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回来后，我在家闲了一段日子，渐渐地贼心不死的我，还惦记着再干点儿什么，在穷极无奈中，就慢慢地和从前的熟人又联系起来。
大郑在电话里显得很兴奋，就像我们是分别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她先从小黄开始，一个个细细地向我介绍着过去在一起干活那些人的近况。
最后，又说到她家那傻子，说那傻子现在可出息了，每天带中国人去工地都能扣个万八的，有了钱他就去喝酒。见到酒店里摆放着好看的玩具，就向店主要，说他老婆喜欢。那傻子是常客，店主索性让他拿回了家。他想用这个玩意儿讨好大郑，跟她干那事儿，大郑口无遮拦地坦然，她喜欢丈夫的钱，就是不喜欢跟丈夫干那事儿。原因是，那傻子太爱喝酒，又不会谈情说爱，还不知道讲卫生，每次都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像头猪一样地喘着粗气，三下五除二地就完成了任务。经常弄得大郑情绪刚上来，他那儿早泄完了。大郑先是气急败坏地用日语大骂：“八格牙路！靠闹牙路！”骂着她觉着还是不解气，就大嘴巴子扇向了那傻子。
“你干吗要打人？不是都给你带玩具了吗？”佐藤委屈地嘟囔着，胆怯地斜视着妻子由于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骂着：“这中国女人就是厉害！”
佐藤光着身子慌乱地钻进自己的被窝，心里在窃喜，反正老子舒服了。舒服一天是一天，挨打也值了。
大郑叹气道：“我喜欢会调情的男人，可会调情的男人又不喜欢我。你说气死人不？”
于是，话题又扯到了她一心爱着的王子身上，她不解地说，那位老王子天天在她面前骂他老婆，说他老婆又丑又胖又笨又懒，说他多可怜，和这样的女人在一块儿，心口真要堵死了。我听了就说，干脆你跟她离婚，咱俩结婚算了。我心想，他听了我的话，还不得乐得跳起来？操，这个尿，一听就急了，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喊：“你少打我的主意，我就是跟她离了，也不会跟你结婚！”你说气死人不，原来他天天说爱我呀想我呀，敢情都是假的。
“总算你觉悟，本来婚外恋就是逢场做戏的事儿。”我不失时机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郑听我这样说，急着反驳：“我恨是恨他，可是又没有办法，我得承认，我离不开他，起码现在不行。”
我想起了那句老话，“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想说的话，只好咽了回去。我们俩又你一句我一句地扯了一阵子之后，大郑又开始劝我出来干活。这次她给我介绍的是给一家日本人打工，男的是东京一所大学的教授，女的自己开了家特色饭店，年龄跟我差不多。每周日我去她家干一次，一次干五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报酬是一千五。
我一听这个价钱就动了心，一千五，很具诱惑力的，当时，同样的工作，一个小时也就能得到一千日元。
那时，大郑干这活儿已有两三个月了，我不解地问她，这么高的工钱你为什么不想干了？她就坦然道：“你不知道，她家里有多脏啊，那女的，还让我们管她叫妈妈，家里活儿一点儿不干，就知道往外跑，家里头还养的猫啊狗啊的，屋子里一天到晚都臭烘烘的，熏死个人了，我可干够了。”
除去钱的诱惑外，我还真想进日本人家里去见识见识他们的日常生活。久违了的工作，着实令我心动。见我兴奋，先生先是泼冷水，见毫无成效时，也只好默认了。
中村教授的家位于东京闹市区一条僻静的小巷中。远远望去，两座并排站立的三层灰白色的一户建并不十分显眼。走近它，才感到这两座房子非常的敦实，全部是用钢筋水泥浇灌的。这样的房子，七级地震都没有问题。日本的一户建房子，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使用木材。在东京住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结实的简直就像古堡一样的房子。
我惊讶它的设计。
我的工作就是每周一次来清扫这两栋房子。这其中的一栋由中村一家人居住，另一栋则全部租了出去。
中村一家共有四口人，中村本人是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听说他家的房子就是他自己设计的。后来，我先生曾帮我来干过一段时间，每次来，他都要感慨而又由衷地夸奖，中村教授真不愧为学建筑的，这两栋钢筋水泥的房子，是他在东京见过的最为结实的、采光和通风最为合理的。
这样的房子碰上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即使房子翻了个个儿，都不会倒塌的。
别看中村教授房子设计得首屈一指，在家里也是个“妻管严”，他很少说话，成天端份儿报纸，坐在沙发上看，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可能是他说话也没有人听的缘故吧，他们家的事儿，处处由他老婆做主。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儿日本大男子主义的派头儿。
中村的老婆个子不高，小眼睛，大嘴巴，黄脸皮儿，不化妆时，没法儿看。不过，生得敦实，健康，似乎永远生机勃勃。她也不像日本女人那样，她不太注重礼节，办事风风火火的，性格很急。让我们大家都叫她“妈妈”，日本人“妈妈”的称呼有别于中国人的此意。往往开夜店的女人，喜欢别人这样叫她。
妈妈这个人，不像旧时的日本女人，她一向大嗓门地吆来喝去，从没见她像日本女人那样向对方弯腰鞠躬，从她家去另一栋楼，不过是几步的距离，从来都是一路小跑地颠来颠去。她人很直，脾气也很急，让我干的事，我应着，还没等搬来梯子，妈妈自己已经踩着石阶，像猴子一样地爬了上去。那年，妈妈差不多有六十来岁吧，那个机灵劲儿，直看得我哑口无言。
妈妈如果呆在家里，安心做她的家庭主妇，靠租出去的那栋房子的房租为生，她家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不错。可是她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距她家一两站地的地方，开了一家印度餐馆。
我实在搞不明白，她一个日本人，在东京闹市中开印度餐馆，而餐馆里的店员又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真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妈妈这个人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坚持了十几年。想必这就是妈妈的过人之处。
他们家有两个都已成年并且都在工作的儿女，两个成年的孩子那时还都没有结婚，这一对兄妹都住在家里，各有各的房间，互不往来。
看上去，这一家人的亲情很淡，早走的，晚归的，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和谁打招呼。周日的早上，大家偶尔碰到一起吃顿早饭，也是非常简单的面包、牛奶之类。而且绝不像中国父母那样，把什么都做好了，把什么都摆好了，再叫儿女一起来吃。吃的时候，也是你说东，他说西，嘻嘻哈哈热热闹闹的场面。妈妈家则不然，大家都有极大的自主性，谁爱几点起，谁就几点起，谁起来谁就去冰箱里找吃的，找到了自然好，找不到也怨不了别人，那就自己动手做，不想做时就别吃。偶尔妈妈也做一次，大家凑到一起吃时，也是各吃各的，没咸没淡的，谁也说不了一两句话。气氛就
像秋末一样凄凉。
另一栋楼里，更是千奇百怪。因为这里租住的十来户，几乎全是外国人。
凡是到过日本的人都知道，在日本租房子是一件难事。特别是外国人，就更加难了。除了要敷金、礼金之外，还必须有保证人。作为外国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到哪里去寻保证人哪。而且，保证人还必须是有正当工作的日本人。一般来讲，日本人是不愿意惹这麻烦的，弄不好就要负连带责任的。像不按时交房租、失火等，都需要保证人负经济损失
的。
妈妈家租出去的房子，不需要保证人，也不需要交礼金，仅这两点就特受外国人的欢迎。
我一共在妈妈家干了四年多，在那四年中，从地球的这一端到地球的那一端，我差不多接触到了整个世界的人。这其中有加拿大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马来西亚人，越南人，新加坡人，荷兰人，德国人，台湾人，大家都曾跑马灯似的在那里住过。他们之中，有商人，有讲师，有游客，还有短期赴任者，但大多数还是穷留学生。
二楼和三楼是住房，一楼是会客室兼厨房，我负责清扫厨房，楼道，洗澡间及厕所。
由于人多，空间的利用率也就相对的多了些。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能接触到五湖四海的人，我觉得这种苦中作乐很值。同为异国他乡的外国人聚在一起，就不存在歧视，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寂寞，也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我发现，国家富强的国民，往往都很善谈，也爱交朋友，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贫穷国家来的留学生，大多很自卑，不爱凑热闹，见了人常常是低着头避开。
妈妈在她家房顶的大平台上，年年的夏天都为这些人举行烧肉晚会，情景很令人感动。钱嘛，自然是按日本的老规矩——各出各的。
每年的秋季，妈妈都要去印度一趟。她走之前会给我交代下周的具体工作。交代完会如实地告诉我：“我要去印度了。”
每次我听后，都要奉承地说一句：“真叫我羡慕啊！”
这本来是一句应承的口头禅，她每每听了，都要不快地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给我纠正：“我是去工作，不是去玩呀！”
妈妈绷着脸，她本来就长着一脸横肉，很少女人味儿，基本属于不会笑的那种人。这一认起真来，更是叫人感到可怕。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管她去工作，还是去玩呢，我说那话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她过于认真了，我又不是她的丈夫。
我天生又是一个记吃不记打的人，当第二年妈妈再向我通报她要去印度时，我又忘记了她的教诲和纠正，依旧又跟着来了一句：“真叫人羡慕啊！”
见她听罢又板起脸来，我马上意识到又说错了，急忙伸了伸舌头。
其实，妈妈这个人心眼儿并不坏。她说了什么也不在乎，在乎的是，一定要顺从她，答应下她的任何要求，哪怕是过于苛刻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干不干在我，妈妈这人，天生记性不强忘性快，属于熊瞎子掰苞米的那一种人。她如果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也不当面顶撞她，爽快地答应她，反正干不于在我，怎么干也在我。
妈妈特别爱唠叨，唠叨起来非常上瘾，会变得没完没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孩子们总是躲避着她，很少跟她说话。遇上她和她女儿吵架的时候，得赶快躲开。不然，她会突然把矛头转变方向。我就曾经遇到过两次。其中有一次是我刚到她家时，还不明事理和规矩，听到三楼正吵得天翻地覆，我边纳闷边上楼，到三楼去取干活的工具。
妈妈的女儿看见我走上楼来，不再理睬正在发疯的妈妈，“嘭”的一声，摔门就下楼了。妈妈不依不饶地追过来时，正好撞上了我，她铁青着脸，两只眼睛就像愤怒的葡萄。我的突然出现，先是叫她怔了一下，转而她就开始冲我大呼小叫起来：“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看看都几点了？”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低头看看表，尚未到上班时间，心里也就有了底儿。知道她这是没事在找事儿，干脆就不理她，心想，你少拿我撒气。
我默不作声地拎起水桶，转身要离开时，她又不依不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今天给地板打蜡！”
“是，我知道了。”
“垃圾桶你上个星期也没擦，里面都生虫子了。”她说到这儿，做出想起来就恶心的呕吐状。我知道她在胡扯，就不吭声拿眼睛大胆地盯住她。妈妈避开我不怀好意的目光，继续向我发号施令：“今天你得擦排烟罩，你得刷洗澡间，你得把洗面间的……”
自从妈妈和她女儿干仗时起，就一直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看报的中村先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悄无声息地站起来：“妈妈，你今天说的够多的了，我劝你还是少说几句吧。”
中村先生的突然出现，不但让我一愣，也惊乍了妈妈，这回，她抛下我开始转向中村：“我在教她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吗？”
我心里窃笑着，反正你们俩是夫妻，还是你们俩吵吧，我不想引火烧身，急忙拎起桶下楼逃了。
那天，我就在外国人的寮里磨洋工，慢慢地干，仔仔细细地干。直到过了十二点，我估计着妈妈一家人都走了，才敢过去干主人那栋楼。这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母亲对我说过的话，“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过去的时候，妈妈家的人早走光了。然而，电视机依然开着，而且声音很大，很响。这就是中村家的活法儿，全家人都是马大哈。他们家常常是电视机开着，人抱着遥控器在一边睡觉。等人醒了放下遥控器，电视也不关就走人了。他们家一楼的大门永远也不上锁，就像一个谁都可以进出的公共场所。有时候寮里的人过来找他们，里外走一圈儿，亮着嗓子喊几声“妈妈”，见没人应，便只好转身走人。
走进百家后，才知道百家有百家的习惯，百家有百家的活法儿。别看妈妈家的室内乱哄哄的，杂乱无章，可大门口的鲜花却总是摆放得井然有序。很多日本人家都非常注重庭院的布置和造形，因为那是摆在路人眼前的东西，必须注意，不能有碍观瞻。至于室内，则属于个人的隐私。干不干净，乱不乱则是自己的事。这好像和我们的习惯恰恰相反，中国人的家里往往都装修得如同宫殿般豪华整洁，一走出家门，就不属于自己爱护的领地，可以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这是日本人绝对不能允许的，那样做是要犯众怒的。别说，这十几年来，我还真没有见到过在街上随便吐痰
的人。
中村家虽缺少家庭味儿，但每年夏天都要全家出动去旅游一次，有时去国外，有时就开车在日本国内洗温泉。有时会呆上一周，有时则两三日就回来。无论他们去哪里，也无论时间长短，门照样不会上锁，甚至连话也不交代。等我来干活儿时，常常是那位热心肠的新加坡秃头男人在厨房边做饭边饶有兴趣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最后还不忘叮嘱我一句：“他们家人都不在，你今天早点儿回去吧。”
这位新加坡人是个热心肠的细心人。他来日本留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日本，进了一家外企金融公司，还有幸找了位日本妻子，这样，就不必为将来的签证而担忧。三年后，他又携妻去了澳大利亚，想去看看那里的生存状况是否比日本轻松些，如果好，就准备在那里生活。不行的话，呆两年再返回日本。
新加坡人临行前来过一个电话，他报出姓名，我就想起了他那个光亮的秃头，他很善交际，曾带海岩和海燕去新加坡大使馆参加晚会。还特地把新加坡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介绍给了海燕，可海燕嫌人家个儿矮，只是见了两面，也没往下处。不过，我和先生心里都很感激他，都说好人一生平 这个外国人寮中的好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四海为家，觉得哪里好，就去哪里生活，哪里有发展，就去哪里展翅高飞。相比之下，我们从出生到死去，始终都是守在一个地方，生活的天地就显得很狭小，很可怜。年过半百的我，远不如他们自由、开阔，更赶不上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想想都觉得委屈，都觉得活得不值。我曾和先生说，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一定要换一种活法儿。先生就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我相信，我会看到的。”
妈妈家每次出游回来后，都要在自家三楼最显眼的门上粘贴出一张告示。这张告示上非常清楚精细地记录着，这次旅游一共花了多少钱，其中泡温泉花了多少，汽油多少钱，宿费多少钱，饭费多少钱，礼物钱又是多少，一一列出，这种父子明算账的精神，让我既感叹又大长了见识。
在我们中国，不要说一个家庭不会分得这么清清楚楚，就是一个单位，往往也会是一笔大致的糊涂账。
最后，在这张告示的下面，还不忘写上该给司机多少辛苦费。其实，这位司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家的长男。每个人各自应该分担多少，夫妻，儿女，一清二楚，各自有份儿，既公平合理，又有透明度。
仔细观察后，我发现不仅仅是妈妈家，很多日本家庭中都是这样。在没来日本之前，这样的事情是我不能想象的，更不能够理解。开始时，也觉得新鲜、滑稽、奇怪。但后来时间长了，再细细品味一下，又会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理，很高明，很值得推荐的。父母和儿女，都是社会上自食其力的独立人。这种生活习惯渐渐地让人感到，无论在哪儿，人人都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既不用担心年轻人成为依赖父母的啃老族，而父母生儿育女，也不仅仅为了防老。这就是日本社会，这就是日本家庭，这就是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春末夏初时，妈妈在回家的路上捡了一只灰白相间的小猫，给它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春花。春花来时只有巴掌大小。
妈妈家有一条黄色的狗，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短腿粗身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难看的侏儒。这条狗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古田。古田不太讨人喜欢，成天愁眉苦脸的，见着人就爱狂叫不止，很没修养。
像古田这样没有教养爱狂叫的狗，在日本很少见。我一向很喜欢狗，不过，古田却是个例外。妈妈说古田肚子不舒服，带它去过几次动物医院，还是没有治好它乱拉尿的7毛病。于是，古田的屁股上经常要带着一块淡蓝色的尿不湿。讨厌的狗，拖着讨厌的尿不湿，“汪汪”地乱跑乱叫着。
春花来了之后，很得妈妈一家人的喜欢。古田为此很吃醋，只要古田进屋，就会四处追杀春花，直把它逼到高高的大立柜上面，古田的腿短，它蹿不上去，又不肯罢休，只好牢牢地守在下面。
有时我赶上了，春花就会求救地在立柜上向我“咪——咪——”地哀叫着求援。看看下面虎视眈眈的古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去求助妈妈，妈妈也有些打怵，但又不得不去制止。古田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毫不示弱地冲着妈妈龇牙咧嘴地示威，妈妈只好转身去向中村先生求助。
有一次，正好赶上中村在楼下的院子里清扫积雪。妈妈刚跑下去，就放声大笑起来，并大呼小叫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过去，只见中村在落满清雪的汽车玻璃上，画了一只大大的猪头，仔细端详，猪头的模样又有点儿像妈妈。
这时，妈妈说：“你快看，他画的像我吗？我来的时候，他正在那儿神兮兮地亲那只大猪头呢。”妈妈又一次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 那只拟人化的猪头，也显露出中村的绘画天才。他原来在亲吻妈妈呀。见我仔细端详，中村有点儿不自然起来。
我羡慕地偷笑着赶快溜掉了。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古田神秘地失踪了。说来蹊跷，古田本是一条老狗，是不会轻易迷路的，不知是它的狂叫声让人无法忍耐，还是真的跑丢了。反正没了古田家里一下安静了不少，也干净了不少。只是妈妈很伤心，大街小巷贴了不少的告示，寻找暴躁的古田。我每周到妈妈家以后，不用打探，只要看看妈妈那张愁苦的脸，再看看新加坡人幸灾乐祸的眼神，我就能猜出来古田还没有找到。而且，最终也没有古田的消息。
转年开春的时候，妈妈特别小心地责令我，进来出去的时候一定注意把门关好。这一举动与他们家的习惯大相径庭，我不由失口问道：“为什么？”妈妈说：“春花想结婚了。”
原来春花开始发情了！
我不敢违令，把门看得紧紧的。春花耐不住了，凄惨地围着我的脚转着叫，见我毫无解救它的意思，干脆就趴在我的脚上乱蹭起来。我看它可怜，同时，它的动作又启示了我，我就停下手里的活儿，反正他们家也没有人，便挑了一只较软的小拖鞋，温柔地在它红肿的小馒头那儿，一下一下，慢慢地摩擦着。它终于安静下来了，微微地闭上眼睛，翘起了嘴角。
春花很配合，春花很幸福，春花很享受。
那天，为了春花不受发情期的煎熬，我没有尽力干份内的工作，而是解决了它的发情之苦。哪料想，从此，春花就依赖上了我，竞把我当成了它的梦中情人。只要我一来，它就围着我的腿，“眯咪”地叫个不停。
只可惜呀，我一周只来一次，其他时间，这一家子马大哈的习惯，恐怕难免不让春花钻了空子。
渐渐地我发现，春花不再“嗷嗷”地惨叫，也不再守在门口，想钻空子了，而是喜欢闭着眼睛，躺在阳光下懒懒地享受。我一来，它不是再黏黏糊糊地想找我，而是缠着我，管我要吃的。我慷慨地拿出猫粮，它快速地吃完了还要，就好像它老也吃不饱一样。我就好奇地问妈妈，春花这么能吃，又胖了不少，是不是怀孕了？
妈妈想都没想，立即反驳道：“怀什么孕？它都没出去过。它是吃得太多，可不要再给它吃的了！”
我答应着，细细观察春花的肚子，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让怀孕的春花减肥，简直是虐待。等妈妈走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我，立即把它喂了个饱，最后，还给它倒了小半碗牛奶，以示慰劳。
春花用舌头舔着嘴边的奶，它显得很满足，也很感激我，“咪，咪”地跟着我，舔着我的脚，表示着谢意。
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刚刚迈进妈妈家的大门，她的女儿就兴奋地把我带进闺室，她幸福而又神秘地眨着眼睛对我说：“你看看，春花当母亲了。它生下了三只小猫呢。好看不？可是我们谁也没看出来它怀了孕……”
她自责着，顺手抓起一只，递到我手里，冲我嫣然一笑：“可爱吧？”
我点点头，心里说，温暖可爱的小东西，你真是命大呀，生在了这么可爱的糊涂蛋的家里。
取得妈妈一家人的信任，想来是由两件事引起的。
一次是我在打扫外国人寮的洗澡间时，捡到了一块金壳的劳力士手表。手拎着那块沉甸甸金灿灿的表，想起母亲从前在日本人家干活时的往事。我想，我如今可是中国的形象大使，不能在这上栽跟头，不能让别人说三道四，我喜欢将来自己挣了钱可以买嘛。我就把那块劳力士交给了中村先生。
当然，这块贵重的名表也勾起了我占有的欲望。我拼命工作，为纪念这些年来自己走过的千辛万苦的历程，我犒劳自己，终于在自己六十岁那年，为自己如愿地买下了带有二十八颗钻石的劳力士手表。看到它，我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没有白付。当然，这是后话。
还有一次，在妈妈家垃圾桶旁边的地上，扔着一个不起眼的土黄色信封，我当时并没在意，本想捡起来扔进垃圾桶里的，一想到妈妈一家人都是天生的马大哈，每次来都像国民党撤退前一样凌乱，就手下留情地捡起来看了看，这一看，竟吓了我一跳，这里面装了整整二十万日元。
我一刻没敢耽误，急忙追下楼去，妈妈也正在开她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走，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递过去的信封，还不耐烦地冲我嘟囔，她今天都晚了，又有什么事儿呀？
可是，二十万现钞展现在面前时，她才猛地想起来，这是外国人寮里交的房租钱。还不解地瞪圆了她那双鼠眼反问：“你这是从哪儿拿来的？”
“垃圾桶里。”我也没好气儿地甩给她一句话就走了。
虽然，妈妈她连一声谢谢都没有给我，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感觉到了，她虽说是个十足的马大哈，不过，她心里并不糊涂，还是相当有数的。只是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而已。
在中国时，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出国后，就觉得自己不再是仅仅代表自己了，而是代表着中国，这绝非是一句空话。这种意识的升华，不仅仅是我们，很多认识的中国朋友都这样讲过，在中国时不爱国，出了国以后，你不让他爱国都不行。我们这是怎么了？
偶尔，妈妈也会打听一下有关我家的情况，例如，家中有几口人啦，来日本多少年啦，儿女都结没结婚啦。
别以为妈妈这人粗心大意，听完就全忘了，那是与她无关的原因。等她有用的时候，就什么都会记起来了。
妈妈印度餐馆的厨师，是位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人长得一表人才，很帅气的。年底时我去店里清扫，曾经见过这个小苏。小苏在中国时是个画家，来日本后，无奈的他也只好当上了厨师。日本可不管你是什么画家、作家，还是工程师，没有语言，就都等同于废人，就都得从头干起。小苏本来在中国是有女朋友的，只是因为他来日本，不得不暂时分开了。他想留在日本，唯一的捷径就是找一个有身份的对象，最好是日本人。但像小黄那样假结婚，就不太容易了。一来，他是个男人，二来办这种事，不花大价钱，是没人愿为他冒这份风险的。
从那次以后，妈妈总是隔三差五地跟我提起这个小苏，念叨：“小师傅，可是个好人哪。”
“我看出来了。”
“小苏要回中国了。”妈妈很少这么关心人的。我见她叹气，就看着她，琢磨她话里的意思。她又含糊地抛给我一句：“他的签证到期了。”
“是嘛。”
妈妈见我手依旧不停地收拾着碗筷，不答她的腔儿，就忍不住干脆亮剑，挑明道：“你女儿不是还没有对象吗，让他们谈谈吧？”
亏妈妈想得出，我心里很反感。不管小苏好与坏，抛开这层意思不说，小苏的签证到期了，凭什么让我女儿去救他？妈妈她自己不是也有女儿吗，为什么不让她自己的女儿去救这个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我严肃地看着堆满笑的猪脸，强压下厌恶，谨慎答道：“谢谢妈妈，我女儿她还小，不想过早地考虑这些事情。”
妈妈在我这儿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只好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帜，问我的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要帮小苏留下来，给他介绍一个就行。
那天回到家，静下心来跟先生说起这件事，一向老好人的他说：“大家在外边都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过，咱们海燕的主意不能打，那孩子心气儿高，咱们做不了她的主儿，你倒是可以给那小伙子打电话摸摸底儿，看看孤儿二代里有没有合适的。”
我给小苏打了个电话，结果，正像我猜测的一样，小苏坦然相告，中国国内有女朋友，他只想为了签证，哪怕找一个年龄大的假结婚也行……
看来这个忙我是帮不了他了。我也不想把他的话如实地告诉妈妈。
毕竟内外有别呀，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当妈妈再一次问起我的时候，我只好装傻充愣。说自己还没有找到。
五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妈妈正在家里化妆。妈妈这个人，属于日本女人的另类，她一般不化妆，只有去餐馆时才描描眉，抹抹口红。
正在这时，在外国人寮里住的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冲进来，用不流畅的日语惊慌失措地说：“妈妈，不好了，刚刚接到杨的电话，说、说……”
这个杨在妈妈店里打工，她听到这里，两眼一立，急了：“说，说什么？你快说！”
“餐馆，餐馆着火了！”
妈妈听后，一下子就毛了，她扔下眉笔，脸上是一只画好的，一只没画的，看上去一黑一白的眉毛，很恐怖很狰狞的样子。她哪里还顾得上这些，起身就往大门口冲，冲出去了，又觉得不对，再转身回来，冲上二楼去拍打她儿子的门。
“快起来呀，拜托你了，餐馆着火了！”
看来，妈妈是真的沉不住气了。她儿子却不紧不慢地开了门，眨着睡眼不耐烦地反问：“着就着呗，你慌什么？”
妈妈带着哭声说：“拜托你了，我先去，你也赶快去餐馆吧。”
刚巧，那天中村先生不在家，按说，妈妈平时是很有主意的一个女人，遇到这事儿，也完全失去了主心骨。她哆哆嗦嗦地骑上自行车走后好久，她的儿子才慢吞吞地开车追去了。
据说，这件事以后，妈妈从保险公司得到一大笔保险金，餐馆又重新装修了一遍，变得焕然一新，真是因祸得福了。
这件事儿对我的触动也很大，我不明白，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家族，在面临水、火这种不留情面的灾难面前，怎么还需要拜托求情呢？真够冷酷的！
妈妈这个人是闲不住的。她一旦闲下来，就要四处找事儿，谁干的都不好，谁干的都不对，看谁都不顺眼。餐厅装修那阵子，她在家呆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我每次去她家干活儿，腿就像灌了铅一样，走不动，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呀。
两个月后，餐馆重新开张了，妈妈她又像陀螺一样没黑没白地转了起来。我也感到轻松多了。
公平地讲，妈妈对外国人还是比较信任和宽容的。没有比较就分不出高低和好坏来。后来，我也曾为生活所迫，走进过在日本的中国人家庭，那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至今为止，我都忘不了那一段生活，有时，我还会坐车到妈妈家附近去转转。在妈妈家做用人的那段日子里，让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视到一个普通日本家庭的内幕。我很感激大郑，也感激妈妈给过我这样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