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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雪丰年

任林举|3078次浏览(03-02)

       年关之前的那场雪,下得着实有一点儿狷狂,只是挥手之间,便已繁花漫天。成瓣成朵的冰雪之花,如蝶如舞,如纷然凋谢的素梅,尽着劲儿地向下飘洒。虽然无声也无香,却还是让人清晰地感觉到了一种静谧的奢华与铺张。
       不知道躲在天幕背后的操控者怀着怎样的一种心绪和意愿,竟不惜动用如此绚丽的词语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渲染。其真正的用心,或许正如人们久久的期待,极其深远,又极其良苦,即所谓的祥瑞之兆吧?如果是祝福,这无边无际的播洒所展现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博大、敦厚的情怀!
       春天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近,尽管原野上的荒草与兀然而立的树木仍处于雪的掩埋或映衬之下,但远观那些树木的梢头竟已有了隐约萌动的绿意。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如期踏上归乡之路,去看望老母,与弟弟妹妹们团聚。因为我的脚步总是循着内心的渴望和情感的坐标,所以,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走在归乡的路上,我其实并不太清楚自己与春天究竟是迎面而行,还是保持着同向。不管是哪种情况,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春天将近时那些春天之外的事情,我将再一次跨过那道时间的门坎,进入一个仅属于自己的私密之地——与“他者”无关的乡情和亲情,一一面对那些我既熟悉又陌生、既背离又想往的面孔和场景。
 

一、母亲


       母亲的老,似是显现于突然之间。
       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没有老,所以对于老,心里一直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概念,想来一定不只是行动稍微迟缓,脸上又多几道皱纹那么简单。对于母亲,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刚强”。她年轻时我还“小”或更加年轻,那时家境贫寒。我在外求学或工作,因为要刻意节省路费和额外的消耗,所以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节假日都能回去看望母亲。那时,我就哪儿也不去,只是躲在集体宿舍里给母亲写信,在时间和空间的屏障之外,向她描述我学习或工作上的“顺利”以及生活和际遇上的“平安”。几页信纸、一张邮票就行使了“见字如面”的使命。如此这般,似乎就真的“免”了彼此间的“牵挂”。但像春节这样的年之大关,总还是要有一次团聚的。亲人见面,也不似现在人们那样大呼小叫地抒情或拥抱,除了久别重逢时目光中瞬间闪射的热切与光亮外,大部分时间我和母亲都只是沉浸在无声的微笑与平静的喜悦之中,她以她的节制和冷静向我传递一种朴素的信念,让我坚信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和财富一样,是不能挥霍的,只有“细水”才能“长流”。
       于是,每当我们离别,她从我身后丢过来的那句“走吧,我不惦记你”就有了异常独特的含义。我会把那句“坚硬”的话当作抵挡风雨的外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咬紧牙关,为她创造出种种“不惦记”或不用惦记的理由。
       如今,她再也没有当初那样的“刚强”了。如果有一些日子,我不能从没头没脑的忙碌中抽出时间来给她打个电话,她就会坐立不安,在客厅里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转,边转边对妹妹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你大哥没打电话来吧?”直到妹妹看透她的心思,将我的电话拨通,她才会从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转过神来,幽幽的几句话,简简单单的一番叮嘱之后,方可重归以往的安然。而每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装作若无其事了。她的目光,从对我上下打量开始,就再也不肯离开我的左右。我知道,她已经在很多个孤单寂寞的夜晚或白昼把堆积在心里的情感一一捻成了两束柔软的目光,专等我出现时向我抛来,仿佛两条无形的绳索,将我和她自己紧紧系在一起。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够在内心里确认,我确实已经在她的现实之中,此刻,我不会再同以往一样,转眼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不仅是目光,只要我在她的身边,她的脚步也会常常不由自主地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我到了哪里,她就跟到哪里,那情形就如一个三岁的孩童跟定了大人一样,怯怯地,无声地,也异常坚定地。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她说过“我不惦记你”的“老话”了,想必是这些年,她也无力再保持那种“刚强”的形象了。母亲老了,老得孩童般温柔、孩童般脆弱。
       传统的“小年”刚过,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回家的事情,母亲就急着让妹妹给我打来电话,叮嘱我回家时别给她带钱,也别罗里罗唆地带其它什么东西。我理解她的言外之意,转译过来可能就是:“我什么都不稀罕,只要你人回来就行。”
       放下电话好一会儿,我才从生硬、麻木的工作状态中回转过来。反应迟钝,似乎已是我许多年来所呈现出的一种常态。事业、生活、情感等领域里的诸多错位,让我不得不经常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而这种不断的转换和“穿梭”,不但没有把我磨练得更加润滑、灵敏,反而因为过于频繁的“操作”和“磨损”,在意识和思维里生出了斑斑“锈迹”,越来越难以在各种状态间转换自如。当我暂时放下眼前的杂事与杂念,凝聚心神想一想母亲所处的情境、心思和愿望,替母亲盘点一下她生命里的存储和盈余,突然有一些感伤,感觉到为人父母的不易与可怜。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人生中的某些事情,怎么看都像一场执迷不悟的暗恋。每当我想起卞之琳的那首诗,就会想到天下父母对于子女的那份一往而深、一去难返的爱与情感,自然而然也想到母亲。在我的认知当中,母亲的可怜甚于天下其他父母,不仅仅因为她更加敏感、细腻,还因为她的命,苦如黄莲或比黄莲更苦。她这一生啊,3岁失去了父亲;4岁失去了母亲;8岁失去了亲人的照料与家庭;13岁失去了最疼爱自己的哥哥;45岁失去了丈夫……到了最后,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她一生没有工作和所谓的事业,她全部的事业就是养育五个子女。到了晚年,因为几次迁居,连证明自己身份的户口也弄丢了。在这里我没有兴趣谴责某个机构或某个环节的失误,母亲的户口底档确实没有了,找不到,也补不上了,因此也就不能领取身份证,她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她在这个世上惟一的身份就是五个子女的母亲,她在这个世上活着或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盼望着一年一次或很少几次见她自己的子女一面,而她的子女大部分时间被其他的事情追着,被其他的人追着,心思、情感以及关注的目光俱在“别处”并没有凝注于她。
       尽管每年的春节我都会放弃一切游玩和出行的机会,赶回去看望母亲,陪着她一起过年,一起守岁,尽管我现在已经走在去看望母亲的路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份”可疑的人。像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本应该让自己的母亲晚年不再忍受思念之苦,却将少得可怜的关怀和探望当作引以为傲的“孝心”和慰藉;也像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本来是为了获取自己心灵和情感的安慰,填补自己心中的缺憾,却俨然长了一双翅膀,忽来忽走地闪现于母亲面前,扮演着雪中送碳和抚平思念的爱之天使。我的心是愧疚的,但奔向母亲的脚步却是急切的。
       在晚年信了基督的母亲每天除了听经、祷告,大部分时间保持独处,不沾电脑,不看电视,不与众人“是是非非”、“张长李短”。当我真正到达母亲身边时,便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再想了,当然什么也都不需要做,只要静静地陪她坐上一会儿,就能感觉到异常的幸福和美妙。似乎只有在她跟前,我才能完全处于一种静的状态,平静、安静、宁静。她本身就是一个很静的“场”,广袤、空旷、包容、祥和如冬天里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原野,让人无法浮躁也无法逃脱。
       当弟弟妹妹们情绪热烈地打牌、收看春晚节目时,我总会特意陪母亲单独待一会儿。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话,看着她慢条斯里地摆弄自己那些东西:毛巾、手帕、围巾、床品等等一些小物件,一样样地数,一样样地叠,一样样地摆,方方正正,齐齐整整,有条不紊,像是怀着一种珍惜的情绪梳理着往昔的岁月,投入、忘情、不厌其烦。那些物品,都是我这些年陆续给她带去以供日用“不起眼”的小东西,如今看上去依然簇新如初。看着看着,就有泪水悄悄涌入我的双眼,看着看着,我仿佛就穿越了时光隧道,抵达了岁月的另一端。呈现在我眼前的,已经不再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分明是一个埋头摆弄自己心爱的糖纸、沉醉于“过家家”的小女孩儿。
       只可惜,与母亲独处的时光总是那样少,相对我所拥有的全部时间,大约只能占到种子之于粮食的比例。然而,这些短暂的时光正是因为有限,所以更显珍贵。也许终会有那么一天,母亲要离开我们,这些时光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心里,就能如种子一样,发芽生长,铺满回忆。

 

二、逻辑


       一进客厅就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另一种氛围。那才是过年的味道,人丁往来,群情热烈,各样物品堆积如山……
       兄妹五人,五个家庭,十多号人,来自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拥有着各种身份。大家因为共同的亲情聚到一处时,虽然都放下了平日里一向保持的身份特性、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各挂了一张笑脸以求大同,但其不自觉的衣着、言语、做派和所带的“年货”,还是在不知不觉间把一个“五花八门”的大“社会”搬进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自然对家庭的责任和基本生活问题考虑得更多一些。曾一度贫寒的家境,使我的消费观念始终处于飞不起来的“爬行”状态,再加上我的工作一直是经营一种摸不着看不见且毫无特色的“电”,所以我每年给家里带去的年货也就毫无特色可言。无非是一些毛巾、香皂、衣服、鞋子、米、面、粮、油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要保证母亲平日里有的吃、有的用,不会挨饿受冻我就心安。尽管年内单位普遍降了薪酬,工资折去一小半,物价又逐步攀升,但对母亲的孝心却不能随之而降,只要有我自己用的,就得有母亲用的。但总体上说,我置办的东西,仍然属于费力气而不值钱的那个类型。尽管摆在地上一大片,却没有一样能让人眼睛发亮、刮目相看。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心里是有谱儿的。家是一棵树,我不关心它到底能不能开出悦人眼目的花朵,只愿它不缺肥缺水,枝繁叶茂、常青不衰。
       小弟弟工作在银行系统,工资金不多,但他相信钱可以作为等价物交换到任何商品,所以每年都会攥一把钱塞给母亲,母亲执意不受,他就笑嘻嘻地说:“那我就给你开个户存上吧。”他说存就存,虽然没人打探他到底给母亲存了多少钱,但在他工作的工商银行的客户名单里肯定有一个代表母亲的隐形名字。以小弟弟的说法,这就是双赢。在家,尽了自己的孝心,于公,又尽了自己的职责。单位的钱生了钱,母亲的钱也生了钱,这不就是繁荣嘛?看他说得兴高采烈,我们还真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母亲这笔存款有着极大的关系呢。
       小妹妹一家虽然住在城里,却因妹夫的工作涉农,就让他们的年货里保持了农村的特色。年前,妹夫特意骑着他那比自行车大不了多少的摩托,跑到乡下一趟,东跑西串,高价收来一点纯粹的土产,土鸡、土鹅、粘豆包……拿回来往地板上一扔,晚辈们就领会了他的意思,赶紧把那些冻得硬梆梆的东西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接下来,他就无声地坐在那里,在大家高谈阔论时做一个倾听者。偶尔,触景生情插进一句硬硬梆梆的议论,便语惊四座:“妈的,这年头儿就是欺软怕硬,良民谁都欺,恶官欺,刁民也欺;刁民却谁都怕,良民怕,政府更怕……”
       大妹夫是一名基层的铁路工人,前些年国企兴给职工搞福利,单位分什么就往家里拿什么,但现在也和大多国企一样,发放的东西都是光费力气不值钱的了。这两年,因为单位反“腐败”,领导就不在给职工搞福利了。这事,想来也不怪领导,无名又无利的,还要担着违反规定的风险,谁还去做那“冤大头”的事情!每到年关,就只给基层不能回家过年的工人发一点可乐、啤酒什么的,权当慰问品。这样,大妹夫的贡献也就只有那一箱可乐或啤酒了。如果讲贡献,大妹妹一家的这一箱饮料也是在贡献之外又多出来的。这些年,因为大妹妹下岗失业,就在家里作为全职主妇照顾母亲。人家把整个人都献出来做了贡献,别人还有谁敢站出来与她比贡献呢?在所有的礼物之中,又有什么比这更加昂贵?
       家里最牛的是二弟。小时候因为不爱读书,很早就告别了学习生涯,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终于当上了个体老板。应该说,与大多数经商者比,他的运气还是很差的。这些年,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社会背景空缺,又没有办法把银行的钱骗到手里当作自己的钱花,所以一直没能把生意做强、做大,相对来说,他赚的只是一些辛苦钱或者说血汗钱。二弟虽然钱赚得不多,但花钱的能力和水平却和当下的很多老板们一样,是超一流的。你看看人家弄回来的年货,那才叫上档次。尽管数量不多,却样样精致,不是可以叫做“山珍”,就是可以称做“海味”。二弟坐的车是好的,穿的衣服是有来头的,用的手机是最时尚的……总之,从一应吃用、消费中都能够体现出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保持这种高调的消费状态,已经成为他不可更改的生存惯性。在生意低潮时,家里人的钱都被他借去用于生意和花销了,就连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小妹妹也把自己仅存的两万元钱让他拿去“应急”。但结果是“此去二百里,一欠三五年”,只见他人来人去光鲜依旧,却永远不提还钱的事儿。其间,作为长兄我催促了他几次,却惹得他老大不高兴。以他的看法,这钱放在我们的手里也没什么用,钱就那么闲置着还叫钱吗?钱不就是得给那些会花的人用在有用之处吗?最后,一句话砸到我的头上,让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二弟似平静又似愤愤然地说:“等我赚了很多钱,我十倍还给你们。”为了这句话,我们一面觉得自己的小气和不高尚,一面心怀幻想地盼着赶快有一个结果,就算是没有十倍的回报,能回个老本儿也好呵。可是等呵等,等了多年也没见有个回音。后来,据说他的生意已经相当不错,但再见了二弟仍然谁也不敢提还钱的事情。现在,我们是深刻理解了各大银行为什么那么惧怕手握贷款大笔欠债的老板们了,原来是怕惹人家不开心,连个面也难以见上。
       因为二弟很少直接给母亲钱,所以母亲就一直认为他日子过得很是艰难。每次家人团聚,母亲都会特意为二弟祷告一番。在母亲心里,二弟仍然是一个被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可怜人,所以她就很虔诚地求她的神将她的儿子从重压下解救出来:“神呵,求您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二弟也真的不容易,只要他能够轻松快乐且光鲜地生活下去,总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愿望。于是,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母亲的意愿在心里默祷:“愿二弟不会因为债务的压力而失去生活的快乐,也愿天下负债的人都不要因为债务而受到人的逼迫。”

 

三、雪野

 

       除夕那天傍晚,小弟的一个朋友从家边路过,顺便捎来了一样“新鲜东西”。一个不大的黑色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看起来蓬蓬松松的物件儿,打开一看,原来是几只野生的鸟儿。那些美丽的精灵,虽然早已经失去生命的气息,花花绿绿的羽毛经过百般蹂躏也稍显零乱,但仍能感觉到它们曾经的鲜活、灵动和楚楚可怜。这些鸟儿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确切地说,都曾熟悉得提头知尾,除了两只麻雀,其余都是我小时候能够经常见到的“铁雀儿”。如果在40年前,这些“物儿”几乎遍地都是,多得令人烦恼,农民们甚至想尽了办法也不知道如何驱逐那些不束之客对自己的骚扰,更何需象现在这样,如此刻意,如此紧张,如此心惊胆战地保护一番?

       40年前的乡村,鸟兽们集群巨大,四时不断,与人们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共同分享着大地上的粮食及一切可食之物。那时,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还常常被那些飞禽走兽所欺。本来,由于耕作手段落后,土地上的出产就不丰足,却还要遭受各种动物轮流、反复地搜刮和袭扰。一片弱弱的农田,从春到秋,有虫来过,有鼠来过,有兔来过,有小鸟来过,有大雁、天鹅来过,有鹌鹑来过,有鸭来过,也有野鸡、猪、獾来过,最后人们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有幸留存下来的粮食匆匆收回,储到仓里,精打细算,小心取用,以便顺利地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冬天,是一种宁静和纯净的艺术。似乎有一个“极简派”的油画家,执着地挥动画笔,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风格,不停地在那里创作。纯而又纯的白色补上了又褪去,褪去了又补上,直到下一年的春天,他的画卷上才有其他的颜色出现。其实,早在第一场雪下过之后,那幅画就有了最初的轮廓。曾经的草原、农田、村落等等一切事物都被整合到了一处,没有边界,且格调统一。若仅仅如此,怕也是太枯涩、太沉寂了,所以就有必要在其间注入一些活气,于是,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鸟兽也被安排到了画儿里。它们有时很安静,只偶尔从画面上掠过或占据画面的一角、一部分,像是点缀;有时却毫无节制或近于疯狂地充满整个画面,成为唯一的主题。如果要给那幅画取一个形象的题目,我能想到的就是——《雪野》。
       那时,人在雪野里行走是不会感觉到寂寞的,有时甚至“枝蔓”横生,惊心动魄。走着走着,就会有一只野兔从脚下串出,像箭一样,胁裹着雪霁飞快地在视野中变小、消失,只在平整的雪地上留下一串间距很大的足印。走着走着,心跳还没有趋于平稳,突然又有一只山鸡色彩斑斓地从眼前起飞,像一道移动的虹,迅速远去。有时它们几乎是贴着人的鼻尖儿飞过,距离近得甚至能够感觉到从它们翅膀上扑打出来的气流。走着走着,你又会发现,脚前的雪已经被某个动物挖开或刨开,有一堆枯黄的碎草叶从雪里突出出来,不用猜,其间定然躲着一只或两只专心觅食的鹌鹑。这时,如果手中有一只小小的扣网,一伸手,就会将它们收进网中逮个正着。
       一般情况下,狼与狐等动物,特别是狼,因为体型较大容易暴露目标,多数会昼伏夜出,与人类两相回避,很少能迎面碰上,假如真的遭遇,对于单独的一个人来说,多半是凶多吉少了。至于“铁雀儿”,只要一抬头,随时都能够在天空看到它们的身影,有时是三五成群,有时是几十、几百成群,有时甚至是成千上万只结成大群,不停地在天空里翻滚。当大鸟群从头上飞过时,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影子乌云般覆盖过来,鸟儿们飞过时翅羽与空气摩擦的声音和质地不同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尖利而汹涌,仿佛一波由金属颗粒构成的大潮,一掠而过。
       画家要的是艺术,鸟兽们要的却是饱食。不消几天的工夫,曾经干净完整的雪地上就已经遍布各种鸟兽的足迹,纷繁杂乱,有如密布的星云。谁能说清有多少只野兔、野鸡来过又离开,现身又隐藏?只有雪,才知道它们的确切存在,只有雪,才有机会、有能力刻印下它们的足迹。雪过后,所有种过甜菜和胡萝卜的地里,都印满了野兔的足印,田垄或树林边的某些地方,已经被它们反反复复的往来踩踏出一条平实的小路。那么谁又能说得清究竟有多少只鸟呢?几乎所有眼所能见的地方,不管是农田还是草地,都印满了它们的足印,所有曾覆盖在雪下的垄脊都被它们用细小的脚趾刨过,裸露出黑色的泥土。平日里寸草不生的碱地或沙岗也难得平静,间或就有几道梅花形的足迹逶迤而过,那多半是一些黄鼬或“艾虎”,夜里从洞穴出发,穿过雪地去附近村庄时留下的印证。
       爷爷在世时,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捕猎能手,逮鹌鹑、抓野兔、捕鸟儿……样样在行。漫长无趣的冬天,爷爷就一样样地教我们做这些事情,使我们的童年比现在的孩子们多了一些体会不到的乐趣。那时,我们用最原始的“铁夹子”捕鸟儿,成绩好时一天能捕到二、三十只“铁雀儿”、十多只鹌鹑,那个节奏多年一直不太改变,却从未见田间或天空里鸟儿数量减少。可是如今,那些鸟呵、兽呵都去了哪儿呢?难道说人类从来就不应该对鸟兽们动以“吃”念吗?从生物进化的规律考量,问题似乎又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如果这世界从来都不曾有过杀戮,鹰怎么生存?狼怎么生存?狮子、老虎怎么生存?难道说其它动物所拥有的杀生权,人类就不应该有吗?所谓的友好兼容,大约就是一种平衡罢了。正所谓“各从其类,各安天命。”如果人类从来都不拥有杀伤其它动物的本能和本领,怕早已经在地球上绝迹了。
       据《圣经》所记,上帝确实曾给过人类这样的许诺:凡洁净的鸟、洁净的动物,人们都可以吃。不仅许诺,还亲手以动物之肉赏赐过人类。《出埃及记》里有载,当以色人随摩西走在旷野上时,因为没有食物就开始抱怨,声音传到了上帝耳中,耶和华就晓喻以色列人:到了黄昏时,你们要吃肉……果然,“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地……”在中国的典籍里,虽然没有这样清晰明确的“应许”,但从古至今,打猎或狩猎的行为却一直没有停止,漫长几千年的猎杀都没有出现过物种灭绝事件,却偏偏在人们已经有了环保意识的今天连最普通的物种都在一步步濒临灭绝?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世上的鸟兽就是用以陪着人们共同游戏和生存的,如果人类本身没有异化,不会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会搞什么大工业,把江河之水都变成毒药,不会搞什么“现代化农业”把昆虫、草木都杀死或变成有毒的饵,那些天生就有着巨大繁殖能力的鸟兽,任你有多大的本事也是猎不尽,杀不绝的。然而,我们的环保主义者和环保机构,似乎从来无意于或也不敢把矛头对准那些大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大工业和现代化农业本身就比环保重要得多,力量也强大得多。也许,环保机构自己也很清楚,如果真的胆敢与这两样针锋相对,那么就只能是自取其辱,自讨灭亡。为自身的生存计,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他们也只好假模假式地把矛头指向那些手痒技痒的小捕猎者,干一些避实就虚、转移视线、李代桃僵的事情。结果,大量杀死了动物们的罪魁祸首就一直得不到追究,受不到指责,“小巫”在前台受管受罚,“大巫”躲在暗处窃笑。有时我就在想,如果那些被人猎杀的动物有幸逃过自枪口或套索而来的劫难,它们当真就能侥幸存活下来吗?在那个大如天罗地网般遍布毒药的大地上,哪一个、哪一种动物有那么大的本事最终能够绕开灾祸幸免于难呢?
       新年的第一天,两天前没有尽兴的雪,又接着下了起来。新雪绵绵,像娓娓的倾诉也像殷殷的祝福,一片片、一层层添加着我对40年前那片乡村雪野的怀念。于是,我冒雪把车开到郊外,置身于苍茫的天地之间,将意识放飞,任由其展开意愿的翅膀,向前,向前,直达记忆深处的从前。但这样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40年前的雪野,与今天的相隔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那已是一道永难弥合的时间裂隙。虽然,有那么一刻,我的心头瞬间出现过灵光一闪的激动,以为新雪之下仍旧掩着40年前鸟兽行走时留下的纷乱足迹,但理智与事实还是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幻觉。
       眼前,不过是一个只有背景而没有演员的空荡荡的舞台,不过是一片略去一切细节、一切真相,只有祈愿而不会再有承兑的善意的谎言。

 

四、流变


       如今,传统的节庆经过很多年坚持不懈的“移风易俗”已经变得十分简单。省略了拜年、供奉族谱、迎神、发纸等等一系列环节之后,只剩下了一顿年夜饭。如此一来,这顿饭便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安排起来,总是隆重且考究。首先要讲求丰盛,隐喻着接下来的日子会富足昌盛;其次讲求家人齐全,最好是一个都不能少,象征一家人的团圆和美和家族的完整兴旺。
因为人齐、人多,开饭时就只能分坐两桌。母亲是个随和的人,又因为笃信基督,所以观念里没什么明确的尊卑辈份界限,她只是先把孙子、孙女叫在身边坐下,其余的人各行方便。这样排下来,两桌家人杂乱的组合就很难看出有什么内在的规律或规矩。
      晚餐正式开始之后,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要凑到一起喝几杯酒,有人要凑到一起说说体己话,有人要特意向长者表达一下祝福之情,有人则想尽快吃几口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多久,秩序开始大乱,进入由个体间引力或排斥所决定的自由重组。此时再看看场上的局面,就有了一点儿意味。以母亲为轴心的一桌基本都是家里的年长者,大致都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从小妹妹和小弟媳开始,往下都是生于1970年以后的人,则纷纷聚到另一桌。如果用个“文艺”一点的词汇去概括,大约就是一桌子苍老,一桌子青葱。
       一桌子“苍老”或渐入苍老的人,从小受着传统文化的薰陶和伦理教育,从来没想到要装模作样地把自己的晚辈当“朋友”,观念里只把他们看作自己的骨血和生命的延续,所以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心思放在那桌子“青葱”之上,谈论的话题自然也离不开那一桌子的人。
       那一桌子隔代的“青葱”,虽然从小在平等、民主、自由、富足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却从没有一天真正把心思用在父母身上。这一代人似乎从懂事不久就开始进入了青春叛逆期,虽然连洗双袜子的自立能力都不具备,却天天想着如何摆脱家长的干预和控制,不防范谁也要防范家长,相信谁也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不用猜,他们的话题肯定不会在这个房子之内,更别说我们这桌自作多情的“苍老”了。他们的心永远如没有落点的鸟儿,在天空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很快,他们便如学校里的同学一样,结成了一个志在对付家长和老师的广泛同盟。一双双精明的小眼睛转上几圈,再配以简单的“言传”,这一小帮儿,马上就有了精准无误且高度一致的“意会”。于是便纷纷起身,结伴去外面另立山头,单独活动了,只把小妹妹和小弟妹两个年纪不大却辈份不低的人“晒”在那里。
     “青葱”团队里的核心人物是大妹妹的女儿,因为她所处的位置正好承上启下,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两个妹妹,介于“80”和“90”之间,所以她就顺其自然地成了两个年龄段共同的代言人。她说我们去K歌,大家一齐响应:“呜啦!”;她说我们去网游,“呜啦!”她说要想法子把压岁钱花掉三分之二,“呜啦!”她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过着“啃老”的日子,最近因为受父母逼迫,马上要“出山”去找寻工作了,所以得抓紧时间为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时光举行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两哥姐对她人生的转折一边表示支持,一边流露出惋惜的神色;两妹妹则只能在懵懂无知中一味盲目地向往。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相信当下的群体。父母们讲述的“过去”真有那么苦涩和艰难吗?他们不仅表示深刻的怀疑,并且嗤之以鼻。说那些有什么意义呢?生活和历史能够再次回到从前吗?“我们”已经拥有了当下,为什么要诚惶诚恐想着应对过去,并以过去那“苦逼”的生存方式糟蹋自己?未来?这世界变化如此之巨之快,谁能够准确预料未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当下,有必要以自己短暂的青春去“扛着”深不见底的未来吗?如果“不测”一定来临,那就等它来时再说吧,“我们”不能在虚拟的不测之中把当下也过成“不测”的未来。
       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个叫郭路生的“知青”,被“上山下乡”的政策从城里赶到乡下,困厄绝望之中写了一首诗《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首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人的心声,是因为那时的现实太过痛苦和黑暗了,因为难过,因为绝望,人们只能选择逃避或隐性逃避。人们恨不得不到天黑“今天”就会倏然而过。相信未来,不过是对“今天”的诅咒,是相信未来不管如何糟糕也会比“今天”强,至少不会比“今天”坏。现在的日子好过了,知好知歹的人们,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赞美还是谩骂,感恩还是诅咒,实际上是不愿意也不用着急走出“今天”的,自然更用不着执拗地相信未来或企盼未来。
       经常听到一些父母指着已经20多岁或年纪更大一些的子女抱怨:“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像个大人呢?”所谓“懂事儿”,可能就是指某人心智足够成熟,言行不再幼稚,能很好地理解、体谅别人和社会,又能对家庭或别人有所担当或有所承担吧。每当有人如此这般地抱怨自己的子女时,我都不以为然,倒感觉是那些盲目抱怨的父母们“太不懂事儿”了,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策略。因为每当这时,我都会因为那些被抱怨的“孩子”联想起一种特殊的动物。
       蝉,一种超越科学和人们认知能力的神秘精灵。它们的成长规律,似乎从来都只由着自己的意愿和心情,完全可以置季节和寒暑的召唤于不顾,我行我素,有时,竟然让近于万能的科学也不得不含糊其辞。
       科学,自然有科学存在的意义。对于问题的揭示和解决,总会有一些探索和努力的动作。科学能够告诉我们,蝉的一生,不论潜伏于地下还是腾跃于树上,都不是人们误以为的“以饮露为生”,而是以树的汁液为生。它们不是一心为了树的娱乐而终生为树演奏的钢琴家,它们是吸树、喝树一生以树汁为养料的寄生虫。但科学却无法告诉我们蝉为什么能够将生死蜕变的规律握在自己的手中,可以依凭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更不能确切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蝉才能够从土里钻出来爬到树上,做一回真正的蝉,完成一只蝉应有的使命。科学只能无奈地向我们叙述一些普及级的“知识”——
       8月上、中旬,蝉的产卵期到了。在雄蝉不舍昼夜的鸣叫声里,雌蝉们以尖利如剑的产卵器刺破树皮,将卵产在树的木质部内。完成了这项传宗接代的使命后,蝉的能量便已消耗殆尽,“一生”也将在短短六七十天的阳光之旅中悄然结束。而小小的幼虫却从卵里孵化出来,在树枝上等待着秋风把自己吹落到地面上。一到地面,它们立刻找寻柔软的土壤钻进去,一直钻到树根旁,靠吸食树根的液汁过日子,少则两三载,多则十几年,据说,北美洲东岸森林中的蝉幼虫可在地下生活长达17年之久。蝉从幼虫到成虫要通过五次蜕皮,其中四次在地下进行,而最后一次,是钻出土壤爬到树上蜕去干枯的浅黄色外壳才变成成虫,只有经历过最后的一次,蝉才算真正完成了一个循环的生命接力。
       迄今为止,蝉在地下任意滞留的动因和机制仍不为人知,但以人的心智去揣测,无非两点,一是它们在某一特殊领域里的异秉提醒了它们,哪一年或哪些年的年景不好,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它们以及后代的成活、成长;二是有一些蝉知道爬出地面就意味着要在使命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死亡,与其出来担当必然降临的风险,还不如在地下得过且过,慢慢消磨着饱食无忧的日子。
       原来,那些为人父为人母的人在忙碌中忽略了必要的观察与思考,没想到有一些孩子正是那鬼精鬼灵的蝉所“托生”。

 

五、祝福


       二弟是彻底的无神论者。那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并没有让二弟掌握更多的知识,但却造就了他顽强的惟物主义思维体系——不信神不信鬼,不怕天不怕地。母亲曾不止一次当着大伙的面问他信不信有神,二弟回答得斩钉截铁:不信。但二弟心里,绝非一片荒芜的“草莽”,每年春节临近,他总是第一个抢先回到老家,代众兄弟去父亲墓前进行一番隆重的祭扫。
       1986年的春天,父亲与二弟同乘一车,发生车祸时,父亲当即惨遭不幸,而二弟仅仅肩头被擦破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对此,母亲反复叨念,并一口咬定,正是父亲以自己的生命替二弟还了一条冥冥之中的命债,才保全了二弟的安全。当人被卷进灾难的旋涡时,必定会信手抓住一点儿什么作为支撑,免得自己被痛苦的潮水吞没。那场事故之后,唯一能够支撑母亲无怨无怼把那个已经残破的家支撑下去的理由,就是苍天有眼,没有同时夺去她两个亲人的生命。这一点,最后也成为我们全家人的精神安慰。相信父亲在天有知,他也会认同这种说法和理由的;我们更相信,就算是父亲当时能够自主选择,他也会为自己的儿子奉献这血与命的祝福。
       二弟自幼性格倔强,经常为着一句话被父亲打得死去活来。犯了错误后,父亲偏偏要他的一句“口供”,逼问“你到底认不认错?”而他就偏偏不认,并且每一次都是毫无例外地“打死也不认”,最后父亲只得自己在他面前认栽。每每这时,母亲都会黯然落泪,长长一声叹息:“真是前世的冤家呀!”父亲去世后,二弟一直沉默着。没有谁猜得透他内心深藏的是什么?巨大的疼痛?压力?恐惧?懊悔?感念?但从此,他就像父亲的独子一样,旁若无人地单独为逝去的父亲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与别人商量,不与别人合作,独往独来。
       母亲不相信一个过世的人能给活着的人以佑护和祝福,也不相信像烧纸、上坟之类的“烟薰火燎”一番就能起到追忆或寄托哀思的作用,所以她坚决反对几个子女去做那些她认为毫无意义且无比愚昧的事情,但惟独不对二弟提出明确要求和限制,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于是兄弟姐妹聚到一起时,便总会不知不觉地回忆起父亲在世时的一些往事,甚至点点滴滴。虽然形式随意一些,规模小了一点儿,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相当于一定级别的座谈会了。
      人一多,话头便如季节的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然转了方向。从过去转到了当下,又很快从当下转到了未来。刚刚谈过了父亲,很快又转向了下一代。先是热烈地讨论和评价了我女儿的婚姻和家庭,然后是二弟儿子的工作和前途,之后,又是其他几家孩子的学习、进步和心性等等。事无巨细,不一而足,似乎哪一个孩子、哪一个细节讨论不到就会在哪一点上出点差错,哪一片叶子不用这话语的阳光照射一下,就会不绿、不茂一样。那情景很像一群土里土气的农民在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庄稼,“种子”、“土壤”、“肥水”、“天气”、运气等等,从头至尾谈个遍,最后还要把一切乐观或并不乐观的现实概括为一句美好的结语——长势喜人。
       节日的时光,就如一锅烧开的水,热烈、沸腾,每时每刻都会有翻滚的汽泡儿从每个人心底里冒出来,无法静止,也没有静止的趋势。母亲虽然与平时一样安静,不参与大家的高谈阔论和大声喧嚷,但却一有时间就悄悄地坐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不睡,她就不会自己独自睡下。我们担心她的身体,劝她早些休息,她却执意坚持。她幽幽的近似于自言自语的一句话,一下子让在座的子女们都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你们好不容易回来,我可不想自己先睡!”
       众弟兄应该各自返程时,外边的雪大部分已经融化,除了一些背阴的角落里留有星星点点的残雪,街道和大地都已经露出了本色。母亲因几天没有出门,仍固执地认为公路上会积满冰雪,便一遍遍叮嘱:“路上雪大可要多加小心呵!”跟她解释了两遍,她还是不相信。待我们临出门时,听到的还是她那句充满担忧的叮嘱。母亲真是老啦!
       以往告别,只要我们回头,总是能够看到母亲依恋的身影和目光,但这次有些出人意料,转身就不见了她的身影。大妹妹敏感,发现了我目光里的询问,便告诉大家说,母亲回自己房间了。我突然醒悟,母亲是基督徒呵,她此刻定然依规“走进内室,面对你的神,说出自己心中的愿望。”
       雪花再一次大朵大朵地从天空飘落下来,由于气温的升高,落到车窗上时便随即融化,像雨滴,像泪水在车窗玻璃上流淌,将视线涂抹得一片模糊。最有戏剧性变化的是那些直接落到地上的雪花,一朵朵像善于幻化的白色精灵,落地时只需要小小的一个延时,就改变了颜色和状态,转瞬润入、消失于黝黑的泥土之中,成为泥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单纯的细节,有如神喻,很轻易就把人带入到一种复杂、广阔的联想之中,联想到温暖,联想到春天,联想到之后的姹紫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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