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斯勒回来的路上，女儿和她的朋友Na商量第二天带我去划船。我没有问去哪儿划船，也没有问怎么划法，因为我不会游泳，对水上运动存在畏惧，但有女儿和Na一起，随喜的想法盖过了畏惧。
        没想到近日的爬山运动把我们都累着了，次日都起来晚了，划船要去很远的海，出海一去就要一整天时间，加上Na喉咙痛，女儿便问我去西温海边徒步可否？我出生在山区，更乐于山，对划船本来就没有期待，于是，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西温。
       因是周日，我们还在近海公路上焦急地寻找车位，女儿突然说：“快看！海市蜃楼！”我猛地侧过头透过车窗看向路下的海，只见远处的海面笼罩着一条云雾带，云雾里长着一排排高矮不一的楼房。可是，我的手还在包里掏手机，就眼看着它雾散楼隐了。我失望地问女儿还能看到吗？女儿说那要看你的运气了。
       我快步走到海堤步道，海水几乎要荡上步道来了，但又没荡得上，泱泱的海平面微泛着，给人一种欲溢未溢的盈满感。我从未看过这么低的海边步道，也没有见过这么满的海，就像一个大水盆盛了九份多水的足够，多一点则流溢，少一点则乏缺。
       望向散了的海市蜃楼更远处，隐约能看到一条巨大的邮轮，我问女儿那条邮轮为什么不进港，女儿说她也不知道，大概率是在等待港口泊位。回头再顾温哥华港，一条邮轮徐徐从港口开了出来，我赶紧拿起手机拍拍拍，但无论怎么构图、怎么调镜头，Pura 90都装不下那条邮轮了。我问邮轮开往哪里？是不是阿拉斯加？因为我朋友2024年带我游温哥华港的时候，说她就是从这个港出发去阿拉斯加的。女儿说：“不知道啊，有航线的话，开向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港口都是有可能的呀。”然后追加了一句“妈妈，你的问题真多。”这话突然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我来深圳上班时，父亲因地质队完成了探矿任务，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到了深化大国企改革的步骤，父亲不随己愿的提前退休了，这就有了可以相对长时间在我的新家帮忙照看孩子。那些年，父亲不仅像孩子一样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而且一有空闲就抱本厚厚的书啃，他也拿我的四通打字机学打字，还尝试教我的孩子打字。那时的我和现在我的女儿一样，也常常说我父亲啥都想知道，啥都想学，好奇心真强。谁能想到三十年后我也和我父亲一样追着世界问，难道这也是血脉流传的组成部分？
       雾慢慢被太阳驱开，斜对面的史丹利公园露出了相向的一角，公园里的黄叶已经明显可见。上周末女儿带我到该公园散步时，我们在狮门桥下尝试自拍时，一个白人小妹走过来问是否需要帮忙拍照，陌生人的主动让我犹豫，女儿却让我把手机交给她。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主动帮忙拍照的人，戒备心顿时放下。从狮门桥下穿过一直向前走就是公园面向太平洋的一面，那天天气非常好，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意洋洋，我们沐着阳光、迎着太平洋吹过来的宜人海风，兴高采烈地大踏步向前走着。“你看！求婚呢。”女儿傍过来轻声说，我抬头看去，前面延伸临海的观景台上，站着一个高个儿女孩，旁边单膝跪着个男孩，看不见手上拿的什么，因为他们也面向太平洋，我条件反射地掏手机，想留下这美丽的瞬间，女儿阻止了我，不让我打扰人家。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这对年轻人决定终生大事的时刻，也是他们最激动、最甜蜜的时刻。我居然像女儿小时候听从我的劝告一样，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看着那个女孩双手捂住脸的背影，双肩在颤抖，显然是喜极而泣。只是一会儿，她可能从惊喜、激动中醒来了，便看见她腑下身子，双手扶起男孩紧紧相拥。我轻轻地从观景台一侧的步道走了过去，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雾弥散了、稀薄了，沿着史丹利公园靠太平洋的方向已经可以分清哪是堤岸哪是海面了，我盯着更远处的云雾带看，隐隐约约看到云雾里有楼房，有的只是屋顶，有的露着楼层，还有的只是混混沌沌、模模糊糊的轮廓。我真以为自己有那么幸运又看到了海市蜃楼，赶紧让女儿看，但是孩子说那边是陆地，是温哥华市区，只是陆地被云雾缭绕着。
       掉头回程时，太阳光已经很强烈，Na主张不重复走海堤要走海滨绿道。绿道上有许多低垂的树枝，两个孩子玩起了摸高游戏，互相指定不同高度的枝条一路笑着、跑着、跳着摸树枝。在一棵比其它树都高的树下，女儿几次起跳都摸不到指定的枝条，引来了路人的围观。这时，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过来了一对老年夫妇，男的个头不高，在白人里甚至算是个头比较矮的老人，他一声没吭走到树下向我女儿微笑示意，然后举起手中那根精致的拐杖钩住枝条往下拉，已经领会老人意思的女儿跑动了两步就够着了枝条，一老一少的幽默配合引得在场围观的人纷纷笑了。我其实一直拿着手机准备随时捕捉孩子摸高镜头的，但老人的举动太快了，他对两个孩子游戏的参与纯属意外，我只顾了笑，没有反应过来要拍摄。
       阳光撒在绿道的休息椅上，橙黄色的木椅泛着白光，热情洋溢地伺候在路旁，女儿和Na让我坐下休息一会儿，我说“找个人帮我们拍张照片吧。”这时，一个和我一样肤色的中年妇女站到了我面前，用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帮你们拍。”拍完照我向她道谢，她说“不用谢，我早就想问你们要不要帮忙拍照的了，看到一个外国人在又不敢说。”听了她这话我忍不住笑了，她也朗声笑着走了。但我觉得，我和她的笑点可能完全不一样。从她穿着一身质地讲究的休闲服以及独自悠闲散步判断，她应该是附近的居民，或许已经拥有加国身份，是一个准加拿大或就已经是加拿大人，可能她以为我也和她一样是附近的居民，并不知道我只是一晃而过的游客。她的话以及她的举动说明她是开朗大方以及友善的，同时对华人同胞也是认同和渴望交流的，她应该是笑自己因为一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而不敢主动给我们拍照。但我可能想的多了一些，我想，一个华人仍然认为她是中国人，很自然的说其他肤色的人为外国人，即使站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也习惯性地把不是黄种人的人说成外国人，这种中国人身份固化的观念，可能在第一代移民中很普遍，并且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这就应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那句著名的歌词。然后，我又联想到在温哥华的华人，因为华人多，甚至可能不需要离开华人圈都能很好地谋生和发展，日常活动和娱乐也都基本可以在华人圈里，可以说第一代移民的华人基本还是在华人小社会里，他们虽然身在异邦，但心仍然在中国故土，日常生活方式多保留着中国式，关心和讨论的事情，可能关于祖国的多于所在国的。回国时，我在机场碰到一对到温哥华旅游的深圳居民，他们告诉我，旅游期间住在列治文的亲戚家，出门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就可以，感受不到在外国，好像还是在深圳。
       上车了，回头看西温海堤已经越来越远。对我来说，此生也许不会再来第二次，但在这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和事，可能还会偶尔温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