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营店铺土地被征
这年的春天不算很冷，没有南方冰冷雨湿天气。可一股从没有过令人毛骨悚然且迅速蔓延的非典型肺炎病毒却像一股冷飕飕的阴风一样地从深圳刮起，来势汹汹。首先蔓延到毗邻的香港、南越，并迅速向北京及全国各地蔓延，搞得人心惶惶，仿若世界末日。据后来的病源传染源分析，说一食客在深圳的餐馆里吃了动物果子狸而染上了“非典”病毒，专家认为是果子狸携带病源，导致向人类扩散。
这股阴风刮得很猛很冷，来势汹汹，猝不及防，人们像避瘟疫一样躲避，连家里的大门也不敢出半步。
南越这座大都市一旦出现了什么大事件，不到几分钟南岭就能得到信息，这有赖于发达的电话、手机、BB机等通讯工具及互联网信息。“非典”的出现，很快，出现了许多谣言，说这种病毒暂时没药医治，后又说加碘食盐和板蓝根冲剂可预防该病，许多市民听到这些消息开始大肆抢购加碘食盐和板监根冲剂等中成药，风潮很快波及到这座小城，盐价飚升，一袋一斤装的加碘食盐从一元多飚升到十元十五元，并抢购一空，市场连食盐也难买到；板监根冲剂这类中成药价格也飚升，人们大量囤积，有些人购买到的食盐可以吃上两年……而一部分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说政府没有了盐、没有了药……政府部门见此迅速辟谣，并向市场投放了大量加典食盐、板蓝根冲剂，没有盐、板蓝根等谣言不攻自破。一些人为躲避这“瘟疫”不敢出门半步，留在家中。
麦惠怀孕了多月，黄中王见“非典”来得这么迅猛，只好带她躲藏在自已家乡的别墅里，隔离人群、社会，让她好好休养，生意上的事由四眼王林打理，他陪着麦惠，吩咐王林有什么事就打电话过来。
“非典”过后，黄中王做了父亲，没结婚的麦惠生下了一个儿子。
第二年的春季，令黄中王意想不到的是，他签约经营二十年的废品收购店在经营了十来年后，这十来亩的废品收购场地因城市的扩展被政府划入征收范围，并责令其废品公司在半年内撤走、搬离。征收了废品收购场地，这无疑是把黄中王的饭碗打烂，这生活就没着落了！虽然政府征收这个场地会补偿一笔费用，但没了饭碗，难道会天掉下大饼给他吃、给他生活？这块土地是租赁的，不是黄中王购买的，政府要征收，政府只有同业主商讨，也就是同供销社商讨，而他却一点话事权也没有。经营的场地没有了，揾食就更艰难了，虽然他可以到其他地方租赁场地经营，但毕竟这是他发家的地方，加上要租赁到现在这样一块大的地块，在城区周边已很难找到，且租金昂贵。
他想来想去，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政府要征收，自己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破坏，他的心凉了，想来想去只有出了下下策，就是发动旗下的百来人收买佬到县政府上访、请愿，要政府履行合同，不要强征这块地或要求政府延缓几年征收这块地或要求政府划拨出另外一块一样大的地给他作废品回收的场所。事情闹得很大，那些收买佬本来就是最底层的人员，在夹缝里生长，他们听到黄中王的号令，不论对错，很快一呼百应答应到县政府上访。
2、组织人员无理上访
这天十点左右，平静的县政府大门前，突然出现了一群上访、请愿的人，他们踩着破旧的三轮车或开着三轮摩托车或徒步从四面八方走来，向县政府大门口聚集，他们大多穿着破旧或邋遢的衣服，有些人还携妻带儿，堵塞县政府的大门，闹闹哄哄的喊着口号。
县政府驻地有六十多亩，是一座花园式的大院，八十年代初建成四幢四层高的办公楼及一些楼宇，分设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等办公场所，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及县委办、县府办等等及一些主要局也在这里办公，内有小礼堂、广场、蓝球场、停车场。
当这些人陆陆续续到来，守门的保安已将大铁门紧闭，只留下一个小侧门让办事的人员进出，驶入大院办事的车辆办完事后出不来只好停在大院里，而要到县府等机关办事的车辆只能载办事人员到了县府大门口，让办事的人员下车从小侧门步行到院里。
当时，信访办及政府办的人员对这样的事已见惯不惯，没有放在心上。上访的人很快打出横额：“政府为民，给碗饭吃”“不要砸烂我们的饭碗”“延迟废品地块的征收”等等。
起初麦守田只带来了十多人，慢慢地，人员越聚越多，到了十一点左右，已把县政府的大门堵得密密实实，水泄不通，连门前的中华大街也堵塞了，过往的车辆在交警的指挥下绕道而走，而进出的办事的人员也只有从大院的后门进出。
黑压压的人群如蜜蜂般聚在蜂巢里一样，封锁了县政府大门口。公安第一时间接到保安的报告，马上集结了上百人的队伍到来，站在大院内的门口里候命，他们穿着整齐，威风凛凛，手持盾牌排着两列整齐的队伍在院内的道路两侧，也有部分警察在大院门外的大街上维持秩序、交通，指挥过往车辆、行人，绕道而行，驱赶那些看热闹的闲散人员。
这次上访，黄中王没有出现在现场，他用电话遥控指挥着他的岳父麦守田，现场全权由岳父负责。麦守田觉得自己能有今天，全靠女婿黄中王的照顾。他对黄中王心怀感恩，什么事都言听计从，在这次上访中，他全心全力地投了进去，他带领的收卖佬大多都是河南人，可谓一呼百应。
黄中王出此下下策是有原因的。近年来，政府最头痛的就是上访户。上访户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满一些基层政府的处理方式，动不动就越级到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上访，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政府在解决上访的事上花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
南岭有一个上访户叫何江，他妻子患有尿毒症，在县人民医院医治期间死亡。妻子没医治好，他还欠下了一笔昂贵的医药费。他认为是医院的责任，要求医院给一个说法。就这样，他认定是医疗事故，住院昂贵的医疗费用一分不给医院，还经常到政府上访，要求政府赔偿五十多万元。
经过多次调解，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减免了他妻子在医院医治的所有费用，他要求政府赔偿的赔偿金政府坚决不给，政府没有先例，一分不赔。政府不赔，他隔天差五就来县府上访。他认为，政府肯为妻子的医药费埋单，证明医院是有过错的，才会去支付这笔医药费，否则政府哪有这么大方？就这样，他一根筋认定政府有责任，就天天到镇、县上访，喊冤。
根据国务院2002年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医疗纠纷首先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政府组织了联合法医鉴定小组对他妻子的死亡进行了鉴定，证明他妻子的死因是尿毒症所致，并非医疗事故。他还是不服，继续上访之路。他认为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合法。何江认定政府黑箱操作，他又依照《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将医院告上法庭，经法庭审理，县法院作出一审宣判，何江败诉。但他还是不服，又上诉到市中院，中院作出了终审，当然是何江败诉。此时的何江不知是对亡妻的死心痛还是他认为政府与法院相互庇护，他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医院有责，县、市法院偏袒医院，只好到市、省上访，最后还多次到北京，成了南岭上访的专业户。
何江多年来经常越级上访，都被人阻止，押回。由于上访无门，有一次，他到北京上访时，将妻子放大的照片在天安门城楼焚烧后，准备自己纵身跳下城楼，制造极端不良的事件，幸好南岭的综治信访的人员和南越市驻京办的人员及时赶到在城楼下将他捉拿，才制止了这起恶性事件。押回南岭后，镇信访办只有将他收押交由专人看管，不让他外出。事情还没完结，他已抱着死心，继续他的上访之路。
南岭为了这个上访之人，花掉几十万的财力，镇、县综治办、维稳办、信访办经常到省市及北京将此人押回。南岭出了这样一个上访专业户，镇、县的有关部门头头极为头痛，身心疲惫。此事解决不了，南岭不得安宁，但过纵放任他，若政府赔了钱给他，证明政府有过错，到时将会出现第二第三或更多个的何江，那时就更加不好办不好收场了。县委、县政府定了调，都不敢松这个口子。多年下来，何江上访无数，仅到京上访就有二十多次，而政府所花的费用已超越了他要求索赔的数额。最后，政府根据1982年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无理访”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维稳式劳教”把何江送进了劳动教养所，劳教两年，他这才没法再继续上访。
南岭有一例的上访户更为可笑。有一个年近七十已退了多年休的老干部、老党员，由于退休后无所事事，他又不喜欢与人群聚，或者打打牌或搓搓麻将或看看报读读书什么的娱乐自己的身心，由于他退休金丰厚，年轻时就经常与那些不正经的女人鬼混，到老时更喜欢“老牛吃嫩草”，经常到城乡三不管地带烟花柳巷里的发廊、按摩室里寻花问柳。他的儿女在外地工作，老婆又管治不到位，只要他的花心一来，就上发廊、按摩室。一次，他在一发廊里按摩时，叫发廊妹给他“打飞机”，他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发廊妹见他突然停止呼吸，马上报警。警察及法医鉴定，这人并非他杀。家属知道他的死因后，打着横幅到县政府上访，要求政府查处社会丑恶，净化社会风气，严惩发廊妹，给予赔偿。家中的丑事，一般平民都会自量，不敢家丑外扬，不敢张扬，可他的家人依着他是党员干部的身份，更加张胆大鸣大放光天化日之下将家中的丑闻暴露给街坊邻里和政府。政法委书记接访了这次上访，他痛斥死者家属：“社会丑恶我们要净化，但这些黑暗面不是想清除就能清除干净的，政府会全力打击。你老公作为老党员老干部，革命靠自觉，洁身自好，可他革命几十年却做出了这样晚节不葆革命本色出格的事，你们家属不感羞耻，还敢公然到政府来闹，你们不要面子，我们政府还要！他失去了共产党员的本色，我们共产党的面子也被他丢尽了，抹黑了。”
正是“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节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家属被政法委书记这样痛斥后最终灰溜溜地走了。
一位成就事业、行事圆满的人，如果晚节不保，就会身败名裂。
最后，公安查封了那间发廊按摩室。
黄中王这两年来在人大、政协里听到这样的事例太多了，特别还听到外地有这样一个不为自己利益到京上访者更为离奇。据说某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是一根筋的人，当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他就是凭着这句口号年年上访到中央的。他认为：毛主席在1976年已逝世，毛主席说过“一定要解放台湾”，他老人家虽然死了，但解放台湾的遗愿还没实现。这老人见一届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谈解放台湾的事宜，就是忘了毛主席的遗愿，也就是忘了革命的本，所以，他年年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解决解放台湾的问题。他到北京上访，当然这么重大的问题信访部门是难以解决的，接待他的信访人员也无从答复他。同样，他的上访不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的，信访人员也不敢为难他，只有把他当为坐上宾来接待。但一年年一次次的上访，都是带着这个同样的问题，使到信访部门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处置……
黄中王用上访、请愿这种形式迫使政府不要征收他废品经营的场地，他打着这样的念头去冒这次险觉得很值的，他认为，这种事不去闹，政府当你没到，小闹小赔，大闹大赔，越闹越赔，这是上访人的经验，事件闹得越大，政府就会更加重视，就不敢硬来，事情也就可能有转机，就更容易解决。众人上访，法不责众。若这次上访能使政府重新考虑不征收这个废品场地，或政府另外划出一块地块给他经营废品，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次上访就见效了。他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这如意算盘不一定能算得准政府的用意，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3、平息上访事件
政府大门前的收买佬越聚越多，一些已出外收破烂的收卖佬接到上访的信息后也匆匆赶来，已把政府大门口堵得水漏不通。公安严阵以待，一旦出现冲击政府的事件，他们会义不容辞地奋勇向前。
信访办的高主任早已到达现场，他想找这伙牵头闹事的人却没有找到，只有穿梭于这群不速之客的夹缝中。维稳办的主任也过来了，他在两个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拿着一个大喇叭，对着人群喊：“各位街坊邻里、各位兄弟姐妹，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慢慢倾，不要这样聚众闹事，这样聚众闹事是违法的，法律不容的。”
聚集的人群听到他这样的劝教，响起了一片大大的“嘘嘘”声，口号叫得更加响亮，场面显得更加混乱，情绪更加激动。一些人开始冲击县政府大院的大铁门，黑色的大铁门发出“咣啷咣啷”声。院内的公安干警见到这样，领队的人马上指挥一队警员从小侧门走出外面的铁门前，将这些推撞大铁门的人群用人肉盾牌隔开，挡住大铁门，才幸免大铁门被推翻、砸烂。
这时，政法委书记到来，在院内的铁门前，他接过了维稳办主任的大喇叭，喊了起来：“各位请安勿燥，我是这里的政法委书记，我知道你们都是些收买佬，都是最底层的人，你们揾食艰难，靠收买废品过日子，我们关心不够，我们是知道的。废品是国家的再生资源，国家倡导回收有用废品，这个行业政府是大力支持的。我们征收县里最大的废品收购公司的地块，是出于城市的扩展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想让这个行业置于死地，并不是想让你们连揾食的饭碗也没有，政府决不会打烂你们饭碗的。”他顿了顿，接着说：“对了，你们有什么诉求，你们可选出五个代表来，到信访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慢慢和我们倾，将你们的所有诉求都说出来，能妥善解决的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我们再研究商量，我们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的，你们不要太过过激，过激的行为对你们也没好处的。”他经过多方了解，已获知这伙聚众闹事的人是因征收废品公司地块而引发的，他的话对症下药。
“我们要找县长，让县长答复我们才信。”大门外的麦守田在喊。
“要找县长可以，你们派出五个代表跟我到信访办的接待室里，县长马上就到。”政法委书记说。
麦守田见自己组织到来的人听了政法委书记的喊话后已开始情绪低落，没有了喧哗，感到这起请愿马上就要流产，只好打电话给女婿，简要说明了这里的情况，同时询问他是否也过来向县长提出诉求。
黄中王见事件这么快平息，心有不甘，他想将这事闹大，就是想给压力政府，施施压，使到政府妥协，也让征收公司地块的事按自己的意愿圆满解决。
他打电话给岳父，说自己暂不便出面，因为自己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他自己选出五人去听听政府解决的办法，到时再将结果告诉他就行了。
麦守田找出四个敢说话的人，跟着政法委书记来到信访办接待室，并交带在大院门前的收买佬不要散去，继续留守在在县府大门前，等他们出来再说。
接待室可坐数十人，政法委书记带着麦守田等四人来到接待室时已有十多人坐在那里。主管政法的副县长沈鸣和县长陈浩坐在室里，陪同的还有维稳办、信访办及其他工作人员十来人。
麦守田见室里坐了这么多人，心有些虚，不知所措。人就是这样，一旦发生了变故，因环境和所处位置不同，就有些害怕、心怯。
工作人员叫他们坐下，就介绍说：“你们说要找县长，这就是我们的陈县长，这个是沈副县长。你们有什么诉求，我们的县长帮你们解决。”
麦守田见这些人并没有恶意，且还算客气，刚才那七上八下的心才镇定了下来。
“县长，听闻你们政府要征收废品公司那地块，那我们收的废品就没出路了，也就是打烂了我们的饭碗。你们公务员旱涝保收，工资照拿，我们顶着烈日风雨靠卖力气吃饭，连力气也没地方出了，找不到钱，又没工作，哪还有希望啊？”
“我们揾食艰难，到时我们收到的废品到哪里去卖啊？堆在县政府大门口？”另一个人接着说。
陈浩早已知道这伙人的真实意图，见他们说得这么空洞无力，就说：“你们一百个放心，我们政府十分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一个五十多万人口这么大的县，没有废品回收的地方是不行的，政府会看着垃圾围城吗？我们计划在城南、城北、城西新设一个废品回收站，现在河东的废品站不是还在继续经营吗？到时，废品回收的地方就会更多了。至于现在河西的废品回收站，这本是供销社的地块，按城市的发展规划，这废品场地在城市中心，不但污染了城市，有碍城市的容貌，所以一定要搬迁，不搬迁就会制约我们城市发展的空间。”
麦守田听到这里，心想女婿组织的这次上访集会行动明显摆着手把拗不过大腿，个人斗不过政府，他也开始有些消沉、动摇，心灰意冷了。
“县长，你说的在理，但城南、城北、城西的废品站选址连个影子也没有，却要搬迁现有的废品站，起码有一个援冲期吧。”
“政府不是下了通知在半年内搬迁吗，这就是援冲期。半年后，城南、城北、城西都会选好新址，会把废品站建设好，可以经营。”
麦守田这时无话可说了，像斗败的公鸡，五人灰溜溜地走出信访办。政府门前的人群见他们垂头丧气地走出来，也灰溜溜地跟着他们作鸟兽散去了。
这次上访，仅心水清何木水没有到场。他认为那些跟着人家去闹事的收卖佬，是没用多余的，“没有这么大的头就不应戴那么大顶帽”，不如闲些力气，干好自己的收卖行当。
上访事件平息后，县长找来了供销社的负责人，将这次事件所带来的极坏影响问责供销社，同时，叫供销社的负责人迅速与国土、规划部门选出城南、城北、城西三个废品回收站的新址。
陈浩县长还下令公安彻查这起上访的幕后指使，他认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政治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南岭投资环境和形象。
4、偷鸡不着蚀把米
二十一世纪初，南岭县城房地产开始火爆，许多外地或本地的地产商对一些环境好的地块进行开发，征地拆迁是经常有的事。对于废品收购的黄中王来说，他也眼热房地产的火爆，可他没有开发权和资质，对那些成几何倍数增长的地块甚为眼热，他没有开发权，只好暗中支持一些附城的村民，要求他们提高征地的价格或地上附属物的款项，对征收的地块“狮子开大口”要高价，建议村民将自己能种果树的地块一夜之间种满了果木，当时政府征地是按地上物作为补偿数据的，只要政府征收这些农民的土地，土地征收按国家的征收价格标准付款给农民，而地上物赔付却是按地上的附属物如果地就按果树棵数或作物赔付的，每亩种得越多，赔款也越多。
有一开发商在附城一村子建设商品房中，把这个村子里一棵百年的大榕树弄得枯死，村民在黄中王的煽动下，要求开发商赔偿这棵将枯死的大榕树一百万。村民若得不到赔偿，就阻止开发商的在建的项目施工，镇、街多级调解了多次也没有进展，因为村民说“这棵树是村里的风水树，这棵树若死了，村的风水就破坏了，对整个村庄的村民极为不利，轻则经常生病，重则村民的命不保”，无奈，为了赶工程，开发商只有硬着头皮支付了这笔昂贵的不该支付的费用，同时要在原地里种生、管好这棵古树。当然，黄中王从中得到了好处。另一例更甚，县城为了拓展城市的空间，向外面的郊野拓展，在详细规划出来后，县政府大搞附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县城有一条碧溪河阻隔，河东河西往来的桥梁最早仅一座，近年来又建了一座，这两座桥还是不能满足市民过往河东、河西两地出行的需求，又规划建多一座新桥，这样来往河东河西的交通、人员就会更加便利了。建新桥时，边征地边拆迁边建设，想不到在建桥纵向道路从东向西走向要经过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座几百年的历史祖祠，刚好规划的路面要从祠堂经过，放直这路必须要拆掉祠堂。黄中王知道此事后，极力怂恿这个村的村民反对，除非补偿高额的征地款和祠堂拆迁补偿费，或政府出资重建一座新祠堂。政府只能按国家的政策办事，公共设施建设中的拆迁补尝标准是有规定标准的，不敢出高额费用，这样，路面经过这村的地块征收不到，祠堂拆迁不了，但花了几千万元的桥梁已建成，要避开此村庄和祠堂，就只好改成弯路。县委书记、县长也很无奈，感到好事多磨，只有暂时修改了规划，绕了一个大圈从新桥底作出口，接通进城的道路。
许多政府部门的头头认为：南岭县城许多事，看似简单却又十分复杂，但背后肯定有高人在摆布。在城区有多条主干街道都是哽塞的断头路，只有几十米长总是打不通，大多原因都是利益在作怪、掺和。一方面，南岭的财力不够，高赔付不起这些征地、拆迁户的费用，另一方面，这些被征土地、拆迁的人员狮子开大口，要高价，最终成了钉子户。其实，像南越这样的大城市，征地、拆迁也十分困难，大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可南越财大气粗，就拿南越的一些城中村“三旧”改造，初时也碰到许多难题，如村的祠堂，因为祠堂是最代表族人的情感的，一枝一叶的散开，人们都离不开这维系祖先的祠堂，南越政府惟有将这些拆迁的祠堂或按原貌重建，或能保留原貌的就不拆，或将村里的整座祠堂挪动搬迁，不损毫毛。
公安局接到县的指示彻查收买佬大上访事件，很快查出了是河东废品回收公司负责人麦守田带头来闹事，再继续深挖下去，才知道麦守田是黄中王的岳父，这次大闹县府就是河西废品回收公司的黄中王在幕后操纵指使的，可他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敢随便动他，只好对他大起底。公安查证，县城里的许多事，多为他主谋，包括县城征地、拆迁中的一些事件他也有掺和、染指，同时还查出了他老婆未婚先孕生育了儿子等等事实。陈浩县长看到公安递来的这份详细调查报告后，专门找县委书记岳阳讲述了这次闹事的情况，第二天，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副县长等列席了会议，专题研究黄中王指使收买佬大上访的处理意见。
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旗帜鲜明地在会上表了态，撤销黄中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资格。沈鸣在这次会议上，如坐针毡，全身爬满了蚂蚁，感到很不舒服，因为黄中王是他极力推荐才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会后，人大召开了常委会议，政协也召开了常委会议，将县委的意图传达给常委们，经表决，全票通过撤消黄中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资格。
黄中王弄巧成拙，偷鸡不着蚀了把米，他在接到“双职”被革除的公函后，痛不欲生，有一种从高空掉进深渊的感觉，他从此走入了底谷，又回到了原点。
黄中王如丧家之狗，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往日的辉煌不再，他本应反省自己，好好吸取这教训。供销社和规划、国土部门很快选出了三个废品站新址，并着手建设了三个简易的废品站，很快，废品站建成，三个废品回收站的新牌照经工商局核发了下来。新废品站的经营权要进行投标竞拍，供销社的领导对黄中王上访的事件被县委县政府问责，对黄中王已恨得咬牙切齿，在新废品站竞标时再没有通知黄中王，黄中王失去了这次竞标机会，再没有经营废品回收的牌照和资质。
黄中王几天后才得知这暗箱操作的竞标，他知道这是政府有意在刁难他，置于他死地。受到开除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及再无经营废品权的多重打击，使他无所适从，又无法逆转。他暗想：这个社会太黑暗太不公平了，你不让我活得好，我也不让你过得好。反正我烂命一条，你们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让你们好好过……
他的逆反心理很强，打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决定和政府暗中较劲，开始报复政府和社会。他此时杀人的念头也有了，可又不知去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