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东京,本该渐冷的时候,结果却出人意料的暖和。我穿着件灰黑色的薄呢子上衣,背着双背带的黑色持包,像年轻人那样,在脑后扎起根看上去有着朝气的马尾,走起路来,马尾也跟着有节奏地一摇一摆着,我脚踏舒适轻快的耐克运动鞋,很有自信地跟着小林去了会社。见过社长之后,又去见担当。当下,我就被录用了。

       回来的路上,当我路过临街明亮的大玻璃窗时,我不由兴奋地扭过头去欣赏镜中的自已。那一刻,我不由地惊呆了,这哪里是年近六十的我呀,恬不知耻地说,这不分明是一个苗条淑女嘛。这些年来,我一米六八的身高,仅剩下五十二公斤的体重了。回到中国时,再见到以往的亲朋好友,他们会惊讶得以为又克隆了一个我站在他们面前。也有的朋友为我心,是不是在日本吃不饱啊?在他们眼里我好像是来自灾区的难民样。而回到日本,知道我过去体重的人又会说,能减掉四十多斤的赘肉太棒了。孰是孰非,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喜欢自己现在的身材,它会给我自信,它会让我感到年轻。当别人问起我,怎么会瘦成这样时,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我身上的肉,都被日本给吃掉了……这话,虽然一半是玩笑,一半也是事实。

       十一月的东京,太阳似手为我升起,它暖洋洋地照在我身上,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又要重新开始一样,这份清扫工作,不但时间没有和我的讲课时间发生冲突,反而由于时间过早,没人监槐,很自由,而且,为了能保证上课时间,我必须要和小林子摘好关系,我第一天就把两万日元交给了他,他接到钱,还脸红着情不自禁地向我鞠了一躬。

       那时候的我,不在乎自已将要干什么,我觉得,清扫虽然与教师的职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儿,但,这份儿工作的获得,毕竞使我有了投入施展人生的另一个场所,我曾僧恨过去那种画地为牢的生活,从此,我可以重新让自己振奋起末,要知道,这是在日本啊,千万不要太过重看自己、千万不要轻易地向人显摆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曾经辉煌的历史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目前有没有实力,一切都靠实力说话。

       人,贪整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也一样,先生在这方面就比我做得好。我想在自己还能动的时候,尽可能多地攒下些钱这就是我拼命干活的理由。

       那时候的我,在乎的是自己从此以后,每天都可以步人来去匆匆的上班族的行列之中。只有步入赶车的队伍之中,才会感觉到自己确实生活在繁华昌盛的东京,才会感觉到自己身体中的活力。

       大半年后,我据量再三,决定辞去千叶那份工作。从东京去千叶,往返需要三个多小时,相比之下,收入还不如清扫。我早已经看开了浮利虚名,干什么都无所谓了。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必活得那么累。最要命的是,在那所大学里,有几名教汉语的老师,分别来自大陆和台湾,分帮分派不说,彼此勾心斗角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十几年来,我早已习惯了简单,厌倦了那种勾心斗角的生活,极不适应的我,选择了逃离。老年人不再讲究虚荣,更注重实惠。我想,这就是我当初逃离的理由吧。

       另一份在都内教汉语的工作,我暂时保留下来。

       清扫工作,对于我来讲,并不陌生。

       作为女人,天生喜欢做家务,几乎每天都在清扫和整理家务中度过我千起来也得心应手。小林子只带我干了一周左右,一周后,整个大楼就交给我一个人来干了。

       我每天早上五点多一点就必须到达工作地点。

       从那一天开始,在我的日历上,全然没了春夏秋冬、年节假日。我的作息时间表也改为早睡早起。再好的电视节目,我也不得不舍弃。不然第二天早上我就会起不来了。特别是在冬天,才知道为什么热烘烘的被窝会被人留恋。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这个权利。先生问我:“你这是何苦呢?”他越是要问,我越是要表现得坚强些。不坚强又能怎样?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后悔,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我天最多的时候,要干四到五份工作。就拿一份工作按两个小时来计算吧,创去路上的时间,也要八至十个小时呢。而我加上在路上跑的时间,四个多小时后,准能回到家了。而工钱却一分不少。我很喜欢这份儿既实惠又轻松的工作。那钱挣得才叫俏呢。

       不需要打卡又轻松的工作,在日本很难找。

        这种干法儿,是我从小林子和秋月身上学来的。

       大家在一起接触长了,戒备心理也就放松了。有一次,小林子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一个月下来能挣到四十几万日币。

       我当时还以为他在吹牛,因为清扫工工资不过是一千日元左右,按天八小时工作量来计算,满打满算,一个月下来也就二十多万撑死了。他怎么会挣到四十多万的天文数字呢?

       这可比当客串老师好啊,不但挣的多,还自由。

       见我不相信地笑他,小林子认起真来:“真的,我不骗你,你要不相信去问问秋月就知道了,她一个月也能拿到四十几万呢。”

       我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四十万,要想挣到四十万,那得白天晚上不睡觉,连轴转着干才成呢。”

        “这里的奥妙,你们北方人就不懂了。” 

        “什么奥妙?”我很费解地催促道,“难道干这种粗活儿还需要什么奥秘吗?”

        我们的话题一下子似乎触到了一个敏感区,见我催促,小林子立刻意识到话多言失,他的虚荣心,已经在我的惊讶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便笑咪咪地看着我,摆摆手:“别听我扯淡了,天下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几……今天咱们不满这个话题了行不行?这个,以后咱们再说”。

       当时,我就感觉到问题不对,小林子在塞我,他开了头,又不想往下说,这反而让我心里理下了一颗痒伴的种子,我也在他面前来了个“欲擒故纵”,不以为然地一用头,越想知道的我,反而越不主动地问起此事了。

       在那之后,我出于感激的心理,特意请小林子去六本木的中国茶坊吃了一顿北京烤鸭,本来也邀请了秋月的,可她说太忙就没有来,我先生下班后跑过来作陪。几杯啤酒下肚后,小林子是又感动又感激,不打自招地接着上次的话题对我说:“……大姐,我看你们两口子都是实在人,也就不在你们面前说假话了,咱们这个公司是这样的,只要你认真干,给他好,别让客户给你提意见,公司就会满意,会对你放心,就会继续给你活儿干的,这个公司不打卡,在日本是很难找的。说句实话,两个小时的活儿,我不到二十分钟就干完了,天天干,有啥呀?再说额人聊不祸害人……多接几份活儿,不行就在别的地方再兼点儿,这一天不就当两天过啦?这一天不就能挣到两天的钱啦?一个月挣四十多万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日本人都胆儿小,守规矩的日本人,脑子里的数学概念,恐怕水远也不能解开这道数学题哟……”

       我算服了,福建人的精明、精细,算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敬佩之后,也让我心情很复杂,解不开这道数学题的岂止是守规矩的日本人,我们不是也一样嘛。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小林子未说透之前,竟连想都没敢朝那方面想过,过去,只知道福建人过于精明计算,过于爱财,如今,在秋月和小林子身上,让我倒是大开了眼界:懂得了什么叫吃苦耐劳,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一般,但在赚钱方面,智商大大超过了我们北方人。

       从那以后,我的内心开始算计起来,难以抵挡住金钱的诱感,也亦步亦趋地模仿着福建人的于法儿干了起来。

       首先,我要战胜自己的是不要害怕,每天早上,坐头班地铁来到工作场所,摸黑用钥匙打开大门,一个人胆突突地往里走,这时候就会有很多小时候听到的鬼怪故事,一胶脑儿地在我心中翻涵起来……于是,我就加快脚步,加快速度,往里走,赶快干,只有干起来,我才会忘记怨惧,我清楚,现在不会有人教我,这么早不说,整座八层大楼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开始争分夺秒地收垃圾,拖地,吸尘,打扫厕所,擦大门的玻璃道工序紧接着另一道工序。干活儿出汗我不在乎,最要紧的是,刚忙活着忘了那些个可怕的故事,空荡荡的长廊里又会不时地传来“咚咚”的击声,明明知道楼里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而这种声音充竟来自哪里一直是个谜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叫我心慌慌地不得安宁,不能安宁,我也要硬着头皮往下干呀,忙起来之后,也就忘记了害怕,忘记了累。时间长了,反而变得习惯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就是从那个时候给培养锻炼起来了。我惊讶地发现,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就看你有没有被逼到份儿上。只要被通到份儿上,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有一年的冬天,由于天气阴冷,我经常把当天使用完的胶皮手套挂在后院的铁栏杆上,第二天早上来干活儿的时候,还不到五体师

乎天,我习惯性的从栏杆的卡子上取下手套,发现手套沉甸甸的,我也没有多想,就急忙将手伸了进去。“倏”的一下,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顺着我的手指飞快地窜了上来,天哪,竟然是一只老鼠。这只老鼠在我的手套里整整呆了一宿。我毛骨悚然地惊叫起来,在黑暗中,在空冷的院子里,我跺着脚,绝望无助地尖叫着,尖叫着,直到我叫累了,直到我从恍惚中醒来,无声地安抚着自己。扔掉那只令我生厌恶心的手套,竭尽全力克制着心头的恐惧,一个人哆着向黑洞洞的走移着脚步,在冰凉的

       墙壁上颤抖地摸索着电灯的开关。

       老鼠是我一生中最讨厌最害怕的动物今天与这种令人悉心的动物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给我心中带来的阴影可想而知。然面,我害怕也好,倒霉也罢,风波过去之后,活儿依旧得干,这就是日本,这就是自己选择的现实。只要天还没有塌下来,我就没有理由罢工。罢工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炒自己的鱿鱼。这就是日本!

       在我接受这第一份儿工作的三个月后,公司见我没有添麻烦,认为我当时干得还不错,就信任地又给了我第二份儿工作 。

       第一份儿工作的地点,距第二份儿工作的场所差不多要坐三十分钟的电车。离得虽然远点,但时间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说的是两个小时只要给清扫干净了,不让对方提出意见来,早走公司也不过问。我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不像学校,不但要足足地靠够了点儿,还得等学生们都走后,和同僚们扯够了皮,才能离开。不然,你走早了,说不定大家就会在背后议论你。

       在这儿,累的是身体,在学校累的是心。

       第二份儿工作是清扫一栋高级住宅楼。刚接这份儿活儿的第二天,我也学福建人的干法儿,彻底认真干了足足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只能得到两个小时的工钱。那一个小时,属于白白地奉献。因为要想以后干得轻松,干得快,必须在开头时就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行。

       秋月曾经对我说过,她每每接下一份活儿,都要在最初的日子里,默默地多干,默默地干好。我在心里记住了秋月的教导。在干活儿这方面她虽然比我年轻,却比我有经验,比我干得好。我从心里佩服她。

       后来日子长了,第二份活儿我也干习惯了,每天只辈t健墓可以挣到两个小时的工钱了。

       半年后,我避开周二和周四的讲课时间,又接到了第三份第四份工作。

       四份儿工作,零打碎敲地加在一起,我每天的工作量就是八个小时八个小时,我四个小时就干完了。四个小时能赚到八个小时的钱。我也从中尝到了甜头儿。

       只是周二和周四,下午要去大学教课,我要紧张一些。事前,我总是背着上课用的套装,干完活儿以后,再体面地换上,然后,就近找家咖啡馆,或者是快餐店,稍微休息一下,醒醒脑,就马上得满面春风地奔讲台了。有的时候,在讲课之余,我和学生们就相互提问,以此来巩固大家过去学过的知识。有时我也会遇上尴尬,有的同学问我:“老师,你不来讲课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呢?

       我笑笑,不置可否。那一刻,我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该说假话后,我还是心情复杂地逃避了。

       在椿山庄参加海燕订婚仪式的那天,我们有幸参观了一个教堂婚礼。主持婚礼的神父长着一张欧美人的脸,却穿着一双开了口的破皮鞋。他冠冕堂皇地主持完婚礼后,在江户川桥上无目的地徘徊时,竟被先生认出了他破口的皮鞋。他也认出了我们,看来大家都本是天涯沦落人哪……

       在逆境中的我,经常给自己寻找那根支持心理平衡的支柱,我经常对自己说,虽然工作不体面,但实惠,特别对于一个常年缺乏体力锻炼的老人来说,这个活儿不错了。更何况,名利对老年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快活,就足够了。

       用秋月的话说,“每天就是走走路,就可以拿到钱。这事儿在中国你根本就别想。”

       秋月的这番话,肯定是与她当年在中国时的处境有关。我不能深问只能猜测。因为只要一问,她立刻会警惕地用谎话来搪塞我,我经历过。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次,担当渡边带来一个新来公司的中国人,他好心地介绍给我。

       “她也是从中国东北来的。”

         "太好了。”我很兴奋地转向那个叫伊藤的中国人哪难市的？”

         "跟你住同一个地方。”

       “真的?那你家住在哪个区?”

        我信以为真,还傻乎乎地往下问着

        她开始反问我:“你住哪个区?”

       “我住南岗区啊!”

       “你住哪个区,我就住哪个区。”

       伊藤不看我,叽叽哝哝地操着南方口音说

       我听出她的口音是南方人,好像跟秋月的发音差不多。

       我就犹豫了片刻,还是友好地用中国话问她:“你的普通话里带着南方味儿,肯定是从南方去的东北吧?”

      我觉得,伊藤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她似乎讨厌我问长问短的关切。我虽然莫名其妙,不知做错了什么,但还是知趣地闭了嘴。

       渡边拉过把椅子让伊滕坐下时,我忍不住从侧面细细地打量着刚来的这位怪人。她面相苍老得与她所说的年龄极不相称。一个念头立马闪过我的脑际,她肯定是非法滞留者。

       傻瓜渡边不明其理地看看我们俩,又低头摆弄着伊藤交给他的“外国人登录证”的复印件。这种证件,是每一个外国人在日本时必须随身携带的,工作时也必须交给单位的一种证明。

       普通日本人的脑子是单线的,头脑简单的渡边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在日本是可以花钱买到任何需要的证件的。

      “伊藤,从今以后,向井君就是你的先辈了。先让她带你几天吧。”

        "是"。伊藤不看我,怯惴地应着。

      “向井君,这么说你们都是哈尔滨的老乡了?”

        我稍怔了一下,肯定地冲他点点头:“是的我们的家乡都是哈尔滨。”

       “那伊藤君就拜托你了。”

       渡边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我和伊藤,他大概在猜想,我们这两个中国人碰到一起,怎么会这样平静。而伊藤的手续又样样俱全,他是决不会猜想到别的。别说渡边,如果不是专门受过训练的警察,都很难识破他们出示的假护照、假外国人登录证件的。

       直到几年后,伊藤的丈夫被抓,伊藤不得不随丈夫返回福建时,才证实了我当初的猜想

       入乡随俗。来到日本后,一来是忙,二来是大家各自都有不想告人的隐私。所以,我们很少打听别人的事。

       我那时候高兴的是,我每天都可以又赚到钱,又可以免费乘地铁、电车,从东京的西边跑到东边、逛逛现代都市、体验一下东京上班族的匆忙脚步,和东京都的繁华和活力。而在中国与我们年龄相仿的朋友大都已经退休在家,只剩下干熬时光了。

       我可不想过早地过那种:五十岁告老还乡,六十岁打打麻将,七十岁晒晒太阳,八十岁躺在床上,九十岁挂在墙上的日子。

       最初的时刻,我并没有觉得打工有多苦多累。那时心里盛满的只有快乐。大概是在封闭的世界里待得太久太久的缘故吧。

       经历了生活中那么多的禁锢,总算悄悄地摆脱了政府给我们的画地为牢的生活。当年,初到日本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活最终会令人窟息,觉得什么也不必做,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这简直是天上掉怕饼。

       日子久了,才渐渐明白过来,自从我们开始接受生活费的那一天起人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也就随之丧失了,在接受它的同时,也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条框框,我们必须安分守已地在这些条条框框中小心翼翼地生存。但同时,它也使我们学会了自私、狭隘、嫉妒和失去自由而产生的报复心理。

       忙碌的日子过得相当快,却叫我们感到很充实。我们不必再听正人君子的教诲,没有伸手拿别人的税金。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旅游,就去哪里旅游。我们现在学会了在适当的时机暂侈一下,犒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穿上了名牌,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目光了,反而感觉过去那种挑剔的目光,都变成了羡慕的。这大概就是自己心理的作用吧。现在,我们也不必隐名埋姓地去打工了。

       现在家里的情况是这样,我每天天不亮就乘头班车出发去打工,一年四季,刮风下雨都是如此。而且,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就已经三令五申,不许请假。尤其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更不会准假 。

       日本人爱劳动,更爱旅游。在周末的时候,别指望让日本人来替你的班,他们赶上连休的日子,早就订好了去外地旅行的票了。大概是公司想到这一点,才千叮万嘱我休息日是不能串休的。日本人尽可能地不去打搅别人,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受到干扰。所以,不要指望在节假日的时候有谁会来代替我,我也不想做一个令人生厌的人。

       当时,我答应这个要求时,并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长了,才蓦地发现,其实人的身体也跟使用的各种材料一样,如果一直使用下去,也会出现老化现象的。特别是周六周日的早晨,尤其是在严冬的时候,就非常渴望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多躺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也会幸福得心满意足。

       念头毕竟是念头,最终,我还是战胜了自己,艰难地爬出温暖的被窝快穿上衣服,用冷水洗脸,命令自己赶快行动。稍晚,自己的意志力就会发生动摇,我害怕动摇。动摇了,有可能就走不出门了。

      先生的上班时间较晚,其实他完全可以睡到太阳升起,让阳光照暖屋子后再起来,但他每天都要陪我一起爬出被窝儿。我明白他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陪着我起床,陪着我走出房间,不想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上路去打工。为此,他还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早土出去锻炼一圈儿人会变得神情气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