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姑娘

       菜地西面的栅栏外，是东院的菜地。东院的男人细高、满脸胡子。在我这个几岁的小孩看来样子凶恶。他家的女人白、矮、大眼睛，一张精致的脸。我5岁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主要是腰弯了。差不多弯成直角。我妈说，东院的男人民国时是胡子（土匪），那个我叫大嫂的腰已经弯了的女人，是他当年抢的。

      土匪大哥大嫂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只有大儿子还好，女儿和二儿子都傻。尤其那女儿，身高170多，走路外八字，还摇晃。说话男声，似乎长出喉结来了。谁惹着她了，抄起个什么就打，不管男女。后来这女儿也嫁出去了。被嫁的男人是个老光棍。嘴很讨厌，能胡说。据我三姐（我堂姐也嫁到那个屯了）说，他们经常打仗。秀琴（东院姑娘名字）抄起木棍就把那老光棍打趴下了。我听了之后，眼前出现那个大快人心的场面。因为我目睹太多女人被男人打趴下。而这样的场面很令我高兴，只恨未能目睹。我去堂姐家串门，见过秀琴的丈夫。他见到我这个小姑娘（那时我还在师范上学，相当于高中生）大献殷勤，着实欠揍。

       那面栅栏，隔开了我家与东院土匪大哥大嫂家的菜地。那栅栏是木条的。木条与木条之间是有缝隙的。那些缝隙足够我把幼小的手伸过去而不被刮伤。一年中，只有秋季，我的手才会穿过那些木条上的缝隙进入土匪大哥家的菜园子。

       在西园子，生长着一片野生红姑娘（一种草本浆果）。红姑娘看不见栅栏，它们生的两边都是。母亲在料理菜地的时候，没有把它们铲除（我们的菜地面积很大，不在乎被红姑娘占据这么一小块），而栅栏那边年老的大嫂，也没有把红姑娘铲除（她家的菜地也很大，也不在乎红姑娘占据那么一小块）。夏天的时候，红姑娘还是绿色的，里面外面都是绿色的。像垂挂的灯笼。这个时候不能吃，但是能玩。我，还有其他女孩，都会用这种还绿的红姑娘做成乐器——掏出里面的果肉，只剩下绿色的皮。这个皮还是原来的圆形，用牙齿把里面的空气咬出去，就会发出咕咕唧唧的声音，然后再利用口腔的运动把空气灌满到姑娘皮里面，再咬。就这样不停地咬，咕嘎咕嘎的声音就不停地从我们这些小女孩的嘴里发出来。这是夏天，虫子们在咕嘎咕嘎地叫，我们这些人类的小孩，嘴里也含着一个小浆果的空皮，也发出咕嘎咕嘎的叫声。这是女孩的乐器，男孩不玩这个，他们玩叫叫（柳笛）。一到暮春，女孩忙着做红姑娘乐器，男孩忙着做柳笛，所有的孩子都携带着自己制作的乐器，加入到夏天的合唱里去。到了秋天，红姑娘的外皮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这个时候，它就不能做乐器了，它的含糖量增加，果皮变薄了。加上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昆虫也叫累了死去了或找到冬眠的地方了，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我也不愿意再发出虫子的鸣叫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不是比赛唱歌的季节。我们家西院子栅栏边的那片红姑娘，已经红了，可以吃了。我每天都去摘几个吃掉。一些天后，那些红姑娘就被我吃光了。而栅栏那边的红姑娘则没有人吃。秀琴比我大许多，可能已经出嫁，整天和那个该死的老光棍在一起吃饭睡觉打架下地干活（据说他家地里的活都是秀琴干，老光棍不干，在家做饭。怪不得他挨揍。）。这个女儿就算偶尔回娘家，哪有心思进菜地，就算进来也匆匆摘一把菜就走，她家栅栏边的红姑娘，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样的浆果，隐藏于菜地里的一小片浆果，只有我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小女孩才能看见，并且整天惦记着。怪就怪西院的红姑娘没有人吃，等我家这边都吃完了，那边的果实是那么多那么红。它们离我太近，近到我一伸手就够到了。我们家菜地的红姑娘都吃完了后，我每天还进西园子。我帮西院吃那些红姑娘。我把伸手能够到的范围内的红姑娘都吃完了。那应该呈半圆的扇面状的。在我够不到的地方，那个半圆之外，还有红姑娘垂挂在那里，我没有继续摘，主要是我摘不到了。我没有想到破坏栅栏把整个身体都伸过去。我的身体在自己家的地上，我就没有失去重心。如果我越过去了，那就等于从高处失去重心掉下去了。那令我害怕。还有，我的一只胳膊一只手，我被发现，会快速撤离。那只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如果这事是坏事，那么我并没有完全变坏，只有我身体的一小部分变坏了。因此，等我把秀琴家的那些臂长所及的红姑娘都偷吃光了后，我就停止了这个行为。这个行为由于我把握适度，没有被我妈和秀琴妈发现。成为我童年做的最漂亮的事情。其实从这件小事可以推导出我成年后的做事方式。我敢越界，但有理智。不会疯狂，不会不计后果，不会走火入魔。我将有个平稳的人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桃之夭夭

       在我家的屋后，有几棵大李子树，还有几棵海棠树。它们应该是在我出生前就被父母栽种在那里的。因为我看见它们的时候，已经是爱开花能结果的果树了。我没有经历那种等待——从小树长到大树。看来在我出生前，我们家的生活早已经开始了，我只是一个中途的加入者。我父母驾驶着我们家这列火车，轰隆隆地运转着。等我持票上车的时候，我们家的这列火车早已度过启动阶段，正在平稳、沉着地行驶着着。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一出生，就来到了我们家的鼎盛时期。就像那些果树，在我没来人间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先来了，并且已经把发芽、生长的过程经历完了。等我睁开眼睛与它们相遇，它们已是繁花满枝、硕果累累了。

       我们家的繁华盛世，不仅从大李子树、海棠树的繁花和果实上得到呈现，还从那棵桃树上细致地呈现了出来。

       我家的屋后，北窗外不远处有一棵桃树。桃树开花的时候，北窗就被桃花挤满了。这样的美景，并没有谁多看一眼。也没听见谁对盛开的桃花歌颂一句。我爸我妈并没有在某一日召集我们集体赏花。总之那一树妖娆的桃花自顾开着，而我们家的大人孩子也自顾忙着，谁也没有为一树的桃花停顿下来。等桃花谢了，我的目光在北窗停留的时间反而多了起来。那些绿茸茸的桃子，在我这个小孩看来，比粉色的桃花还要禁看。桃花简单，一眼就看清楚了，但层层叠叠的叶子和藏身期间的桃子，则让桃树进入了一个神秘时期。这时的桃树，有了景深，成为一个神秘通道的入口。

       我不知道这棵桃树长在我家北窗外有什么不对。我一出生桃树就在那里。我没出生呢桃树也在那里。我看见桃树，就像看见后院的大李子树、海棠树，看见前院的柳树、樱桃树，它们是我家的一部分，和那三间草房子，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

       但是我的童年世界存在可疑部分。在北纬43度，桃树是不能存活的，至少是不能过冬的。但我们家的桃树存活了，并且过冬了。现在看来，那棵桃树是我童年世界里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父亲一手创造的。桃树生长在关里，比较温暖的地区。我父亲感到东北太冷，他不想把孩子生在这么冷的地方，但是父亲又没有迁徙的能力。他就让一棵温暖地区的果树迁徙了，让一棵桃树来到我们的家园。我的父亲通过一棵桃树迷惑了他的孩子们。尤其迷惑了我。我不记得童年有多冷，只记得那些在冰上的游戏，记得春暖花开，记得桃子甘甜。那棵桃树的存在，使我的家和邻居迥然不同。使我的童年和别的孩子产生了重大区别。我的童年，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种水果，多出了一种生活的滋味。

       那棵桃树是父亲栽的。可能是在父亲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就栽好了。那是父亲给予他的孩子们的一个弥补，弥补把我们生在了这苦寒之地。

       父亲的桃树有着特殊的造型：它的所有树枝都朝向西方，树身像被强劲的东风压得抬不起头的样子。桃树是弯着腰的。然而这一切都和东风没有关系。这里厉害的不是东风，而是西北风。如果桃树是因为环境而呈现弯腰的形状，那么它应该向东南弯腰才对。这棵桃树是向东南弯腰还是向西北弯腰，这要由我父亲说了算。我曾亲眼看到父亲是怎么对待那棵桃树的。

       父亲用草绳把桃树一道一道地捆好，然后在树的下面挖坑——父亲总是习惯在树的西面挖坑——然后把捆好的桃树一点一点地压到那个土坑里去，然后我父亲就开始往树上填土，直到把整棵树埋进土里。我父亲把那么大的一棵桃树给活埋了。父亲总是在秋天把桃树从头到脚埋到土里。这等于给桃树穿了一件大棉袄。等冬天来了，大雪一层又一层地把桃树的土包盖住，这等于在棉袄的外面又给桃树穿了一件貂皮大衣。让一棵树钻进土里冬眠，这是父亲的思维。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这么做。

       第二年的春天，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父亲会小心地把睡了一个冬天的桃树从土里挖出来，摇落树枝上的土，再把土坑填平。这时我才明白，我父亲去年秋天的埋树是为了让桃树度过东北吉林寒冷的冬天。李子树、海棠树、杨树、榆树……几乎所有的树，都不用埋，都能过冬，只有那棵桃树，冬天需要在土里冬眠。而且它不会自己钻进土里，每年都得我父亲帮助它。我父亲从来不会忘记在秋天把它藏入泥土，从来不会忘记在春天把它从泥土中唤醒。那桃树因为被埋了一个冬天，出来后，还是那个冬眠的姿势，所有的树枝都朝着一个方向，弯着腰。样子有点像我家东院的那个大嫂。可是这样弯腰的一棵树，在春天，还是照常开花、结果。秋天结出的桃子能把树枝压弯。我不用摇晃那树枝，一伸手就够到了桃子。

       在我老家，那个松花江边的小屯子，只有这一棵桃树。这棵唯一的桃树长在我家的院子里。因为只有我父亲有耐心在深秋把桃树埋好，在春天不忘把它挖出来。

       天底下可能只有这一个父亲有这样的耐心和智慧，饲养一棵这样娇贵的桃树。

       因为别人家没有，桃子成熟的时候会多么让人眼馋。每年都要丢失一些桃子。丢桃子事件一般都发生在晚上。这样的事发生几次后，我妈就就有了对策，她赶在别人来摘桃子之前，在旁晚的时候，我妈会摘下一整筐桃子。那些桃子，大部分还是绿的，但成熟了。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好吃的水果。长大后，城里水果店的桃子又大又红的，可是没有我家屋后我爸栽的桃树上的桃子好吃。那上面的桃子，长得并不大，而且阴面的桃子熟了还是绿的，却不影响这样的桃子好吃，那么绿还那么甜。在我们家，判断桃子成熟与否，不看桃子是否红了，而是用手捏一下，软了，就是成熟了，就是不拒绝牙齿和咀嚼了，就很甜很好吃了。有谁吃过还绿着却已熟透的桃子？那种甜，不是可以描述的。

       每年的秋天，我家的北窗台上，会摆着一排排粉红色的桃核，那是我和姐姐放在那里玩的。等它们在风里干透了，互相磕碰的声音非常悦耳。

       在桃树还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候，我的父亲却死了。

      父亲死在一个春天，那棵桃树在父亲已不在人间的那年春天，仍忍住悲伤，顽强地把桃花开了出来。秋天，在那个没有了我父亲的秋天，桃树仍忍住悲伤，把桃子挂满枝头。那年的秋天，我吃到的桃子依然是甜的，依然是好吃的无法描述。仍然有一排粉红色的桃核摆在北窗台上，进出的风吹拂着它们……

       我不知道那年秋天的桃子，是我最后的桃子了。

       冬天的时候，我看见桃树还站北窗外的寒风里，几片红色的叶子在抖动；下雪了，桃树上挂满了雪花；起雾了，桃树上挂满了冰花。

       第二年春天，李子树开花了，樱桃树开花了，海棠树开花了，父亲的桃树终于没能忍住悲伤，它一朵花也不肯再开了。

 等待葫芦

       我等待的不是葫芦，而是葫芦开花。葫芦花之后，葫芦有没有，我都不去管它了，我只等待葫芦花在月夜里像灯盏一样打开。这时候，那个铺满月光的院子就会出现，葫芦架会出现，晃动的柳枝会出现，那个在葫芦架下对月舞蹈的身影会出现。

      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物消失了，月夜里的葫芦架不见了，但月亮还在那里。这就好办了，只要把葫芦架和葫芦花补齐就好啦。

      春天我把葫芦种在泥土里，然后用木条和竹皮搭好了架子。剩下的就是等待葫芦开花了。

       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杯盏状，开在晚上。硕大的白花向上举起——像举杯邀明月。虽然我们听不见葫芦花的颂词，但当月亮来到葫芦架的上空，葫芦花一盏一盏地打开，我和两个姐姐就要在院子里的葫芦架下跳舞了。在葫芦架下的舞蹈，来自我们各自的编创。我跳的舞和姐姐跳的舞，不是一样的舞。我们的年龄不同，看到的月亮和花朵也不同。另外还有我们的心不同，心里的心思也不同，这导致我们跳的舞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跳在学校里学的舞蹈。学校里老师教的舞蹈，是根据那首歌的歌词编排的。那歌词里没有葫芦开花、没有葫芦架、也没有月光啊月光，因此那些现成的动作都没法使用。我只好自己现场发挥，姐姐也现场发挥，我们都跳出了和葫芦架、和月光、和柳树息息相通的舞蹈。那些动作，如果没有柳树，没有暖风、没有葫芦架、没有月光，甚至葫芦没有开花，我们都是跳不出的。因此我不记得我都跳了什么动作。只记得那个在葫芦架下的夏夜是那么的美好。我第一次用手指、用胳臂、用腰和腿把我的内心表达了出来。此后，使用我的身体恣意地表达自己就再也没有过。越长大越手脚僵硬，勉强能唱歌，让声带在那个幽暗的地方，小幅度地跳动。舞蹈，就再也不能了。似乎是年龄越大，离舞蹈越远。年龄越大，内心越需要隐藏。但是现在，当我的年龄足够大，大到老的程度，我忽然想起童年的那次舞蹈，我忽然返老还童，要找到童年的那个舞台。似乎又可以跳舞了。

       当我租了一户农民的院子，第一件事就是用木头和竹子搭好了葫芦架。搭好了童年的那个舞台。我买来葫芦籽急匆匆地种下了。

       现在，在我的眼前，没有那棵父亲年轻时栽的柳树，只有几棵高大的榆树；葫芦架上空空如也，还没有一片叶子；种子还在泥土里瞌睡，它不管我有多着急，多想快点与我的那个遥远的月夜相遇，它非得睡饱再说。还好月亮每天都路过院子，看一看，然后走过去。

       我坐在一只小凳子上，一边看星星看月亮，一边等着葫芦发芽。没有柳枝晃动，没有白玉一样的葫芦花高举邀月，我就只能坐着，不能舞动。爬满葫芦藤，被叶子装扮的葫芦架是我唯一的舞台。现在我的舞台没有叶子，没有藤蔓，没有花朵，因此我不能从凳子上站起来，然后舞动起来。我只能坐在离我的舞台不远的地方，安心地等待葫芦发芽、葫芦开花。我不着急。但是春雨不甘寂寞，春雨所到之处，大地有所呼应有所变化。似乎只用了一个晚上，葫芦就长出圆圆的叶子了——雨水灌进了种子的被窝，它像栖息地下的小动物一样，被迫从土里爬了出来。出来一看，外面已经是这样暖和，这样风清气爽。寒风早就了无踪迹。种子很高兴，后悔出来晚了——它要多呼吸这温暖的空气，就又长出了两片叶子。第二天又长出两片叶子。以这样的速度，花开指日可待。我得在心里在情绪上准备与我期盼的葫芦花相遇了。

       藤和叶子很快就爬上了葫芦架。它们爬的是那么轻车熟路，好像知道那木架是给它们搭的。那么稚嫩的藤蔓，那么稚嫩的叶子，爬得那么高也看不出它们害怕。有一小部分则头也不抬，只顾生长，自顾在地上爬了起来。在地上爬的藤子，我猜它可能恐高，也可能嫌爬架子耽误时间。它要快长大，快开花，快结果，它不在乎站得高也不想看得远。它只追求速度。可我不能让葫芦在地上爬，那是不对的。小时候我妈种的葫芦没有一条藤是在地上爬的。架上的葫芦藤无法把架子铺满，需要地上的这些葫芦藤加入进去，共同把那个葫芦架装扮好。我就出手介入了。我拉起地上的藤子，一点一点把它们引领到高处去了。怕它们在我睡觉的时候溜回地面，我用布条把它们捆在了木架子上。

       月亮差不多天天都从院子上空走过，看看我的葫芦花开好没有。我也是每天都要查看葫芦的细小变化，并抬头告诉月亮不要着急。快了，就快了。

       很多天过去了，葫芦终于开花了。但意外发生了。我是在夏天的一个早上与那朵大花突然遭遇的。我愣住了：我看见了黄花！那葫芦架上开出了黄花！虽然也是碗盏状，但它怎么会是黄色的？它怎么会在早上开花？那黄花到了晚上就合上了，它甚至在下午就合上了花瓣。它是开给太阳的。这一切都不对。这一切很荒谬。葫芦是白花，开在晚上。下辈子我也记得这些常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找来剩下的种子，看上面的文字和图片：写的是葫芦，画的也是葫芦。是这么多年，葫芦已经被篡改了吗？黄花更优良？早晨开花结的葫芦更好看？那么我的童年的开白花的葫芦已惨遭淘汰了吗？没有了在夏夜举杯邀明月的白葫芦花，月亮在院子的上空还会停留吗？这让我怎么度过夏天？尤其是漫长的夏夜？夏夜与月亮相会的葫芦花哪里去了？我糊涂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我不敢说，眼前开黄花的不是葫芦，只能说这不是我童年的葫芦。

      几天后，花下的果实长大一点，那果实是细长的，不是圆的，像西葫芦。果实的出现，证明了这些植物不是我期待的葫芦，而是另外的一种能食用的瓜。应该是种子公司的工人在分装的时候装错了。对此我想保持沉默。因为找到买种子的地方，它们也许会赔偿给我葫芦，而不是葫芦花。我怎么说他们才会明白我种葫芦的目的以及意义呢？我感到我说不明白。

       我种葫芦是要复制我童年的一个夜晚。没有葫芦架和上面的白花，我就找不到回去的道路。那个夜晚离我是那么远，我只有沿着藤蔓走，并且沿路找到白色的葫芦花，我才能回去。黄花也是道路，但黄花不是我的道路。黄花通向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有找到葫芦的白花，我才算找到了路口，才知道方向。黄花像一些路障，阻断了我回到童年那个月光下的舞蹈之夜。

       这个开出黄花的瓜架是多么陌生。它像一个复杂的谜面，摆在我的面前，让我困惑。坐在陌生的瓜架下，月亮在榆树的上面，我坐在小凳子上，看星星看月亮，看汹涌的叶子把我拦截在了这里。我回不去了。黄花还有那些叶子、还有那些缠绕的藤蔓，挡在我的眼前，它们像一群天真但邪恶的儿童，它们收拉着手，无来由拦住我的去路，不让我回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等。我现在不等谁开花了，我等秋天，我等冬天。到了秋天，这些叶子、这些黄花、这些阻拦的藤蔓，就会逃走。它们走了我的院子就又空白了出来，葫芦架就又空白了出来。我要度过漫长的冬天，等到第二个春天的到来，我要再种下葫芦。只有白色的葫芦花开出来，我的心才清醒；我的眼睛才能看见；我的肢体才愿意舞动。现在我要静静地坐着，耐心地等待。我要用一个漫长的冬天酝酿下一次的耕种。

野草、野花

       秧苗是贵族，种姓高贵；草是平民，是草民。

       如果你有一块菜地，并且从春天就开始在这块地里劳动，你就会深刻地认识什么是草，什么是苗。

       在一块菜地里，如果没有人的介入，苗将被野草淹没。

       蔬菜的种子被包在袋子里，小心地从种子商店拿回家，然后放到一个不湿也不潮的地方。等着节气到来，种到土里。有的种子还会在天冷的时候提前育苗——把种子种在塑料保护膜里。这样可以提前开花结果，可以提前得到果实。

      首先要把菜地的泥土用铁锹翻开，然后打碎泥块，使土地平整，更有利于种子藏在里面发芽。如果泥土块大，就会漏风，种子在里面就会被风吹到，就会风干死掉。这就像一个人睡觉，要把被子盖好。

       过了很多天，你看见菜地里有了绿色，你以为你小心种下的菜长出来了。等走近一看，那些绿色的植物，都是野草：徽菜、稗草……

       耕种的时候，并没有种下这些草的种子，它们是从哪来的？而且长得那么整齐，那么多。在翻动泥土的时候，并没有看见野草的种子。那种泥土的翻动是天翻地覆的。草种子在这番折腾后就然毫发无损。而蔬菜种子则被小心的种下。埋入土里深浅都是有规定的：埋深了不出苗；埋浅了也不出苗。而草种子，在翻动泥土的时候，它身处什么位置是没准的，它们为什么出得那么齐？

        这时候，你要弯腰细看，在那些草的下面，种下的蔬菜也长出来了，但是很弱小。菜苗身边满是高大的野草，遮住了阳光。

      从一出生，野草的生命力和生长速度就令人吃惊。我知道，所有的农作物都是人工驯养的。在驯养的过程中，农作物变得娇气起来。野草就是没有被人类选择的植物。它们很不服气。它们在长期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积累起了冲天的怨气。它们羡慕秧苗又恨它们。野草要求公平竞争。看谁长得快长得壮。

       一进入六月，野草像侵略军，铺天盖地向我的菜园子攻打过来。那些被我精心呵护的秧苗，没有任何抵抗力。它们在那里呻吟，向我呼救。我动用了我的两只手，不停地拔出野草。后来我的两只手已经酸痛，而野草，死了一批立刻又长出一批。泥土里到底埋伏了多少野草的种子？怎么会不停地长出来呢？

       我感到我的手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经不是成千上万野草的对手。草的战术就是数量，而我的手只有两个。这时我想到了锄头。锄头也是手的变形——它是铁的手。我无法增加手的数量，但可以提高手的硬度和杀伤力。锄头是草的屠刀——每一把锄头都被草的血浸透了。就算有了一把锄头，仍不能把所有的草铲除。它们还会在我的疏忽里快速长大。给一株草几天时间，它就能长得和一个月的苗一样大。

       整个夏天，我斩杀了多少株草？应该成千上万。在我累得停手休息的时候，脑海里有一句话出现了：它们为什么一定得死？

       这样的疑问一出现，我的手就慢了下来。一些野草在我的双手的迟疑里，快速长大了。野草乘机快速开出花来了。野草开出的花是那么好看。而我小心种下的有名有姓的花们，还一朵都没开。我的铲除野草的手，在摇曳的野花下，丧失了最后的力气。

       在菜地的周边，在没有长菜的地方，我留下了大量的野草，虽然有的野草还没有开花。在菜地的垄沟里，我也让野草活着。

        我的菜地，看上去不干净，里面有很多杂草。但我看着很好。尤其那些出其不意的野花，看上去比菜苗好看多了。

 草 场

       从新疆回来的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回了乌拉街。从大门到屋门红砖铺成的甬路上，已经长出了很多野草。那是一些稗草，从狭窄的砖缝里长出来的。从5月开始，野草就不断地从砖缝里长出来，已经被我奋力拔除好多次了。离家十几天，野草乘机长大了，有的更抽出了籽穗。它们手拉着手，快要把砖地都遮盖住了。

       我通过甬路，进了屋子，放下背包，然后出来。我弯下腰，一棵一棵地数那些稗草。在那条三米宽十米长三十平方米的砖地上，一共长了二百多株草。平均每平米七棵草！

       每平米七棵草，这在新疆应该是最好的草场了。听新疆的朋友说，每平米三棵草，就被定义为草场。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除有水源的地方外，大部分的草原，基本看不到多少绿色。生长在这里的草，是灰色的，还有的是枯草的颜色。大部分的地面裸露着，草稀少，没有能力长大，更无法覆盖地面。 车窗外的风景大多是这样的，我在心里想，一只羊在这样的草场要想吃饱，得走多少路呢？这里的羊很可怜，天地很大，却无力为它长出肥壮的绿草。这里是沙土，存不住水，艰难长出的草，也是没有多少水分的。 这样的草，吃起来一定不好吃。听说骆驼没什么可吃就吃那种带刺的草，常吃得满嘴流血。

       数完了砖地里的草，再看菜地，里面的草气势嚣张：徽菜已经高于西红柿了；拉拉秧已经爬上了黄瓜架；野生喇叭花把茄子秧纠缠住了；水稗草尖尖的叶子，从任何地方长了出来，已经填补了所有蔬菜之间的空白，成为菜地的背景。还有几种我不知其名的草，高大肥硕的叶子在风中放肆地抖动。如果我不加干预，要不了几天，这些野草就会篡改这块菜地的性质。 这要是搁以前，我早就愤怒了，我的手早就愤怒了。用我愤怒的手拔掉了多少野草，已经没法计算。从五月开始，我就在和这些野草搏斗。它们不停地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批被拔掉了，下一批就开始发芽，要不了三天，就又长了出来。那些菜苗，要不是我的双手不断的援救，早就被野草淹死了。从五月到现在，我的手和院子里的野草之间，已经有仇了。

       我必须要把蔬菜身边的大草拔除。蔬菜是我的食物。但我的手面对野草时，忽然软了。我的手积攒下的对野草的仇恨忽然消失了。我的手没有了仇恨之后，我就没有力气了。再不能像从前那样，一把抓住好几颗野草的头，然后用力连根拔除。最后我只是拔掉了蔬菜根部长出的大草，其余，就让草先长着吧。面对野草，我已经下不去手了。草在我眼里已经楚楚可怜，珍贵无比。

       就算拔除蔬菜根部的草，也有了一大堆草。以前的草都一捆一捆扔垃圾堆里了。现在我不能了。草是珍贵的，不是垃圾。我把拔下的大草铺在砖地上，把它们晒干。就算没有羊来吃，我也要把它们晒干。不然我该怎么办呢？

       住在乌拉街，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头不梳脸不洗，我穿着拖鞋，在院子里走。我看那些我亲手种的蔬菜，亲手种的花卉，亲手种的玉米……我看完前院看后院。我是那么喜欢它们，我天天看还看不够（我姥姥家是地主，我的身体里有地主基因，而且苏醒了。我从骨头里喜欢土地和土地上的植物。它们结出果实开出花来！这些都是奇迹！）。从新疆回来，我早上还是披头散发地看菜地，看完黄瓜看玉米，看完苦瓜看豆角，但我现在的视线也落到那些被我有意留下的野草上。我看野草的目光开始柔和了。我看野草的时候，再不在心里盘算着今天下班我要铲除它们。我现在要留着它们，为新疆的那些羊。就算它们吃不到，我也要留下这些肥壮的牧草，不然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