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母亲是个乡下女人，念过几年书，识得几个字，但嫁给我父亲以后，念过的书都剪成了鞋样子，曾经识过的几个方块字，也早早地还给了先生，但每年的端午，她是记得的。尽管她不懂《离骚》，也不知《九歌》。

　　农历的五月，正是布谷鸟催收催种的时候。你想呀，布谷鸟都来催熟催种了，乡下人还能闲得住？闲不住的乡下人眼看着麦芒一天“炸”开一天，也就一天紧似一天地忙活起来，忙活的似乎忘了时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是随着布谷鸟的清脆鸣声，天不亮就要下地割麦，月亮爬到树梢还要磨镰。尽管如此，每年的端午，她都记得。只是那个时候的端午，母亲是提前准备的。

　　端午的前一天，母亲傍晚收工，她在回家的路上，都会薅上一把艾草。艾草，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生长在近水向阳的畦埂堰边。虽然它在我的老家随处可见，但少有人拨上一棵、薅上一把。尽管它是平喘镇咳、祛痰清炎的中草良药。只有买不起滴滴畏的，才会拽上一根两根的，晾干后用来熏蚊子。但是，母亲薅把艾草回家，不是用来熏蚊子的，她说是用来驱邪避祟的。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的老家屋檐下、门框上，一年到头还插着三五根干枯的艾草。那是母亲在端午那天的一早插上的。

　　除了插艾草，母亲还要用艾草煮上几只鸡蛋。尽管那几只鸡蛋，能去供销社换回一包盐。母亲这样的习俗，也“传染”给了我，每逢端午，我也要煮上几只与艾草一起煮熟的鸡蛋，只是艾草是我买来的，不是母亲薅来的。

　　母亲的端午，粽子是不可缺少的，用她的话说：一年才一个端午，咋得也要想办法让孩子们吃上个粽子。

　　吃上个粽子，还不简单？也许有人会是这样说，但在四十多年前，不是母亲想办法，我是吃不上粽子的。

　　虽然我的老家，紧挨着黄河，但那个时候是一片盐碱地。盐碱地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稍有地质知识的都明白——不长庄稼。为了让我吃上一只粽子，过了谷雨母亲就开始挖野菜，做“紧吃慢拿”：野菜洗净，拿热水淖一淖，攥成菜团子后在干玉米面上滚上几滚，放蓖子上蒸熟。食用时，不能碰破那薄薄的玉米面表层，否则送不到嘴里，所以我老家的人把它称作“紧吃慢拿”。我是没吃过这东西的，我的姊妹四个也没吃过。但我知道，母亲一做“紧吃慢拿”，端午快要到了。

　　母亲省下几斤玉米面，偷偷拿到集市上换回一斤大米，到端午那天，她擦着黑儿把大米淘到一只比海碗大不了多少的瓦盆里，再倒进些许的水、放进几枚红枣、几片苇叶，放到七印大锅里烧大锅底。上工的钟声敲响以后，她匆忙添上一把柴禾，一边拿起镰刀，一边叫醒我们姊妹几个，说：锅里有粽子，一人一个红枣一勺米，谁也不能多吃！只是我不知道，端午那天，母亲是否也吃粽子。

　　后来，我的老家引来黄河水，种上了水稻，大米成了主粮，母亲不再为“让孩子们吃上个粽子”而犯愁了，但每年的端午，她依旧擦着黑儿，煮上一瓦盆放进红枣、苇叶的大米干饭，以至于我在很长的时间里，以为粽子就是放了几枚红枣的大米干饭。

　　若干年后，我知道了，原来粽子是用苇叶包起来的。而且，粽米也不是普通的大米，而是黏滑的江米。

　　记得有一年的端午前，我照例请假回老家，帮母亲收麦子，没想到联合收割机开进了村子，使得原来的“三夏”大忙变得不忙了。我不忙了，母亲也落得个清闲。端午那天早晨，母亲在村南头的苇塘边，采回一篮子苇叶，洗净、煮沸、晾凉之后，她用苇叶错层卷成一个锥筒，装进混在一起的江米、红小豆和几枚红枣，然后用马蔺草结结实实地捆扎成一个个三角型的粽子。就这样，那些散乱的苇叶、江米、红枣和红小豆，在母亲灵巧的手中，瞬间变成一个个有棱有角的粽子……自那以后我才知道，粽子的清香是用苇叶包出来的。

　　如今，村子里的苇塘被十几座高楼填平了，苇叶成了端午的奢侈，但每逢端午，母亲总是想办法买些粽叶，包上一锅粽子。只是每次煮出以后，她总是从中挑选三只个儿大的，摆在屋前的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