原、楼兰、喜马拉雅、克拉玛依、巴颜喀拉、丝绸之路、阴山下、敦煌、楚雄等这些常见于地理场域进行了游历,并将这些地理空间与今天进行一种记忆拼接和串联,进而呈现古老的中国记忆和精神在大地上的流转和铭刻。
在诗歌中,诗人怀揣对中国古典文明和神圣土地的敬畏和新奇,用心打量这片神奇的土地,“我的眼里淌出泪水/说不清泪为谁而流/一汩一汩/泛滥成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可以说这是诗人内心情感涌动的自觉表达。在诗歌中,诗人又关注到当地的民俗和故事,诸如走过丝绸之路的商旅、手骨舞、驼铃、草原奶酒、青稞酒、赛马号子、佛教经文、石窟、刺绣等密集的西部文化符号。
《代友人书——回故乡》主要书写的是内蒙古草原风景,抒发诗人对祖国西北大草原的热爱,并将这种热爱融汇在对历史的思考之中。《巴彦呼硕》中嵌入了“敖包相会”这一流传久远的典故;在《孤独的骑手》中,一种自由奔腾的情感宣泄出来:“我纵马扬鞭 尘世远去/与涨潮的瀚海灵犀相通 灵魂飘入宇宙”。在诗歌中,顾艳随时都能够照顾到个体的灵魂,诗歌充满了对灵魂自由飞翔姿态的赞颂。这组诗是源自于诗人在欣赏友人兴安的摄影图片之后写出来的,如果不是在题记中知道这是源自于绘画,读者会有一种亲临蒙古草原的感觉。
《赛马》写出了一种朝气蓬勃的气势,将草原人的阳刚与速度之美呈现出来。巴彦呼硕、那大慕、蒙古包、蒙古大草原等宏阔的意象组构成北方中国一幅粗犷而又原始美丽的风景画。显示出诗人从图像艺术到文字艺术的强大的转换生成能力。
顾艳的旅游类诗篇注重对历史和人文价值的挖掘,并在对地理景观的书写中凸显个体的情感。《组诗:我在莫干山上》表达诗人对浙江湖州德清县莫干山美的赞颂和对历史的深思,这种深思使得莫干山有了历史的重量感和人文含量。莫干山、芦花荡、别墅、剑池瀑布、荫山街、美人茶、塔山等地理媒介都在诗歌中得到了传神精细的描绘,而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符号,传递着历史的回声和身份认同。“通过共同的符号,个人分享一个共同的记忆和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
在组诗《岁月之河》中,《致李白》《杜甫草堂》等诗篇书写诗人与古代诗人的相遇和对话,呈现诗人与古代文人的心灵相通,表达对古人高洁情操和志趣的承袭。此外,诗人也不断穿越中外历史之中,对19世纪以来经典作家进行对话与凭吊。在《猎人笔记》一诗中,诗人描述自己阅读屠格涅夫同名散文集《猎人笔记》的感受,“今夜你依旧是猎人/我入迷地翻阅/宛如束手就擒”,诗人沉浸在对屠格涅夫笔记的阅读之中,宛如束手就擒的动物;在《死屋手记》中,诗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遇,赞美这位“解剖黑暗世纪的内脏”的作家。《古战场》中有一种悠久的历史之音在回荡,“我”与先人展开了对话,对古代的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进行了剖析;《中原之原》抒发对秦汉之际出现的民族间的杀戮事件的感慨,《碑林》中的丝绸、青铜、古筝,都充满了西北古长安的风貌。《组诗:在香港》则着重描绘对香港历史的追思,其间交织着对女作家萧红的怀念,从香港码头集装箱、温泉、大海、高山滑草场等地理景观中发掘出一种历史感和沧桑感。《组诗:梅关古驿道》中主要对南华寺、丹霞山、梅关古驿道、牡丹亭、郴州苏仙岭展开了一种诗意的书写,诗人的足迹深入到这些区域,思维与文字也开始撬开历史的闸门,让原本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开始生动鲜活起来。
诗集中也不乏对域外旅行题材的关注,这一类诗歌也可以被称之为“旅行文学”,域外旅行文学本身包含着文化的碰撞和交汇。黄丽娟便指出:“旅行的形式和意义除了指实际的远足,还赋有抽象形式,甚至隐喻为想象的各种生命活动,如生命的旅程、知识的历程、头脑的旅行等。”这类诗歌显示着诗人审美视野向异域的延伸和铺展,呈现着诗人对他者文化的感受和态度。
《组诗:某个秋天》是对日本旅行的游记汇总,诗人用诗歌形式记录了日本东京、奈良、大阪、京都、箱根等地的风景和民俗。《组诗:火奴鲁鲁》则将笔触对准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等地。《组诗:面对新现实》这一组诗歌,主要表现了诗人对“自我囚禁”式生活的思考。在这期间,诗人经受了与家人、朋友的分离,见证了生命的死亡,甚至眼睁睁看着友人被瘟疫所吞噬,诗歌表现了瘟疫大流行带来的创伤记忆,并引发了诗人对文明的更深刻的思辩。
诗集《风和裙裾穿过苍穹》在主题上,爱情、哲理、旅游、漂泊等主题比较明晰,题材虽然庞杂,但是主题按照五辑做出了一定的统筹,比较容易辨认。在在诗歌语言上,这些诗句因使用了反逻辑等手法,使得诗歌主题比较明晰。一些诗句甚至在诗境的创构方面,显示出奇特的禀赋。尤为珍贵的是,诗人特别注重捕捉灵魂顿悟的时刻。在《献给父亲的诗》等诗歌中,时有类似于警句的诗句出现:“从前的磨难 是怎样撕裂着我们的平静?”将一个趟过岁月之河的年迈的父亲形象成功塑造出来。
顾艳比较注重意象的使用,在情感表现和哲思的酝酿萃取中重视独特意象的生成,进而将这种意象运用在诗歌创作中。吴晓曾经指出:“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相反,可以或者说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庞德也说:“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瓢羹》中写父母用过的瓢羹,“宛如风雨飘摇的古宅 质地坚韧有力”,比喻恰如其分,代表着诗人对父母一代人的情感经验的熟稔和怀念,而对瓢羹这类旧事物的追思和怀念也表明诗人具备将现实事物进行“情感逻辑”提炼的审美能力。《生命》中的意象十分别致:“我轻抵冰冷石壁/宛如闪着磷光的鱼/灵魂远游,疼痛像一辆救护车/呼啸驶过人群”, 这里的修辞赋予疼痛以具象,短小精悍,在视觉上可观可见,是很成功的意象运用。这些都是诗人将经验、才学、天赋融为一体进而生成艺术能力的体现。
顾艳的诗歌对现实进行了强烈关注,这种现实感使得诗歌总是辉映着主体的精神气质,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诗歌将个体生命感知视域和家国历史视域进行了融合,于是,她的诗歌具有少见的气势和力度。无论是在叙事诗还是在抒情诗中,她的诗歌强调及物性,在关注现实、勾勒现实事件的基础之上,让诗歌言之有物,拒绝做无意义的抒情。由此,我们看到《组诗:面对新现实》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关切,对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所持有的宽容开放的态度。因此,这部诗集是顾艳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