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安黎的《农民工》感觉有些不安。一方面觉得这是电视上的“讲述”，或者别的什么情感栏目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真真实实地被这些内容打动。好像一种什么界限被安黎打破了，又好像文学的某种功能又得到了彰扬。说老实话，到写这些文字的现在，我还是不能确定，安黎带给我的打动是文学之功，还是他讲述的现实之功。但不管怎样，对于作家自己，能够以这样一组散文直接叩击人们的心灵，就是文字的成功、情感的成功。
       想想，包围在我们周围的都是些什么文学，在那么多不能令人忍受的恶劣品质之中，当代文学的虚假是最不能令人忍受的。内容虚假就不用说了，连余华这样所谓“华语文学的海外代言人”，《兄弟》中都有离谱表现，更别提那些大多是关在家里生编硬造的了。我所说的虚假不仅是内容、细节，组织、表现生活的虚假，还有情感的虚假。似乎人人都深谙了“虚构是文学的本质”，索性连情感也虚构起来了。也许有可虚构的情感，但我始终认为：不要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就连以客观、科学著称，使法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包法利夫人》，如果福楼拜不是怀着对众多包法利夫人深切的了解和同情，是绝对达不到这样一种境界的。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服了砒霜之后的死，足足用了一章，她的每个时段的表现、挣扎的情态、将死的心理，到最后脸色发青、吐出长舌，都像医学记录一样，力求精确。而在此物质基础之上，《包法利夫人》形成了强大的情感的洪流。作为读者，你能不深思使爱玛走到死亡的原因吗。归功结蒂，是作者贯注的情感成就了《包法利夫人》。也就是说，即使如《包法利夫人》，也是作者先有了这样的情感，有了这样的创作冲动，《包法利夫人》才能在最后令人流下同情之泪。
       《农民工》的情感是真实的。作者并不在乎别人会怎么看他，一个同情农民工的作家，声称自己是他们一分子，仅仅是高考多考了几分，使自己成为漏网之鱼。看他这样写文章，显然已将矫情这样的批评置之脑后，显然也将他因为把自己置于道德优先的位置上而可能遭到的奚落置之脑后。其实，这样的道德情感是伪装不出来的，一般人不会这么写，他会考虑得失，他将有一些很冠冕的托辞：文学的职责不是政府工作报告，要远离政治，不要跟现实捆绑得太紧……等等。也因为这些理由，好像安黎的散文就不是文学，而成了别的。安黎不但要冒不是文学的风险，同时还得承担自我标榜的嫌疑，那么去伪装这样的道德情感对一个过文字生涯的人来说，付出的代价就有些大了。
       总要有这样的人。这些人冒着不是文学的风险，用文学成就了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一瞥；这些人承担着自我标榜的嫌疑而可能终生处在他人的打量中。但他们的确一直在写这样的文字，这些文字直接地打动了人心。如今，打动已不是一个容易发生的事件，正如道德也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在众多虚假的、软绵绵的、好像麻醉剂一般无关痛痒的文学海洋中，又有什么文字能轻易打动人呢，文学让人疼痛的传统到哪去了，到处是甜腻腻、假腥腥的模拟和慕仿，即使是痛苦也是纸上的痛苦，纸一样单薄。
       《农民工》的痛苦不是这样，正如它背后强大的道德后援一样。当你花几千块钱买一件衣服的时候，脑子里会一闪而过：两元钱是他们两晚上的住宿钱；当你路过公园的桥洞，发现冰天雪地里有人在那里宿夜，留下烧过的火堆和一床破被，你想掏出身上的钱给他；当你看到和你一样的人，开着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而你带着孩子在寒风中等车，想想农民工吧，这时候你不再抱怨……同情弱小、我们即是弱小，所有这些真实的情感其实一触即发，为什么那些海一样虚假的、好看的文学，引不起我们丝毫兴趣，安黎的散文却轻易地触动了我们的心？
       这就是伦理的力量。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安黎的叙事伦理将我们打翻在地——农民工其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高考的时候比我们低了几分。但他们却要像一个非法者一样挤入城市，忍受贫穷的压榨和生存的无着，在讨要工钱中自杀或者在追逐运沙车中被压死。是的，人生充满许多悖论，而道德信念大多时候只能是相对的甚至是模糊的。可是在安黎提供的这一组简单的悖论中，我们不得不直接面对这样一种生存，不得不看到这样一群人的命运，而在这之后，我们更看到了作者本人的生命感觉，他以农民工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这生命感觉的真实可感正是他能打动人之处。
       写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我被打动的原因。安黎以他的叙事伦理激起了我的道德情感，使我的情感与他的情感产生了共鸣，也将与别人的情感产生共鸣，共鸣就是这样发生了。多少人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要别人与他共鸣却不能够，他忘记了不论什么时候，追究生命的感觉、谋得幸福都是叙事伦理的核心问题。谁接近了核心谁才有可能引起共鸣。
　　安黎的语言是知识分子的书面语，一般会觉得语感有些硬。但用在描写农民工身上，一种奇异的反差使这种硬朗读起来很有味道，这也是这组散文如此动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他者，他观察、描写那些人，用的是自己阶层（我们也是这一阶层）的眼光和话语，与读者达成了一致，与所描写的人物却有一种天然的陌生化，吸引我们读下去，印象深刻的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同海浪一般朝某一个方向汹涌而去。”“胡须仿佛没有修整的灌木丛，东倒西歪。”写得多么传神，含着作者自己的担忧和怜悯。这些情感虽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面对某些大众的悲悯，但它的真诚依然强有力地搅动了我们的情绪。
　　惟一令人觉得过于明白的是第三段的开头：堵塞小巷的是农民工。其实不要这句话，也许文学性更强一些。农民工这个词，是对一个群体的指涉性命名，它因某种需要而诞生，也会因需要消失而消失。但像农民工一样命运的人，永世会存在。安黎的散文也应存留得更久一些，如果用模糊的“他们”来指代，反而可能更有力，余地更大一些。
       文学其实是需要一种“豁出去”的东西的，我在安黎身上看到了这种豁出去的东西。不用说伟大文学都是豁出去的产物，即使如王朔、七零女作家、韩寒等，不管作品怎样，起码也都是把自己豁出去了，有时候甚至是成就与豁出去的程度成正比。在这个虚假遍地的时代，人们其实更渴望看到真性情、真情意。有个作家说，真正的写作是一个人在一座孤岛上，面对自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写给自己的。这就是豁出去的最高境界。愿越来越多的作家有这样豁出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