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我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疼爱我的人：母亲和姐姐。从此，在那个故乡，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无论是往昔的痛苦和快乐，我都没有了诉说的对象。不再有人知道，不再有人了解我的童年，有关我儿时的往事，今后，也只能由我一个人品尝回味了。故乡，是以父母亲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我的父母和亲人都已故去，今后的故乡，也就成了另一种概念了。

       我悲伤地度过了春天，还没来得及享受初夏，东京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真正的夏天。
       东京的夏天，似乎一点儿缓冲都没有，一下子就变得蒸腾起来。那种令人几乎窒息的潮湿和闷热，是我们在故乡从未体验过的。
       几年来，我们不但早已体验过这里热浪的厉害，热起来，人就像进了蒸锅里的茄子一样，浑身软塌塌的没劲儿。这次，说什么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现在房子变大了。一台空调就不够用了，我和先生商量，又买回来一台，足够带起十二帖房间面积的大功率空调。这台空调，按人民币折算，相当于花掉了两万多块钱。现在，时间已经让我们习惯了，不再刻意地去费脑细胞，斤斤计较地进行换算，不再心疼，不再觉得不值。就觉得不该太委屈了自己。从此，该让穷酸气走开，过一过有尊严的日子了。
       该买的买，该用的用，该享受的就享受。该旅游的时候，就买张飞机票，满世界地去疯跑。日本人一到大型连休日，就会满城空地到世界各地去度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没人捆住我们的手脚。追其究竟，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捆住了。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就是喜欢攒钱，不知道我们是上辈子穷怕了，还是不懂得花钱，连老外都不理解我们。干吗要没完没了地存钱？入乡随俗嘛，我们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我们要改变生活。
       这一飞跃的变化，是逝去的亲人启发教育了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说了几十年，真正领悟是现在。看来，挣钱不容易，有时，花钱也挺难。
       我们这次的住房，是一座老式的二层建筑。一楼是店铺。二楼只住了六户人家。除我们一家中国人外，其余的五户全是日本人。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甭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住到一起就是缘分。日本人最害怕爱热闹的中国人。好在我们家在中国时就从不爱串门儿，喜欢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入乡随俗，我们搬来的第二天，就按照日本人的礼节，买了包装精美的毛巾，逐门逐户地去和邻居打招呼。请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多多关照。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要告诉对方，我们来自中国。其实，就是不说，人家一听口音，马上就会判断出我们是中国人。还莫不如自己先告诉对方。
       突然间搬来一户外国邻居，让日本人略感不安。走路碰到一起时，除了打招呼问好外，私下里，我们跟他们没有任何来往。有那么一阵子，日本的电视上隔三差五地播放有关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新闻。一条鱼搅一锅腥，对在日华人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只是日本人的警戒方式，往往是藏而不露的。他们喜欢不露声色地在暗地里悄悄地观察着对方，表面上依旧相当地礼貌客气。
       我家的位置是那排住房的顶头。出来进去时，经常照面的只有一家邻居。这家人，与我们谋过面的，也只有一位六十多岁胖墩墩、爱说爱笑更爱关心人的女人。乍接触，感觉她不太像日本人的性格，倒是和北京爱管闲事儿的大妈挺相像。谢天谢地，在东京让我们碰上了这样一位善良的邻居。
       她虽然很热心肠，我们也很喜欢她，但还是注意和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一向低调的先生说：“亲戚远离香，街坊邻居高垒墙。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好，接触多了，麻烦也就会跟着而来。”
       细品品，他的歪道理有时候还有一定的根据。
       因此，我们搬到这个新住处近两年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位大姐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几口人。直到有一天，我和先生出门时碰上了她，才了解了她的境况。
       回过头来细想想，她当时是人生的最低谷，前不久离了婚不说，又刚刚失业在家，她需要一个诉说的对象，就饥不择食地找到了我们。
       我们出门的时候，她正蹲在后凉台上侍弄花草，我们和平时一样和她打过招呼。她笑嘻嘻地侧仰起脸来，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俩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呀？你们两个真幸福啊！”
       我以为这些不过是日本人说的客套话，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今天的天气是不错啊，你们家的花儿开得真好看啊。”
       胖大姐那天有点儿反常，她不但没有止住话题，反而更热情地追问：“你喜欢这花吗？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栽到你家的花盆里去。”
     “不不，”我不好意思地赶忙制止，本想说，“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可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忙改口道：“那叫我们多不好意思啊，等我什么时候想种了，再向你要行吗？”
       她笑着点点头，一连声儿地说着：“行行行，那怎么能不行呢？”说着说着，她就改变了话题，一脸想同我叙叙的样子。看得出，她不是好奇地想窥探我们什么，是闲来无事，想解解闷儿。
       我先生最头疼的事儿之一，就是女人们凑到一块儿没完没了地聊啊聊。他一见这情景，急忙给我使了个眼色，先独自下楼逃了。
       我只好耐下心来，陪着大姐站在凉台上唠了起来。
       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大姐的名字叫渡边百合子。今年年初，她和丈夫刚刚离了婚，上个月又没了工作。
       百合子叹着气，搓着满是泥土的双手。
       我不了解百合子家的情况，不敢冒昧地插言。想起中国有一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就劝她：“都老夫老妻的了，能原谅就原谅他吧。”
       她说：“起因很复杂，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几年，点点滴滴聚结在我心里，让我实在是太寒心了。”
       见我没有反应，她以为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就双手明确地做了个打叉的动作：“那个人不行。”
       在通常的情况下，日本人是不说这种令人感到生硬、直截了当的话的。他们总爱用委婉的词句跟对方说着模棱两可的话。有时会让我们这些喜欢干脆、简单的外国人，摸不清他们说出的话的真正意思。
       阳光下的百合子，脸上渐渐地渗出了汗水，我急忙转身开门，取了瓶饮料递到她的手里。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脸上现出一片迷茫。
       一时捉摸不透对方，颇为矛盾的我，既不想莽撞地触及她的隐私，也不能一走了之，令她失望。只能屏息静气地等待她自己开口了。
       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国际之分，纯粹是两个女人之间的话题。就站在烈日下的平台上，公平坦诚地探讨着。
       原来百合子的丈夫是饭店的小老板。店里有位离了婚的中年妇女，他们已经在一起同居多年了，她根本就没在意，因为自己老了，认为他们在一起也是正常的，让她不解和恼火的是，去年，他就提出了离婚。她不愿意离婚的理由，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因为我爱你有多深。她是很现实、很冷静的。她说她已经六十六岁了，自己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年金，离了婚今后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
      “你没有得到慰谢料吗？”我看电视上经常报道，在日本离婚的女人能得到一大笔钱的。
       百合子说：“他和白领不一样，他是自营业者……加上饭店不景气，他只给了我一百万。”
       一百万日元，也就等于七万多人民币，在高物价的东京，这点儿钱还真不够干什么的。
      “那你自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尽管小心翼翼地问，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在日本，问别人挣多少钱，就像问女人的年龄一样，都是不礼貌的行为。不过，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都不再向对方隐瞒什么。她见我是真诚的关心，就不假思索直言相告。
      “我被公司给辞退了。”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这个叫人听了很傻气的问题，初来乍到时还可以问。现在，我已经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了，很知道日本的规矩，辞你不商量，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我想，这下她可真的遇到麻烦了。
       “那你今后怎么办啊？”
      “他每月给我五万。”
      “可房租就需要九万哪！”我怕她伤心，就给她吃宽心丸，“你也不必发愁，不是还有孩子们吗！”
       她一听，神态大变，急忙摆手，连连喊：“不行，不行，年轻人挣钱，有年轻人的安排，我的生活和他们没关系。”
       见我不说话，她又反问我一句：“你们中国人兴那个？”
       我没跟她讲“养儿防老”的道理，再说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中国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事情连我都搞不明白了，又怎么能跟她解释得清呢？我只能是似是而非地冲她笑，而不做任何回答。
       其实，我的本意想劝她，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她不会被饿死的。日本的福祉制度是很健全的。实在过不下去的那一天，就去找政府，政府是绝不会不管的。像百合子这样的人，一没土地，二没房产，三没工作，一申请一个成。想可以想，说是决不可以说的。说了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恐怕是会好心成了驴肝肺，日本人的心态是很难令人捉摸猜透的。
       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深刻悟出，大多数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不会让她们屈尊到向政府伸手要钱的。虽然日本的福祉制度很健全，日本大多数公民宁可饿死，也不像政府伸手。前些日子看过一篇报道，讲的是一对住在大阪的资本家姐妹，没落以后活活饿死在高级住宅里的故事。
       又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一群读不懂的日本人。但是据说这两年来，由于日本经济的恶化，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申请生活保护费的人数，今年已经创了日本的历史纪录。
       想到日本人遇到困难时，或者在困境中常用这样的口号来鼓励对方：“加油啊！努力啊！”于是，我就拍拍她，现出很信任的样子说：“加油吧！你是个坚强的人，你能赢！”
       百合子睁大了眼睛，反问我：“真的吗？”
      “当然，你有语言，又有好身体。”
       这次她不是被感动得要哭，而是感动得笑了，看得出来，她顺着我的思路往下走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心里根本就没有底儿，只不过是不想让她气馁，果不其然，不久后她又像飞一样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
       百合子脸上的愁容也随之一扫而光。
       我和先生开玩笑说，你们一样都是日本人，这日本人和日本人也大不一样。有没有语言更是大不相同啊！你看咱那邻居，人家才是真正的日本人呢，没了工作才几天哪，说找就找到了，你就没这个福气和待遇了。
       先生气哼哼地抛给我一句：“我不稀罕！”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等他气消了，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日本政府就这玩意儿，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谁想吃他这点儿钱了，老子都是被他们给逼出来的！”
       我也如释重负，不必为自己的空头口号而担忧了。
       几年下来，百合子对我们渐渐地信任起来。她每年都要去国外旅游两三次，临走前，她会嘱咐我帮她给花浇浇水什么的。
       每次我都是爽快地答应下，认真地去做，这本是举手之劳，她却总觉得过意不去，每次从国外回来后，一定要送些土特产过来，以表谢意。无论是送礼的，还是收礼的，都是按门铃，开门后，在门外进行，没有把客人让进屋的习惯。更没有主动走进去的道理。因此，这么些年下来，房子搬了一处又一处，邻居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我们没有进过别人家，别人也没人过我家的门。这就是日本！
       这就是真实的日本。多少次，去上班的途中看见两个日本女人送完孩子，就站在大门口唠家常，待几个小时过后，我都下班回来了，那两个人原封不动地还站在那儿唠呢。刚开始时还觉得滑稽，现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就是日本！
       渡边百合子虽已六十六岁，身材粗壮敦实的她，走起路来依旧“咚咚”地一路生风。她喜欢穿略显男性化的T衫，骑一辆自行车飞来穿去的劲头儿，活像个男人。另外，她还喜欢侍弄花草，不过，她家的花草与另几家的比起来，都属于是些名不见经传的野花野草。
       她饶有兴趣地告诉我，她去过上海，到过万里长城，还去过巴黎、纽约、温哥华，今年秋天打算乘船去地中海一带。
       别看她住的一般，穿的很不讲究，吃的却很精致。她似乎从不在嘴上克扣自己。有一次，我们相遇在商场，她好奇地打量我挎在身上的购物篮子，我就顺口对她说了一句：“姐姐，今天的鸡蛋很便宜，快去买吧。”
       她听后，笑而不答地摇着头。她怪怪的神情，反而激起了我心中探求的欲望：“难道这鸡蛋有什么不好吗？”
       她笑微微地靠近我，悄声对我说：“这蛋呢，是吃饲料的鸡下的。你看，架子那边的蛋，比你这种蛋贵，是吃粮食的鸡下的蛋。”
       经百合子这一点拨，我恍然大悟，原来同样的鸡蛋还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真是服了！
       从这件事以后，我认识到，自己从前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过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日子，他们不考虑，也不愁老后的生活。甚至包括那些没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人，这些人连家都没有了，就以车为家，整日里开着他的豪华车四处流浪，晚上就睡在车中。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日子，不等于天都要塌下来了吗？可他们照样吃喝玩乐，甚至吃的比我们都好。

       我们和百合子做了五六年的邻居，彼此的交往也就仅限于此。我们见面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那些不成不淡的花呀草的，天气好不好啦，几乎从不涉及任何人以及任何时政问题。在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这些似乎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
       只有一次，百合子表现得很反常，她字字清晰地问我：“看新闻了吗？北朝鲜发射导弹了。”
       我对她嫣然一笑，点点头。
       她对我不惊不慌的神态，好像是很不理解。
       百合子一边给野花野草撒着买来的小袋包装的化肥，一边好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要是打仗，那可是很可怕的。”
       日本人大多数人都不大喜欢北朝鲜。认为北朝鲜不但穷，还不讲信用。早些年绑架了很多无辜的日本人，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有些人明明活在世上，北朝鲜方面却说已经死了，并向日本政府提供了死者的骨灰作证。按说这样天衣无缝的谎言，一般也就会蒙骗过去了。然而，日本人的认真与精确，证实了北朝鲜方面提供的骨灰，不是十几岁遭绑架、现如今不过四十岁的横田的，而是位六十几岁的不明女性的。
       在无懈可击的现代科学面前，北朝鲜的还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那几年，我们在这个新家住得很舒心很安宁。在这里总算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再不像从前，一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傍晚的街上会传来“饺子——饺子——”的叫卖声，明明是饺子，喇叭里却龇牙咧嘴，夸张地把饺子喊成了“交扎——交扎——”在荒凉的秋夜，这声音除了疹人以外，还会让我心生一种恐慌的无根的感觉。
       我们所在的这个区，每到夏天晚上的六点，冬天晚上的五点，都会随着悠扬的乐曲声响起时一个女人清脆温柔地向全区域在外边玩耍的小朋友们广播：“小朋友你们好！现在已经是六点了，一天就要结束了，你们现在该回家去了。还有更美好的明天在等待着你们呢。”
       我认为，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传统习惯，就如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样。日本人从小听着这乐声长大，对这声音既亲切又温暖。而那时的我们，那时的傍晚，只要走在街上听到这种广播声，心中就会莫名地产生一种隐痛，明明白白地知道，现在的家就在这里，偏偏要问自己，这里真是你的家吗？找不到答案的隐痛真真地折磨了我们好多年。
       那些年，这种无根的感觉像野草一样，在我们的心里疯长。公平地说，这里的自然环境要比故乡强得多，看到冬天的故乡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我们就会不寒而栗地想：“这样的大雪天，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东京和故乡相比，就如同温室里的花朵。这里的生活条件和质量都远远高于从前。理儿倒是这个理儿，说服不了的是自己的心。
       直到在这里住下几年以后，我的这种心情才渐渐地消去。
       我喜欢这个房子，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不但比从前的房子大了不少，几十平米宽大的平台上，到处是鲜花和绿盈盈的葡萄架。前院有棵茂密的柿子树，后院的枇杷果树已经超过了百岁。每年的六月份，它的果实黄灿灿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像一把绿底儿黄花的大伞。这在东京是很难寻到的世外桃源。
       朝南的窗下是喧哗的大街。只要关上厚重的玻璃窗，屋子里就会变得安静下来。开门望去，门外是一片繁花似锦。
       我和先生常坐在门厅，痴痴地凝视着红绿相间的景色，这时，一切烦恼便会离我们而去。曾让我陷入僵局多年的心灵，就会慢慢地复苏过来。
       那一刻，我奇妙地意识到，自己似乎从沉睡中渐渐地醒了过来。我好像还有了想写点儿什么的灵感。于是，我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
       好不容易刚写了个开头，黄洋玲打来的一个电话，不但搅乱了我的心绪，也继而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
       黄洋玲说，她有一个上海同乡叫小姜，当年两个人一起留学来到日本，本来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上周她接到小姜的电话才知道，原来小姜毕业以后也黑在了日本，并且还开了个思那库店。常来小姜店里来喝酒的有个叫山田的日本人，这位山田不但都五十多岁了，还有妻儿，儿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他偏偏看上了小姜，这正中了小姜的心思，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跟山田混在了一起，这不，她就真的怀上了山田的孩子。小黄说到这儿，才长长地喘一口气，书归正传道：“大姐，就算我求你好不好，帮帮忙
吧，去伺候她一个月好吗？”
      “伺候月子啊？”我一听就老大不情愿。坐月子的女人往往爱心焦，我也坐过月子，我了解，这活儿可不好干。
      “对对，就一个月。她那个山田有钱，工钱可以高一点儿。一个小时按一千算怎么样？”
      “别别，小黄你先别急，我没见过这个小姜，也不知道她是个啥脾气，你让我想想再定好吗？”
       小黄见我犹豫不决，就急得在电话里喊了起来：“不行啊大姐，她这周就要生了，我思来想去，绞尽了脑汁也没找出个好人选来。你是最好的人选了。你不但心眼好，人善良勤快，还有经验……”
        见我毫无反应，小黄就冲着电话问：“大姐，你在听着么？”
       “就这些？高帽戴完了？”
        我俩都心照不宣，“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又辩解道：“你没听说过吗，南甜北咸。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大姐呀，没有关系的。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那天，我才算真正领教到了小黄的口才，她可真有软磨硬泡的本领。
       不难想象她当年对田中采取的战略战术。
       真正打动我心的是小黄最后那句：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细品品也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实属不易，更何况一个要生孩子的女人了。中国女人生孩子都是要坐月子的，我也是生过三个孩子的女人，懂得如何伺候啊。我经不住小黄的夸奖，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她。
       接下来，由小黄引见，我和小姜在咖啡厅匆匆地见了一面。小黄那天急着去打工，给我们牵上线后就走人了。我和小姜各喝了一杯咖啡，简单地说了下情况。当时小姜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她蛮直爽地告诉我，她和山田，从外表一看就是两代人。但是，她现在顾不上这些了。她需要签证，山田需要年轻的女人，就算是一种交换，也没什么了不起。山田认准了她有技巧，碰到她就要干那事儿，这不把孩子都……
       对现在的年轻人我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但敢付诸于行动，更勇敢的是，无论什么都敢说出来。我不认识山田，不知该如何插话是好。
       小姜聊着聊着，忽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对我说：“我也不瞒你，我们上海女人都是很现实的。我怀上他的孩子，就得让他离婚，他就得给我签证啊，你说是不是？在我之前，他还跟一个马来西亚的女人住过一年呢。”
      “这些你怎么会知道呢？”
      “是山田他自己告诉我的，你说怪不怪，他还让我看过那个人的照片呢，长得别提有多丑了，连扫厕所的都赶不上。”
      “扫厕所的就都很丑吗？”
       小姜不明白我话里的意思，愣愣地看着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想不到坐在她对面的我也曾经扫过厕所，她忽视了我内心的感受。
       我沉默地想，不知者不怪嘛。
       小姜见没什么异常，继续说：“连那么丑的马来西亚人，山田还给她钱，在马来西亚开了个二十四小时店呢，我都有了他的孩子了。”
       小姜欲言又止，我就替她说：“怎么的，敲他一下？”
       小姜挪了挪笨重的身体，淡淡一笑：“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呢。”
       隔着窄小的方桌，我上下打量她，她因兴奋而变得有点儿气喘。我被不由噤住，为了钱和签证，就不择手段地把自己作践到这个地步，值吗？我心里难过极了，为她，为我，为女人，为做母亲的，为做女儿的。
       我小心翼翼地扶她起来，她要带我去她家认认门，咖啡馆离她家不算远，我们慢慢地散步，她挺个大肚子，还差一周就要到预产期了，走起路来还算灵活。
       一路上，我拐弯抹角地向她传达我内心的意思，那就是女人生个孩子，不比小鸡下个蛋那么容易，弄不好会出事的。
       小姜毫不忌讳地接过我的话题：“不是要出事，是要死人的。”
      “呸呸呸！乌鸦嘴！”
       小姜双手抹腰，靠在一棵银杏树上，“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我妈妈就是生我死掉的。”
       我震惊地看着她。
      “真的，我刚生下来，我妈妈就因大流血死了。”
      “是你爸爸把你带大的？”
      “不是，是我姥姥。我不记得我妈妈，也不记得我爸爸。我小时候他一次也没来看过我。”
       说到这里，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也很敬重她的姥姥。就问：“姥姥为你吃了不少苦吧？她还在吗？”
       小姜很干脆地回答我：“她早死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更叫我发傻发呆的是，她眼睛里居然出现了一丝隐隐的笑意。我敢说，那眼神绝不像一个正常人发出来的。
       我不寒而栗地急忙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只是一瞬间，她又复原为从前那个小姜。我有意识地改变了话题，问她我从哪一天开始工作？都需要我做什么？
       小姜轻描淡写地说：“很简单，你给我做做饭，帮我带带小孩就行。”
       她说的真是干脆痛快。我相信了她。
       当我真正来伺候月子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我大错特错了。不过，我已经成了过河的小卒，没有退路了。心想，再难不也就是一个月嘛。
       我每天要给小姜做三顿饭，要负责给刚生下来的女婴洗澡、喂奶，还要打扫卫生，去商店买菜，扔垃圾，洗衣服。
       首先是做饭，一天三顿我不怕。我来之前还特意翻找了几本食谱书。
       关键是小姜这人特会摆谱。我到她家的第一天，感觉就错了，小姜已不是那天我见过的小姜，她大概是因为刚刚生过孩子的原因，脸色发黄，神情憔悴，头发蓬乱。趿拉着鞋一扭一扭地走到我面前，毫不掩饰地故意板着个脸，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听着，医生说了，我每天需要吃三十六种不同的食物。”
       我笑了起来：“好，就听你的。”
       我想起母亲从前说过的一句话，“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她现在是主人，我现在是仆人，听她的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熟悉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的摆放位置后，赶快进入角色，到冰箱里去翻找食材，把葱，姜，西红柿酱这样的调味品都算上，充其量也不到二十种，犯难的我只好回过头去，如实地禀告主人。
       她眼睛一闭，再一睁开：“买去啊！”
      “买什么？”
      “你是做饭的，你问谁呢？”
      “那你想吃什么？”

       她想了想：“吃水饺。”
      “好，想吃什么馅的？”
      “韭菜、蘑菇和三鲜的，一样包一点儿吧。”
       我拿起我的衣服，接过她递过来的五千日币，心里那个悔呀，我骂自己没长眼，怎么当时就没看出她这德行来，稀里糊涂地就揽下了这份活儿。我想着就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踢飞了路边的一块小石头，心里骂：“看她那谱摆的，都要赶上西太后了，她这是在给我下马威呀，头一天就要吃三样馅儿的饺子。哼，亏她想得出！”
       三种饺子，面可以一次全和出来，饺子馅儿可是一点儿都不能含糊哟。
       更糟糕的是，我去买东西时，她就睡觉，我回来干活时，她不干不用说，偏要睁大了眼睛站在我身边当监工。这是最叫人感到不自在的一件事。在“妈妈”家干家务时，也没得到过这份礼遇呀。
       我和面，包饺子，整个的全过程，她就一直拉拉着个脸，在一旁杵着看着我。我就问她：“夫人，你不累吗？”
       她听我这样问她，不吭声拉把椅子坐下，还是在那儿盯着我。
      “夫人，你是不是饿了？”
       她不耐烦了：“有点儿。快包你的吧。”
       饺子刚下锅，还没漂起来，小优香醒了。孩子一哭，她急忙撇下我，跑过去。没过半分钟，她又乍着两手跑过来：“快点，她拉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把勺子递给她：“你煮吧，刚刚打了一遍水。”
      “我怎么会？”
       她往后退了一步，一脸的厌烦和不情愿。我只好接着煮，耐心地对她说：“那只好等一会儿了，这饺子马上好。”
       饺子刚捞出来，伺候小姜吃上，我就急忙跑去给小优香换尿不湿。
       她在客厅里边吃边喊着命令我：“她到了吃奶的时间了，赶快给她喂奶吧。”
       我应着，边问她边试探着给婴儿冲奶粉。关于孩子的事，凭良心说，我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弄不好，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尽管如此小心，几天以后，问题还是出来了。按说小孩子拉肚子本来是件常事，小姜第一次生孩子没有经验，看见孩子拉肚子，就“哇啦哇啦”地大呼小叫，我刚开口劝她，反而来了个引火烧身。
       她突然从床上跳下来，披头散发地冲到我面前，疑神疑鬼地抢过奶瓶子，对着阳光摇晃着看个没完。并一口咬定，是我给孩子喂了剩奶，才导致她拉肚子的。
       我义愤填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夫人，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
       我和她第一次闹了个半红脸，她以沉默的方式表示了她的歉意。我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也只好吞下了这口气。
       我逗孩子的时候，嘴里轻轻地叫着：“小优香，小优香，快快长！”
      “你不要用中国话叫她的名字，多难听啊！”
       我霍然循声望去，她已经悄无声息地飘到了我的身边。这个幽灵般的女人。
       有一次，我在给她女儿洗澡时，猛一抬头，看见她正站在虚掩的门缝后边，一双贼亮贼亮的眼睛，透着寒气在监视着我。那幽幽的眼神，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说到她姥姥死这个话题时，她曾现出的目光，跟这一模一样。“她莫非是个精神病？要不就是她大脑受过刺激！”
       那一瞬，我吓得差一点儿把她的小优香扔进大水盆里。
       每天做完她的饭后，临走前，还要把山田的晚饭给准备出来。山田不吃中国饭，需要做些烤鸡翅，烤海鱼，或者是喀来。如果赶上周五，晚上我回家以前，她一定会叫我给她包些冻饺子、冻包子放在她家的冰箱里，准备着周六、周日吃。
       小姜计算得很精明，我那两天不来上班，没有工钱，照样得把活儿给她干出来。
       煮饺子需要火候和技巧，煮冻饺子尤其难。我就纳闷了，一个连饺子都煮不了的人，又怎么能煮出冻饺子来？
       我曾毫不客气地问过她，小姜就跟我装傻充愣地扯到了别的话题上。
      “你不想赚钱吗？”
       我看看她，一时捉摸不透她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
       就顺口答道：“当然想，不想赚钱来日本干什么？听你这口气，你好像赚了好多钱啦？”

       她听罢，立刻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俗样：“当然啦，我开店，买股票，哪一样都没少赚。”
       我知道，有钱的人从不爱在人前说自己有钱，没钱的人才爱打肿脸充胖子。天下的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不像你，没出息，靠体力挣钱，我是靠头脑挣钱。”
      “是呀，我已经看出来了，你很伟大。”
      “那倒谈不上。你也来炒炒股吧。”
      “我？”我不相信地瞅瞅她，自嘲地笑了，“我对股市一窍不通，我怎么会炒股啊？”
      “不会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钱拿来，我替你炒哇。”
       我压根没想到，她能赤裸裸地说出这种话来，我大吃一惊，我想直白地告诉她，就你的为人，就你这迫不及待的劲头儿，我怎么能相信你。可话到了嘴边，我又改口道：“我倒想听听，你替我买什么股啊？”
      “富士通啊！”
      “富士通？你了解这个企业吗？”
       她以为有门，就来了劲头，胡诌乱扯起来：“富士通，富士通，你听听这名字有多美呀。”
       真是小儿科的骗局。我再不懂，也知道一个企业赢不赢利，靠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字好不好听啊。
       任凭她如何表演，我不再吭声了。我为她感到尴尬。
       她见我没有上钩，孩子睡下后就命令我吸尘、搬家具、给山田熨衬衫。
       日本家庭，一般很讲究的，都是把丈夫的衣服拿到洗衣店去，一来是便宜，二来衣服也是丈夫的脸面，熨不好，会被人笑话的。反正，吹着吹着就吹露了，不知道她是没钱，还是泄愤报复我，她足足扔在我面前有十几件山田的衬衫，冷冷地抛下一句话：“熨吧！”
       我整理山田的衬衫，几乎件件看上去都不透亮，乌拉巴突的颜色，有的领口和袖口都磨起了毛边。轻飘飘皱巴巴的，真的都赶不上在所泽时捡到的好。这样的破烂也拿得出手让我熨。实在是看不出来，穿这种衬衫的人能有多少钱，更不能从这种装扮上推断出他是什么社长。还说他给马来西亚人买下了二十四小时店，我看，他还是先攒两个钱，给自己买两件像样的衬衫吧。
       两周后，我又发现了小姜另一个爱好，这是一个常人不敢想更做不到的大胆举动。我为她做好了金华火腿汤，正愁着再加上点儿什么才能凑够三十六样时，小姜一丝不挂，从卧室里耀武扬威地走到我面前。我吓得哆嗦了一下，急忙低下头避开她白花花的身躯。
       把我羞得满脸通红，她倒“咯咯”地笑开了：“我还没怎么的，你臊什么呀？”
       我低声对她说，“快去穿上吧，小心着了凉。”
      “这是三伏天，能着什么凉啊？”
      “那万一来个人撞见了多不好啊？”
      “这是在我自己家，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你，光屁股的人不可耻，看光屁股的人才可耻呢。”
       这叫什么歪理论，一句话噎得我都没法接下茬儿。我想，反正这是你家，你爱怎么耍就怎么耍吧。反正我是个女人，你也是个女人，量你也赖不上我什么。
       我不看她，忙着给她蒸小笼包，调芥末面，为了凑够三十六样，又在调料里分别滴进香油和辣椒油。
      “把那个给我一口。”
      “什么？”
        她凑到我耳边，用热气喷着我耳朵，我心里痒痒的，一摆头急忙躲开她。
        她不恼也不笑，很郑重道：“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有同性恋倾向。”
       天哪，怎么世界上还会有这种人哪，活了五十几岁，真叫我给碰上了，我没法用语言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如果不是亲历，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
       细雨霏霏的日子，也是小姜耐不住寂寞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里，她会不停地给过去的客人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她的声音立刻变得温柔中带着挑逗，对方信以为真，一旦要求和她见面时她就装病，用可怜兮兮的声音说：“我病了，连妆都没化，怎么能见你呀，我不化妆是从来不见人的，那样不礼貌呀。”
       有时，她还会骗对方说：“我真是太忙了，忙得连交男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身边有合适的，能帮我介绍一个吗？”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谁又会想到，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坐月子啊。
       在我每天离开时，她都忘不了给我派最后一个任务：“把垃圾拿下去！”
       我顺从地帮她扔了十几天后，终于让一楼的管理员抓住了。有一天，他特意在那儿守株待兔，把我逮了个正着。
       在日本，扔垃圾并不是想扔就可以随时扔的，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其实，这规矩我早就知道。只是主子的命令我不敢违抗。
       现在，被抓了个现行，我只能脸一阵红一阵白地向管理员赔不是，说以后再也不会犯了。
       第二天晚上，当我告别小姜准备回家时，小姜又故伎重演。我严肃地对她讲：“不行！”
       她不耐烦地摆摆手：“管他呢，他在，你就别扔，他不在，你就快扔！”
       这一次，我毫不客气，没好气地顶撞她：“那你就自己去扔吧！”
      “是我命令你，还是你命令我？”
      “跟那没关系，你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
       她见我与平时不大一样，似乎动了真格的。就嬉皮笑脸地把我从门口往房间里拉了拉，压低了声音说：“我告诉你呀，那个管理员恨我。我不想见他。”
      “他干吗要恨你呀？你害过他？”
      “不是。是我跟他打过官司，他还赔过我一百万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小姜就把我堵在长廊里，讲述了她从管理员手里获得一百万赔款的经过。
       原来，收发室门口有块地板坏了。开春的时候准备修理，白天工人们把旧地板拆了下来，没干完就下班了。按理，管理员应该给围上点儿，好让大家提高警惕。他那天大意给忘记了。小姜那时正在思那库打夜工，天天半夜回来，结果，她的脚就不偏不倚地插进了地板缝里。换上别人也就过去了。小姜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正四处寻找这样的机会呢。
       小姜一口咬定骨头坏了，不能走路。医生给她拍了片子，并没有发现骨折。小姜说，没有骨折并不等于没有受伤，她死活就是说不能走路，脚一着地就疼痛难忍……
       结果证明，小姜赢了。这样一算下来，医疗费，误工费，陪护费，精神赔偿费，她足足赚了一百多万。
       我直直地看着小姜，不知该怎样形容眼前这个年纪不大，但阅历很深很可怕的女人。伴君如伴虎，生怕有一天自己也会遭到她的算计。一想到这儿，我就会后背“嗖嗖”地发冷。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确实证实了我的猜想。
       连休两天后，星期一早上我到小姜家上班时，发现她与平时有些异常。那一天，她不但不监视我，而且还起来得很晚，起来后就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腰痛，胸也痛。
       我就问她是不是感冒了？
       她只好如实相告说，是周六和几个朋友出去玩，被一辆追尾的车给撞了。
      “你还没有满月，怎么能出去呢？”
      “就中国人坐月子，日本人哪有坐月子这一说。”
      “你不坐月子当初干吗要摆谱让我来呢？”
      “我现在半个身子都不灵活了，没心情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去过医院了么？”
      “我又没有外伤，医生也看不出来的。”
     “没有外伤，不等于没有内伤，可不能掉以轻心。”傻乎乎的我依旧苦口婆心地劝她，“还是要到医院去照照片子，万一留下后遗症就麻烦了。”
      “是呀，我这不也正在琢磨呢，也担心将来有个好歹，那样的话，我将来就真的什么也干不了啦。”
      “看你现在这样，还不至于严重到那一步。”我想起父亲当年腰肋骨骨折的情景，父亲脸色蜡黄，疼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的。
      “喔，我想起来了，你明天来的时候，别忘了把你的外国人登录证带来。”
       虽然她故意说得轻描淡写，根据她以往的为人，我还是立马警觉起来：“带它来干什么？”
      “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有没有用，我只是准备复印一下，必要的时候再交上去。”
       我的心里感觉不对，就又追问一句：“你要把它交给谁呀？”
      “可能得交给保险公司吧。”
       她的话没有说完，可我听出了更深一层的意思。这次她要骗保险公司了：“想要保险金吗？”
      “谁知道能不能得到呢，我只不过是想试一试，你也看见我现在这样了，被撞得什么也干不了，只需要你给我证实一下就行。”
       我听罢小姜的全部意图后，这下轮到我沉默了。当时，我的内心颇矛盾，还有一周我就干足一个月了，如果我不按照她的要求把身份证拿来，这一周我是很难熬下去的，我的报酬还没有得到，会不会再引来别的麻烦呢？如果按她的要求拿来，我就等于参与了她的诈骗活动，日本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作伪证当然是罪责难逃的。她爱怎么骗就怎么骗吧，干吗要把我扯进去趟这混水呢？看来这个女人还真够恐怖的，称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骗完管理员，又要骗保险公司了。我没这胆量，也没这勇气，我们要长期在日本待下去，我们不但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还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好不沮丧，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和这种人扯到了一起呢。
       那一整天，我干活都觉着很没有劲儿，好不容易熬到了五点下班的时间，小姜又忙不迭地跑过来，她由于着急，竞一时忘记了白天处心积虑编造的谎言：半个身子都不灵活。而是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她跑过来的目的是，提醒我明天来上班时千万别忘了带身份证。同时还不忘让我把一大袋垃圾偷偷地捎下去。
     “狗改不了吃屎。”我心里骂。不声不响地接过垃圾袋，待她关上门后，就报复地将垃圾袋放在了她家的门口。管她呢，等她老公回来自己扔去吧。
       我回到家后，把小姜的事儿原原本本地说给先生听，他倒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起来。见他似乎幸灾乐祸，我不由得更加恼怒起来：“还笑，亏你笑得出来，都赶上跟魔鬼打交道了。你说怎么办？她一再嘱咐我，她算是盯上我的身份证了。还真给她？”
     “当然不能给。”
    “那我明天的日子可就苦了。”
    “你以为你和她还有明天吗？你们俩的缘分已经尽了。”
    “我才不稀罕跟她有什么缘分，我心疼的是我的工钱还没到手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小姜才三十五六岁，这骗人的鬼点子怎么这么多呀？
       她还自鸣得意，屡屡成功。”
      “她这叫自掘坟墓。不信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好了。骗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你说她可真是的，这骗了一个管理员还真的上瘾了？”我心里纳闷.
      “你说这人学好难，学坏可真容易啊。”
       先生眨了眨眼睛，意味深长地说：“日本人好像是不大动这些歪脑筋。不过还是尽量往好里想，忘了有句话说，宁可人负我，我不能负人。我看你还是尽量帮她干完这个月吧。”
       听人劝，吃饱饭。第二天，我还是很不情愿地推开了小姜家的门。
       小姜满面春风地迎过来，迫不及待道：“快把身份证给我。我这就叫山田去复印。”
       在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前，我略思索了一下，慢吞吞地答道：“对不起，我忘带来了。”
       她一时竞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急得直跺脚：“你昨天回去时我是不是特意地嘱咐过你？”
       她越是迫不及待地追这件事，我越感到这肯定是个阴谋，越感到陷阱就摆在面前。纵然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今天就以沉默抗拒她，给她来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进门说完那句话之后，我再不吭气儿了，换鞋，系上围裙，去厨房洗碗，每一个动作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去做。
       小姜就一边嘟嘟着，一边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我身旁。
       见我好说歹说都不搭她的腔儿，她终于忍无可忍地跳将起来，恼羞成怒地瞪圆了双眼：“我问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昨天让你扔垃圾你也没扔，就放在了门口，昨天你根本就没刷厕所对不对？你看看，这到处都弄得乱七八糟的，你说你干的这是什么活儿呀？”
       我铁下心来要好好地气气她，就转向她，慢悠悠地说：“夫人，气大伤身，你这是在坐月子啊，千万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再说了，这满屋乱七八糟的也不是我弄的对不对？你看我这刚来，还没来得及祸祸呢。”
      “你今天是打算气我呀，为啥不带登录证？你是猪脑子啊？啥都记不住？！”
       她开始搞恶毒攻击了。
       在我心中积蓄已久的情绪，突然间被她的无礼，被她的得寸进尺给引爆了：“我是什么样的人，用不着劳你大驾来评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必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不明白的是，你干吗非要拉着别人一起走你的歪道？”
       我说完这番话，解下围裙狠狠地扔到沙发上：“告诉你，我早干够了。请把我的工钱给我！我这就走人！”
       小姜毫不示弱地一扬脖子：“你突然不干了，我现在没有钱给你！”
       我脑袋一转弯：“那好，就算我再信你一回，请你现在就把欠条写下来，我下周来取。”
        一周后，我拿着小姜的欠条，再次登门讨回了我的血汗钱。
       回家的路上，我只觉得好轻松，好痛快，总算摆脱了。这件事儿之后，我更觉得在大干世界上，无论哪国人都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决不能一概而论。哪里会想到，在异国他乡，自己的同胞远比日本人更挑剔，更霸道。
       所以，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我最困难最没有出路的时候，从此再没有动过去当保姆的念头，更不要提伺候这类暴发户了。
       离开她家已有十多年了，那个生下来我就抱过的小女孩儿，大概都快小学毕业了。但愿她越长越漂亮，但愿她天天过好日子，但愿她长大后千万不要像她的母亲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