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天后，当我重新返回东京时，见到前来接我的先生，我不由得吓了一跳。
略显虚胖的他喘着粗气，脸上的胡子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了，用困惑的双眼看着我，一副很崩溃的样子。
原来，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先生天天一个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没有工打，没有学上，没人说话，又看不懂电视，他闲得几乎要发疯。孩子们却忙得要死。他们要上学，要打工，只能在星期日抽空来看看他。每次来了，他又不敢把真情告诉孩子们，而是谎称自己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所有的寂寞和不快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后来，先生非常沮丧地跟我说，其实，他每天一个人待在这没有阳光的房间里，想到自己不过刚刚五十出头，就成了个无事可做的废人，真是前途一片黑暗，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活下去？最后连自己的饭都懒得做，天天只吃方便面，没想到，方便面还能越吃越胖。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静、耐得住寂寞的人，怎么如今回到日本，自己却成了一只迷失了方向、任人宰割的羊了？！
他哀叹着，没了从前的精气神儿。看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静如止水的生活，是很难叫人消受的。
“老伴儿呀，”先生抓住了我的手，动情地说，“委屈你了，本想把你们带来，让你们享享福的……看来，我是带着太多的梦想和期待回来……这真是生命无常，世事难料啊！现在的生活，完全偏离了我的初衷。你知道吗，我不想靠别人活着，更不想靠别人的施舍活着！”
我懂先生的心理，忙制止了他，是福是祸，现在下这个定义还为时太早。我们都没有错，错了的是，我先生的命运错了位。待我们都冷静下来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吧。眼下最要紧的是，我们需要换个活法儿，不能让这种不快的阴影在我们的生活中停留，我们还要好好地继续生活啊！
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才明白它的真正涵义，它原来是彼此的精神寄托啊!
记得我们年轻时，孩子小，家务事儿多，为柴米油盐的一点小事也经常怄气，争吵，我是个急脾气，他是个慢性子，可想而知，在生活的长河中，在育儿的困苦中，在人生的拼搏中，我们曾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才能走到今天哪。先生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心里懂他的意思，他除了宽恕我之外，也在为自己找借口，这就是他的聪明和狡猾之处。
如今，风浪已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渐渐地步入了老年。先生常常感慨地对我说，自从我愿意陪他来日本、同甘共苦地过另一种生活那天起，我们就不再是一对普通的夫妻，而转变成患难夫妻了。我身上的优点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了他的长处。我身上的缺点，也变成了他的不足。他包涵着我，我容忍着他，在这个陌生、精彩而又无奈的东京，我们夫妇风雨同舟，心心相印，相依为命，相携而行。
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步人了从前的轨道。
在平淡的生活中，我心依旧牵挂着中国，常常要想起母亲，想她一生的勤劳辛苦，她刚刚不必为儿女操心了，就失去了丈夫，一生也没能过上几天舒坦的日子，如今又病倒了。
一边是放心不下的先生，一边是病中无依无靠的母亲。在这种情绪的折磨下，很多时候我都很心焦，甚至会无缘无故地发火，大嗓门地冲先生吆来喝去。过后，自己又会后悔。哎，那一段日子，真是一箭穿心哪。
说穿了，我不是在生别人的气，我是在跟自己怄气。我为自己的无能，我为自己不能摆脱这种现状而深深地苦恼着。人们说，心若被困，天下便处处是牢笼。当初的我，就处在这种境况下。
坦白地说，我当时真的是穷得不甘心也不安心，甚至连电话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给母亲打。走到人生低谷的我，常常会凝视着一个地方困惑地想，我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错在了哪里？这并不是我们来日本的初衷，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人生。
一旦生活失去了激情，生命就会变得平淡，直至枯竭。
久而久之，当我恍然大悟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时，意识到再这样待下去，我和先生两个人迟早都会变傻、变疯的。我们这不是有滋有味地生活，我们这是在等待死亡的到来。我们意识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以不变，应万变。
早在决定来日本那天，全家人的性命都已经交付出去了，在未知路上，布满的荆棘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倒是自己，自己懦弱地任命运摆布。
我决定再次战胜自己，再次出山找工作。
先生有点儿被吓破胆的样子，阴沉个脸，小声劝我，不要去惹麻烦了。
现在到手的钱，虽说不富裕，省着点儿花也够了。干吗非要去引火烧身呢？ 先生见劝不动我，就跟我摊牌：“你非要去，我也管不了你，反正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干不了什么，你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能挣个房费钱，是养不了我的！”
“我不会抱怨你，只求你尊重我的决定……”
我也知道日本的规定，只要家族中有一个人在工作，这个人就要负责抚养这个家族。
鉴于这种情况，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偷偷地干，想先试一试靠自己的能力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先张扬出去了，那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我只不过是想抛石探路，又不是去犯法，去杀人放火，去走私人口，去贩毒，有什么可怕的？先生越是想吓唬我，他越是害怕，我就越是想别着劲儿和他对着干。这就是我的性格。
不过，我看到先生被吓成惊弓之鸟的样子，心里也禁不住难受起来，回想着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扔在了中国。他打小儿被中国的养父母养大，受的也是中国式的教育。可我就纳闷了，先生的骨子里，还真是和日本人一样的认真，固执，谨小慎微，胆小怕事。
经过在报纸的广告上耐心地寻找，最后，我锁定了一家大型的清扫公司。前去面接时，由于自己的日语不好，还闹出了笑话。把“签证”听成了“意大利饼”。在日语的发音中，这两个单词的发音非常相像，只是长短不同而已。
我失败了。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下，就懊丧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来，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喜出望外地接通了这个电话，原来是公司问我穿多大号的工作服。由于这个电话来得突然，我没想到也就没紧张，很流利地把我的尺寸告诉了对方。原来，了。我被录取了。同时，也又一次印证了母亲的话，狡猾的小日本，无时无刻都在考验着你！
我穿上淡粉色的工作服，成了市政大楼的一名清扫员。
从中国的公务员，到日本的清扫员，两个不同的职业，虽然有着天地之差，可那时，我能做到的，我能选择的也仅仅是这个工作。浮利虚名，我已经看开了。我学阿Q精神，自我安慰道，我总算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国外谋生了。我不是个废人的喜悦，赶走了我的心理落差。
打扫厕所，看着简单，干起来并不轻松，特别是日本人对厕所卫生要求的严厉程度，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日本人在儿女定亲时，去亲家时，对方都要找个借口到厕所看一下，以此来衡量亲家的卫生水平。这就是日本的厕所文化。
平心而论，日本的大多数厕所都非常干净，没有异味。即使这样，我每天也要小心翼翼地面对厕所看了又看，边边角角，一定要干个仔细。连小便器下边的洞洞里，都要每天必掏一次。
我想，第一天掏是必然的，第二天掏也是应该的。一个星期七天，天天都要掏，就有点滑稽了。里面明明什么也没有畦，白白的，亮亮的，还愣要洗什么？可以糊弄过去的。
在嘲笑日本人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他们。日本人的思维绝对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丝毫不含糊，有板有眼，一个程序不拉地掏。这就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
在日本，外国人的职业大军主要从事一些脏活儿累活儿，以及危险度高的活儿。我们这个公司也是如此。十几个人的队伍中，除去四名日本人，剩下的是一色的中国同胞。凡是中国人多的地方，除热闹外，自然矛盾也多。这些人中，有留学生，日本人的妻子，还有从福建来的偷渡客。
到了东京才知道，天外有天，楼外有楼，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是奇招使尽，才如愿地来到了日本。
和一个个人打交道之后，我感叹道，其实，真正的能人，并不一定是智商较高的知识分子，一无所有、所知不多的劳苦大众，在争着出国来赚钱方面的招数和激情，大大超过了知识分子。
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有一副好身板，不怕吃苦，又肯干，常常是上完白班连夜班，有的一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很知足了。从这个战斗岗位，再转向另一个战场，在东京像蚂蚁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很快就在国外淘到了第一桶金。在国外，大家都是平等的，没什么贵贱之分，唯一能比的是看谁有耐力，看谁能吃苦。谁付出的多，谁也就得到的多，这里是绝对公平合理的，只要你付出了，你就能够得到。
我担心先生一个人在家会寂寞，常常是下班后第一个打卡，打完卡后就飞快地往家赶。一边走，一边喜滋滋地在心里暗算，这三个小时挣了多少钱？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别看才干了三个小时，那时候，在日本三个小时的报酬，足足等于国内半个月的工资了。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的力气没有白出，委屈没有白受。
中国人爱聚堆儿，爱动不动就找个借口，凑到一块儿撮一顿儿。见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有位叫大郑的山西人就冲我嚷嚷：“我说，你家有吃奶的孩子呀？天天这么急着回家。我说，你要愿意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份下午的活儿，咱俩一块儿干。咋样？”
“谢谢，干什么活儿？在哪儿呀？”我好奇地追问。
“不远。跟这儿一样的活儿。”
大郑快速神秘地冲我眨眨眼。我明白她的用意，也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心。
经过那一段的体力劳动，我确实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再增加一份，恐怕承受不了。哪里会想到，随着逐渐适应，几年后，我每天干两三份活儿都像玩似的。这真是锻炼的成果。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从无到有，我得到第一个满足之后，对金钱的欲望也随之逐渐地膨胀起来。金钱对于生活，对于生命，都太重要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有钱的甜头。
大郑这人是个直性子。爱虚荣，爱满足，爱当“屯不错”，也爱大着嗓门说话，更爱大着胆子，在众人面前调戏那个好色的日本老头——主任。
主任说话的时候，大郑就紧贴着他坐，一条腿在桌子底下悄悄穿过，斜搭在主任的大腿上，面不改色地瞅着大家，腿却一直乱抖个不停。那架式，直到把主任的心抖乱为止。主任的老伴儿由于患老年痴呆症，住进老年设施里已经好几年了。他哪里经得起这些，开腔说话的时候，语音儿都发颤。在场的中国人每天都像看戏似的看他俩表演，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主任和大郑有了这层关系，大郑也就扬巴起来了。无论主任说什么，她都会厚着脸皮自动地充当翻译：“你们大家伙听好了，主任说了，以后什么事儿都要听我的。”
她真敢瞎翻译，她的装腔作势，有一次差点儿让我笑出声来。
这下，大郑断定我能听懂日语，就开始跟我套近乎。我也就见好就收，告诉她，你这套把戏玩一两回也就算了，不能天天说，主任说啦，让你们都听我的。要想让大伙儿信你的，得换点儿新玩意儿才行。
大郑游移的眼神发射出一道亮光。她把抱在怀里的大辫子往身后一甩，又惊喜又惊慌地忙问：“我说，那你快告诉我，今天主任到底在那儿说啥呢？”
“这么说，你真听不懂啊？！”
“能听懂几句吧，我才来了半年多，又没上过学，到这水平就不易了，对吧？”
别看大郑的文化不高，虚荣心还是很强的。我不想刺激她，就接着她的话茬儿往下问她是怎么来的。
她不回答我，拽我扭过身去，压低了嗓门急着问：“主任刚才到底说啥啦？”
“总结工作。”
她点点头，表示明白了，就不再理我，而是忙着当她的义务翻译去了。
那时候，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文化水平低的是多数，大郑那一阵子也的确过足了虚荣心的瘾，随着多数留学生的到来，她这个假翻译也逐步露馅了。
我与她不能共鸣的同时，也更加清楚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后来，大郑告诉我，她原来在山西纺织厂当工人，结过婚，还生过一个儿子。本来幸福的家庭，由于她丈夫乱搞，被她抓住现行后而离了婚。令她不解和庆幸的是，大悲之后，她迎来了大喜。她通过熟人介绍，嫁给了日本人佐藤。佐藤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小工头，年近六十，一生未娶过老婆。大郑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在大郑身上他得到了启示，他每个月都要雇用几名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这些人好管理，被克扣了工资也不敢声张。这样一个月算下来，佐藤能挣六七十万日币。这也是大郑显摆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郑在我们面前，对佐藤的称呼是“那个傻子”。她说，别看他平时挺傻的，一天说不了一句话，就知道“嘿嘿”地傻笑，挣起钱来比谁都奸。只要中国人碰到一块儿，她就会不停地夸耀，不停地炫耀自己的那些百讲不厌的家底儿。
大郑说这些话的时候，往往是一脸的幸福，一脸的光彩，一脸的满足。
大家越是羡慕她，她就会越加得意忘形起来。她很像过去在小说中读过的“人来疯”，甚至比那更形象，更夸张。如果有谁在这时再趁势夸她几句，她就真会当着众人的面儿，装模作样地掏出手机来，用她独具的怪怪的日语冲着电话那头的佐藤，耀武扬威地胡乱吼上一阵子。打得对方青鼻子乌眼不说，同时，也弄得我们一头雾水。
经过验证这是真事以后，就没人跟她再开这玩笑，大家都哭笑不得地用怪怪的目光，看着这位怪怪的同胞。
“那傻子”能挣钱，大郑才能花钱如流水。她说，她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做梦也没想到过，来了日本能挣到这么多的钱。每个月去银行的提款机去取钱时，心里都乐得直发痒。这话我信！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在大郑和那些中国伙伴儿身上，我很快学会了吃苦、骂人、耐劳和小小的狡猾。同时，我也领悟到： 简单就是幸福。
出力才能有钱。
出汗才能健康。
在这个时候，我说话时常常要带些脏字。海燕就不止一次地责怪我：“妈，你跟谁学的这么爱骂人了？”
我无言以对，只好理亏地笑笑。是呀，那时候，骂骂人，吹吹牛，我会感到是一种解脱，我会感到轻松些，我会感到痛快！我的先生早就发现了我的这个毛病，他从不指责我，只是默默地苦笑。他的这种苦笑，有时比骂更叫我自责。
我想，可能是由于上次那件事，大郑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我，不止一次地央求我：“我说，你这个人怪啦，怎么不急着挣钱呢？下午跟我一起去干吧？”
见我摇头，她就骂骂咧咧地说：“哼，要是换上别人，我还懒得给她介绍呢。”
出于一时冲动，我很想告诉大郑，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干那么多，区役所的人会随时来家里查岗的。话到嘴边，可我最后还是忍住了，大郑是个长舌妇，对她说，就等于告诉了所有的中国人。
从上午七点半开始，到中午十点半结束，每天工作三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公司的条条框框很多，其中有一条是，早上七点二十五分以前必须打卡，打完之后，各去各的工作场所，直到十点十五分，才允许回到更衣室来换衣服。刚开始时，大家还能遵守这项规定。渐渐地发现，这种规章制度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用来吓唬胆小的日本人的。经过大郑的侦查发现，其实，更衣室在这时间段前根本没人。于是，聪明的同胞们首先破了规定，从十点到十点半这三十分钟，就成了大家集会、畅所欲言的时间。
几乎每天在这时间段儿里，唱主角的都是大郑和小黄。小黄是上海人，刚来不久，她无论是在长相、口才、学识方面，都远远高于大郑。自从她来了之后，在这个小团体里，大郑“领袖”的位置就受到了挑战。
那时的大郑，穿衣打扮还很具有中国特色，脑后拖着一根足有一尺多长的大独辫子。皮肤黝黑，大笑时会露出紫色的牙床子。有着如此尊容的她，却一直很自信。
“别看我文化不高，可我想来日本就来了。大学毕业生又咋了？照样出不来！这才叫人比人气死人呢。”
其实，在这些人面前，大郑根本没有必要讲这些。
小黄看她过于猖狂，就开始挑衅她。
“你天天说日本好，就说说，这日本到底哪儿好？”
“吃的好，空气好，东西好，人也好。”
"我怎么就没觉出日本人哪儿好呢？”
“我说，你别抬杠，你别不服。你说日本的厕所干净不？”
小黄捅了大郑的马蜂窝，大郑也不是等闲之辈，她开始反扑。
“操，你装哑巴呀？！说话呀！人家的厕所就比咱们的干净。咱们的能臭出五里地去！”
“井中之蛙，瓮中之鳖。没见过天！”
小黄的话，大郑似懂非懂，不过还是让大郑像受了刺激一样，她不服，张扬地使劲儿把工作服往榻榻米上一扔： "你啥意思？”
“怎么，郑姐你没听说过这句话？”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是呀，我是叶不出来，倒请郑姐吐一个给我看看好吗？”
大家伙见大郑羞愤地脖筋都直突突，知道战争就在眼前，忙劝说，“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就来了，别让他们听见。”
“就是，内外有别嘛！郑姐，你一会儿去不去三越？”
大郑还憋着一肚子气，听小陈这么问，就财大气粗地说：“去！老子来了日本，没挣着别的，就是挣到钱了。”
黄洋玲神经兮兮地凑过去，摸着大郑在腰际晃动的大辫子：“这话只能在这儿说啊，出去说让小偷听见，命就没啦。”
“偷个尿，日本根本就没小偷！”
喜欢勾心斗角的小黄，步步紧逼地接着涮她：“郑姐呀，我劝你快把这辫子剪掉吧，你看，这满大街的日本女人，就没有一个扎辫子的，日本根本就没这发式，人家一看这辫子就知道你是中国人。”
“中国人咋啦？我就不剪，看他们能把我咋的？”
“谁也不会把你咋地，这你只管放心好了。日本人看着别扭那是在心里。嘴上嘛，日本人是谁也不会说的。不过，对你来说嘛，就有点儿那个了。”
见小黄只是哧哧地笑，并挤眉弄眼地扮鬼脸儿不再往下说，大郑的心里也变得不踏实起来。“哪个，你得寸进尺还没完了呢，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明白，什么是那个？”
眼看着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之际，门被拉开了，两个日本人踩着点收工归来。更衣室里的争吵声也顿时消失了。
这之后，大概没过上一个月，大郑还是把那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剪掉了，梳上了普通妇女的短发。一身浅色的套装，脚上是一双肉色的瓢鞋——标准的日本职业女性的打扮。手上拎着新款的香奈露皮包，乡巴佬的影子真的不见了。
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大郑的生活观、审美观，乃至人生观，都渐渐地发生了许多变化。从某种角度上讲，小黄的话，对大郑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把小黄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偷偷地模仿着。
算起来，那时黄洋玲在日本已经住了有四五年了，她当初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的。两年后，她从语言学校毕业，考上了都内的一所私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学费要比公立大学的学费高得多。小黄心里算过一笔账，四年学下来光学费这一项，她就要交出去二十多万人民币。精明的她最后选择了在东京弃学淘金之路。弃学之前，她精心设计，抓住机会把中国的男朋友刘生林也办来了东京。刘生林和小黄从前一样，从语言学校读起。小黄仗着自己年轻漂亮，专打晚上的工。晚上工钱不但多还来得容易。这就是日本特色的夜店，吃青春饭的乐园。
很快，小黄就成了小富婆。欣慰和喜悦过后，她又烦恼起来，眼看身份证就要到期了，不去上学，也就无法保证她的签证。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黑下来，继续待在日本打工。这条路很艰险，随时随地有被抓住的可能。另一条路就是回中国，这一条路是她不愿想的，从此就意味着失去了来财之路。
经过周密的思考后，小黄居然在绝望中发现了人生的第三条自救之路，那就是要想方设法找个日本人办假结婚，以这种名义继续留下来。
小黄有机关算尽的本领。
在多个男人中，小黄最终选中了田中。田中是个年近五十岁的独居日本男人，在一个小公司做推销员。人老实本分，见到女人爱红脸，常到小黄打工的那家夜店来，来了就专找小黄聊天，偶尔也会说一两句中国话。小黄根据种种迹象推断，田中是喜欢自己的，只好给他来个请君人瓮了。
于是，黄洋玲选了个吉日，请田中去中国料理店吃了顿中国的北京烤鸭。吃饭的时候，小黄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向田中哭诉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并一五一十地交代说，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她只不过是想和田中办个假结婚。思来想去，只有田中才是她唯一能信赖的人，也只有田中才能帮她摆脱眼下的困境。
小黄的这一番话让田中好感动。五十来岁的单身男人，哪里能经得住这个。
绝顶聪明的小黄真不愧为喝黄浦江的水长大的，她边说边泣，有时还泣不成声，戏不但演得真，还令田中感动得不能自拔，他是个物真价实的童男，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这场面，当时，他就呆了。
本来就对小黄有好感的田中，最看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眼泪。更何况，小黄开给他的价码又实在是高得令他完全没有想到。
“田中先生，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在你给我签证的三年中，我每年付给你一百五十万日元，直到三年后我拿到永住签证为止。至于房子，我决定租一套一户建的房子，房租由我来付，水、电、煤气，咱们各付各的，你住一楼，我们住二楼，你看怎么样？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不知你认为这个方案行不行？如果不可行，咱们再一起改，怎么样？”
受宠若惊的田中，只是喜滋滋地在心里拿小黄和日本女人做着比较，觉得这么爽快的事，日本女人是绝做不出来的，她们只知道在男人身上搜刮，直到把对方搜刮得破了产，再一脚踢开为止，哪里会为了爱做到这种地步。在他佩服黄洋玲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为她办这件事，无论是人是钱，对他来讲，都太具诱惑力了。
田中和小黄办理完结婚手续之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搬到了同一个屋檐底下，他们三人能够和平相处，全仗着小黄从中周旋。她生性快活爱笑，笑时便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显得天真无邪，她又特爱讲笑话，有时还喜欢吹吹牛，大家的烦恼，往往就在她的欢笑声中被溶化了。公平地说，小黄和田中的关系，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周末的时候，小黄又会为他们做上几盘小菜，楼上楼下，三人聚到一起喝上一杯。有时，他脱下的脏衣服，还会被小黄洗净叠好后，放在他门口外边的椅子上。这一切，都让一直独居的田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温馨的感觉。他很自得，很享受，认为自己的选择很正确，很伟大。
近年来，在日外国人假结婚的现象大幅增加，人国管理局也非常警惕。特别是在审批在留资格期间，会经常突然袭击般地打来电话，询问核实一些情况，有时甚至会在半夜打来电话，看双方是否真的住在一起。
每当晚上有人打来电话时，都是由田中第一个来接听，当听到问：“你妻子是否在家？我能跟她说几句话吗？”
凭着嗅觉，田中会判断出这是人管局的试探电话。此时，他就会不慌不忙地说：“请你等一下，她正在洗澡，我这就去叫她。”
每次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不漏任何破绽。这样平静相安无事地过着真假夫妻的生活。
入国管理局也会信以为真，顺利地为黄洋玲一年年地办理着合法的定住签证。
由于入国管理局经常会在晚上来电话，后来小黄才不得不辞掉了晚上的夜工，委屈地跟我们一起来搞清扫。她才不在乎大郑那种没长脑子的女人。对自己，她也很有把握，等拿到永住签证后，就可以再用此方法救活她真正的男人了。
对目前的清扫工作，她只把它看成是人生特殊时期的过渡罢了。大丈夫应该是能伸能屈，她不会在这里混饭吃的。就是将来去风俗店，也比这样空耗生命强。只是现在时机不到，她不能在关键时刻轻举妄动。
我们公司里那位好色的主任，自打小黄来了以后，就把目标从大郑身上转移到小黄那儿，现在，他经常邀请小黄去外面吃饭。据说，主任的老婆在老人设施里刚刚去世不久，主任为此得到了一大笔保险金。小黄先是拒绝，后来，推不掉时，她就顺便叫上大郑，她没瞧上这位主任，更不会为此与大郑争风吃醋。她们在这件事上，目标一致，调戏调戏这个不知深浅的骚老头儿，给枯燥疲惫的生活增加点儿调料罢了。
那一阵子，主任被大郑和小黄操纵着，我们几个中国人也跟着浑水摸鱼，正经过了一段自由散漫的快活日子。与此同时，大郑也借机介绍进来两个中国人，主任碍于面子，都网开了一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叫王秀。听大郑背后讲，王秀和她丈夫都是从中国福建偷渡来日本的。在中国还留下了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由王秀的婆婆照顾着。大郑就这德行，为人办了善事，长舌头一传，又把人给得罪了。
偷渡者最忌讳的话题就是“你是哪儿人？什么时候来的日本？现在住在哪儿？一天打几份工？”
这些对正常人被视为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就有被监视、被审查之嫌。
有时不必刻意地询问，只要留意听听对方的口音就会断定对方是哪儿的人。再看看小王的腿肚子，突起的静脉血管，像一串串趴着的大蚯蚓，就不难猜出她一天的工作量有多大。真是挺可怜的。
王秀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后，大郑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地念起三七来：“我这一辈子最讨厌的人，就是不讲信用的人。”
正在更衣室换衣服的人，一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善于挑衅的大郑又要向谁发起战争了？
“请问，是谁对你不讲信用了？”只有小黄有胆量接她的茬儿。
大郑别过脸去，冲着小王：“我说，小王你还没有开支呀？”
小王沉吟片刻：“我这几天太忙，还没顾得上去银行。”
“我跟你说，你忙个尿我不管，在日本就没有闲人。听着，赶快把一万五给我拿来！”
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大郑在向小王讨要工作介绍费。
这件事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清醒地看到，可爱的同胞，有时候也很可怕。要牢记，在日本是没有人会白白为你服务的。为了能安定地生活，不欠下别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一了，无论对方为你做了任何益事，都是需要回报的。这里讲的是金钱，而不是人情。
见大家心态复杂地盯着她看，大郑毫不在乎地说：“在日本这地方打工谁都不容易，本来是讲好的价嘛，最好是谁也别装糊涂，现在一个月都过去了，咋还不给？”
“我知道了。”小王羞愧地笑笑：“明天就给你带来，不会忘记的，郑姐。”
主任和一个干瘦的日本老太太走了进来。同胞们像是听见喊口令一样，“刷——”地一下安静下来。
小黄眼睛眨了眨，用日语问大郑：“你这套衣服可挺漂亮，是在日本买的吗？”
“那当然，我的衣服都是在这儿买的，从中国带来的全都扔了。”
“看看，说你胖你就喘上了。又开始吹上了。”
“小狗跟你吹，你看看，我哪件衣服不一万以上！”
“你可是大财主啊。那你还在乎那一万五？”
大郑刚想发火，小黄“嘘——”一声止住了她。
大郑憋了一会儿，脸像鸡屁股一样红。还是憋不住地嘟囔：“不在乎多少钱，讲好的就得讲信用，这人咋这德行！“
她说完，气愤地一摔门走人了，走廊里一串高跟鞋留下的脆响声。
“好像她就不是这德行！”
山下智子是我在清扫公司的第一个日本朋友，也是唯一的一个朋友。她是个小个日本人。不但身材瘦小，还小手小脚，乍看上去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其实那一年，她已经五十岁了。
我们的工作除了清扫厕所和楼道外，还要负责每个月运送塑料袋和手纸一次。打扫厕所，山下确实干得既麻利又细致。可运材料时，由于她个头太小，就显得很吃力。每到这时，我就悄悄地凑过去帮她一把，这本来不算什么的举手之劳，却叫心地善良的山下心存感激。一来二去，我和山下之间便亲热起来了。
日本人喜欢把自家树上结的果实采摘下来送给邻居和朋友吃。山下也一样，喜欢把新鲜稀奇的东西送给我。甚至连她去外地旅游回来时，也不忘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让我们大家品尝。出于回报，我偶尔也带些自己做的包子、饺子给她吃。
她很喜欢吃，边吃边很专业地眯起眼，咂吧着嘴慢慢地品尝。然后，冲我伸出大拇指：“好！你的饺子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特别是这皮儿，真有弹性，有咬头儿！”
受到她的表扬，我很高兴。在那种环境中，总算找到了一点善意的温暖。
起初，我们之间的接触也只限于这些，后来，时间长了，我们就渐渐开始聊一些家常，她很耐心地帮我纠正日语的发音，聊来聊去，就扯到了彼此的家庭。
直到有一天，我震惊地得知，山下至今还是独身，她父母病逝后，不但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还在东京都心的寸金之地，给她这个未婚的独身女儿留下了一栋价值上亿的豪宅。
我很是不解地问她：“以你家的资产来看，完全没有必要出来工作。不像我们都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条件，就是想工作，也不必干这个，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这更好的工作嘛。”
“我不明白，什么样的工作能比这个更好？”
我不解地打量着她，看她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就诚恳地，，t她讲：“比方在办公室干点事务性的工作。”
“不行，办公室的工作我可干不了。我过去干过，那环境会让我压抑，我很不快乐的。”
我揣摸着，想必她有她的难言之隐。不去办公室，也不能来扫厕所呀。我极力克制着，没有把后面的话如实地讲出来。那就是，在我们中国，打扫厕所是最低下的工作，是最没出息的人才干的。我要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干这个的。
虽然我没说出口，她还是在我的脸上，读到了我的心声。
她很平淡地对我说，从内心来讲，她真的没有觉得扫厕所有什么不好，在她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扫厕所了。那时候，她除了在家扫，也在学校扫。这是她就读的那所重点高中每周必修的课外活动，而且这项活动大家都是自愿参加的。每到这一天，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光着脚清理厕所。从小便器、洗手池到地板和墙面，大家都细心卖力地清扫，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洋子，你不知道，当看到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得焕然一新的环境时，心里是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而办公室就不一样了，那里往往人际关系很复杂的。”
山下欲言又止，我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山下生性胆小怕事，又特爱害羞。
山下说，大概从那时起，她就把打扫厕所当成了自己的一种兴趣。
山下声音平和，讲得自然毫不做作，脸上还带着一种满足般的神往。
我相信这是她的心里话。
我听后竞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打小，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我，从小就接受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的教育，并早已熟记掏粪工人石传祥的名字和他的业绩，可还是无法理解，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山下智子的高尚情操是怎样培育起来的？！
她的话令我汗颜，也令我震惊。
来到日本以后，有很多事情都是用中国的观念无法衡量、无法理解，也是无法解释通的。这就是我所不认识的日本。
这件事对我内心的冲击力是很大的，不能想当然地看日本，看周围的一切事物。很久之后，我慢慢平静下来，换了一种心态生存。当我再路过东京街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橱窗时，我不再因为自己的衣衫普通而自卑。再看到满街衣着光鲜的阔佬贵妇时，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尊贵风光罢了。我挺起了胸脯，赶走了自卑，开始重新给自己定位。
从此，我的心里对山下多了一份敬重之情。常常会无意识地暗自同她比较，比较之后，就不再感到身处卑微，反而有种轻松和释然，心里也就平衡了许多。
不久，又进来一位叫迟平的中国女留学生，暂时由先辈山下带着一起干。
此人刚来时，有点儿另类，尽可能地避开中国人堆儿，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时，即便头碰头走个对面，不得不打招呼时，也是“哼哈”着极力回避对方的目光，好像她心里藏着什么事儿似的，给人一种极不自在、极不坦然的感觉。
本以为高深莫测的迟平日语没有问题，可是，几个回合下来，她就露了馅儿。
山下叫她把泡沫拿来，她递过去一块抹布，山下说今天该补充材料了，她却拎起了工具箱。哭笑不得的山下悄悄地把我叫过去帮忙翻译一下，迟平不作任何解释，也看不出有丝毫的尴尬，只是讨好地抱住山下的胳膊，冲我嬉笑着，一口一个“姐”地叫着我。
那时，我才感到其实她很会来事儿的，只不过她认为没有必要交这些人罢了。
迟平发现山下和我关系不错时，就开始主动跟我套起近乎来，并主动向我说，她原本在中国安徽省外贸总公司工作，也挣了不少的钱，只是为了来日本寻找梦幻般的另一种生活，才来到这里留学的。没想到来了之后，还要干这种工作，真是气死了。她见我似信非信的样子，就拐了个弯儿，莫名其妙地跟我说，她的爸爸原来是省委的干部，哥哥是驻外的武官，连她妹妹都进了省委组织部。
她很会吹牛，却没有打动我。她编织的故事离我的现实生活太远了。
我也暗示她，别再漫无边际地吹了，大家的境况都差不多，谁也不会笑话谁，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
我转念又一想，也许迟平跟我当初的感受一样，是虚荣心在作怪。为了帮助她消除心理落差，我就把山下的事情讲给她听。
迟平听得很认真，只是眼睛依旧避开我的目光，盯住她自己的脚尖，她的脚尖在光亮的水磨石上蹭来蹭去。
我敏感地觉察到迟平情绪上的变化，但又觉得奇怪。她这个人，真叫人捉摸不透。
很快，她就从沉思中恢复过来，意味深长而又不以为然地说：“姐，你可别听日本人瞎吹，她要是真那么有钱，来干这个？打死我我也不信哪。”
让她说的，一时还真是难辨真假美猴王了，而我却忘了“人无打虎心，虎有伤人意”这句话的含意。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怀疑，那就是关于迟平的家事。自她跟我说后，无论我信与不信，都没有向外说过一个字。奇怪的是，这件事很快在公司中国人小小的圈子里，成了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
迟平一边鼓励大郑为她宣传，一边又嗔怪她的好事儿和多嘴。对诡计多端的迟平，大郑有点云里雾里看不透了。
她有时趁迟平不在就抱怨：“这个迟平真叫人捉摸不透，就她家那点破事儿，一会儿让我说，一会儿又不让我说，真他妈的怪啦。我说，在日的中国人都咋了？个个都快成他妈的神经病了。”
大家都不做声，生怕哪句话不当会引火烧身。
大郑心里犯嘀咕地扫视了一圈儿，最后开始点将：“小黄，你们上海人尖，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小黄轻蔑地一笑：“你这人真是的，讨教的时候还不谦虚点，说穿了，我们就是不跟阴险狡猾的人打交道。”
“我说，这个人怪怪的不假，倒不至于阴险吧？”
小黄立刻收起笑容，大声制止道：“你看我干什么？我是说我不跟那种人来往，可没说她就是那种人啊！”
“喂，喂！”有人急着给小黄打暗号。原来，迟平和山下一前一后说笑着走了进来，大家相互使着眼色闭了嘴。
同胞们的警觉和孤立，看上去丝毫没有影响迟平的情绪，她把精力全部投到山下的身上了。除去讨好体贴入微外，她也开始变得勤快起来，与初来时的她，简直判若两人了。
山下就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夸迟平，说这个留学生真是又懂礼貌又能干。刚来时都听不懂日语，现在提高得这么快。中国人聪明啊，真令她刮目相看。
我点着头，就是不敢妄加评论，精于算计的迟平，让我看不清她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没过多久，山下又来找我，用商量的口气问我：“洋子，有件事我也不知道这样办妥不妥，迟平她提出来要搬到我家里来住。日本人是不会……”
看着话说了一半的她，我不禁愣住了：“她为什么要搬到你那里去？”
山下寻思着慢悠悠地说：“大概是我家离她的学校近，她想让我教她日语。我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她，又寻思着家里房子确实是挺大的，来个人也好，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寂寞了。迟平说她也会做饺子皮儿。细想想，这也是件挺快乐的事儿吧？洋子，你们中国人怎么看这件事儿？我不太了解她，又没人去商量，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心往下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要是别人也就罢了，不过，迟平这个人不好说。恐怕十有八九，山下是要引狼人室。可是，我又不敢明言，只是心疼地看着山下光洁晶莹的眼睛，快五十岁的人了，她的眼睛里竞还是一片纯情。我既不忍心伤害这样的人，又不能毫无根据地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的同胞说三道四，只好委婉地提醒她：“你一个人住惯了，冷不丁地搬进一个人来，你恐怕不习惯吧？”
我的话反而叫山下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她脸红红地对我说：“我确实这样想过，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就说过我这个人很特性的，我也担心过，不过，只要想想，在刮台风下大雨的夜里，我一个人在那大房子里的感受，也是挺吓人的。”
我不由得联想到自己为没有好住处所经历的煎熬，就劝她：“你呀，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啦。要怕，就赶快物色一个男朋友吧。”
山下凄凉地笑笑：“这个嘛，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如果真的没做好准备，就开始准备吧。那件事再好好地考虑一下，不要太急了啊！”
这件事大约过去两周以后，本以为平息下来的我，突然受到迟平的邀请。
“姐，今天下班后先别忙着回家，咱们一起去吃顿中华料理怎么样？”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要去吃中华料理？”
迟平脚步轻盈地赶上我，拉住我的胳膊笑着：“姐，求你了，去吧，我都订好了。”
“就咱们俩？”
“还有山下。”
莫名其妙的预感终于被证实了，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谎说家里有事儿，坚决地谢绝了她的鸿门宴。后来听说，我走后迟平邀大郑作陪去吃的这顿饭。大郑到了饭店后才知道她原来也请了山下。
一路上迟平跟大郑说，她本打算最近搬到老师家去住，老师家的房租很便宜，正在向外出租，可是，自己过去答应过山下，就没敢答应老师。现在山下没动静了，倒弄得她左右为难了。
我听后，真羡慕年轻人的脑子，急转弯儿转得太快了。“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是太聪明了！
大郑是个爽快人，一听就不假思索地大嗓门喊起来：“那你还等个尿？那还不容易，你就直接问问山下，当面锣对面鼓地一敲，问明白就行了呗。”
大郑上了迟平的当，这次赴宴，她果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不久，迟平果然如愿以偿地搬进了山下家的豪宅。
国人开始私下里议论迟平手段的厉害，虽然她来的时间不长，却能不露声色地利用着周围的一切人。当然这里面有羡慕也有嫉妒。总之都说她是一个过于有心计的女人，了不得。
当时，我不敢断定，迟平仅仅是为了每月省下几万日元的房租呢，还是想利用山下达到其他的目的？总之，我觉得迟平绝不是个等闲之辈。
算计完山下之后，她又多次向我提出，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孤儿二代结婚？我只好回绝她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合适的。可迟平的韧劲儿也真叫我佩服了，她不羞不恼地继续嘻嘻哈哈地纠缠我，到后来，她竟恬不知耻地挑明，她要学小黄，想和我先生假结婚，她付给我们一百五十万日元，还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有身份不用也白不用……听罢，又气又恨的我只回了她一句话，请不要在我们身上浪费精力了，按年龄，我们能做你的父母了，我们再穷，也不稀罕那一百五十万！我们想在日本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我们要长久地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们不能有一丁点儿污点。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想着她还年轻，她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可气的是，这样的事儿也亏她想得出，做文章竟然做到了我们身上。同时，我也恐惧，不晓得她还能干出什么缺德的事儿来……
多年以后，我心中的这种预感终于被证实了。
秋天，母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我决定辞去这份工作，回国陪伴母亲一段时间。
当决心下定真正要离开这个热闹而又复杂的集体时，我还真有些恋恋不舍。之后好多年，乃至现在，我都和那个集体中的一些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听说，王秀被抓住后已遣返回福建了。乍听到时，我还很为她难过遗憾，后来仔细想想，对于被她扔在中国的一双儿女来说，反而是件公平的好事。人生苦短，她和丈夫在日本已经挣够了回故乡后置地造房的钱，对她和孩子来讲这也算是公平的。
黄洋玲多年终于磨成一剑，她早已获得了永住身份，并和田中早已解除了夫妻关系，现在又与恋人办理了结婚手续，新一轮的循环又在她和刘生林的身上延续着。
大郑已挣够了钱，达到了她心目中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有了钱之后的大郑赶潮流地找了个在日华人搞起了三角恋，并且假戏真做，还在停经前奇迹般地生下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公主。这个爱情结晶生下后，恋人被吓得又鬼使神差般地离她而去。原来那个所谓的恋人，是有妻儿的一家之主，他一看火儿玩大了，又害怕大郑的死缠烂打，就来了个急流勇退，与大郑玩起躲猫猫来。
大郑伤透了心，也恨死了那个男人。俗话说“爱情一结束，仇恨就开始”，真是一点儿不假。
不过，值得佩服的是，大郑可真能干。自从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就一天打两三份工，连怀孕的时候也是这种干法，直到临产前五天才退下火线，真是令我心服口服。
我有多少次感到疲劳不想再干下去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大郑，想起秋月，想起小林子。于是，咬咬牙，挺一挺，我就又坚持下来了。
在日本的这些年来，就是自己周围的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拼命三郎在鼓励着我，感染着我，陪伴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我告诫自己，要尽快积攒下钱，好快些把海洋和丹丹办来。另外，海岩和海燕还都没有成家。可怜天下父母心，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心啊！
至于迟平，传说她已由诈骗而变成了逃犯，现正处在追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