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时代，一个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的时代。
那个时候，一篇优秀的作品问世，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即使是一个毛头小子，只要从事了文学创作，一个作品发表都可能身价倍增，从此改变命运的作家大有人在。同时，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事物，也被人崇仰、高看着。比如，高考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起，到80年代中期，大学的中文系一直很骄傲地录取着第一志愿的学生；比如，当时的征婚广告，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本人喜欢文学，要找一个喜欢文学的人相伴；再比如，被看作作家成长摇篮的文学期刊，发行量之大和影响力之广，相信永远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文学史不仅是由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组成，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就像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富有生机的园地，文学期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扶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
在文学期刊这个园地里，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创刊于1956年的《延河》文学期刊，因发表了大量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捉笔书写的一个刊物。“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延河》文学月刊，再次焕发青春，成为选拔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的平台而备受瞩目。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延河》能够与陕西作家一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中的原因，当然是陕西作家队伍的强大，但同时，也因为当时的《延河》编辑力量的强大。这个团队中的大多数，既是优秀的作家、理论家，又是优秀的编辑家。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延续了延安时期的文艺传统，借助“解放区文学”的资源和助力，形成于陕北红色根据地政权稳固以后的陕西文学，得到快速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到现在，陕西文学薪火相传三四代，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不仅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有着巨大的贡献。如同陕西作家一样，《延河》的编辑，也在薪火相传中，形成了三代编辑的继承。
《延河》的第一代编辑，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的到了退休年龄，比如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董得理、余念，小说组组长路萌、高彬、张文彬等；有的将去创办一份理论期刊《小说评论》，比如理论组的王愚、李星。第二代编辑，有的要进入创作组做专业作家，比如路遥、李天芳等；有的要与王愚、李星去创办《小说评论》，比如李国平。
鉴于编辑代际更替的紧迫现实，1984年10月，国庆节假期刚过，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主席团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宣布重组《延河》编辑部，决定对《延河》实行补贴承包。经过酝酿、讨论，并听取各方意见，对当时申报的两个承包方案比较后，作协党组、主席团决定由《延河》小说组的编辑白描承包，并任命白描为《延河》主编。
同年11月24日，《延河》召开座谈会，主编白描宣布了承包后的《延河》办刊方针及有关措施，同时，宣布新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名单。顾问委员会由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王丕祥、魏钢焰、贺鸿钧、董得理、余念组成，编委会由毛錡、白描、李小巴、邹志安、京夫、陈忠实、韦昕、闻频、贾平凹、莫伸、晓雷、路遥组成。
《延河》从1985年的第3期正式实行补贴承包制。这一年，白描32岁，是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也成为《延河》第二代编辑的掌门人。
陕西省作协的好多作家都有笔名，比如当时省作协院子里的作家路遥，其实原名叫王卫国；诗人晓雷，本姓雷，却被不知晓的人称呼“晓老师”；诗人闻频，姓焦，也不为人知，来访者都喊他“闻老师”了；作家京夫，也有人称呼他“京老师”的。白描其实也是笔名，原名叫白志刚。这是我在1985年进入省作协，成为《延河》第三代编辑一员之后才知道的。
白描虽然年轻，但是当时他与《延河》的渊源已有10年之久。“文革”后期的1975年，还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大学的白描，正赶上大学里提倡的“开门办学”，而编辑部也讲“开门办刊物”——走出去，请进来，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当时被叫停的《延河》刊物的原班人马，正筹办一份刊物《陕西文艺》，编辑部就利用这种风潮，对外以“工农兵掺沙子”的名义，将一些他们认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作者借调到编辑部，一方面参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前后被抽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有：路遥、白描、叶延滨、叶咏梅、牛垦、徐岳、王晓新等。
那时我正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是一个对文学事业充满向往的青年业余作者，先是因为投稿关系，几次充满敬仰的心情，来到过这个小院……直到分配前才回到学校。这是1975年到1976年。（白描《小院》）
1976年，《陕西文艺》第一期，同时发表了路遥与李知、董墨合作撰写的《吴堡行》和白描撰写的《罗织河新曲》。
当时，编辑部几位负责人十分看好路遥、白描，认为他们在文学上定会有大发展。所以，在他俩大学毕业之际，《延河》决定，把延安大学中文系的路遥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白描一同调到《延河》工作。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董得理，陪同《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领导，多次到陕西省高教局，做说服解释工作，目的就是力求将路遥和白描分配到《延河》工作。他们求才若渴的心情，获得了省高教局的理解，但是，只同意将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分配白描来《延河》的请求未能如愿。
时隔6年后的1982年，白描从陕西师大教师岗位上，如愿以偿地进入西安建国路71号省作协大院，成为《延河》小说组编辑。
在白描担任《延河》主编之后的1985年4月21日—24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三届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由韦昕、王愚、李小巴、姜洪章、白描、汪炎六人组成书记处，白描作为最年轻的书记处书记，在主席团和党组的领导下负责分会的日常工作。
也就在白描作为《延河》主编走马上任后的1985年7月，我作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即将毕业的学生，正面临着职业的选择。当时的大学生毕业政策是由国家统筹计划分配的。说是选择，只是在计划中的用人单位里挑选自己适宜的单位和职业，且必须听从学校主管分配的系领导的安排。
7月初的一天中午，提前留校的同班同学透露一个消息给我，说晚上省作协《延河》的主编一行要来中文系与班上同学座谈，目的是为《延河》杂志选编辑。
因为知道自己不是做作家的料，我并没有在意这件事，自我感觉我比较适合在高校做个教师。刚巧也有几所高校的用人指标，我还悄悄地去了其中的一所，在校园里走了一遭。
那天，白描带领省作协的几位编辑来与我们班同学座谈时，我和班上的女生负责为他们端茶倒水。巧的是，我坐的位置在白描的身后。因为根本没有打算发言，于是，我静静地听同学们的侃侃而谈。没想到，白描却能感觉到我的存在，他突然一转身，看着我说，请这位女同学谈谈对《延河》的认识。
我愣怔了片刻，不知该说什么，着急得涨红了脸时有了一个问题：“《延河》的编辑是怎样对待普通作者投稿的？”
白描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然后他认真地回答我，也同时对在场的老师同学说，《延河》从1956年创刊，便形成一系列良好传统，其中有一个传统，就是对待作者来稿，每稿必看，每稿必复。对待不适用的稿件，我们有两种退稿方式：一是信退，一是条退。信退就是由编辑写出对稿件的审阅意见，长处是什么，不足是什么，对作者有些什么建议和希望，编辑或署名或不署名，但都要盖上编辑部的章子，连同稿件一同寄退作者。条退是附一张事先印好的格式化退稿条，将稿件给作者退回。 其实我们条退的稿件极少，绝大部分稿子编辑都要亲自写退稿信，信中谈到的意见一般都很详细。《延河》的自然来稿非常多，每天都能收到两大箩筐，编辑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大家都以奉献为乐，没有任何怨言。
毕业前的这个座谈会后，当我得知，我被西大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两方商定，分配到《延河》工作后，我怯怯地找到中文系主管分配的系领导，我信心不足地对她说，我想去高校。
这个时常张口就能冒出大白字的女领导冷冷地看着我，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明明白白写着大大的四个字：不知好歹。这次她没有说白字，她的语气甚至有些轻柔地回复我：“延安大学是高校，还没有人去。你去吗？”
她当然知道我的答复，故，才如此“温婉”。
其实，我不是不想做个听老师话的乖学生，我只是感觉，我怎么能有资格进入作家成堆的作家协会工作呢？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因为那天座谈会上我的提问，后来，我不仅成为《延河》小说组的编辑，而且还在《延河》看了二十多年普通作者来稿，写了二十多年的退稿信。
在白描没有调到北京工作之前，有一次编辑部的编前会上，他说，他曾私下里检查过我的退稿信，所以知道我的退稿意见写得很认真。记忆当中，这是他作为我的领导第一次给予我工作的肯定。平时，他在编辑部总是不苟言笑，轻易不会表扬谁，谁犯错了，也不轻易批评谁。我在他的一脸威严面前，总像是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一样的充满了敬畏。
1985年7月15日，我正式成为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8月初，刚刚在省作协大院前排的简易客房安顿下来，8月20号一大早，就看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以及主编白描等30多人，浩浩荡荡地乘坐上一辆大巴车。看着那辆车在我眼前“绝尘而去”，我好生失落，也愈加感到，进入作家协会就是个误会，因为要想成为那辆车上的一员，此生恐怕都难以实现。
后来得知，他们将奔赴陕北，参加省作协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会议采取边参观访问边座谈讨论的方式，在延安和榆林两地举行。会议的宗旨和议题是：了解近年来国内外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概况，分析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情势及落后的原因；制定陕西三、五年内长篇小说创作的规划与设想。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论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是白描，都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有了一种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必要调整。
我认为的误会很快得到印证。198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编辑部召开每月一次的编前会，在小说组办公室里，多了一位穿军绿外套的中年人。白描对走进办公室的我说，知道《猎户星座》的作者吗？我诚实地摇摇头。他一指中年人，说，这就是，他叫王观胜。
看到我仍然很茫然，白描主编语气略显严厉地训斥我，一看你就是不了解《延河》，上大学肯定也没有好好读过《延河》。
我即刻满面绯红。白描说得对，在没有分配到《延河》之前，我的确对《延河》的历史和现状知之寥寥，甚至还犯过不知道《延河》是在什么地方办的刊物，险些将办刊地点挪到延安的低级错误。当然，对于文学期刊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也从没有思考过。
文学编辑这个职业，通常被我们做编辑的自称为“摆渡人”，“为人做嫁衣”。有一句流行语：一作家、二评论、三编辑。编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做编辑的最大苦恼，不是被有些作家成名后迅速遗忘，而是在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尽管有编辑创造性的劳动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学编辑价值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尽管大多数作家，在他们初入文坛时，得到过编辑的发现和扶持，然而，一旦他们风光于文坛，当初编辑的工作就被许多作家视作微不足道了，或者有意从记忆中删除了。
在《延河》时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位作家，当初处女作发表时，得到过时任《延河》小说组编辑白描的指导，后来这位已经走红的作家在回忆文章中，却不记得得到过指点了，以为自己是横空出世的。
还有些作家，遇到编辑将他的作品修改、删节，便心生怒气，形容编辑是“屠夫”。但是，这些抱怨者可能已经有些小名气或是已成大气候。其实，当初他们作为还没有被众多期刊认识的写作者时，正是在得到编辑大刀阔斧地修改过程中得以成长的。当然，作家可能不这么认为，甚至会对编辑的修改表示不屑。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作者与编辑之间，还算是一种纯粹的、密切的关系。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都是专业的，工作认真的，同时又是敬畏文学的。我就是在这个阶段，接受的严格训练。不用白描具体要求，我们也在编辑前辈的言传身教中，懂得如何做个好编辑。
当时的《延河》编辑部，审稿制度和流程是非常明确而有序的，在得到一篇有基础但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稿子时，编辑或是先与作者沟通，提出修改意见，或是直接对作品做删改。总之，留用的文稿到主编白描手里时，是篇篇“见红”的。
刚工作时，我只能做个初稿编辑，每天写退稿信，还没资格修改文稿。我的办公桌对面，坐着的是老编辑张昭清，他的手中总是执一支红色毛笔，要修改的错别字或标点符号，工工整整写在稿纸的空白处，圆圈圈了，用引线引向改动之处。后来，我有资格做文稿责编了，但是我执不得毛笔，只能用红墨水钢笔来做修改。
我修改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陈忠实先生的《轱辘子客》，发表在1988年第5期《延河》“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上的。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忠实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
作为一刊之主的白描，其实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作家，也是评论家，又是在第一代编辑严格训练下的编辑家。
在担任《延河》主编期间，1988年，白描创作的长篇小说《苍凉青春》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北京、西安两地曾分别召开了作品研讨会，给予该作品较高评价，被誉为“知青文学的又一次超越”（《文学报》1989年4月21日）。1991年，白描的中短篇小说集《恩怨》出版（我还参与了这部著作书稿的校对）。同时，白描主编还有理论文章也不断问世。这些文章气韵圆润，文字精准、简洁。如果不具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这多重身份是不可能写出来的。然而，在担任《延河》主编之后，白描不得不将他更多的精力倾注到编辑工作之中，他自己的写作，自然是被耽搁的。
正是由于白描集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于一身，在主编《延河》时，他能以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的多重思考，深度参与、见证文学创作的过程，在编辑中，张扬一种写作精神，同时担当文学变革者的角色。
做文学期刊编辑，简单地说，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发现新人，二是寻找好稿子。然而，这两件事做起来却实为不易。发现新人，需要有过人的眼光和才情；寻找好稿子，需要有阅读的宽度和高度。
白描深谙此道，也二者兼备。他在1987年第6期《延河》《新的希望——编者的话》中，就展现了他办刊人的情怀和主编的高度：
“出作品，出人才”是《延河》创刊伊始就提出的两个口号。我们向来认为，一个文学刊物，特别是像本刊这样一个作协地方分会的刊物，假如不立足本土，不在发掘本地的创作潜力、扶持新人、组织队伍这个重要工作上投诸气力，那么不光促进创作的繁荣会变成一种空谈，刊物自身也容易被推到晃荡不定的地位，如同无根的浮萍。当然，这是一件不大引人注目、也一时难以看出效果的工作。
在白描刚担任《延河》主编不久，一篇力作便在1985年5月号和6月号《延河》上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非常年轻的作家和谷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这篇报告文学很是深入人心，影响也极广，我是在上大学时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从而知道了西安有这么一个一心为公的好官、好市长。这篇报告文学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85—1986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陕西文学曾经非常注重文学创作的梯队建设，作为《延河》的主编，同时又是省作协书记处书记的白描深知，《延河》不仅有责任承担这个基础工程的最佳平台，也要成为将陕西的新生力量推向全国文坛的助推器。
一份刊物的影响力，说到底，是主编的编辑理念在支撑。反之，刊物的整体面貌，也对应着主编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深度。
1987年《延河》集中于6月号和7月号上推出了“陕西文学新军三十三人小说展览”，集中展示了当时陕西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有些作品带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鲜明特色。这33人中，杨争光、叶广芩、冯积岐、吴克敬、孙见喜等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并且佳作纷呈，成为陕西第三代作家的代表。
这两期文学新军小说展览专刊，在每位作家的小说前，都附有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的评述，这也同样是由33人组成的陕西文学豪华团队，其中有王汶石、肖云儒、贺抒玉、李天芳、王愚、李星、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董墨、白描等等，他们热情地介绍新人新作，显示了陕西新老作家团结一致、携手奋进的壮观局面，也由此看出，这两期专刊，编辑策划的认真与用心。
白描在专刊前“编者的话”中，对今后的陕西文学发展，既有展望，也存有许多的担忧。他一连串地问道：陕西拥有一支中青年作家队伍，早已为人所瞩目。但是，在这批人身后，陕西文学的新生力量如何？能否形成一支队伍？未来的发展前景怎样？潜力是否雄厚？对此外界并不十分明了。
进入21世纪之后，陕西文学断代问题凸显。新生力量不足的担忧真的成为了现实。
这两期专刊出版之后，1987年7月27日，白描又组织召开了6月号、7月号两期专刊的陕西文学新军33人小说座谈会。3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出席了会议。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的两位编辑也来西安赴会。
可惜的是，这一年我正作为陕西省委派驻的扶贫工作组成员，在陕北榆林的一个乡镇里，《延河》如此规模宏大的活动，我没能参与其中，算是我做编辑的遗憾了。
白描常说一句话，我们做编辑的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的确，因为完成每一期的编辑出版流程，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所以，明明是风雪交加的隆冬时节，我们却要在寒冷中尽量感受春天的脚步已经走来。
20世纪80年代末，读者群开始分流，文学期刊不受市场青睐的局面也开始显露，边缘化的趋向日益加剧。或者，不光是文学期刊，就连文学本身，也在经受着冲击和考验。所以，办文学刊物，有“出作品、出人才”的编辑功夫是不够的，还要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不同读者需求时，站在新的视野来观察文学，决定办刊策略。
习惯走在时间前面的白描，自他主持《延河》的编辑工作，就已经意识到了文学的“热闹与寂寞”，他说：“我们常常情不自禁为眼下文坛活跃的局面拍手叫好，然而，活跃之中，也有遗憾，这就是文学圈子外的寂寞。”
在白描看来，文学圈子外的寂寞，原因是多方面：
其一，是有些作家远离现实，对复杂的强烈震撼人们思想、搅动人们感情，使人们既惊喜也惊异，既带来希望也带来困惑，既充满信心又不无忧虑这样一种新鲜而陌生的变革时代的生活，采取冷漠态度，在人民群众最切身，最迫切关注的问题上，闭着眼，绕道走，而对远离时代主潮的东西投以热情……
其二，一种要不得的贵族气正在侵害文学。故作高深，无病呻吟，视文学为象牙之塔，自诩“曲高”，把和寡看作众人的愚钝，并声言自己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的人看的，等等。这样作家的作品，“高贵”得盛气凌人……
其三，“玩文学”者有之。这些人中，有成名的，也有未成名的。成名者，觉得蘸着心血写作太伤人，不妨玩玩文字游戏。反正手中东西是热门货，总有人抢去发表。岂止发表，甚至会引起某些爱起哄的评论家煞有介事、热热闹闹地研究评介。未成名者，走常规路子成名既艰辛，成功系数又不高，于是翻着跟头出门来，一下子便夺去众人的注意，名气大噪仅在一夜之间。“玩文学”的人，到头来文学以其自身的严肃性也玩弄他们，眼前的印证便是人民群众的不买账。不理不睬你，有甚乐趣？有何意义？
白描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深度思考，来自1987年第1期《延河》的编前语：《热闹与寂寞》。若不是有明确的时间标注，即使现在读来，都很像是对时下文学状况的透彻剖析。
文学编辑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判断，直接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当下面貌。毕竟是由编辑和主编的取舍，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进入传播媒介，进入读者视野的。作为主编的白描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感觉，与其说是在主编一本文学刊物，不如说是在坚守自己内心的文学理念，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编辑的尊严。
现如今的文学杂志上，就小说而言，撞击人心灵的作品很难读到了。要么是深陷日常生活泥沼之中的琐碎与唠叨，要么是故事与我们的精神世界距离很远，软踏踏缺少站立起来的筋骨，要么是“玩文学”者的文字拼凑堆砌的生活……混文学者众。于是，就想问，名著和文学刊物培养起来的作家还会回来吗？同时，还想问，坚守职业道德，有责任心，捍卫编辑尊严，捍卫文学尊严，捍卫文学期刊尊严的好编辑还大有人在吗？
我知道自己问得很虚弱。因为惭愧的是，在编辑了28本《延河》合订本后，我也调出了省作协，脱离了编辑岗位。
2006年，《延河》创刊五十周年。彼时，白描已经调离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十多年了。我组来他为创刊纪念专辑撰写的文章《小院》，文中他回忆了在《陕西文艺》与《延河》做编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盈着对两个小院，尤其是建国路71号“高桂滋公馆”那个院落的怀恋之情。白描在文尾处感叹：
前几年，陕西作协盖新的办公楼，砍了树，拆了小院，新办公楼落成后，我几次回西安，但没有去看过那新楼，那代表一个时代的小院已难觅踪影了……没有了青砖小院，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像少了一种韵致，断了一种传承，缺了一种类似魂儿似的东西。而心里溢出来的，则是一丝无名的惆怅。
白描主编的这种惆怅我感同身受。
时过境迁，省作协的那个院子已经人非物也非，很多温馨的情景早已远去，完全找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痕迹，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吗？
当然，也还有不变的，就是曾经发生在那个院子里的故事，说到一些人的名字，人们仍然会生起无限的敬意。这其中，就有白描。（原载文谈丛书）
张艳茜，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版长篇评传《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等5部，长篇散文《貂蝉》《和亲之路》（汉上）。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和转载。曾任陕西省作协《延河》文学月刊常务副主编，现就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