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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留日小夜曲

邓丽|15566次浏览|个人主页

       回首留学日本的岁月,如果说我白天在校园的苦读好比向博士学位进军的庄严进行曲,那么我夜晚的打工生活则宛如一首首即兴小夜曲。

       事情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八十年代末的复旦校园里已有了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我的英语口语课老师安妮介绍美国学生莱丝丽跟我学中文,莱丝丽又把我推荐给她的丹麦朋友艾玛,接着又有日本小伙子大田要求跟我学中文,他的一群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我成了留学楼的常客。那时的留学生大都是来学中文的,住在校园一角的留学楼里,一人或两人一室,比起我们七人一室的中国学生,宛如贵宾待遇。他们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我常常受邀跟他们去打乒乓球、羽毛球,烹调异国料理。

       那栋留学生楼是一扇新奇的窗口,坚定了我出去看世界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不久,我飞到了日本大阪,进入一家日语学校就读。此留学非彼留学,复旦的留学生们仿佛是到中国度假,悠哉乐哉地享受物美价廉的异国情调。而我则要为生存奋斗。九十年代初的日元如日冲天,若是把吃的用的都换算成人民币,怕是要患上忧郁症。我认识的中国同学多在课后打工,我幸好有姐姐资助,暂时不愁生计,专心学业,日语突飞猛进。

       日语学校的老师们大都是风韵犹存的日本大妈或老小姐,在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当中青春焕发,和蔼可亲,有的放学后还带领一群中韩美少年去跳迪斯科,帮助异国学生体验日本生活,敬业之极。

       教语法的老小姐宫本可谓最严厉的老师,喜欢用千变万化的动词词尾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我怀念起中文的美妙,意识到以不变汉字应万变是老祖宗的智慧。有一天,宫本老师笑眯眯地来问我,愿不愿意教一位社长中文。别说社长,教清洁工我都愿意。我们日语学校的清洁工每天西装革履地来上班,那风度好像大学教授。

       我由此认识了宫本老师的大哥宫本社长。他和朋友山本社长成了我的学生,每周一堂一个半小时的课,教室就在宫本会社的社长室里。他们慷慨地付我每堂课一万两千日元的报酬,令我又惊又喜,要知道我的同学们在餐馆打工的时薪只有七八百日元。我原以为两位社长是因为要去中国做生意而学中文,他们却说是因为想去中国西部探险。对这两位充满幻想的日本大叔,我马上决定把一本正经的商业会话教学改成即兴的快乐旅游会话课。

       据宫本说他和山本长是在一个经营塾里认识的,俩人都经营小五金产品,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经营塾里的热门课,比如如何用孙子兵法经营企业。我听了很感叹日人的好学,日理万机的社长们都热衷上夜塾!

       语音模仿力很强的宫本被我表扬成“北京人”,卷舌音打死也发不出的山本被我尊称为“上海人”。得意的宫本每逢发卷舌音的时候声音特别响亮,惹得山本叫他“Peking Man”,我赶紧教新词“北京猿人”,山本立刻冲宫本喊“北京猿银”。我告诉宫本中国老鼠是“zi zi zi”叫的,宫本脑筋急转弯,对身材比较瘦小的山本叫“Mickey Mouse”,我又赶紧教“米老鼠”一词,然后笑看“猿” “鼠”对抗。

       两位学生下了课还意犹未尽,又发现我来不及吃晚饭就来教课,就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声称这个尊师之举已写入了他们的学生手册。饥肠辘辘的我欣然接受。我们通常步行到附近的几家日式餐馆,那种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深巷酒香美食。宫本和山本总是以一杯冰啤或是一小盏温热清酒为开场白,教我品尝各式日本料理,同时侃侃而谈,话题从中国历史到当代日本。他们在真诚地帮助我了解日本。

       从两位社长的谈笑风生中我嗅到了他们背后的危机,高涨的日元叫日本企业的外需大幅跌落,而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危机又令企业融资艰难,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到中国办合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一条生路,宫本和山本的公司都开始走上这条路。他们越来越忙碌了,但依然不放弃中文课,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宫本的电话:“老师,我恐怕要长期休学了,我现在住在大阪的医院里。”原来他在北京出差时不幸摔断了腿。

      进行了大约一年的快乐中文课就到此结束了。可怜两位社长不得不把冒险的幻想压到心底,全力以赴为企业的生存而奔波。

       我这时已考入神户大学的研究所,拿到了神户市留学生奖学金,富裕的神户市被戏称为“神户株式会社”,奖学金是大阪市留学生奖学金的两倍,每月八万日元,我还获得学费全免待遇。即便如此,仍然是贫困线水平。要想过上小康水平,比如偶尔吃上几口美味昂贵的神户牛肉、买一套时尚的衣裙,就得打工。

       听说一家外语学校招中文老师,而且工作时间是傍晚,我去应聘。面试是现场教一堂中文课,校长听得相当满意,当即决定雇我,每小时三千日元,时数看学生需要。这所学校以教英文会话为主,我的同事们都是北美来的金发帅哥,叫日本人看到就忍不住要练习英语的那种“外人”,可怜有的“外人”在日本住了四五年还只会说两三句日文。

       那时的日本人普遍崇美,因而英语学校遍地开花,电车站“站前留学”的招牌是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来学校上中文课的是正在崛起的“亲中派”。我的最得意门生是高中生桥本君,十七岁,带着黑边眼镜,因着酷爱中国历史而决定学中文。他聪明又好学,叫我教得很有成就感。不料麻烦来了,他喜欢上了我,要跟我约会。我声言已有男友,他不相信,说我不像有男友的样子,拿一个虚构的堵他。偏偏,我的男友刚刚返回美国,我说我比你大八岁呢,他说他看上去老气,俩人其实看起来差不多。我哭笑不得,严厉地告诉他,学校政策是不允许师生约会的(不然温柔可爱的日本女孩会拐跑多少帅哥英语老师),你想让学校解雇我吗?他这才醒悟到,那就连见我都不可能了,于是收敛了他的感情,上课规规矩矩。但有时候还是冷不丁地向我表白,记得有一次聊到小和田雅子,那阵子日本举国上下都盼望着她和皇太子结婚,我赞她如何优秀,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牛津大学硕士毕业,任职日本外交部。桥本热切地望着我说,你比她还优秀。

       他是因为喜欢中国而爱屋及鸟,把我当成中国的化身。我用心教了他一年多,直到我离开日本前夕。他后来如愿以偿去了西安留学,让我欣慰。

       外语学校还把我派到三菱公司开班教课,公司大概是为要进军中国市场培养人才,二十个青壮年工程师成了我的学生。他们下班后工作服未脱就走进我的教室,坐得笔直,一个比一个认真。看到这班工程师大人如孩童般地牙牙学语,我常常忍俊不住,很没有老师尊严,倒是活跃了课堂气氛,他们也会跟着笑起来,脸上的神情都轻松起来。当过这么多年老师下来,我得说那班穿着淡蓝色制服的三菱精英是课堂纪律最好的一班学生。

       写硕士论文的那一年课业最繁重,我也没舍得放弃教中文。我的指导教授曾经在斯坦福大学深造,英文相当好,喜读美国经济学家们的论文,害得我也得大量阅读英文论文,而论文写作和课堂发言都必须用日文。白天用日文和英文在经济学世界里摸滚打爬,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中文老师,于我是转换心境哼唱抒情小调,即兴展现中文魅力。

       拿到硕士学位后我继续在“博士进行曲”中苦读了半年,男友从美国来到神户求婚,要我改奏“结婚进行曲”,我于是做了经济学的逃兵,告别了日本。何曾想,至今还伴着那位桥本君眼中的“虚构男友”,结婚二十年有余。又何曾想,当年留日的小夜曲成了我今日生活的主旋律,天天在美国教中文。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原来冥冥之中上帝对我的人生早有安排,我自以为会成为经济学之花,上帝却安排我在复旦的留学生楼里种下一粒心田种子,种子在中日友好的沃土里发芽,继而在美国“中文热”的温暖气候里开花结果,成为一名专业中文教师,闲暇时舞文弄墨。身在异乡,汉字总是我心中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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