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丰岛园_3. 定居东京_纪实·历史_文狐网

告别丰岛园

3. 定居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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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日,是我们这批归国者出所的日子。四个月飞一般地过去了。我们这群人如同被所泽这所学校放飞的鸟儿一样,从此要飞向日本的四面八方,奔赴各自的新家了。
       来到东京,我们的第一个落脚地就是丰岛园。租的第一处住房,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用积木搭成的那种小屋。这种木头房子共分为两层,我们夫妻和孩子都住在楼上。楼下住两家,孩子楼下住着一位伊朗人,我们楼下是一对老夫少妻的中国人。
       这种木质材的住房被日本人称作一户建。一户建住宅,建材全部使用木料,其优点是通风透气,而且重量较轻。在日本这个多发地震的国家,这种建筑很受欢迎,往往是有钱人的首选。
       对于没钱的我们来说,优点反而变成了缺点,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空调,只能任天摆布。在北方生长的我们,在烈日下的木板房里,初次尝到了汗如雨下的滋味。冬天我们在阴冷的被窝里,看着窗外落光了叶子的柿树枝,一只乌鸦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叫得令人心里发颤。

       生活安顿下来后,我们一家四口都如愿地进入了拓殖大学学习。两个孩子进了白日班,开始努力地学习日语,为能尽快地融人日本社会,为今后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日本公民,开始了他们的人生新路程。
       我和先生被分在拓殖大学的夜班学习,每晚六点开始,九点结束。白天的时间属于自己,过度的宽松、自由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那一段日子,我们成了东京真正的无业游民。
       无业游民的日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现实,就如同掉进了生活的泥沼一样艰难。
       但是,我们又必须正视现实。在所泽的学习时间只有四个月,我们那时候的日语水平,充其量也只能说些日常生活中的问候语。来到东京后,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我和先生还可以再学八个月的日语。在这八个月里,可以接受生活保护费,因为当时还没有给付金这一说。接受生活保护费本是难民的待遇,但是残留孤儿并不是难民。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从本质上混淆了孤儿和难民的区别。据说,这个错误的制度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已有两千五百多名孤儿回到了日本,并且有百分之七十的孤儿接受了生活保护费。
       生活保护费是由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支付的公费。可以报销一定数量的房费,像我们找的这种房自然超过了最低的限制,超出部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孤儿及家属在这期间如果有病,国家会替我们买单。在东京都内,坐公交车也可以免费,就像中国如今流行的七十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一样。政府给的生活费,虽说让我们不能天天吃上寿司,喝上啤酒,但也决不会饿死我们。不公的是,孤儿不是难民,造成我们不幸的是日本,是战争。
       在孤儿接受生活保护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身元引受人(来日本的保人)和生活指导员(翻译)在指导孤儿的生活时,也会不断地给孤儿施加压力,催促我们早日自立。
       我们不敢吃好的,不敢穿漂亮的,一来没钱,二来怕被人说“生活保护费是国民交纳的税金,是国民的血汗钱”。
       在东京,我们摆脱了在所泽时被人监督的“甜蜜”集中营的生活,过起了无忧无虑的日子。这无忧无虑中又夹带着些提心吊胆,和偷偷摸摸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六月过后,东京的天“呼”的一下就热了起来。
       我们在这间木板房里过了一夏天“桑拿浴”的日子。那时候,我和先生晚上从学校归来,尽可能慢慢地走,真恨不能就住在外边。外边有风,比家里舒服啊。那时候我们才感觉到,什么叫有家不能回。
       全家人的情绪也随之低落下来。天天盼着阴天,盼着下雨。东京的夏天,不像故乡哈尔滨那样凉爽惬意。
       东京的夏天,要从七月初开始,直到九月底才能告一段落的。没有空调的日子里,我和先生就这么一天天地熬,一天天地数着,艰难地度过了东京的第一个夏天。
      先生患有高血压,患有高血压的病人似乎比常人更怕热。那时候,他每天起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要看见太阳火辣辣地升起来,就会黑下脸来,急匆匆地装上一瓶水,去图书馆避难。我曾好心儿地拿来血压计,天哪,高压都超过了一百八啦。有时,我担心他,不让他出去,他就会大发脾气,越是着急,血压就会越高,无可奈何的我,只好任他去了。
       海岩和海燕心疼爸爸,劝我赶快买台空调安上。我和先生商量,他想想说:“怕的是买得起马,置不起鞍哪。”我明白他的意思,即使买了空调,一个月得需要多少电费啊,我们那时心里是真没有数呀。
       再说,日本人都不会在夏天买空调的,这是应季商品,买也得等到冬天。
       那时候,除了空调以外,我们家最需要的就是自行车。为了买便宜菜,就得骑自行车去偏远的商店。买台新自行车差不多得一万三千多日元。捡台旧的吧,东京的垃圾可不像所泽那样到处可寻。这里的垃圾是分期分点的,过了收垃圾的钟点,大街上千干净净,光光溜溜,一毛不剩的全被收走了。这就是大小城市的区别。在所泽时捡垃圾,是人多势众,可以不在乎。在东京,别说捡,走过垃圾堆时斜眼看看,都会感到脸上热辣辣的,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做贼心虚吧。
       搬进新家近两个月了。我们只是搬来时,依照日本人的习惯,给一楼的两家邻居送过毛巾之类的礼品,平日见面问个好而已,还没有和邻居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在日本,大家都很忙,忙着挣钱。不过,一楼的那个老王,他老婆倒像个例外。老王家门口是我们来回的必经之路。每当经过时,年轻的女人总要拉开门,探出头来笑笑:“姨,你回来啦?”她高挑身材,五官端正,一说一笑,带俩酒窝,属于很会讨人喜爱的那一种。
       我们用中国话一搭腔,她马上兴奋地自报家门,原来她也是哈尔滨人,今年三十五岁,名叫艳芬。
       艳芬半敞着门,斜探出大半个身子,浑圆结实的胳膊支在木楼梯的墙壁上,她的胳膊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的先生趁她支胳膊前抢先一步,踏上了楼梯,回头笑笑:“慢慢唠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还亲呢。我索性后背靠墙,和艳芬开始了第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姨,你们是归国孤儿吧?”
       见我吃惊,艳芬忙解释:“其实,我们家老王,就是跟一个残留妇人的后代来的……所以,我听说过残留孤儿的事儿。”
       “那你跟老王?”我欲言又止。
       艳芬倒不在乎,爽快地笑着,自打圆场:“他们早就离了,我是后来跟他的。”
       “你们老王真够福气的。”我这么违心地夸奖的时候,不由地想起了老王那个秃头顶,油汪汪的脸上,长着一双鼠眼。走起路来还一摇一晃的,像个十足的地赖。
       先生听了这件事之后,嘱咐我:“别惹事,少掺言啊。这种人往往爱起疑心,邻居住在一起,还是敬而远之好。”
       想必是艳芬过于寂寞的原因,有了第一次接触之后,只要她不打工待在家里,只要我们从她家门口路过,哪怕是踮起脚尖悄悄地走,她都会冷不防“吱“地一声,把门拉开,笑盈盈地冲出来和我搭讪。
       艳芬说,老王比她大十多岁,在她之前,老王已经结过五次婚了。也就是说,老王已经把五个女人先后办来日本了。五个女人,来日本混个合法身份以后,又都先后嫌弃他,离开了。
      “我是他办来的第六个啦!”

       我只能默默地点头,不知该如何回答。
       “反正我也是离婚的……还有个女儿在哈尔滨呢。”
        “多大了?”
        “十一了。跟我妈一块儿过。”
       艳芬往往讲得眉飞色舞,仿佛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讲他人的故事一样轻松。
       艳芬很矛盾。她不满意老王,又不得不委屈地跟着老王。她要老王帮助她,取得永住权,这才是她嫁给老王的唯一目的。老王也不是个傻帽儿,他经历了五个女人先后抛下他另攀高枝而去,哪里还会轻易地再上这种当。他就给艳芬来个半年一签,半年之后,又给改为一年一签的居住签证。其实,像老王这样有永住身份的人,婚后可以直接为配偶办理一年签证的。连办两年后,就可以办理三年的签证。只要能如愿得到三年的签证,当年就可以向入国管理局出示各种证件,并附带给法务大臣写一封信,永久居住权就到手了。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让老王给复杂化了。因为老王深知,永久居住权到手之日,也就是他和艳芬分手之时。他不怕麻烦,宁愿半年跑一次入管局,也不肯轻易地把便利让给他的心爱。
        艳芬很快就识破老王的诡计。
       于是,楼下的战争开始不断,并且逐步升级。
       夫妻之间的战争,别人越是劝,就越会变本加厉的。如果不睬不理,也就自生自灭了。
       只是老王和艳芬之间的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老王洗完澡发现钱包里的钱被艳芬偷走了,就气急败坏地怒吼:“你个臭婆娘,敢情你还是个贼呀。”
       艳芬泼辣地与他对骂:“那怎么叫偷呢?那是你该付的,我来例假了,你还要干,不要脸,还说什么谁管你白的红的,反正我得把我那点东西蹭出来。你说,你是人吗?”
       “啪!”一声脆响之后,便是两个人抓挠在一起的厮打声。
       我们这栋简陋、陈旧的木头房子不隔音,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就像发生了三级地震一样,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我们搬离那里两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过艳芬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和老王分手了。老王的上司为艳芬租了间房子,她已经把女儿成功地办到了东京。
       “拿到永住了吗?”我担心地问。
       “没有。这个王八蛋。我想,我再跟他靠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姨,你说我都快四十了,我跟他靠得起吗?”
       “今后你怎么打算啊?”
       “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现在的房费也不用我交。打工挣的钱足够我们娘俩花的了。”
       听艳芬的口气,她挺知足的。她没道破,我也没好意思问她跟老王上司之间的关系。据说那位上司是有老婆的台湾人。“要当心啊!”这话到了嘴边,我又转了弯儿:“你们对门的伊朗人还住那儿吗?”
        “他好像上个月回伊朗了。”
       长着浓眉大眼的伊朗人不大爱说话,整日里筋疲力尽的样子,好像在东京干着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
       “住那破房子的哪有富人哪。姨,你说我傻不傻,当年来日本看老王住那破地方,就不该跟他这么多年是不是?真后悔……”
       快乐幸福的生活大概过了不足一年,艳芬又打来了电话,这次垂头丧气地说:“姨呀,我要回国了。”
       我下意识地“啊”了一下,正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艳芬又换了一种口气:“反正我钱也挣得差不多了,回国后我去烟台,在那儿买套房子,再开个小买卖。”
       我默默地听她讲着她回国后的宏伟计划,想起老王说过的话,艳芬过去就是个干小买卖的。他们打仗时,老王骂过“操你妈的,老子下辈子就是打光棍儿,也不再找你这干小买卖的,真他妈的难缠”!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艳芳的任何消息,至今也不知道她人在何处,过得是否幸福。想起艳芬时,就后悔当初没有留下她父母的联系电话。

       数月后,我和先生成了东京名副其实的无业游民,整日闲散地在四周转悠。用先生的话说,这叫熟悉地形。我和先生不一样,天生是个方向盲,对地形不感兴趣。先生呢,凡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首先要了解那儿的地形、地貌,交通方不方便啦,周围有什么名建筑啦,特别是对住房的朝向非常看重。别说,经先生指点,我还真在住房的朝向上悟出点儿道理来,住朝南和朝北的房子,真是犹如天堂和地狱。
       东京都内,人口稠密,住宅狭小,寸土为金,能住上朝南的有着明亮玻璃窗的大房子,也成了一种奢望。
       无望中,我们常常会想起留在中国的那套大房子:从早到晚,洒满阳光的房间里,三只可爱的狗儿,翘着尾巴,在光亮的地板上跑来跳去,欢快地从这一间又滚到了那一间……那时候是多么的幸福哟。美妙的时光一去不返。快乐就让我们这么轻易地葬送了。
       那时候,国际电话费还很贵。不像现在几乎成了免费的了。时代的进步,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也大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时候,我们只能每月打一次电话,还不敢多说。电话交谈中我知道妈妈还好,海洋在上班。据说海洋的同事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的工作也不错。
       当时,我们在东京的生活虽然如此困难,可在国人的眼里,就像是一步登了天。好像一旦和我们搭上关系,就能够轻易地来到日本过上幸福生活一样。渴望出国的人,这似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海洋自然成了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听我妈说,我们走后,来我家给海洋介绍对象的人陆续不断,前来打探情况的也大有人在。那一年,海洋二十四岁多了,虽说找对象早点,可我们都不在国内,如果能碰上个好姑娘,那也是我们巴不得的事情,海洋也好有个人照顾。
       我们开始着手办理海洋来日本定居的手续时,还不大会说日本话,办理这个手续相当复杂,需要身元引受人出面,还要等待先生加入日本籍以后,才能把海洋办来。我们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朝着这个计划靠近。
       起初,我们在日本的家就像日本大多数家庭一样,没有床,每天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地生活。这种生活让我感到不方便又不习惯,有时,甚至就觉得自己像一只狗一样,活得很窝囊。

       曾发狠跟先生说:“咱们宁愿吃不上新鲜的菜,宁愿不吃生鱼片,不喝啤酒,不拎名牌包,不穿名牌衣裳,也得买台空调,买张床。”
       等到秋天空调掉价时,我和先生才去秋叶原买回了一台。我们又从池袋订购了一张双人的紫檀色木床。这两样东西,是我们来日本后添置的头两件贵重的东西。想想狗爬的滋味,想想一家人在火一样的夏天有家不能回的滋味,我不心疼更不后悔。
       没有语言,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钱。只有我和先生,常常是大眼瞪小眼地干坐着。我们那一阵儿很少说话,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探讨我们来日本到底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我们有点儿厌倦了。
       孩子们太忙,无暇顾及我们。他们白天上课,放了学饭都顾不上吃,就跑到二十四小时店去打工,半夜才能回到家。打个招呼,洗洗澡,匆匆睡下。第二天醒来,又匆忙扒拉一口饭,拿起书包往车站跑。他们年轻,语言关过得快,工作也好找。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流淌着。在这种环境下,我又寻到了新的爱好,喜欢上了相扑比赛。这是一种简单的运动,不需要语言,只要记住他们每个人的面孔就行。这种简单的快乐陪伴我度过了最初的寂寞,并迅速成了我强烈的兴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