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VCD》的名字，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几天前，与朋友聊起传呼机。他说，有一个农村来的亲戚，城里表哥不用的传呼机给了他，他兴冲冲地去交费开通了，还将号码告诉了老家的人，可是没过几天，传呼机却突然没有任何讯息了，他跑到传呼台去问，人家早已经撤柜。他说完这个故事，笑着感叹，农村人太可怜了。是啊，好像一夜之间，传呼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不是有点什么现代性的荒谬感？有谁写过这样的荒谬感呢，曾经人手一部的传呼机，突然之间就从人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人再提起它。不再提起是不是意味着它不曾存在过？是不是就没有过去？人们不再需要过去？遗忘是现代病，快速地遗忘过去，将过去抛在脑后，而我们，是否已逐渐失去保存过去的能力。VCD何尝不是这样呢，发达的东南部早已经出局的东西，还在西部作为故事的发生源。说老实话，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甚至觉得张学东应该回避这个代表着落后、跟不上趟的物象。但是看完小说，我为同为西部人、同年出生的他，感到引以为荣。
　　西部的现实，它就是这样慢一拍，跟不上趟的。作家也是这样，我所知道的很多优秀的西部作家，由于他们慢一拍的现实和精神背景，加上边缘的文化身份，他们被及时地辨认出来的机会少得可怜。长年匿名地写作也就算了，如果在身后也得不到承认或者公平的评价，于文学史、于作家个人是不是都太冤屈了呢。是不是慢一拍、跟不上趟的诉求就没有价值了呢，当人们一窝蜂地去搞前沿写作，大批人写现代性、后现代，写都市写小资写巨浪涛天的娱乐消费，张学东们还在写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这就是西部的现实及精神处境，作家怎能抽空了此在的根性，去奢谈别的时髦话题呢，西部生活结构所决定的文化内涵及情感方式是这样稳定，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稳定的。超越当然可以，你超越了当下的生活，超越不了时代，超越不了此在的规定性。好象黎小明。
　　黎小明这三个字很有意味，细细品味，人名就是一个悲剧。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他的存在体验，他超越不了。天要亮未亮，当然天最终会亮，但黎小明的现实正如他的名字。他终于赶上了一回落伍的时髦，时髦却带给他终生的伤害。这是否暗寓着某种悲剧性悖论：农村人刚要追求现代性，现代性就以它不可理喻的狰狞打碎了农村人的追求。祸事从天而降，降在了他的新婚之夜。要是黎小明不要孙二的黄碟，也许能避免一场祸事。警察是可怖的，为了一台VCD，黎小明变成了一个废人。故事并没有到此停止，张学东的叙事智慧是超出很多作家的。现在，他让黎小明的妻子郭英出场了，先是男人，接着女人，展开了与庞大冷漠的国家机器对话的苦难历程。看到郭英茫然地走进省城一家邮局，被代写书信的老头嘬弄着花了三百元，写了一份龙飞凤舞的状子时，我差一点笑出来，为张学东的情节设置赞叹。当她拿着这份书面材料去上访，被一个女同志扔了出来，这又是多么可笑又可悲的冲突啊：当农村人还保留着秦香莲进京告御状的心理期待，她遭遇的却是现代司法程序的冷漠。“这哪是上访材料啊，纯粹一个杜撰的传奇故事！这种东西我们不能接收。”她又到一家法院，人家同样对她的材料不屑一顾，让她按逐级上诉的司法程序走。走投无路的郭英，最后想到的还是那几乎来自血液的古老的行为方式：写血书，然后走上街头。好在媒体发现了她，拯救她的还是现代社会，一切似乎得到了补偿。孙二这时候又来了，说要不是我的两张堞，你会有这样好事，你要分我一万。
　　《VCD》是尖锐的，是宁夏小说走出自然、乡土的原生态，在时态上更进一步的尝试之作。写作《VCD》的张学东，在写作范畴上又一次突破了自己，但其一贯的精神底色依然没变，甚至更敏锐，更自觉地将西部生活中传统与现代的茫然对立揭示了出来。VCD的出现是好事，一条城乡结合部街道上的居民开始追求现代生活，这看似进步了，这进步却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张学东用他冷静客观的笔，将这残酷的一面揭示出来，这其中倾注了令人心酸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人与物的冲突、人与法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都带着不可避免的极端性，赤祼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黎小明紧裹毛毯目光呆滞地叫着：警察没打我警察没打我是我先动手打了警察……，郭英没穿衣服的被子被粗暴地掀开，这两个细节是那样触目惊心地直逼我们的精神现实。VCD是落后的、跟不上趟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又何尝不是落后的。在警察眼里，黎小明、郭英等算不上是个人，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电视上成天播美国人如何虐待伊拉克战俘，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甚至不如战俘。这样的精神现实岂止只存在于西部，一切滞后的西部保留了它最原始也最极端的冲突方式。而孙二、孙二娘又是个什么符码呢，真正的坏人总是如鱼得水，在孙二的眼里，挨一顿打，关几天，换来三万块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的同情心奇怪地丢掉了，同警察一样，人的起码权利与尊严不值得当一回事。他跑来要钱的细节预示着：存在的悲剧性命运似乎难以逆转。
　　看到这里，我的心因为《VCD》而沉重。西部生活的苦难与沉重，使我们的作家不可能轻飘戏谑化地去写作，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建立自己的精神尺度。我非常欣赏张学东这种将一种美学风格发挥到极致，一个故事要讲就往极端里讲，但我同时觉得他还可以讲得更好，那就是在小说的裁剪上，似乎应更精当狠利一些，一些要明写，一些却要暗写、略写，更高境界地提升自己的艺术品质。当然，以张学东的年纪写到这样已属罕见，他的写作甚至已成为新西部小说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