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故事(九)_岁月留痕_文狐网

小镇故事(九)

李三三|15427次浏览|个人主页

       从记事起,一直到上学离开老家,我们镇上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我家街的对面。先是在一套民宅内,在我家右斜对面,后来沿河盖了一栋楼,在我家左斜对面。再后来,派出所变成了公安分局,迁地盖了很大的楼房,围墙圈出很大一片地。这些都不是我想说的,今天要写的,是派出所占据的那套民宅的主人,陶家婆婆。 

       陶家婆婆,是我在镇上认识的婆婆中最喜欢的一位。也许是我接触她的时候已经十几岁,有了一点点辨别人的能力。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说话真诚,做事踏实,待人友善。

       解放时,陶家婆婆家房子整栋被政府征用,门庭变换改成了派出所。她被重新分配到别处住。分去的地方,离她家不远,是从一工商地主家没收的房子。房子分配给好多人家合住,类似于一个大杂院,陶家婆婆住在一楼隔出的一个房间内,和别人合用厨房。都说陶家婆婆人缘很好,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和她紧邻的邻居,母女两人是出了名的凶,谁惹她们不高兴,就会被破口大骂。她家小孩和同学有什么矛盾,大人都会去帮着骂人。但陶家婆婆能和她们长期和睦相处,换了别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后来,运河拓宽,新建大桥,那地主家的房子被拆了,陶家婆婆再一次搬家住进新楼,被安排进新公房。那房就一间,在楼上一排房的最西面的拐角处,门和窗都朝西,正对着新建的大桥桥墩。夏天西晒,热散不出去,晚上热得无法入睡。她和我前篇文中提到的我家右隔壁邻居婆婆家是亲戚,每年夏季,她都临时借住在我邻居婆婆家,因婆婆太多,以示区别,我称呼她为"新楼上婆婆"。每每见到她,我叫她一声,她总是笑嘻嘻地唤一声我的小名,和我说上几句,语速慢慢的,眼中透着慈详,实实在在的话语给人以温暖。

       新楼上婆婆的娘家是农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离镇上不是很远,夫家在镇上算得上有头有脸,她丈夫的哥哥,在外又当官又有产业。她丈夫是家中留守老家的那一房,镇上有店铺,乡下置了地。听说新楼上婆婆是个非常勤劳的人,什么事都亲历亲为,起早贪黑,一点不像人们想象中有钱人家的太太。她对手下人也很好,雇工都以能为她家干活而感到幸运。解放后忆苦思甜,她家的长工被请去上台发言控诉剥削阶级。长工比较老实,不会见机行事,说在她家干了重活才有肉馅糯米团子吃,没说完就被赶下了台。

      她家曾遭受过一次劫难,丈夫遭人绑架,赎金很高,她一下子拿不出来,过了很长时间她丈夫才大难不死被赎回。回家时,身上长了很多疥疮。绑匪是谁不知道,扣押地点在哪也不知道,只知道被押在一艘小船上,只听得见水声,清晨能听到远处的鸡叫声,仅此而已。

      他们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培养到大学毕业,没有一个留在家里守业。两个儿子都成了比较有名的专家,其中一个在考古界很有名望。女儿在一军事院校任职,是一名国防技术领域的专家。她家女儿和我二伯父是中学同学,上大学后参加了地下党,介绍我二伯父进新四军参加了抗日队伍。她家女儿,是我们老街的骄傲,是我们老街女孩的榜样,一直到我考上大学,还有老人提起,我们大街第一位女大学生,是陶家的女儿!

       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乡下有地,解放时给定了地主,文革时逃脱不了被批斗遭人殴打的命运。婆婆曾到儿子家去帮着带过下一代,可能是气候不适应,得了关节炎,孩子稍大些她就回了老家。文革开始婆婆在家遭殃时,子女也自顾不暇,不敢当然也无法把她接走。形势稍缓一些后,哥姐会派和政治最不沾边的小弟从山西回老家看望她。再后来,形势缓和一些后,在武汉的女儿会偷偷地潜回家一夜,夜车回来,第二天早车就走了,尽量不让人知道。即便有邻居知道,也都不说,就像没有这事发生一样。

       新楼上婆婆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性,倒是很有代表性。在我们那小镇,解放时很多人家的房子给政府征用,大多数是店面房,依然开店,住家全部从后门进出;还有一些房由政府征用租给在镇上工作的非本地人住,往往原来的一家住房住进两家甚至更多家;还有一些房子,被作为政府机关用房,比如镇政府,派出所,税务所等等,所在地都是原来的民宅。一直到文革结束,国家出台政策,占用房才陆陆续续退还各家。

       新楼上婆婆将子女送出去读书,也很有代表性。我们镇上经济承担得起的人家,都会把子女送出去读书。普通人家,也会送子女出去学做生意或学手艺。对于大多数人家,就我祖父那一辈,往往在外的子女多于留在老家的子女,一个子女都不在镇上的,也不在少数。有的父母,子女在外参加了地下党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女儿嫁了个共产党高官;有的父母,子女参加了国民党也不知道,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我还有个儿子----",若干年后,他的儿子才从台湾回来,哭倒在父母的坟前;有的父母,在第一批中国赴联合国人员名单中找到了儿子的名字,才知原来儿子当了外交官,可直到去世,也没见到那儿子的身影;------。父母把儿女送出门,给他们插上翅膀,远走高飞,他们就很难再回到父母身边了。

       和我们街上的好多老人一样,新楼上婆婆的晚年,虽然不缺吃少穿,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被置于死地,但她们所属的阶级,注定了她们是被压制的一类人。新楼上婆婆还没进入老年,就被赶出了家门,只能住在她不喜欢的地方,让住哪里就住哪里。等到落实政策,政府退还房子的时候,婆婆已80多了,被查出患有绝症。婆婆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我没福气,眼看可以回家住了,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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