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小说集《极光号列车》读后
顾艳小说集《极光号列车》（陕西旅游出版社，2024年）选入了作者近年创作的18篇作品，其故事多发生在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或“解禁”之后的美国，题材内容丰富，涉及的生活面较广，有相当篇幅描述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的知识女性在异域的求学就业经历、情感婚恋心路、人生追求与理想，塑造了一批敢作敢为、独立自强、面貌新颖、性格卓异的海外知识女性形象。
小说集中，《吹萨克斯管的男人》《极光号列车》《楼下》《波多马克河上的天空》《没有告别的离别》《乔治城》《初冬的气息》《红墙咖啡吧》《波多马克公园》《山岗上的野天鹅》等篇，集中塑造了一批在美国独立奋斗、有着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她们多来自上海、杭州、北京等中国大城市，自小受到父母和家庭的重视与培养，学历起点高，在开放流动的国际大环境中，跨海越洋来到美国，有的在读、有的已取得博士学位，有的是访问学者，有的在大学里任教，有的是作家、诗人。她们的年龄多在30岁左右或已步入中年，经历了一番奋斗，居所不定、职业不稳，有的甚至还在“流浪”，但人生阅历较为丰富，视野开阔、敢作敢为，独立意识强，能适时调整、保持女性的自我。她们是“打拼”的一代，自知没有“后退”和“依赖”之路，身上闪耀着现代女性独立自主、勇闯天下、成就自我的理想之光，凝聚了作者对海外女性生存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小说《吹萨克斯管的男人》以第一人称追忆十年前“我”在旧金山湾区一家私立大学教中文时发生的一段情感经历，在对来自西藏的华裔男性、喜欢音乐的强巴难以获得身心自由的悲剧命运书写中，对“我”由此做出的“离开”的情感选择予以理解、肯定。《极光号列车》中的“我”是一位来自杭州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从旧金山飞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市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乘火车去费尔班克斯看极光的旅途上发生了一段“艳遇”。“我”对博士生杰夫从“一见钟情”到断然“甩掉”——“就为你灾难来了，独自逃跑”——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女性在恋爱中的主体性和对异性精神品质的看重。当“我”想与深不可测的杰夫一起重温“极光号列车”却联系无果时，“在忙碌中，我的焦虑、思念、易怒，仿佛被吃了一贴镇静剂，显得安宁而充满向往和期待。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相信所有的墙壁都是路，生死都在路上。”这里，情感、恋爱、男人，已不再是女性人生追求的“全部”或生命之“最重”，它们可以“放得下”。
小说《楼下》的女主人公安米是上海人，在大学教戏剧，陪读的丈夫孙小阳胆小怕事，心情、身体都不好，夫妻二人“男主内、女主外”，倒置了中国传统夫妇的性别伦理角色。安米是大学助理教授、家庭经济主力，常对丈夫颐指气使，孙小阳到美国后“水土不服”，活得窝囊，后悔来陪读。对于安米的霸道，小说给以恰当、公正的批评，对小阳的委屈及之后的进步予以理解和肯定，对二人“能凑合过日子，但终归步调不一致”的婚姻并不看好。因此，当二人矛盾闹大、小阳对妻子施暴被警察拘留后，安米也反省了自己，小阳感到愧疚，觉得丢了脸面，提出离婚、回上海。安米在经历了婚姻巨变和情感痛苦后，请了钟点工，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小说《波多马克河上的天空》写女性对两性关系走向情感升华的主动选择与追求。在美读博七年，曾经恋爱、结婚，丈夫因车祸辞世的丽丽从洛杉矶来到华盛顿参加求职面试，与初恋男友、理科博士马前重逢，他们同病相怜，相互倾诉和聆听，有更深的了解与相知，彼此“仿佛没有了性别，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同类的生灵做着思想上的交流。”丽丽非常享受这种平等，但她不想成为第三者，也忘不掉要照顾前夫母亲的承诺，虽然已被面试学校录取，但她还是决定放弃这里一年的临时教职，离开马前回洛杉矶去。“犹如波多马克河上的天空大朵大朵底层的白云，飘逸、自由、静穆中的慢慢浮动，却有着神圣的力量。”在此，小说对女性爱的激情与理性的关系进行了理智、思辨的探析。
《没有告别的离别》中的黄秀芝是父母的独生女，被娇惯、任性，她婚恋遇到了挫折，以各种借口逃避与在上海的父母视频中会面，情绪抑郁，新恋男友李明批评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告诉她“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珍惜当下才是珍惜永远”。后来李明在一场枪击案中丧命，黄秀芝的父亲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辞世，她难过自责、悲伤难以自拔时，“忽然冒出一个想法，离开熟悉的地方，换一个新的环境，从痛苦中走出来。”小说对黄秀芝心理出路的探寻与思考，是女性心灵痛苦的一种“自我拯救”，行之有效。
《乔治城》中的凯丽是乔治大学博士候选人，靠全额奖学金生活，还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做慈善，她曾为那个小肚鸡肠、习惯计较的男友哈里的冷落而生气，后来主动选择了离开，对曾经的一段情感能拿得起、放得下，“近日几乎不再想他，也不再生他的气了。时间果然是一贴良药。”事实证明没有过不去的坎，小说对女性如何走出情感痛苦做了有益的探索。作品中描写，当凯丽生气时，她便精心打扮自己，穿上高跟鞋、涂上唇膏，逛精品服装商店，以此来转移心情，释放不良情绪。
《初冬的气息》写女性遭遇情感挫折的故事。34岁的露露从北京来纽约读语言学博士八年，已取得博士学位，被聘为某大学临时教员，还未找到正式的大学教职，又沉浸在新的失恋痛苦中。她认识了住处附近的邮递员、已婚的托米后一见钟情，追求起浪漫爱情，其蛛丝马迹被托米的妻子发现，托米的妻子身体不好、不能离开丈夫，露露知情后倒觉得自己有罪。她“忽然想找一家精子银行，生一个孩子”，她“感恩”三个抛弃她的男人和托米的妻子，使她学会了独立生活和生存。
《红墙咖啡吧》中的“我”——李莉是上海人、作家，在红墙咖啡吧结识了几位来自国内的京剧女演员，其中出生于1950年代、曾为当红明星的俞小兰，经历了人生的大变故大灾难，她劝慰李莉“女人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即使天塌下来也要自己顶着。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别人谁也帮不了你。尤其，这异国他乡的华盛顿特区，到处充满生机，也到处充满陷阱。”“人死不能复生，人生有太多意外，无论如何，活着就要好好过日子。”俞小兰掷地有声的话语彰显了女性的生存智慧，是从女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真谛，“我”也从中悟到：“毕竟每个人归宿不同，只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波多马克公园》是一篇描写少女成长、成才的小说，通过女儿的眼睛也描述了妈妈的成长。13岁的安米莉出生在美国，父母来自上海，她在家里受到外婆的关怀、疼爱和理解，晚上睡不着时，外婆就带她到波多马克公园，躺在草地上看星星，讲彗星流星和地球的故事。在外婆的支持、鼓励下，她坚定了自己要写一本小说的创作欲望。小说中的外婆是位典型的当代老年女性人物形象，她幽默风趣、见多识广、勤俭节约、慈祥善良、宽容大度、和蔼可亲，她理解孩子、教育有方，像只勤劳的蜜蜂每天不停闲。小说中的妈妈也在努力改变自己、越来越可爱。当“我”写的小说受到妈妈称赞，支持投稿、被留用时，“我忽然觉得我和妈妈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女儿、妈妈、外婆，同为女性的她们血脉相连，新一代女性的成长凝聚了数代女性的努力、心血与希望。
小说《山岗上的野天鹅》中的张布琪是上海人，36岁，历经沧桑。她英语系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应聘为英语翻译，认识了老板弗兰克，并与之恋爱，他要娶她为妻。后来张布琪到美国读创意写作硕士，弗兰克在纽约感染新冠病毒辞世。她住到他留给她的美国小镇山岗上的两层楼小木屋，晚上听到书房里发出一种声音，心里恐惧。结识了在小镇教初中英文的邻居、出版过诗集的单身混血男人毛里拉后，她想有一个伴侣、想要一个孩子，决定与毛里拉结婚。生下儿子后，懒惰惯了的毛里拉嫌孩子吵，每天下班回来就躲进他的小屋阅读和写诗，二人为此常吵架。张布琪带着孩子生活，记录在小镇的所见所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小说。最终，在儿子上学问题上二人产生较大分歧，她决定带孩子回上海读小学，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忆小时候在上海，外婆常带她到河边去看野鸭，那些会飞的鸭子，被外婆说成野天鹅:“你要像野天鹅那样展翅飞翔。你一定能飞起来，飞得很漂亮的。”张布琪的故事很曲折，犹如叙事者所言：她的自信全来自外婆的鼓励，而什么叫飞翔，是她摔断腿后才明白的。
以上众多女性人物的人生和情感经历似乎都没有人们所期待和向往的“一帆风顺”，而更多的是“变数”和“不确定性”，有着难以预料的坎坷与风险，如何面对困难、挫折、逆境和突发的灾难，是她们每一位都可能遇到的。生存环境使然。当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环境中生存的海外高学历知识女性，比之于文化较低、靠体力技术生存的女性群体具有更多职业选择的灵活性，也存在更多的艰难和竞争。她们在衣食住行、家庭教育、人际交往、应聘求职、婚恋生育、休闲娱乐、人生追求等方面接触到当地更多的制度与文化，与久在国内的父母亲属易产生观念上的代沟，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女大当婚”、“白头偕老”、“从一而终”、“破镜重圆”及“失身”等婚恋观、贞洁观，已被她们在现实中突破和超越。
小说《吹萨克斯管的男人》中的“我”与强巴是音乐伙伴，在没有明确双方的“男女朋友关系”时，她却被强巴作为“女朋友”带去见其养母，“我”心里并不赞同，但也无所谓：“对我来说多一个男朋友，就是多一个数字而已，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嫁给他。”她对父母瞒着自己拿照片去杭州代她相亲的做法很恼火，直接向他们表明：“你喜欢你去吧！”当她决定与一位“洋人”结婚，知道肯定会遭到父母反对时，便先斩后奏，不告诉上海父母及国内亲友，而是发去新婚之家的图片，这样，他们虽然表示反对，但却无奈。
《极光号列车》中的“我”心里始终有着“婚姻与独身”的较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进入婚姻？《楼下》中的安米在经历了情感和婚姻的伤痛后，对继承了父亲财产的前夫孙小阳希望重归于好的提议，选择“忘却过去”，“永不再见或许就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破镜重圆”。《后院的枪声》中的文科博士生莉莉，其父母为她的“人生大事”发愁，但她“绝不会为了嫁人而嫁人”，很反感父母拿着照片简历代她相亲。当大学计算机系老师、房东麦克像“男神”那样进入她心里，他们像地下夫妻一样的生活被房东女主人发现，莉莉怀孕、麦克要她打掉胎儿时，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在生育上有自己的主见。
《斯坦福的秋天》中的博士生鲁娜来自上海，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租住在校外老教授戴维家里，老教授每天坐在书桌前的背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她讲自己与已故妻子安娜在金黄色的校园树林里相识的爱情故事，很美丽、很感人——“可仔细一想我不是安娜，我根本不可能像安娜拿到博士学位后嫁人、生儿育女，做全职太太。”对于当代西方人结婚后妻子仍然要随夫姓，不少高学历的还乐意做家庭主妇的现象难以理解。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鲜明的女性观、婚恋观和人生价值观：“我既需要有爱情的滋润，又需要有独立的空间。”“即使你真爱这个男人，恋爱中也不必满身心投入不必太在乎他……留有彼此的空间才是重要的。……我明白无论在哪里，人家看重的是你自身的强大和力量，并非其他。”“我干嘛要做安娜？我做我自己。”因此，她没有听从母亲的意见，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与阿瑟订了婚。《红墙咖啡巴》中的小说家“我”在离婚后就不想再结婚了，她认为：“写作人，绝对需要一个人的世界。”
小说集《极光号列车》对异域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描绘，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富有哲理意义的思考。接受现代高等教育是女性解放的必备条件，出国留学、访学的高学历女性可谓当代中国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较高的生活品位，丰富的情感表达，勇于进取、立于社会的独立精神和多彩的假日休闲生活，小说有着独特的书写，相关的诸多词汇，如公寓楼、超市、电脑、书店、图书馆、沃尔玛、星巴克、音乐厅、咖啡巴、艺术中心、球场、公园、花店、舞会、海滩、钢琴演奏会等常在作品中出现，不少篇章萦绕着一种音乐艺术的氛围与美感。“音乐本身就是语言”。小说中，公园黄昏时那悠扬的萨克斯管乐声，蓝岭酒吧小音响里响起的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红墙咖啡吧的古典音乐情调和气质，给人以流动、畅想或凝思的美。顶着暴风雪疾驰的极光号列车各种语言的汇合仿佛一曲大合唱，小说《波多马克河上的天空》更是由音乐组成的美丽诗篇，随着故事情节展开，主人公丽丽与马前在多年后重逢，他们一起煮咖啡、听音乐，在肖邦的《C小调练习曲》《F小调钢琴协奏曲》中陶醉；在星巴克喝咖啡、听音乐聊天，听肖邦的《降E大调小夜曲》；面试后聚餐，聊音乐文学戏剧哲学；再次相聚，听的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肖邦的《离别》《夜曲》让他们甚为感动、相拥而泣，他们的人生就像细腻多变的音乐线条，多姿多彩。
据悉，在美国大都市几乎随处可见大陆或港台去的留学生和华裔，他们中近一半为女性。一代代海外华人知识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影响着中国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更新、妇女的进步与发展，对此，小说集《极光号列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原载北美文学家园）
作者谢玉娥，河南大学文学院原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