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1年开始，一猛子扎进了文字的海洋之中，从写法律文书，到写新闻报道，继而写纪实文学、写小说、写口述历史，进而编辑出版。
      有一天我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弟弟邱建对我说：“二姐，跟我一起办个杂志怎样？“
      我欣然应允，于是便一同来到了位于平安里的党史研究室，见到了温老济泽。同时也认识了加入编辑队伍的一帮人，这些人后来是我一生的哥们儿。
      《中华英烈》署名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有黄兴之子黄鼐、史学专家黎澍，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冯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方实，新华社记者戴邦、《光明日报》记者戴晴。主编温济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任院长。
       这是一个看似及其高大上的编辑部，实际上，这些人除戴晴外，个个年事已高，又身兼要职，不可能亲历亲为做具体工作。必须找既肯出力又能写能编且不计名利的年轻人帮忙。
       这就有了10人编辑队伍。
       灵魂人物是付凝，烈士子弟，父亲名列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她文字深邃犀利，实乃率性而为的性情中人；杂志负责人栏中，执行编委其实就是执行主编是秦晓鹰，他的组织力、执行力一流，官派头十足；其余的除了我和我弟弟之外，《农民日报》记者刘青，是晓鹰的发小，团队的气氛担当，幽默而睿智、秦海波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残联工作的干部罗欣欣，每天骑着当时罕见的摩托车来去，不时载着付凝来开会、民族学院的教师西早等个个文字不弱、李锐的秘书薛京善于搞活动，多大的场面都游刃有余。刘桅是我《北京法制报》的同事，能干吃得苦，苦活累活任劳任怨、文字上追其他九位笔杆子，追得辛苦，但最终颇具长足进步。

 这是《中华英烈》工作人员名单，我们9个人都没有署名

      这里面黄涛和方实我根本就没见过。方实即叶笃成，他基本上只是与温老接触。然而从组稿、写稿、编辑、出版、发行，我们与方实在业务上没什么关系，他们似乎也并不在乎我们。刚开始，温老和方实他们还想审稿。秦晓鹰到温老家，明确告之，他们审稿延误出刊时间；如审稿，记者编辑同进退，你们就另请他人吧；文章都要有文学性，要有可读性，不能死气沉沉的；封面和版式必须大改。温老最后完全接受，我们才能够放手一搏。
       在杂志挂编委名的老人如冯牧、杨拯民、黄鼐看了改版的《中华英烈》后，都惊讶地说，党史还能这么写？！
       1985年底，我们就这样从四面八方集合到温老济泽麾下，付凝提到《中华英烈》说过：“1978年以来，全国的知识界与准知识界，无论年龄、无论是受过打击还是打击过别人的人，都怀着难于言喻的酸甜苦辣，注视着一张张发黄的纸头从卷宗中抽出，化作与家人重聚的热泪和对不复再来的岁月的叹息。中国人其实都已经知道，繁荣强大的中国，离不开聪明热忱的人民；而聪明热忱的人民，是一定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历史的真实的——用数学语言：后者是前者的完全必要条件。历史与现实，不容丝毫的因循苟且。”
      《中华英烈》得以在1986年这样的时代点问世，是因为我们，始终信守着的，是热血与正气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在中国人身上泯灭。
       中国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父兄的事，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讲。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必须由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来书写。仅仅是历史书上的泛泛之谈，远远不够。史学家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未必鲜活，未必准确。
      《中华英烈》，由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出版，请邓小平题写的刊名。

《中华英烈》

       这本杂志是双月刊、16开5个印张80页，因此每两个月要开一次编前会，一人主持一期，从那些还在世的，亲历过历史事件的老人口中“抢救”历史的真相，奔走于三里河、百万庄、红霞公寓；游走于各种大小四合院，那时没有电脑，每日回家翻阅笔记，灯下秉笔疾书，甚是充实。
       我除了骑车奔波于北京市里老干部的住家之外，也有自费出差的时候，近的去过天津，采访诗人鲁黎，远的去过广州采访邓发的女儿邓金娜。采访过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刚巧她是我儿时的偶像；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许多妈妈、奶奶们以及老红军。还有的采访了，写了，却没有来得及刊登，杂志就“寿终正寝”了。我带着写好的《传奇将军韩练成》到了美国，被台湾著名导演胡金铨看上了，正谈论修改剧本的时候，他临时回台湾，约好了回来后继续，没想到，他竟驾鹤西去了。修改了一半的剧本也不知所踪了。每每思及，扼腕而叹。

 
这是秦海波为审稿的编委们拍摄的工作照。左起：秦晓鹰、付凝、罗欣欣、邱明、邱建

       杂志对稿件的质量和史实的要求非常严格，强调要加强对目击者、见证者、亲历者的采访。
       秦晓鹰说：“为了写一名偷越国境去越南参战最后牺牲在炮位的年轻人，我采访他的家人竟达11次之多。我还采访了陆定一、肖劲光、耿飚、杨得志、刘志坚、郭林祥、钟复光(施光南)、佟兵(佟麟阁之子)……

   
     “我敢于与任何大人物平起平坐地交谈，向对方提出的问题，对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人会向他们提这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恰恰能触动他们内心最柔软也是珍藏的，最质朴的东西。
     “就拿采访肖劲光大将来说吧。我从两个他完全想不到的问题切人:‘您与毛泽东是同乡，又是几十年的战友。他怎么没有给您写过一首诗呢?再有，毛泽东为什么把您称为我们党和军队的洋包子?‘肖大将先一愣，随即便哈哈大笑起来。
      “ 他讲到了毛泽东那首‘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就有劲光二字藏尾。我又问他在苏俄想不想家，老人家说，怎么不想?静夜里听到远方的火车声都能勾起乡情。我又问，见过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陈独秀、瞿秋白给你们讲课讲得好不好……萧劲光说得兴起，竟站起来挥毫泼墨写下两个大字’松涛‘。他一边写一边说：’我是1922年入党的，前几天胡耀邦同志来看我，说我是我们党的宝贝。‘
     “‘松涛’这两个字我至今还珍藏着，我有时会觉得从这些饱经风雨的人物身上就似乎可以听到一阵阵历史的松涛声!“
        这是1989年第4期封3的作者照片          
          

      刘青这样评说《中华英烈》的编辑部：“我们这个三无编辑部----无编制、无办公室、无津贴----竟然维持了三年半。其间，别说分文报酬未见，连一餐饭都难得吃。”我还要加上第四无：无署名。
      开会刚开始是在党史研究室温老的办公室，后来那里不让用了，只能找一间地下室、或者到晓鹰家里，连说正事带聊大天，大家肝胆相照，除了组稿方向、分配采访对象、也谈时事、聊新闻、嬉笑怒骂，百无禁忌。
       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犯过的各种错误，都有着清醒的认知，对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流弊对国家造成的伤害心知肚明。我们就是要通过纪念英烈，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原历史的真实，更要为那些曾经为国为民英勇奋斗却含冤九泉的民族精英正名、昭雪、平反! 他们的冤屈，绝不是个人、个家的事，这是中国要腾飞、要往前走得更远更快必须清除的障碍，事实上，我们的文章也确实以真实的史料，为不少含冤受屈的人平反提供了证据。         
       我们往往都会侃到半夜，然后在夜晚寂静的街道上，头顶着路灯的微光，心里揣着讲述历史、抢救史实的责任，骑自行车大笑着各自散去。刘青的话：“谁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不拔高说什么情怀、初心，但是写英烈、还历史真相，我们是认真的。我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杂志的版权页上，我们的文章没有版权，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过半句质疑和抱怨，反而始终兴致勃勃，不辞劳苦，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们是完全靠业余时间工作的编辑队伍，却具有极高的工作效率。不但许多文章颇有史学分量和思想内涵，而且文字语言严整、清新，别具一格。它的每期卷首语都以诗化语言勾串起本期的主要文章，封面多为抒情式摄影作品，封底则是描述历史事件的油画及相配的诗作。这种兼具史学文学、思想性艺术性的杂志在当时的中国虽不敢说“独此一家”，但的确是“难找分店”，令读者印象十分深刻。
       那时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自媒体，人们除了报章杂志，并没有其他资讯来源，办刊成本也相对较低，而《中华英烈》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以及作者写作手法的文学性，每篇文章都非常好读，深得读者的信赖和喜爱，因而发行量尚差强人意。
       有一次周恩来遗孀邓颖超获此刊后，看见有一篇记述李硕勋烈士的文章，立即转给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让他细读。老太太最后还叮嘱李鹏“阅后还我”。之后李鹏的秘书打电话过来，刘桅接的电话，说：“他说能不能送一年的杂志给总理？”
       据说，南京大学图书馆订阅了一份《中华英烈》，每期一到，必争相排队传阅。有些师生甚至把住不放，非一口气看完不可，以致引来争抢风波。
       作为对杂志的支持，党政军的老革命无一例外都爽快接受采访，讲述他们一段段难忘经历，一桩桩感人故事。他们慨然为本刊题词。题过词的有陈云、徐向前、萧劲光、乌兰夫、赛福鼎(用维吾尔文题写)……几乎是每期都有这样一副题词印在封二上。
       前面提到薛京善于搞活动，付凝和秦晓鹰也不遑多让。我们也搞过几次可圈可点的活动。
      《中华英烈》创刊一周年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座谈会。中共中央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宣传理论社会科学的胡乔木驾临。
      《中华英烈》请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谈谈与总理的交往、感受等等，以示本刊对周恩来的缅怀之情。我们找到了章文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周恩来的英文翻译，章文晋立表同意并说由他安排。
       那一日，对外友协的大会客厅，与会者陆续到齐。出席会的有浦寿昌、马列、陈浩、吴展等。陈浩说，她第一次见周恩来时颇为忐忑，内心打鼓，不知怎么一下子竟然躲在了窗帘后面。总理见状，立刻和颜悦色地轻声把她叫出来，并让她坐在身边。马列刚到总理身边工作时还是个小伙子。当时总理的秘书各管一摊。总理批文多事情杂，又怕让秘书们不能休息，于是，总理索性在秘书的办公室工作间安装了一个电铃，且约定电铃响一声代表叫谁，响两声又是叫谁。章文晋提到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明确地告诉美国人，抗战胜利后，中共希望战后的中国能成为一个类似美国那样的“民享、民有、民治”的国家。他强调说，这也是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集体的看法。
       薛京和付凝担纲策划了《共和国的儿女们》大型文艺演出，地点选在了工人体育馆，那是1万5千人容量的场合，竟然能够座无虚席。一大批名星为演出的主题所感奋，几乎成了无报酬的义演。李谷一、韦唯都吃15块钱的盒饭。代表陕北、山西、云南、内蒙和东北知识青年的代表悉数登场，引来现场一片哄动掌声。瞿弦和张筠英含泪朗诵了《相信未来》，摇滚先锋唱了《长征路上的摇滚》。
       当崔健演唱摇滚时，全场沸腾，观众纷纷起立，很多年轻歌迷高声尖叫。不少在主席台上的老人（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中顾委等）纷纷离席躲进休息室时，记得郝治苹（罗瑞卿夫人）说“震耳欲聋，心脏受不了！“
       1989年，我已经到洛杉矶了，并没有经历过那时的种种。据刘青的回忆：“后遇那场风波，该杂志出了一期悼H专辑，还在风口浪尖以创记录的速度出了一本小书《中国一周—4.15—4.22悼念胡耀邦纪实》，因而受到整肃。”
       而秦晓鹰则回忆道：“胡耀邦同志去世后，立即请记者刘桅代表《中华英烈》编辑部前往北池子会计司胡同15号表示哀悼并献上花圈。接着就连续追踪首都公众自发悼念胡去世一周来的各项活动，立刻出版了小册子。不久,整肃全国报刊，尽管《中华英烈》是邓小平所题刊名，尽管在以往从无触犯各类‘天条’的文字，但仍然无法通过审核。并指示这个编辑部必须解散，如若不然，该杂志不能登记。主编温济泽诺诺就范，他多次打电话从刘桅手中要回了杂志编辑部的公章。将杂志社拱手送给了《炎黄春秋》。温老济泽从当年对我们这批中青年求贤若渴的真诚，到最后与我们做完全干净的切割。”
      《中华英烈》挂名的编委李锐、冯牧、黎澍、方实、黄鼐、戴煌等，都是久经党内斗争、见过各种战阵的老将。但是，他们仍然屈服了。他们要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曾经靠我们不计名利地将这一切输送给他们，而没有了我们这些既实干又肯奉献的年轻人（38年前都还年轻），就等于是釜底抽薪，这份杂志无法运转。最后被《炎黄春秋》取代。而《炎黄春秋》与《中华英烈》完全不同。
       这本杂志，三年半的每一期，我都精心保留了多年，但是10位哥们儿，3位已经作古，秦海波因糖尿病并发症、我弟弟邱建因胰腺癌、刘桅因胃癌先后离开了。
       而我自己也绝不可能成为千年老妖，弟弟是“没有遗憾”地走了，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捐给中国文学馆馆藏了。
      《中华英烈》是一份编辑思路新颖，视野广阔的史学文学兼顾的杂志，是把文、史、哲有机结合的先锋派杂志。《中华英烈》把党史扩展为中国现代史，所有为民族献出血肉之躯的人都是我们讴歌的对像。我们报道了抗日时武汉大空战的悲壮，报道了一代大师梁思成和林微茵的贡献，在大陸刋物中第一次登出了台湾作家李敖的文章，还为他在中国大陆出版了《蒋经国传》。
      《中华英烈》是一份引潮流、破坚冰、开先河的时代产物。它的披坚执锐的精神锋芒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由此我想明白了，那些杂志放在我家书架上，只是念想，放在公众都可以看到的地方，那就是史实。我们三年的心血不能白费了，它要有它应有的归宿。
       于是，我把它们捐给了UCLA东亚图书馆馆藏。
       我们的《中华英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英烈，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