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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延河》与主编白描

作者:张艳茜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3862      更新:2023-11-17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一个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

       那个时候,一篇优秀的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一个作品发表都可能身价倍增,从此改变命运的作家大有人在。同时,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事物,也被人崇仰、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起,到80年代中期,大学的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录取着第一志愿的学生;比如,当时的征婚广告,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再比如,被看作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发行量之大和影响力之广,相信永远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文学史不仅是由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组成,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就像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富有生机的园地,文学期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扶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

      在文学期刊这个园地里,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创刊于1956年的《延河》文学期刊,因发表了大量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捉笔书写的一个刊物。“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延河》文学月刊,再次焕发青春,成为选拔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平台而备受瞩目。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延河》能够与陕西作家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当然是陕西作家队伍的强大,但同时,也因为当时的《延河》编辑力量的强大。这个团队中的大多数,既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又是优秀的编辑家。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文艺传统,借助“解放区文学”的资源和助力,形成于陕北红色根据地政权稳固以后的陕西文学,得到快速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陕西文学薪火相传三四代,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不仅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有着巨大的贡献。如同陕西作家一样,《延河》的编辑,也在薪火相传中,形成了三代编辑的继承。

      《延河》的第一代编辑,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的到了退休年龄,比如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董得理、余念,小说组组长路萌、高彬、张文彬等;有的将去创办一份理论期刊《小说评论》,比如理论组的王愚、李星。第二代编辑,有的要进入创作组做专业作家,比如路遥、李天芳等;有的要与王愚、李星去创办《小说评论》,比如李国平。

       鉴于编辑代际更替的紧迫现实,1984年10月,国庆节假期刚过,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主席团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宣布重组《延河》编辑部,决定对《延河》实行补贴承包。经过酝酿、讨论,并听取各方意见,对当时申报的两个承包方案比较后,作协党组、主席团决定由《延河》小说组的编辑白描承包,并任命白描为《延河》主编。 

       同年11月24日,《延河》召开座谈会,主编白描宣布了承包后的《延河》办刊方针及有关措施,同时,宣布新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名单。顾问委员会由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王丕祥、魏钢焰、贺鸿钧、董得理、余念组成,编委会由毛錡、白描、李小巴、邹志安、京夫、陈忠实、韦昕、闻频、贾平凹、莫伸、晓雷、路遥组成。

      《延河》从1985年的第3期正式实行补贴承包制。这一年,白描32岁,是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也成为《延河》第二代编辑的掌门人。

       陕西省作协的好多作家都有笔名,比如当时省作协院子里的作家路遥,其实原名叫王卫国;诗人晓雷,本姓雷,却被不知晓的人称呼“晓老师”;诗人闻频,姓焦,也不为人知,来访者都喊他“闻老师”了;作家京夫,也有人称呼他“京老师”的。白描其实也是笔名,原名叫白志刚。这是我在1985年进入省作协,成为《延河》第三代编辑一员之后才知道的。

       白描虽然年轻,但是当时他与《延河》的渊源已有10年之久。“文革”后期的1975年,还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大学的白描,正赶上大学里提倡的“开门办学”,而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当时被叫停的《延河》刊物的原班人马,正筹办一份刊物《陕西文艺》,编辑部就利用这种风潮,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那时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是一个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先是因为投稿关系,几次充满敬仰的心情,来到过这个小院……直到分配前才回到学校。这是1975年到1976年。(白描《小院》)

       1976年,《陕西文艺》第一期,同时发表了路遥与李知、董墨合作撰写的《吴堡行》和白描撰写的《罗织河新曲》。

       当时,编辑部几位负责人十分看好路遥、白描,认为他们在文学上定会有大发展。所以,在他俩大学毕业之际,《延河》决定,把延安大学中文系的路遥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白描一同调到《延河》工作。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董得理,陪同《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领导,多次到陕西省高教局,做说服解释工作,目的就是力求将路遥和白描分配到《延河》工作。他们求才若渴的心情,获得了省高教局的理解,但是,只同意将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分配白描来《延河》的请求未能如愿。

       时隔6年后的1982年,白描从陕西师大教师岗位上,如愿以偿地进入西安建国路71号省作协大院,成为《延河》小说组编辑。

       在白描担任《延河》主编之后的1985年4月21日—24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三届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由韦昕、王愚、李小巴、姜洪章、白描、汪炎六人组成书记处,白描作为最年轻的书记处书记,在主席团和党组的领导下负责分会的日常工作。

       也就在白描作为《延河》主编走马上任后的1985年7月,我作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正面临着职业的选择。当时的大学生毕业政策是由国家统筹计划分配的。说是选择,只是在计划中的用人单位里挑选自己适宜的单位和职业,且必须听从学校主管分配的系领导的安排。

       7月初的一天中午,提前留校的同班同学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晚上省作协《延河》的主编一行要来中文系与班上同学座谈,目的是为《延河》杂志选编辑。

       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做作家的料,我并没有在意这件事,自我感觉我比较适合在高校做个教师。刚巧也有几所高校的用人指标,我还悄悄地去了其中的一所,在校园里走了一遭。

       那天,白描带领省作协的几位编辑来与我们班同学座谈时,我和班上的女生负责为他们端茶倒水。巧的是,我坐的位置在白描的身后。因为根本没有打算发言,于是,我静静地听同学们的侃侃而谈。没想到,白描却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他突然一转身,看着我说,请这位女同学谈谈对《延河》的认识。

       我愣怔了片刻,不知该说什么,着急得涨红了脸时有了一个问题:“《延河》的编辑是怎样对待普通作者投稿的?”

       白描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然后他认真地回答我,也同时对在场的老师同学说,《延河》从1956年创刊,便形成一系列良好传统,其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对待作者来稿,每稿必看,每稿必复。对待不适用的稿件,我们有两种退稿方式:一是信退,一是条退。信退就是由编辑写出对稿件的审阅意见,长处是什么,不足是什么,对作者有些什么建议和希望,编辑或署名或不署名,但都要盖上编辑部的章子,连同稿件一同寄退作者。条退是附一张事先印好的格式化退稿条,将稿件给作者退回。 其实我们条退的稿件极少,绝大部分稿子编辑都要亲自写退稿信,信中谈到的意见一般都很详细。《延河》的自然来稿非常多,每天都能收到两大箩筐,编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大家都以奉献为乐,没有任何怨言。

       毕业前的这个座谈会后,当我得知,我被西大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两方商定,分配到《延河》工作后,我怯怯地找到中文系主管分配的系领导,我信心不足地对她说,我想去高校。

       这个时常张口就能冒出大白字的女领导冷冷地看着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明明白白写着大大的四个字:不知好歹。这次她没有说白字,她的语气甚至有些轻柔地回复我:“延安大学是高校,还没有人去。你去吗?”

       她当然知道我的答复,故,才如此“温婉”。

       其实,我不是不想做个听老师话的乖学生,我只是感觉,我怎么能有资格进入作家成堆的作家协会工作呢?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因为那天座谈会上我的提问,后来,我不仅成为《延河》小说组的编辑,而且还在《延河》看了二十多年普通作者来稿,写了二十多年的退稿信。

       在白描没有调到北京工作之前,有一次编辑部的编前会上,他说,他曾私下里检查过我的退稿信,所以知道我的退稿意见写得很认真。记忆当中,这是他作为我的领导第一次给予我工作的肯定。平时,他在编辑部总是不苟言笑,轻易不会表扬谁,谁犯错了,也不轻易批评谁。我在他的一脸威严面前,总像是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的充满了敬畏。

       1985年7月15日,我正式成为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8月初,刚刚在省作协大院前排的简易客房安顿下来,8月20号一大早,就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及主编白描等30多人,浩浩荡荡地乘坐上一辆大巴车。看着那辆车在我眼前“绝尘而去”,我好生失落,也愈加感到,进入作家协会就是个误会,因为要想成为那辆车上的一员,此生恐怕都难以实现。

       后来得知,他们将奔赴陕北,参加省作协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会议采取边参观访问边座谈讨论的方式,在延安和榆林两地举行。会议的宗旨和议题是:了解近年来国内外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概况,分析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势及落后的原因;制定陕西三、五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与设想。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论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是白描,都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有了一种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必要调整。

       我认为的误会很快得到印证。198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编辑部召开每月一次的编前会,在小说组办公室里,多了一位穿军绿外套的中年人。白描对走进办公室的我说,知道《猎户星座》的作者吗?我诚实地摇摇头。他一指中年人,说,这就是,他叫王观胜。

       看到我仍然很茫然,白描主编语气略显严厉地训斥我,一看你就是不了解《延河》,上大学肯定也没有好好读过《延河》。

       我即刻满面绯红。白描说得对,在没有分配到《延河》之前,我的确对《延河》的历史和现状知之寥寥,甚至还犯过不知道《延河》是在什么地方办的刊物,险些将办刊地点挪到延安的低级错误。当然,对于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也从没有思考过。

       文学编辑这个职业,通常被我们做编辑的自称为“摆渡人”,“为人做嫁衣”。有一句流行语:一作家、二评论、三编辑。编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做编辑的最大苦恼,不是被有些作家成名后迅速遗忘,而是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编辑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学编辑价值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尽管大多数作家,在他们初入文坛时,得到过编辑的发现和扶持,然而,一旦他们风光于文坛,当初编辑的工作就被许多作家视作微不足道了,或者有意从记忆中删除了。

       在《延河》时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位作家,当初处女作发表时,得到过时任《延河》小说组编辑白描的指导,后来这位已经走红的作家在回忆文章中,却不记得得到过指点了,以为自己是横空出世的。

       还有些作家,遇到编辑将他的作品修改、删节,便心生怒气,形容编辑是“屠夫”。但是,这些抱怨者可能已经有些小名气或是已成大气候。其实,当初他们作为还没有被众多期刊认识的写作者时,正是在得到编辑大刀阔斧地修改过程中得以成长的。当然,作家可能不这么认为,甚至会对编辑的修改表示不屑。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作者与编辑之间,还算是一种纯粹的、密切的关系。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都是专业的,工作认真的,同时又是敬畏文学的。我就是在这个阶段,接受的严格训练。不用白描具体要求,我们也在编辑前辈的言传身教中,懂得如何做个好编辑。

       当时的《延河》编辑部,审稿制度和流程是非常明确而有序的,在得到一篇有基础但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稿子时,编辑或是先与作者沟通,提出修改意见,或是直接对作品做删改。总之,留用的文稿到主编白描手里时,是篇篇“见红”的。

       刚工作时,我只能做个初稿编辑,每天写退稿信,还没资格修改文稿。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是老编辑张昭清,他的手中总是执一支红色毛笔,要修改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工工整整写在稿纸的空白处,圆圈圈了,用引线引向改动之处。后来,我有资格做文稿责编了,但是我执不得毛笔,只能用红墨水钢笔来做修改。

       我修改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陈忠实先生的《轱辘子客》,发表在1988年第5期《延河》“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上的。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忠实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

       作为一刊之主的白描,其实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又是在第一代编辑严格训练下的编辑家。

       在担任《延河》主编期间,1988年,白描创作的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北京、西安两地曾分别召开了作品研讨会,给予该作品较高评价,被誉为“知青文学的又一次超越”(《文学报》1989年4月21日)。1991年,白描的中短篇小说集《恩怨》出版(我还参与了这部著作书稿的校对)。同时,白描主编还有理论文章也不断问世。这些文章气韵圆润,文字精准、简洁。如果不具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这多重身份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然而,在担任《延河》主编之后,白描不得不将他更多的精力倾注到编辑工作之中,他自己的写作,自然是被耽搁的。

       正是由于白描集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于一身,在主编《延河》时,他能以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的多重思考,深度参与、见证文学创作的过程,在编辑中,张扬一种写作精神,同时担当文学变革者的角色。

       做文学期刊编辑,简单地说,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发现新人,二是寻找好稿子。然而,这两件事做起来却实为不易。发现新人,需要有过人的眼光和才情;寻找好稿子,需要有阅读的宽度和高度。

       白描深谙此道,也二者兼备。他在1987年第6期《延河》《新的希望——编者的话》中,就展现了他办刊人的情怀和主编的高度:

      “出作品,出人才”是《延河》创刊伊始就提出的两个口号。我们向来认为,一个文学刊物,特别是像本刊这样一个作协地方分会的刊物,假如不立足本土,不在发掘本地的创作潜力、扶持新人、组织队伍这个重要工作上投诸气力,那么不光促进创作的繁荣会变成一种空谈,刊物自身也容易被推到晃荡不定的地位,如同无根的浮萍。当然,这是一件不大引人注目、也一时难以看出效果的工作。

       在白描刚担任《延河》主编不久,一篇力作便在1985年5月号和6月号《延河》上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非常年轻的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这篇报告文学很是深入人心,影响也极广,我是在上大学时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从而知道了西安有这么一个一心为公的好官、好市长。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陕西文学曾经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梯队建设,作为《延河》的主编,同时又是省作协书记处书记的白描深知,《延河》不仅有责任承担这个基础工程的最佳平台,也要成为将陕西的新生力量推向全国文坛的助推器。

       一份刊物的影响力,说到底,是主编的编辑理念在支撑。反之,刊物的整体面貌,也对应着主编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深度。

       1987年《延河》集中于6月号和7月号上推出了“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集中展示了当时陕西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有些作品带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鲜明特色。这33人中,杨争光、叶广芩、冯积岐、吴克敬、孙见喜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并且佳作纷呈,成为陕西第三代作家的代表。

       这两期文学新军小说展览专刊,在每位作家的小说前,都附有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的评述,这也同样是由33人组成的陕西文学豪华团队,其中有王汶石、肖云儒、贺抒玉、李天芳、王愚、李星、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董墨、白描等等,他们热情地介绍新人新作,显示了陕西新老作家团结一致、携手奋进的壮观局面,也由此看出,这两期专刊,编辑策划的认真与用心。

       白描在专刊前“编者的话”中,对今后的陕西文学发展,既有展望,也存有许多的担忧。他一连串地问道:陕西拥有一支中青年作家队伍,早已为人所瞩目。但是,在这批人身后,陕西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能否形成一支队伍?未来的发展前景怎样?潜力是否雄厚?对此外界并不十分明了。

       进入21世纪之后,陕西文学断代问题凸显。新生力量不足的担忧真的成为了现实。

       这两期专刊出版之后,1987年7月27日,白描又组织召开了6月号、7月号两期专刊的陕西文学新军33人小说座谈会。3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出席了会议。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的两位编辑也来西安赴会。

       可惜的是,这一年我正作为陕西省委派驻的扶贫工作组成员,在陕北榆林的一个乡镇里,《延河》如此规模宏大的活动,我没能参与其中,算是我做编辑的遗憾了。

       白描常说一句话,我们做编辑的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的确,因为完成每一期的编辑出版流程,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所以,明明是风雪交加的隆冬时节,我们却要在寒冷中尽量感受春天的脚步已经走来。

       20世纪80年代末,读者群开始分流,文学期刊不受市场青睐的局面也开始显露,边缘化的趋向日益加剧。或者,不光是文学期刊,就连文学本身,也在经受着冲击和考验。所以,办文学刊物,有“出作品、出人才”的编辑功夫是不够的,还要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不同读者需求时,站在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决定办刊策略。

       习惯走在时间前面的白描,自他主持《延河》的编辑工作,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的“热闹与寂寞”,他说:“我们常常情不自禁为眼下文坛活跃的局面拍手叫好,然而,活跃之中,也有遗憾,这就是文学圈子外的寂寞。”

       在白描看来,文学圈子外的寂寞,原因是多方面:

       其一,是有些作家远离现实,对复杂的强烈震撼人们思想、搅动人们感情,使人们既惊喜也惊异,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困惑,既充满信心又不无忧虑这样一种新鲜而陌生的变革时代的生活,采取冷漠态度,在人民群众最切身,最迫切关注的问题上,闭着眼,绕道走,而对远离时代主潮的东西投以热情……

      其二,一种要不得的贵族气正在侵害文学。故作高深,无病呻吟,视文学为象牙之塔,自诩“曲高”,把和寡看作众人的愚钝,并声言自己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人看的,等等。这样作家的作品,“高贵”得盛气凌人……

       其三,“玩文学”者有之。这些人中,有成名的,也有未成名的。成名者,觉得蘸着心血写作太伤人,不妨玩玩文字游戏。反正手中东西是热门货,总有人抢去发表。岂止发表,甚至会引起某些爱起哄的评论家煞有介事、热热闹闹地研究评介。未成名者,走常规路子成名既艰辛,成功系数又不高,于是翻着跟头出门来,一下子便夺去众人的注意,名气大噪仅在一夜之间。“玩文学”的人,到头来文学以其自身的严肃性也玩弄他们,眼前的印证便是人民群众的不买账。不理不睬你,有甚乐趣?有何意义?

       白描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深度思考,来自1987年第1期《延河》的编前语:《热闹与寂寞》。若不是有明确的时间标注,即使现在读来,都很像是对时下文学状况的透彻剖析。

       文学编辑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判断,直接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当下面貌。毕竟是由编辑和主编的取舍,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进入传播媒介,进入读者视野的。作为主编的白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感觉,与其说是在主编一本文学刊物,不如说是在坚守自己内心的文学理念,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编辑的尊严。

       现如今的文学杂志上,就小说而言,撞击人心灵的作品很难读到了。要么是深陷日常生活泥沼之中的琐碎与唠叨,要么是故事与我们的精神世界距离很远,软踏踏缺少站立起来的筋骨,要么是“玩文学”者的文字拼凑堆砌的生活……混文学者众。于是,就想问,名著和文学刊物培养起来的作家还会回来吗?同时,还想问,坚守职业道德,有责任心,捍卫编辑尊严,捍卫文学尊严,捍卫文学期刊尊严的好编辑还大有人在吗?

       我知道自己问得很虚弱。因为惭愧的是,在编辑了28本《延河》合订本后,我也调出了省作协,脱离了编辑岗位。

      2006年,《延河》创刊五十周年。彼时,白描已经调离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十多年了。我组来他为创刊纪念专辑撰写的文章《小院》,文中他回忆了在《陕西文艺》与《延河》做编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两个小院,尤其是建国路71号“高桂滋公馆”那个院落的怀恋之情。白描在文尾处感叹:

       前几年,陕西作协盖新的办公楼,砍了树,拆了小院,新办公楼落成后,我几次回西安,但没有去看过那新楼,那代表一个时代的小院已难觅踪影了……没有了青砖小院,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像少了一种韵致,断了一种传承,缺了一种类似魂儿似的东西。而心里溢出来的,则是一丝无名的惆怅。

      白描主编的这种惆怅我感同身受。

      时过境迁,省作协的那个院子已经人非物也非,很多温馨的情景早已远去,完全找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痕迹,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吗?

      当然,也还有不变的,就是曾经发生在那个院子里的故事,说到一些人的名字,人们仍然会生起无限的敬意。这其中,就有白描。(原载文谈丛书)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长篇评传《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等5部,长篇散文《貂蝉》《和亲之路》(汉上)。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和转载。曾任陕西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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