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祖屋因主人的离开明显落寂了，大小、高低、粗细不一的物品摆在房间不同的地方，它们都被时光的尘垢覆盖了，气息有一种铁绣味，与挂在窗玻璃上的雨痕遥相呼应。显然，以往的生气已经不在。
       从衣柜的上端，挪下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旅行箱。箱子挺重，我用双手紧紧抓着把手，又是弯腰，又是挺胸地把它从高处放到地板上。箱子上面落满了灰土，拂掉后，可以清晰看见旅行箱斑驳的外表。箱子是我在22年前花掉25元钱买的，我拎着它去长春，去北京求学，应该说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者。箱子就在眼前，我也人到中年。箱子在祖屋任凭时间的消磨，我却四处奔波，放浪形骇，甚至将其遗忘。眼看着就到了六十年代生人开始回忆的时候，我在北京一个暮色滥觞的咖啡馆里，目睹了窗外一棵大树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一瞬间，就想起了这个箱子。在小雪装点的初冬，我踩着黄昏温暖的余晖，打开祖屋单薄的房门，走进曾经属于我的房间，把箱子打开了。箱盖翻起来，露出花格衬布，里面盛满了旧日的时光和我青少年时代亲密的物品——情书、手稿、学习笔记、毕业留言簿、没 有盖销的邮票，还有几张书画。我一件件检点着这些有生气的东西，变脆了的纸，发出“咔、咔”的声音，有一点悲凉。我的手最后触及到箱底一个十六开的牛皮纸信封，心突然颤抖了，如电击一样。  我想起了信封里所装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在20多年的时间里，装进去，拿出来，再装进去，又拿出来的东西——三张画，没有钤印的画，是祝肇年先生21前送给我的国画作品。21年哦，画还在，人已去。
       牛皮纸信封有点像阳光暴晒的漆盘，渐渐崩裂、破碎。我撑开信封口，响起冰裂的声音，让我感觉到了岁月的荒凉。我从中拿出一沓五彩缤纷的宣纸，一一打开，正是祝肇年先生三幅没有钤印的画。两幅山水，一幅荷花。画幅的留白处开始泛黄了，一幅山水画的右上角还有一滴水痕。我记得，这滴水痕是我在十几年前临摹时不小心落下的。
       祝肇年先生是在1991年的一个深秋，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戏曲专家，一生寂廖，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清楚他的身世，他的成就。戏曲几乎成了古董，戏曲之学一天天地走向沉寂，研究戏曲的祝肇年很少被提及。然而，作为先生的祝肇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即使是在浮躁的今天，我还是常常想起祝肇年授课时的风采，高高的个子，行云流水般的风度，一举一动，从容、潇洒，倾倒了无数的学生。他讲戏曲史，重点剧目可以自如演唱，优美曲词倒背如流，口若悬河，一唱三叹，体现了祝肇年先生深厚的学识。后来又听说祝肇年先生懂诗善画，笔底丹青具有专业水平，所临作品曾让业师周贻白先生误判真伪。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如同深邃的夜空，以其巨大的人文魅力，牢牢吸引着我。
       我是在1985年与祝肇年先生相识的。当时我正在中戏的长春编剧班学习，先生从北京来长春授课，与我们住在一起，长达一个月的光景。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对祝肇年先生的了解渐渐丰富了。他是周贻白的高足，杰出的戏曲学者、教授。遭难于十年文革，付出了惨痛的人生代价，平反后便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执教。对他的学问和文章，我不陌生。为了考中戏，我看了一些有关戏曲史的文章，其中就有祝肇年先生写的。印象较深的是一些关于《窦娥冤》、《牡丹亭》、《西厢记》的随笔，情真意切，理清语透。后来得知，祝肇年讲《西厢记》堪称一绝，所有听他说过《西厢记》的人无不拍案击节。我听过祝肇年的“西厢”课，的确终身难忘。那一天，他穿一件蓝色的对襟衣服，纽扣是手工盘成的，微笑着走进教室。一头短发，戴一付精巧的眼镜，瘦高的个子，有一点驼背，走路的姿势很像赶路的鹤。他站在讲台上，对同学们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西厢’是中国文化人的基本修养”，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没带任何参考书，一曲西厢沉入他的记忆深处，动情时，他摆动双手，调动情绪，一板一眼地唱起来。
       祝肇年先生是第一次到长春，课余时，我们就陪他去溥仪的伪皇宫参观。伪皇宫也是吉林省博物馆的所在地，最大一个展厅陈列许多明清书画作品。我们一件一件地看着，祝肇年先生看得很细，连画面上的印章都不放过。在恽南田的一张山水画前，他停留了十分钟之久。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谈起书画。我正在写明人行草，略知绘事，与祝肇年先生的沟通没有障碍。博物馆里的明清画作，我们愉快的交谈，使祝肇年先生产生了作画的欲望。恰好我有宣纸、墨汁、毛笔，缺国画颜料，我也跑步买回来。我捧着文房四宝，高高兴兴地来到祝肇年先生的房间。祝肇年先生看见我带来的东西，马上站起来，摸摸宣纸，看看毛笔，然后，把桌面清理干净，顺手拿起一张宣纸，铺在桌子上。我在一旁帮他倒墨，挤国画颜料，又端过来一个盛着清水的搪瓷缸。祝肇年先生匆匆看一眼宣纸，就把一支提斗笔触到宣纸上，停顿片刻，便急风骤雨般地舞动毛笔，顷刻之间，一幅写意荷花跃然纸上。题款之前，他看我一眼，说：“送给你吧。”还没等我说“谢谢”，他就在画幅的右上角写下了我的名字。我高兴地把画挪到一旁晾着，又把一张宣纸铺到桌子上。祝肇年先生座下了，喝了一口茶，低头不语。片刻，他抬起头，看着宣纸，捡起一支小毛笔，蘸一点颜色，就在宣纸上轻轻勾勒起来。一点，一线，细致的皴擦，小心的设色，朦胧的山水，远去的小船，在祝肇年先生笔锋经过处生动、鲜活。祝肇年先生早年随陈半丁学画，对古人佳作心摹手追，笔下蕴涵着宋人山水画的遗韵。祝肇年先生一边画，还一边说：“舒服，真舒服。”然后，长长吁一口长气，似乎将内心的苦闷倾吐出来。祝肇年先生是历经苦难的知识分子，平反后也很少提及不幸的遭遇，常常是以沉默控诉那一段黑暗的历史。画画，有可能是他放达自己的形式，有可能是对世俗凡尘的忘记。那一天，祝肇年先生的房间里被颜料、墨的特有气息弥漫，零乱的宣纸占满了宽敞的房间。画好的画，写好的字，固定在墙上，荡漾着片片书香。他显得特别高兴，大谈传统文人画的精神韵致和中国古典戏曲的美学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渐渐，房间暗了，我向窗外望去，一眼的暮色，铺陈在光秃秃的树枝和落有一层薄雪的房脊。后来，我对暮色的喜爱，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需求，恐怕是这一天，这一时刻的暗示和影响。
       讲了半部“西厢”的祝肇年先生，因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审查问题，匆匆回到了北京。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所作的画，全部留给了我们。我侥幸地得到三张，其中两张画写了我的名字。戏剧之缘，书画之缘，使我们之间的感情近了、深了。 1988年春天，麻国钧老师带着我去祝肇年先生的家拜访，我们穿过地安门大街，借着昏暗的灯光，转到鼓楼东侧的一条胡同里。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祝肇年先生住在胡同深处东侧的一栋坐南朝北的房子里，房间还算宽敞。祝肇年先生情绪很好，与我谈了谈当前的戏剧创作，评说了一番“作家学者化”的观点，最后，又提到三年前的长春以及作画时的美好情景。他说，画画舒服，等自己退休了天天在家画画。辞别时，祝肇年先生说：“去长春没有带印章，那些画没有盖章，你可以随时拿到家里补盖。”
       可惜，祝肇年先生退休不久，便染病了，未能尽情地画画。病痛和愤闷，使他无法抵抗，就悄然离开了我们。恰巧这一年我正在北京，参加了追忆会，听到了吴祖光、谭霈生等先生对他的缅怀，记得谭霈生惋惜地说“写文章的风格，讲课的风格，中戏再也没有了”。
       三张画一直放在祖屋里，没有去找祝肇年先生补盖印章。有人说，印章是凭信，钤印与不钤印大不一样。我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我更看重画作的人文价值，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我与一个长辈，与一位先生的精神交流。时间消逝，三张透过历史风雨的画，记录着两个人生命感觉的画，有着说不出来的人生况味。
       霉味渐重的灰色旅行箱合上了，三张画没有放进去，被我带到了北京，留在了意水堂。有时临了几页帖，见精彩之笔，就愿意站起身，展开画卷，静静地看着。画不是名作，作者也不是大师，但对于我来说，画作与作者是我生活中重要的记忆，青春岁月里巨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