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中西方文学的滥觞和发展

                                            
       在历史风云变幻的时空长旅中，在世界文学正在抵达的诗和远方，翻开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经典，笔者无声伫立。沿着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深深长廊，追寻中西方文学的滥觞之源，聆听中西方文学发展数千年来的风雨之声，蓦然回首间，我们看到一道来自三千年前的波光和一抹绚丽多彩、温婉含蓄的色彩，那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幻化的神奇魅力；我们听到铁马金戈的刀枪之声，那是为一个“不和金苹果”，为选美之争，而引发的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这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在他的叙事史诗中呈现的史诗般壮阔的战争场面。而此刻的《诗经》三百篇，却在华夏大地的大美山川之间，呈现着一场场沁人心脾、灼人眼眸、动人心弦的花事。让一首首温婉多情、玲珑别致、隽永深沉的诗歌，破土于在春天的热土之上，绽放着风、雅、颂的芬芳。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灵魂之觞。泱泱中华，神州大地，蕴涵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典藏着绮丽幽婉、曼妙多姿、厚重深沉的诗歌长卷。
       文学，归属于某种特定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深深扎根在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由于各国古代社会文化传统的多源性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流与影响的频繁，在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五大文化圈，即古希腊文化圈、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汉（儒学）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根；汉文化和印度文化融合，成为东方文化之源。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从三千年前诗歌发展的大幕开启，归属于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学就与西方文学有着不一样的特色和魅力，也有着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发展路径。于三千年风雨历程、三千年历史时空的并进与绽放中，我们在时间长旅的万叶千声里，层层解读。

 中西方文学之并进

     
       首先，早在神话和史诗繁荣的西方文学时期，古希腊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此刻中国诞生了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集”《尚书》和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和诗歌创作丰富的传统。
       随后，在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兴盛的“古典时期”，古希腊诞生了三大悲剧作家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其中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则被称为“三大悲剧”；同时还诞生了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其代表作是《阿卡奈人》。
       此时，中国正处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等创作丰盛的百家争鸣战国时代，《左传》《战国策》《论语》《庄子》《老子》等著作，或情感激越、辞采富丽，或逻辑严密、言简意赅，或形象具体、比喻生动，为后世散文技巧大发展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而屈原的《离骚》等辞赋想象丰富、夸张奇特、热情充沛，成为后代作家不巧的典范。
       当西方文学进入仅以维吉尔等人的诗歌为最高成就的罗马时期，中国正处在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两汉，诞生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的传记文学《史记》；汉乐府民歌则以精彩的叙事、生动的对话和朴实的风格，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成熟；此时，铺张闳丽的辞赋、五言民歌等也得到发展。在汉末建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产生，出现了以“建安风骨”著称的“三曹”和“七子”，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追求平淡醇美、清峻自然诗风的陶渊明。这时期，文学理论也开始成熟，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就是文学理论代表作。
       西方文学在由教会文学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时期，除了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外，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这部被称为中古时代百科全书的巨著，显露了一线文学的生机。中国文学却在这千年的岁月中，经历了唐、宋、元等几个名家辈出、文体大备的文学高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以雄浑豪放的边塞诗著名的高适、岑参和王昌龄，以诗画交融的山水田园诗闻名的王维、孟浩然，超逸不群、浪漫豪迈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诚挚峻健的“诗圣”杜甫，以及白居易、韩愈、李贺、杜牧等等诗人，各自以独特的诗风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唐代散文也有大的发展，韩愈的论述、叙事、抒情兼长的散文，柳宗元的山水小品，都丰富了中国散文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在宋代，诗歌创作余兴未艾，陆游留下近万首诗作，苏轼、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名家成就斐然；宋代更突出的是词的兴盛，柳永、晏殊、欧阳修、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以柔美的抒情写景见长；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则以慷慨纵横的壮志豪情撼人心魄。
       元代则兴起了杂剧和抒情诗的新样式散曲，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元代杂剧中的优秀之作，作品以新的手法和新的时代特征，给文坛带来勃勃生气，标志着中国戏剧文学创作高峰到来。
       从14世纪起，沉寂的西方文学被文艺复兴的狂飙刮醒并崛起，近代欧洲文学中的许多体裁都在此时奠定了基础：抒情诗中的十四行诗，如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诗集》；具有近代特点的短篇小说，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围绕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并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等；更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独树一帜。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正值中国的明代社会，这也是中国叙事文学初获丰收的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著名的长篇小说和戏剧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正在走向成熟。
       17世纪，西方文学产生了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的古典主义潮流，在法国出现了悲剧家高乃依和拉辛，喜剧家莫里哀。此后，西方文学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和文学运动不断，并且各国互相呼应，此起彼伏，哺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巨人和巨著。18世纪全欧范围的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带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民主性，英国的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歌德、席勒等等都是这个时期活跃的文学家。
       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和流派在西方各国相继出现，在重主观感情、重个人理想和重自然的共同艺术追求中，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罗伯特·骚塞，以及拜伦、雪莱、济慈和司各特，法国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和乔治·桑，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等，都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以前，西方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到果戈里的《死魂灵》，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都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以批判黑暗、否定丑恶、同情弱小和讴歌人性为主要特征。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现代主义开始崛起，并迅速风靡整个西方。近一百年来，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交相辉映，跨国发展，已形成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影响着世界文学的走向。
       中国文学从17世纪进入清代以后，就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和发展。清代的小说继明代以后，又收获了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长篇白话小说；“南洪北孔”的诞生，表明清代传奇创作高潮的到来，即南方的洪昇创作的《长生殿》和北方的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就是当时戏剧的代表作。
   

 关于中西方文学根源的一点思考

       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中西方文学生长于其特定的文化土壤。
      纵观中西方文学的起源、并进与绽放，不难看出中国文学以诗歌和散文见长，西方文学以戏剧和小说见特色。中国诗歌萌芽于在河之洲、草虫鸣唱、芳草萋萋 的《诗经》。而同时期的《荷马史诗》，则写的是金戈铁马的特洛伊战争，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开端，集中描写战争第10年最后的51天的故事。在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婚礼上，众神均受邀参加婚礼，却落下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厄里斯不悦，便在婚礼上将一个金苹果掷给宾客，上面写着“给最美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忒这三位骄傲的女神都认为自己应当得到它，开始争斗。宙斯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做裁判。为了让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自己，赫拉允诺他统治地上最富有的国家，雅典娜愿意赐给他无比的智慧，而阿芙罗狄忒答应把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给他做妻子。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则选了要漂亮姑娘，于是在阿芙罗狄忒的帮助下从斯巴达拐走了美女海伦。特洛伊战争为此爆发。
       笔者以为，古希腊重要的历史阶段“古典时代”，其悲剧和喜剧兴盛的原因，就是荷马史诗奠定的根基。
       而无论是中西方诗歌大幕开启的三千年前，还是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戏剧的繁盛，以及之后的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的古典潮流时期、18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以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时期，西方文学都以叙事文学即小说和戏剧见长。
       而中国的《诗经》，不同于长篇叙事的《荷马史诗》中，三千年前就有盛大的婚礼、“不和的金苹果”引发的选美争端以及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的戎马倥偬、鼙鼓雷鸣；中国的《诗经》，温婉多情、玲珑别致、含蓄隽永，破土于黄河流域、长江北岸的沃土之上，杨柳依依，鸟鸣啁啾，阳光和煦，馨香的清风中绽放着风、雅、颂的芬芳，其温润的文学养分，滋润着三千年来的一代代文人，滋润着三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一场又一场蓬勃生辉的花事，惊艳着时光。
       花事，在汉乐府民歌和南朝民歌中寻找。在《陌上桑》的田畴春风中，与美丽温柔、智慧聪颖的秦罗敷相遇；在《江南》中，莲叶何田田间，与鱼儿嬉戏对弈；在《蛱蝶行》中，与翩翩飞舞的蛱蝶捉迷藏；在《西洲曲》中卷帘摇绿，让清清凉凉的南风吹梦西洲……
       花事，在瑰丽的唐诗宋词中寻找——上下五千年间最闪亮的群星诗人、词人，带来一束束璀璨无比的花事，琳琅满目，不可胜数。更有“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以一幅幽美邈远、深沉寥廓的春江月夜图，震撼了整个盛唐。
       更有或梦影依依、扶风杨柳，或开张大气、豪迈阳刚的宋词，无论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还是以晏殊、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他们都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
       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小说，其萌芽和成长，都源于滋养它们的土地。泱泱华夏，礼仪之邦，文明之邦，她的民族以含蓄为美，以温婉见长，因而在这片沃土上所诞生的文学，入“神”临“意”，韵味涵泳，通幽默会。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在无穷之意。”
       当然，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起，中国文学在引进西方小说、话剧等新品种的基础上，兴起了白话新诗、白话小说与白话散文小品的创作，迅速取代了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了中西方文学大融汇的现代文学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