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到了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宾馆”楼顶。
经过一张床时，我一眼瞥见一个蓝色背包露出的半张地毯——那是彼得为他未来的客栈买的。
不一会儿，两个啃着鸡腿三明治的男人晃晃悠悠地出现了，再过一会，一个大声哼着歌的大胡子也上来了——简说得没错——我们会再见的。
就这样，在大马士革的那个楼顶，小别重逢的五人一致决定：这最后几天，无论如何谁也不可以擅自脱离集体。
我记得那些日子。
一帮人在街头巷尾漫无目的地游荡，偶尔，我们会分别消失几分钟，当再出现，彼得会露着一对虎牙高举着一张印有萨达姆头像的货币，孩子气十足地叫：“看！看！”——那个倒霉的伊拉克前总统生前怎么也不会想得到，在历史对他开的恶毒玩笑里，有朝一日自己的头像竟会成为一个加拿大青年的收藏品。
里昂则摇头晃脑，一边哼哧着什么歌一边告诉我们——他刚才在某个茶馆听了一段多么精彩的中东手鼓。
“年轻人，不要着急赶路，否则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的。”他说，然后笑眯眯地抚抚大胡子。
塞西勒，有时会哈哈大笑地突然变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鸡，有时则神秘兮兮地将一个什么塞进我口袋，掏出一看——一小瓶精致又芳香四溢的玫瑰香油。有一次她消失了许久，以至我们都绝望地打算张贴“寻人启事”了，结果却发现前面有一堆人水泄不通——她竟然在大街上扮起“卓别林”来。
遗憾的是，大多围观者都对这位外国街头艺术家持“同情”态度，他们一边摇头，一边低声说着什么。
“这些人怎么没一点幽默感的？”当我红着脸像小偷一样快速将她从人群中拉出来，塞西勒瘪了瘪嘴，说。虽然如此，后来她还是又在另一个地方“表演”了一次——那次有人笑了，还有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简，那个总是若有所思的小说家，每次掏出的东西不是烟丝就是卷烟纸。他将烟卷好，微笑地递给我，我吸一口，递给彼得，彼得吸一口，再递给他。
至于我，则断断续续地说一些小插曲：坐在小摩托上的一家四口是如何加大油门冲到面前，只为了齐声对我大喊一声：“你好！欢迎来到叙利亚”，或是某个商店，有把什么样的好刀，等等。
我记得那些日子。
彼得总是趁人不注意将一小块冰塞进我脖子或是将写有价格的标签贴到某人背上；记得里昂翻开那本又大又厚的日记，告诉我们哪些文字已被杂志采用，哪些正在成形中；记得塞西勒在一个又一个的晚安亲吻后，是如何把她的床整理成一个微型蒙古包——她把所有空床的枕头收集起来，垫在犯毛病的腰上，然后带上眼罩与耳罩，像只北极熊般在高高隆起的被子里一动不动……还有简，总是将自己的毯子丢到我床上，自己却毛衣外面套着短袖，长裤外面包着围巾。而我，清晨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悄悄把毛毯盖到那两个缩成一团，总是睡懒觉的年轻人身上。
我还记得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十几张床不得不齐齐移往中间拼成一张“国际床”：中国、英国、韩国、加拿大、法国、南非、日本、德国……不同的国籍与肤色，就那样平等友爱地肩并肩。
那是一个炎热的白天。
我们走了一小时路，来到申请参观戈兰高地的办事处。
“你们是一个旅行团的？”那位看上去脾气很好的办事员在看了我们那盖着形形色色印章、颜色各异的护照后，狐疑地问。
“对！”五人异口同声，铁板丁丁。
办事员又看了我们几眼，不出声了。十几分钟后，他微笑着拿来一张通行条：“本该一人申请一张的，因为你们的护照各不相同，不过，既然你们是一个团体，只需一张申请表就行了。”
那张通行证，就像那晚的“国际床”一样，来自五个国家的五个名字整整齐齐地并列在一起。
经过几次转车，我们来到那飘扬着叙利亚国旗的高地入口。
这片与以色列接壤、可以俯瞰以色列加利利谷地，有公路直通大马士革，第三次中东战争被以色列军占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被叙利亚夺回部分的土地，直到如今，仍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心腹之患。
根据1992年9月俄罗斯提出的撤军计划，戈兰高地分别由叙利亚、以色列和联合国控制：百分之六十领土属叙利亚，百分之二十由以色列租借90年，其余部分作为军事缓冲地带交给联合国维和部队管理。
但叙利亚拒绝了此计划并强调：“只要有一寸阿拉伯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就不可能在阿以之间实现真正的和平。”
你的西域。我的东土。不断的战争并没有提升人们对仇恨的免疫力。
一个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的男人看了看通行条，提出我们只能呆在车上，以跟车绕行的方式游览。
简拒绝了——这位儒雅而倔强的小说家，不仅早就阅读过戈兰高地的详细资料，还清楚只要有官方通行证，是可以步行入内的。
男人很不情愿。天气太热。也有可能，是对这种重复地带领外国人观看废墟的工作感到厌倦。
面对简的坚持，男人没再说话也没什么表情，但似乎是妥协了——他晃了一下脑袋。
我们迈进铁栅栏，两辆维和部队的军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空气滞热沉闷，投射在路上的身影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无比清晰。
那天的参观者只有我们五个，而那位心不甘情不愿的值班者，则像影子般不远不近地跟着。
在黎巴嫩，我看过数幢千创百孔的大楼和一座被炸毁的桥梁，但这里，是一整片——范围大到两个小时都走不完。
倒塌的房子、裸露的钢条、被炮火轰出一个个大窟窿的墙、落满碎石的清真寺、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摇摇欲坠的楼板……一些墙上画着飞机和大炮，一些墙上画着带钢盔的人，边上用英文写着：“为了解放而斗争的年轻革命战士！”
这是一片空荡的土地，或说，是被弄空了的土地。尽管它曾经也许很丰饶，但如今却再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这是一个死了的地方——一迈进栅栏，就能让人产生这种感觉——太阳有多强烈，这个地方离生命就有多远。
走到一片有着棵歪斜大树的废墟时，工作人员突然出声了：“这是一所幼儿园，当时孩子们正在里面玩耍。”
我转过头，看到的却是一张漠然的脸。这个男人，我不知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每天守着这些、看着这些、经过这些。偶尔，停下来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说一句：“这曾是一所学校”、“这曾是一家医院”、“当时孩子们正在里面玩耍”……
这些突然蹦出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而除了沉默，我们又能说些什么？
经过一扇被炮火轰黑的卷闸门，我看到一张相片：五官被刺刀或是玻璃划得面目全非，只剩脸廓和一头漂亮卷发。那个相片上的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什么模样，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都经受了些什么。
这世上，并不仅仅只有子弹、匕首才能杀人，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简单的发音、一张相片也能将人置于死地：人们的手在伸进废墟的同时，也伸进了往昔那些妻子和孩子埋头吃饭、父亲看着儿子入梦的令人心颤的记忆里……
一张相片。一场瘟疫般蔓延的暴力。一个漫长又辛酸的洗礼。
太阳开始西下。
回程途中，我似乎感到有东西正在击打自己。那是样锐利而没有护鞘的东西，它使整个世界都浓缩在那些沉默的残垣断壁和扭曲的铁丝网——浓缩在虚空之中。如果说那刻，那些人（战争中的死者）在此重现，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这个地方离生命实在太远了，死者回来，也合乎情理。
在叙利亚的最后一天，所有楼顶爱好份子一致决定去泡吧。
人们总是喜欢在乐声和酒精中道别，似乎那样别离便能隐而不现，而实际上，当乐声响起，杯盏相碰，别离便已触手可及。
我们再次说，五年后的同月同日重逢。五年，很长，也很短。我不知道五年后自己的生活会怎样，但如果他们守约，我也会。一定会。
那晚，我跟塞西勒跳舞了，跟当地人一起。
我并不羞涩。
我和彼得在白天跟简打了个赌，结果我们输了——各输给简一瓶啤酒，但后来，那些酒，我们是一起喝的。
我一直紧握杯子，直至寒凉的玻璃在汗湿的手心渐渐温热。
酒吧充满欢声笑语，我却觉得自己正坐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静静看着这些萍水相逢的人们：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从面前无声走过，渐行渐远，渐渐消失……只有我不曾移动，一直坐在原地，一直……
我们无论从再远的远方来，到再远的远方去，都不过是在划一个相同的永恒的圆。
一行人笑笑闹闹回到客栈，已是凌晨三点。
在酒精的作用下，彼得和简疯狂地敲击大门，里昂则放声高歌——我和塞西勒既没有阻止，也没提及任何可见世界应有的礼仪与风度。
我们只是把灯关了，让其它几张不悦的面孔消失于朋友们神圣的歇斯底里和茫茫夜色中。
那是遍布划痕又完整无缺的一天。
晚上有些冷，塞西勒逼我穿上她的外套。彼得和简在细雨沥沥的阳台抽烟。
我醒着躺在那里，一只黑猫悄无声息掠过棚子，然后穿到床下。
侧过身，旋亮小手电——我想写几句什么，结果摸出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青苹果——它已在包里放了两天。
这些天来，我买过不少水果：石榴、香蕉、葡萄、桔子。我们总是像分享香烟一样有福同享。这个苹果，由于那天一时找不到刀把它分成五份，便搁置下来。然后我便忘了它。
我打消了写任何东西的念头。
我把苹果重放回包里。
第二天，在那辆开往安曼（约旦首都）的班车上，我像个孩子般趴在座位，双手和脸贴在布满缕缕雨痕的车窗，直至再也看不清任何一个人的脸。
然后，我拿出那个苹果，像攥一枚珍宝般紧紧地攥着它。
—————————————————————————————————————————————————
这些关于五年前在叙利亚的文字，到此为止。五年后，这片我爱过的大地成了更大范围更具摧毁性的“戈兰高地”。我不知文字和相片里出现过的人们是否平安，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有人说，战争是对生命的轻视和侮辱。
而我，一个有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写作者，惟一要拾起的武器便是——真诚的文字和良知。
PS：几位朋友现状：
里昴自一别后再无联系。
简给我发过一封信，但当我再回信时却总是被退回。之后再无联系。
塞西勒与我通信两年多，叙利亚之后她到了中国新疆，并从北京乘火车去了俄罗斯。后来，由于我的雅虎邮箱出问题，联系中断。
彼得，离开叙利亚三个月后，在立陶宛有了一家美丽的客栈，生意非常好，我们在facebook时断时续地联系着，但今年，他的facebook帐号甚至客栈帐号都统统神秘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