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祖籍在浙江湖州下昂竹墩村，出生在陕西汉阴。作为清末生人，幼时发蒙受的是私熟教育。5岁入私熟，所遇第一位熟书是一位70多岁的不第秀才，爱好诗词歌赋，令刚入学的5岁孩童沈尹默作咏菊诗。童年时的教育使沈尹默早早播下热爱文学的种子。
在宁静而相对偏远的汉阴，沈尹默成长至20岁（虚岁）成婚，一直过着传统书生的生活，平日里赋诗、练字。34岁写的新诗《月夜》被赞“具有新诗的美德”，人们忘了沈尹默自5岁开蒙起，就浸淫在旧体诗词的环境与氛围里。89年的人生，历经清末29年、民国38年、新中国22年，早年还参加过科举考试。清科举考试书法是重要一环，即所谓的馆阁体，只有这种应试的字体练好了，才有可能及第。在书法上，沈尹默在三兄弟之中尤显天赋与热爱。15岁时，父亲命他去定远城正教寺，用鱼油纸勾模祖父留存寺壁的赏桂长诗，考验他做事的毅力；又给他30把骨扇，要他在这些扇面上题写，以锻炼他的腕力；题写扇面这一雅好，被沈尹默终生保持。1953年，他赠送自己的外孙谌北新两把题写过的扇子，上书自己回忆幼时在长安的词：“稠酒薰人意兴佳，秦川风土尽堪夸，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欲从何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
沈尹默一生做旧体诗逾万（戴自中转沈尹默自述），然行家似乎更欣赏他的词作，一代词宗朱彊邨早在1907年就赞沈尹默词作《风入松·瓶荷》，谓之“清隽欲绝”。20年后更是在跋《秋明小词》中写道：意必造极、语必洞微。而以平淡之笔达之，在汴宋与苏、晁近。把臂九能，殆无愧色。认为倚声一道，大才易，清才难。而沈尹默正是词家中极为难得的清才。
童年及少年的家学与经历，养成了沈尹默传统文人的文化性格，也奠定了他一生尊书法的心理结构。君子“游于艺”的追求贯穿着沈尹默“诗书一律”的艺术人生。
沈尹默早年痴迷于《红楼梦》，自称“写诗之师是曹雪芹”，“我把《红楼梦》从头看到底，一个章节也不漏。看到书中什么人做诗，我就随便遮住一个字，考考自己，如果我写，该用什么字?这样就等于请教了曹雪芹，拜他为老师了。”通过遮字炼句的学诗方法，沈尹默遍学名家名诗，炼就了深厚的诗学功底，为他以后的旧体诗词乃至新诗能够一鸣惊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行家们也早已看出沈尹默的新诗多得益于他的旧体诗词修为，新诗是从旧诗脱胎而来的。如胡适称“他用旧体诗词的音节方法来做的，最有功效的”。周作人也曾评说，只有两个人有做新诗的诗人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是半农。“尹默早就不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他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分略有差异的缘故”。这一段话其实解释了为什么沈尹默会在短暂的新诗创作期突然回到旧诗词中去。周作人提到的两点至关重要，一是“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对沈尹默来说，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固然具有革命意义，但于他个人来说，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书法生涯，所陶治出来的旧诗词情怀是更为习惯与适合自己的情调。二是，正如周作人所言，沈尹默的旧体诗词骨子里还是现代的新诗，即诗中的现代意识与认知。其实，那时的文人多是新旧体兼作，如鲁迅、郭沫若等。在他们看来，新旧体诗的形式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贯注其中的意识是要现代的、新鲜的。沈尹默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北大“兼容并包”的文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旧体新体在他看来，都要“不失雅宗”。从沈尹默早期的旧体诗词就可看出与《月夜》一致的，表现独立人格、为国效力、为民请命的青云志。蔡元培、钱玄同、马一浮、穆木天等都曾对沈尹默的旧体诗有着高度评价。
目前对沈尹默的研究主要还是书法与文学二分，各论各的，其实对沈尹默来说，书法与诗词创作是高度合一的。最直接的例证就是沈尹默创作了大量专门论书的诗，由谢稚柳之子谢定伟编定的《沈尹默论书诗卷》，皆为书法作品的诗文。书法是其旧体诗词的文化载体，旧体诗词亦以书法为服务中心，而此“诗书一律”是自宋元时期就滥觞的诗书画三位一体的、属于中国独特形态的文艺形式的承续与发扬。中国传统文艺以诗为魂，以书立骨，“诗画（书）一律”的创作，是建立在视听圆融、沟通视觉与听觉的美学基础之上的。
苏轼的名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馀”，这一观念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书法为诗之余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古典社会，书法与人格互为表里，书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表演艺术，而是通往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技道一体的存在，文人看重的道德、学问、辞章、事功等等都会在书法中留存与体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寒食贴》、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等等，无不是其才学与道德、书法与性情的集中展示。现当代的书法家们，不论是沈尹默还是陆维钊、沙孟海等皆强调书家须多读书以立身，学问是终身之事。沈尹默首先是一位学者、诗人，他多次表达了要多读书、修炼人品、不能视书法为纯技术的观点，还曾引苏东坡：“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的诗句来劝学。陆维钊评沈尹默的书法：“沈书之境界、趣味、笔法，写到宋代，一般人只能上追清代，写到明代，已为数不多。”正是沈尹默一生勤学博采、转益多师的明证。陆维钊在书法之外，精研古典文学与清词；沙孟海除书家之外，还是考古学家、文史学家。他明确提出书法研究生教育中应倡导学生“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沈尹默那一代的书家，在庚续文化传统上都会视此为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也正是这种“诗书一律”的传统文化性格，决定了沈尹默五四以来的文化选择。他从一个闪亮的新诗明星，在短短3年的新诗实践之后迅速重返旧诗词阵营；书法也从时人认为革命、进步的碑体复归二王正脉；沈尹默的文化选择看起来似乎都是一种“复古”，却深藏着一代学者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辨析、对自我艺术个性的坚持以及师古建今的文化精神。沈尹默的18首新诗，被誉为新诗成功的范本之作。正是在对中国传统诗词歌赋的方法与技艺的坚持与继承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地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范畴与手法，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以中西融通开创了散文诗新篇。而“博洽多闻”的旧学根底、学问修养，是其诗书的文化底蕴。围绕着碑学与贴学，沈尹默以自己的书学道路和诗书人生发动了一次于20世纪中国书法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其新旧之辨的实质在于师古与建今的转化关系。
沈尹默对自我艺术个性坚持的背后，有着古典的名士气。新文化运动堪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沈尹默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但他从不居功，自称不过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名伙夫头儿。一方面固然与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的恩怨关系有关，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沈尹默传统文人性格中名士气的体现。那是骨子里的清高与孤傲，勘破人世的静气与守雌，而这份定力与修为，亦正是日日临池不废所供给的能量。
沈尹默不只有名士气，还有着不妥协的清流风。李大钊遇难后，沈尹默积极救助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经蔡元培推荐任北平大学校长，却因当局开除学生愤而辞职；沈尹默之孙沈长庆至今还记得父亲沈令翔讲过的一件事：“九一八”事变之后，沈尹默令在日本留学的长子沈令扬、次子沈令翔和长女沈令融速速回国。“我伯父、父亲、姑姑那时长期在日本，不太了解日军侵华后犯下的滔天罪行。回国后，还当着我祖父的面说日本的教育、科技、文化有多么先进，气得我祖父将他们带到书房里李大钊遗物前，进行革命教育。让他们面壁思过，罚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背得我父亲泪流满面，成为他一辈子的回忆。”沈长庆说，父亲跟他讲，从来没有见过沉稳内敛的祖父对子女发那么大的火。（沈长庆）沈尹默在重庆时，因于右任的推荐任国民党监察委员，却弹劾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贪腐案。最终辞去监察委员，在上海过着"字同生菜论斤卖"的清贫生活。
沈尹默始终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信心，热心投入到传承与弘扬书法及旧体诗词的创作与推广活动中去。没有人像他一样苦炼碑学和贴学，打通、融合二者精粹；在其诗书人生中，显然旧体诗词的文化选择不排除是围绕着书法的需要而做出的，但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沈尹默就对传统文化什么需要坚守什么需要创新，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建国后他发起成立旧体诗词组织以及上海书法篆刻协会，也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体现。沈尹默耕耘在几呈冷落的书法与旧诗词园地，痴情守望，艰辛开拓，后半生还致力于推广书法教育。将笔法这一自古代起就被视为不传之秘的书学理论广被书界，还是第一个将“法”与“势”厘清的书学家。大量的书写方法方面的论述，占了其著述的极大比重。为破除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卑心理，沈尹默亦多方奔走呼吁为传统文化张目。晚年沈尹默的行草书，代表了中国书法创作的最高水平，表现出蕴偕有致、情文相生的古典风范。他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使命感，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功总总、摇曳风神也都通过他的辞章、书法留存于后世。
今人总会不免生出沈尹默终究如其名一般，隐没于20世纪最具耀眼光芒的几位大师的光环之后的感叹。他的书法与旧体诗词，因传统社会的远遁、道技分离的现实，而令他的声名有所遮掩。沈尹默生前曾说：“我无字不入诗，为诗坛之公认，平心而论，我之成就当以诗为第一，词次之，书法最下，世人不察，誉我之书法，实愧矣哉！”也许在沈老的心中，一生放不下的吟思，逾万的旧体诗词，终其一生的诗心诗魂，竟难以为世人所识。一个书法家的名号，就将他盖棺论定，实在是屈才屈名了。
何英：湖州学院教授、湖州市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