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的苛捐杂税
20世纪40年代末，那个款，杂款，农民土话叫款子，实际上就是税，派的杂税，实在多。我们镇金区，逢场，赶场，三天一次叫大场，两天一次叫小场。这个派款，每一大场都有，就是每三天都有款子派下来。印象中是这样。
家里面没有粮食拿去交，好像也不收粮食。就是交钱。钱从哪里来的？就是我妈妈，每一场，买一斤棉花，回家搓成条条，纺成线。棉花和线，都是一斤。卖了线，可以赚一升米，又把米卖成钱，拿去交。这样卖来卖去，可能多赚一点钱。你不交，“他”就派个伕子，到你家来坐着，不走。
伕子，老的年轻的都有；中年的比较多。就是街上吃鸦片烟的人，没有职业，没有房子，本来就到处混饭吃，正好愿意当伕子——土话叫滚龙。
那个时候，卖粮的，是专门儿在一起；卖猪的，有一个坝子；卖牛的，有一个坝子；卖鸡卖蛋的，又是一个地方；卖蔬菜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遍街乱摆。这些滚龙，和叫花子，晚上就在猪肉房里住。卖猪肉的，大概有十几间房子。
房子的情况是这样的。肥猪，一般小商贩，一天只能卖掉一头，占一小间房子，有四五平方米。这种房子是，三方有墙，靠着门这一边是敞开的。上面盖了草，不漏雨，遮阳。挡风挡不住……也挡一点点。滚龙都进去躲雨避风，晚上住，白天就走开了。这不是他们的房子。但等于是他们的房子。遇到要派伕子，去那里找一个就是了。人多，还不够分；为了争夺伕子差事，上岗再就业，为国家出力，还会骂架，打架。
伕子到了家里，你吃啥他吃啥。你吃糊糊，他吃糊糊；你吃红苕，他吃红苕；你吃菜，他吃菜。你睡觉，他也睡觉。你蹲茅房，他怕你跑了，也来蹲茅房。反正和你一起，吃，包括睡。吃了你，这个款子，你还得照交。所以啊，都千方百计，派你好多，你就交好多，没有其他办法。
我妈妈只好买棉花，纺线，整夜地纺。我知道，我二爸，经常帮她挂线。纺好的线要放到柱子上，挂一阵，把那一斤线，就是一大把，挂成长形的，叫挂线子。然后赚米卖钱，交这个款子。
那个时候，我们四川简阳的镇金区，派款子交款子的情况，大致是这样。1952年土改以后，收了庄稼才交公粮，一年交一次；不交款子了。土改到人民公社以前，老百姓的生活有明显提高。他们有土地种了，交租变成交公粮了，有一定结余。1958年以后，生活又下降了，大大下降了。到了1964，包括1965年，生活也比较好。之后一年不如一年。关键是，制造苦难的人还要告诉老百姓：苦难是财富！直到改革开放，情况才好转。
保甲局和保甲长
保甲局是干什么的？现在的村长以前叫保长；现在的村下面是组，组长就是以前的甲长。名称不一样，内容也不太一样。
那么，用现在的话讲，保甲局，就是村长、组长的办公室。镇金区的保甲局，设在街中心的一个大茶馆里；既是茶馆，平常卖茶水，又当会场、办公室。保长、甲长要办公，要开会，办公主要是开会，要讲事儿，就到这里来，有桌子有凳子，有茶喝。不影响做生意。
我觉得这种方式啊，现在都可以采用。为什么呢，房子使用率高。你不办公我就做生意，是茶馆；你要办公，要开会，我照样可以做生意，你坐在你的位置上，茶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说，现在开会是专门的地点，不开会房子就空着，是一种浪费，我认为。
有一个保长，我比较熟悉。
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姑婆，她家是富农，她的孙子，吴辉云，长我几岁，我喊大老表。他长得很帅，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大学学费高哦！一个富农都读不起大学。本地啊，就是仁寿县下面，自己家所在那个乡，把我的老表，就是吴辉云，要回来，当了大概有两三年保长。解放后被选去教书。那时已经没有保长了，只有村长，村长都是农会主席，选吴辉云当老师。1958年我回家，还看到他，带着学生，捡棉花。一直到1964年，搞“四清”。这就过不到关喽，说，当过保长；又是富农，靠剥削的钱读的书，会把农民子弟教坏，要“清”下来。这样，老师位置就给抹掉喽，重新去当农民。因为他有文化，还勤快，当农民，比别的农民还强点。搞了十多年，到1978年，不是落实政策吗？他又千方百计托朋友，找关系，又给他恢复了教师资格，后来拿到退休工资了。
但是他的弟弟，和我同年，我喊小老表。“四清”时，农村的政策有点乱来，文化大革命更乱来。说小老表是富农子弟，挨斗挨打，憋得没法，自杀死了。大老表当过保长，有文化，还活过来了；小老表一直当农民，没有多少文化，结果死了。
2001年，我回老家，又碰到他，还请他到我弟弟家里吃饭。
我问大老表：“你当过保长，为什么没有怎么被处罚呢？”他回答：“那时候要抓壮丁啰，我不抓，斗钱，买壮丁。我当保长最讨人喜欢的就是没有抓壮丁。买壮丁，我是靠打会——找几个好朋友，比如说一人出1万元或者出1000元吧，我拿头会，你们都斗钱给我，我请人当壮丁，然后每年我来还钱。比如说有四家，我一年还一家，还四年就还完了嘛！就是这样。反正给乡亲们解决实际问题，不欺压谁，不吃黑钱。没有民愤，挨斗不多，不重。”
我问大老表：“我的小老表，你弟弟，怎么没有你能扛事呢？”他回答：“我弟弟不能吃苦，所以死了；我能吃苦，所以活了。他认为我不能吃苦，我不承认。我只是不能吃体力的苦。但我能吃独立思考的苦，能吃忍耐自律的苦，能吃读书读报的苦。四种苦，我能吃三种，当然该我活。他只能吃一种苦，迈不过坎，只有被逼死。可是他认为我不能吃苦。其实能吃体力苦绝不是美德，勉强算是技能，甚至技能都算不上。因为是没有选择嘛。而吃其它三种苦呢，往往是自己选择的。这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不同，当然结局也不同！”
我问大老表：“后来怎么给你落实的政策？”他回答：“落实政策呢……你要相信，办事，包括落实政策，没有违背大原则，找到朋友，招呼还是要打的，条子还是要递的。我原来叫吴辉云，后来把名字都改了。要办成一件事啊，没有朋友帮忙绝对搞不成，所以把名字都改成了吴成帮。”
大老表活了91岁，还算不错！他比我大五岁，已经走了四年。我95岁，他要活着都101岁了！他，关于吃苦的话，我认为很有道理，也有实际意义。
另一个，我的姑父，姓冷，国民党员，也是保长。老百姓都喜欢，为官正派嘛！
他长得很帅，又有文化。1937年，家里让我拜寄给他，喊他保保，我就成了他的干儿子。因为他走得早，没有“保”到我。
怎么走的呢？抗日战争一开始，当保长的，要带头抗日。姑父就去当兵抗日。一去就没有回来，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的姑姑，我爸爸的妹妹，我的干妈，属于“抗属”，多少有点照顾。解放后，这种照顾就没有了。1960年，姑姑死去，饿死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保长，就这两个。他们都是好人！为人，品格，能力，并不比现在的村长差。
英 雄
志愿军英雄多！
有一次，长津湖战役，冬天，志愿军第9兵团，伤亡19202人，冻伤28954人，冻死4000余人。有一种情况是：趴在阵地上，打伏击。但敌人没有来，因为某种原因，部队又没有撤退。结果全部冻死了。死了，还是趴得整整齐齐的。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打伏击是这样的，目的很明确，大部队一定会跟进。如果埋伏的部队纪律差，被发现了，敌人肯定会做好准备，大部队就不来了。
那个邱少云也是真的嘛！活活烧死了！两个因素：不能让敌人发现；大部队尚未到达。如果他动一下，翻下来就有水沟，那不会烧死。但是一动就可能暴露，伏击战肯定泡汤了。就是不能动。不管哪个朝代，也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军队的纪律都是非常严格的，也必须严格。
邱少云的事迹，我是相信的。它是真的我怎么不相信！邱少云被火烧，不敢动；或者敢动，但是不能动，这种事肯定会发生的。他是真英雄！当时志愿军的纪律，就有那么严格，执行就有那么到位，是我我也不会动。该你死你不死，国家要你死你不死，违反军纪，最后，上了军事法庭，还是要枪毙，而且可耻。
朝鲜军纪就不行，我亲自看到，他们的军官，穿着皮靴，例如士兵立正稍息搞得不好，他就踢，不止踢一脚。他们的联络员到老百姓家，可以随便吃，放心睡。我们志愿军，我所在部队，平时住山洞住坑道。万一到了老百姓家，只能睡外面，没有住过老百姓家，没有吃过他们的食物，只喝过水。临走还要把水缸挑满，还要把地扫干净。我们是挑水。朝鲜人，主要是女人，是顶水。头把水桶顶起来，也不用手扶，稳稳当当地走。1953年7月停战以后，凡是要转移，老百姓看到我们在扫地，在挑水，都要哭，都要挽留。感情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感情好？因为志愿军纪律严格。我个人的经历，战事紧张的时候，我们报务员，有时联络不通，被骂是有的，但没有挨过打。例如说山东人，喜欢骂妈那个B啊，这句话，骂一句是有的。师长、团长，他叫你联络谁谁谁，有时那个无线电，一下子联络不通，就被骂。这种情况有。
当然，有时候，英雄不英雄，也是变化的。
例如47军那个罗盛教，1952年1月2日，小孩儿落到冰窟窿下面了哦，他去抢救，小孩儿获救，他自己沉下去了。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重视，是作为，淹死人了，非战斗减员，要尽量避免，这样报道的。他还不是英雄。过后，朝鲜，那个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来部队表示感谢。有一位大娘，要把自己预建的墓地，让给罗盛教。哎哟，部队觉得对呀，他是为了救人牺牲的呀，不是自己下河洗澡淹死的呀！那时是冬天哈，也不会下河洗澡。这样一宣传，一级级宣传，弘扬主旋律，正面引导，最后，志愿军政治部，授予罗盛教“志愿军爱民模范”称号，就成了国际爱民模范。当地，又修墓，又建纪念碑；连金日成都送了勋章，两种勋章。他就成英雄了。任何事啊，总是有两种看法。……这种例子，千千万万，太多太多。
军中夜盲症
我们在朝鲜作战，吃饭是这样的，嘿嘿，这有点像叫花子，要饭的，要得到就吃好点，要不到就吃差点；实在要不到，就饿几天。没听说过饿死人。志愿军不是要饭，而是啊，那时运输很困难，运到朝鲜的食物，吃到志愿军嘴巴里的占少数；在路上就损失了的，占多数。比如说炒面，要两万吨，到了前线只有几千吨。多数在路上，用火车皮运来的时候，飞机就给你轰炸，扫射，又燃烧，损失很大。因为一次二次战役，那是穿插战，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这个范围内，是在北朝鲜打。三次战役以后呢，就是说从1951年初以后，51年，52年，53年，将近三年的时间，又是在三八线附近打来打去。运输线很长，所以说损失大。火车运来，没有到车站，多半在路上，被飞机炸掉；运到了，就有吃的。食品没地方保管，也没库房，赶快分给部队，自己带着。有时分得多。每个人随身背着一条口袋，胳膊粗，细长，不同的阶段装不同的食品。没到开饭时间，自己想吃，也可以吃；多吃了，接不上，会挨饿。弹药也是，运到就发下去，自己保管。食品，弹药，都只能支撑一个星期。也就是说，打仗，只能打一个星期。准备好了，第二次再打。分到什么吃什么。炒面啊，土豆啊，压缩饼干啊，都吃过。后来罐头也来了。如果分到黄豆罐头，就只能吃罐头，天天吃。它不像现在的，一筒半斤或者一斤，它是大罐头，一筒有好几斤，一旦打开，一顿吃不完，又不好携带，夏天容易坏。这就要讲人缘关系。比如，今天打开我的罐头，我们几个搭伙吃；明天开你的，后天开他的，这样就不会坏。但是那个人缘不好，或者比较脏，说话爱伤人的人，就没人和他搭伙。他就只能打开一筒，自己开自己吃，吃几天，馊了舍不得丢，也吃，吃了就拉肚子。拉肚子了会怎样？掉队。还在行军，没到前线就报销了。所以，后来我在脑瓜儿里边总结，不管是战时，平时，都要有朋友。毛病多了，走到哪里都受冷落。
我们吃的罐头，有鸡蛋黄粉，专门用鸡蛋黄，搞出来的粉。现在市场上看不到这种粉了。吃蛋黄粉，就像吃炒面一样。蛋黄粉罐头之外，还有肉罐头，猪肉、牛肉、鱼肉都有，黄豆罐头也有，哦，前面说过了。有时还有水果罐头，这个少。罐头的花样还是蛮多的。当然不是随时有。运来了就吃，运不来就饿，有时三几个月没有罐头吃。罐头之外，炒面最多；新鲜带鱼不多。没有蔬菜。还有压缩饼干，叫压缩粮。就是黄豆面，麦子面，包谷面，几样面，炒熟，把它们强行压缩成饼干的样子，一加热就软了。但是没有火，经常吃冷的，就像吃冰块。我的嘴打得粗，没有特别感觉，基本上，什么都能吃；冬天，冰碴子把嘴唇划破了，也无所谓。有的人吃几顿以后嘴上起泡，就不想吃了，看到这个饼干，马上打干呕，吃不下去。有时候又没有水，靠唾沫把它润湿，那就很难下咽。吃这个压缩饼干，占的比例比较大。它没有什么香味，好像也没有经过发酵。没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饼干好吃。我都吃过。打越南时的饼干有香味。朝鲜停战以前，就吃这些。
不准生火做饭，很少吃煮熟的饭。有一次过年，部队休息。我把衣服脱了，泡着。炊事班做了最好的饭菜，确实好，好想吃哦。结果刚刚动筷子，哦嗬，紧急结合喇叭响了。谁还敢吃啊！赶快跑了。饭没有吃成，泡好的衣服也没有洗成，不但没有洗成，连拿上湿衣服都来不及。这是1952年的腊月三十（1953年1月26日），等于明天就是1953年的正月初一（1月27日）。
我们还吃过人参。朝鲜种人参，遍山种，我们遇到的，是几百亩几千亩这样种。有点像云南种三七；也有点像我们简阳老家种花生，就是大片大片地种。三七怎么收我不知道。花生是每年收一次。它那个人参不是每年收。老百姓挖人参的时候，要掉一些小的，掉一些须须。就比如说四川农民挖红薯挖花生，都会掉些在地里面吧，穷人就拿锄头去翻，可以捡点红薯捡点花生。朝鲜收人参也一样嘛！部队里，战士发现地里有人参，觉得是好东西，就刨回来吃。谁也不知道该吃多少。有人吃多了，鼻子流血，嘴里吐血。送去抢救。不止一个人。都没有死。医生说，吃补药，不能补得太凶了。年轻人，不能这样补。非常危险！主要是到地里捡，尽是小须须，断根根。没想到补性那么强，差点把人补死。以后也不敢吃了。
在平壤以北，看到一些苏联军人。高射炮兵，汽车兵，火车驾驶员，飞行员，反正都是技术兵种。他们吃的馒头，就像汤圆那么大，小馒头。哎哟，我们看到好羡慕哦，吞口水哦，吃不上。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得多。
战争中后期，物资供应虽然有好转，但还是比较困难，缺营养。大概有一半以上，或者一半左右吧，志愿军，都得夜盲症。这一半左右呢，程度各不同。到天黑，有的完全看不见；有的可以看，看不清，有一点视力。原因很简单，很清楚，就是缺乏维生素A。两三年的时间，长期吃不到肉蛋禽；也不是完全吃不到，总之很少吃。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饭也吃不饱。怎么不缺维生素嘛！也吃不到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更吃不到。有的战士，夏天，晚上出去摸，只有摸，摸野菜摸青草吃。黑灯瞎火的嘛，摸到了，就吃一点绿色植物。哎呀，也不好摸。为什么呢，到处被炸，炸成鲜土，少野菜，少青草。公路旁，铁路旁，树子断完，连树皮都烂成绺绺。当然深山老林里，还是有野菜有青草。不一定吃得上。
后来维生素A终于运到了，叫鱼肝油。不是像现在的丸子，非常好吞，水一冲就下去了。当时运来的那个是液体，倒进嘴里啊，比那个腐烂了的东西还臭。有的战士吞不下去，哇哇地吐。我们营长给他一巴掌，骂他浪费。停战回国以后，整顿作风的时候，这个战士还给他提意见，他还作了检讨。本来是为战士好嘛！
这个鱼肝油，就是维生素A嘛，有个好处：今天吃了，第二天就见效。病情严重的，第三天第四天也见效了。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夜盲症就完全好了。相当有效！特效！
1951年我去参军，身高1.60米。1953年7月停战以后，生活好了，我23岁，开始长个子。回国后继续长，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长到1.80米。现在，我已经95岁了，还有1.78米。好多比我小的同事、战友，都缩弯了；缩弯了没有关系呀！可是他们缩一缩的还死了。我没有怎么缩，当然也还没有死，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我入党70年了。祖国富强，人民幸福。我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争取活到100岁。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饥 饿
我当兵后，妻子在家里待了6年多。1957年4月，才到部队随军。结果发生古巴事件，国际形势紧张，部队不准带家属。11月，我休假，只好送妻子回家。她怀着大女儿呢。
这时农村已经吃集体饭了，就是大锅饭。一个生产队一个灶，很大一口锅。因为我家整齐点，宽敞点，被选中了，大食堂占据了厅房。
本生产队的妇女，年纪大一点的，身体比较好一点的，安排来做饭。各家的灶，拆掉；锅呢，挨家挨户地搜，搜去打烂，打烂了炼钢铁。不仅搜铁锅，什么铁都搜，连门扣，箱子扣，当时的扣扣，不是像现在的那种薄铁皮，而是铁匠打的，粗的几圈，有点像链子，或者是扁的铁条，都给你撬掉，也拿去炼钢铁。铁锅更不用说了。
饭煮好了，喊一声，就是吆喝。一听喊吃饭了，甚至还没有喊，大家都撵过去，堵满屋，挤满院子，争先恐后把碗舀满。围着桌子吃，站着吃，都有。起初能吃饱。没有光米吃，吃清汤稀饭。
休完假，我回部队了。整个1958年，我妻子，和刚出生的大女儿，都在家乡。
办大食堂，刮共产风，燃料嘛，就是乱砍乱伐。不分哪一家的，都可以砍伐。我们家后面，山那边，有不少大黄岭树；门外，有好几根大柏树，都砍了。树子、竹子，甚至灌木，都砍光了。见到树子就砍，砍来烧，做饭。破坏林木，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1958年，破坏得更凶。林木砍完了，连门窗、家具都可以砍。我家有个大黄桶，一人多高，比我还高，有十来个立方吧，是粮仓，也被拆散砍断做柴烧了。那是我爷爷留下的。我知道后，胃病都气翻了。这个胃病不是饿出来的，是生气，气出来的；凡是生气，必然生病。一直到什么时候？到1978年哦，也就是20年以后，我回家，才看到，小碗粗的树子哦，长起来了，令人高兴。但是零零落落的香蕉树不怎么样。宽大的叶子倒悬在树上，枯黄破败，随风飘荡，和衣衫褴褛的叫化子没有两样……大跃进是大倒退，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大倒退，大破坏。这是我的观点。
有一次，大食堂，它拿那个瓦，来搭的简易烟囱。结果烟囱烧得太热，我家房顶的草，被引燃了。听妻子讲，是吃午饭的时候，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家里的柜子等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抬到院坝头来了。又扑火，没有烧到卧室。
很快，大锅饭不能舀满碗吃了，稀饭都不够，开始饿死人。
我高祖下面的叔叔、叔孃死了。我听妻子讲，叔孃的衣服包包里，揣了一根死泥鳅，还不是大的，比小指头还要小，没机会烧熟吃；臭了，也舍不得丢。两口子都饿死了。他们的娃娃，也饿死了。我的堂哥，叫李玉廷，两口子，不是两口子，是李玉廷饿死了，嫂子没有死，但娃娃也饿死了。
1958年农历10月5日，是我外公的生日。正好我回乡探亲，先去看望他。情况很糟糕。家里只有点红苕。老人光吃这个，吃不下去，吃了也不消化。饿！饿！我给了一点粮票、钱。杯水车薪。公历11月，我休完假后回到部队，没过几天，12月初，就收到家信，说外公死了，活活饿死了。死了没有及时埋。等我二爸去埋的时候，已经被耗子，啃得满身都是洞洞。耗子也没有粮食吃，也饿。
我的聋子老表，就是我外公外婆的孙孙，舅舅的娃娃，舅舅死得早，比我爸爸死得还要早，老表有残疾，更加找不到吃了，也饿死了。外公和聋子老表，都饿死了。
我的舅母，外公的儿媳妇，熬到60年代初，也饿死了。光他们家，就饿死了三个。
我有个姑姑，大姑姑，姑父姓冷，当保长。抗日战争爆发，干部要带头，姑父就当兵去抗日。一去不回头，也没有消息。大姑姑一直守寡到1960年。她有两个女儿，比我小点，二十多岁，都出嫁了，好像也不太管用吧。大姑姑活生生饿死了，找我姑父去了！
我小时候，大姑姑，因为我的姑父不在了嘛，女儿还小，家里有事，赶场，就靠她。一个小脚女人，走20公里，到镇金来，在街上看到我，就买“帽儿头”给我吃。就是舀满一碗饭，上面再扣一碗饭，像戴了帽子一样，叫“帽儿头”。光买饭，舀点饭馆里的汤来泡饭。那种汤啊，饭馆里都有，是涮锅水。炒完菜，掺水，烧开，放点葱花，盐，免费的。有时又买份红烧肉。她就站在旁边看我吃，自己不吃饭，也不吃肉。哎呀现在想起来，她太好喽，我是太不懂事喽，就没有喊大姑姑吃，或者客气一下，我不吃，姑姑吃，就没有这样。喊我吃，我就老老实实地吃嘞。现在我估计，她，一是我拜寄给姑父，等于是拜寄给她，喊保保，姑父给我取名叫“志明”；二个是我的姑姑，她只有两个女儿，老念叨我们，我是两弟兄，长得乖；我下面一个妹妹，也长得乖。她喜欢儿子嘛，我是她的干儿子嘛！不然怎么会来回走40公里路，给我买吃的。而且那点钱怎么辛苦才赚得来嘛！
大姑姑太可怜了！可怜到什么程度？她饿死了，没有人埋，脸，身子，被耗子密密麻麻地啃了许多坑坑洼洼。连耗子都怕饿死。结果，还是我的二爸，去把她埋了。三年困难时期，二爸埋了好几个亲戚。我外公也是二爸埋的，身体同样被耗子啃了，啃得更凶。
我们那里没有姨妈姑妈这种称呼，都喊姑孃，妈的姐妹，爸的姐妹，都喊姑孃；丈夫都喊姑爷。我妈妈的二姐，就是二姨，喊魏大姑孃；她的丈夫，我们喊他魏大姑爷，实际上是二姨爹。1958年的一天，魏大姑爷，从观音寺走到镇金，走几十里，到我们家来。我不在家哦，后来听我妻子讲的。他来干啥嘞？一个大男子汉，估计有五十多岁，他说，一家人饿，几个娃娃饿，大姑孃要纺线卖，赚点钱买粮。纺棉花的机器，有一个部分叫停子，就是纺出来的线，绾在那个铁棍上，需要擦一点油，不擦油，就不润滑，转不动。他来，要一点，擦停子的油。好可怜。那点油，一钱就够了，都没有，邻居那里都要不到，要走几十里路，才能要到一点点。唉，困难到那种程度。不过，他是不是真的来要这点油，或者是想要点儿别的什么东西，没好意思开口，也说不定。
我的家，我自己的家，当时，在农村来讲，观音寺也好，夏家沟也好，我妈妈娘家叫夏家沟，相对来讲还算好一点的，起码有个人在部队，有时还寄点儿粮票寄点儿钱回家。所以，需要点油或别的什么，亲友们就想到我们家了。
还好，魏大姑爷魏大姑孃，没有饿死；几个娃娃也没有饿死。饿是饿够了，走路都打偏偏。
魏大姑爷魏大姑孃之外，还有不少差点饿死，但没有饿死的亲友。我幺爸，他的儿媳妇，就是我堂弟的老婆，浮肿，满身肿，从脚肿到头。逮到个饿得走不动路的瘦耗子，烧熟吃下去，就缓过来了。对门张家，两口子肿，捉到一条老蛇煮了吃，还不是一个人吃，是两个人吃，吃了浮肿消失，也缓过来了。
我本人的家，妈妈、二爸、妻子、女儿，包括我岳父，还有弟弟弟媳，全是本本分分的，勒紧裤腰带跟党走的老实人，都饿瘦饿病饿肿，躺下起不来，但没有饿死。这和我给了粮票，给了钱，虽然都不多，可能有点儿关系。顺便说一下，我爸爸有三弟兄，三个女生三个男生，等于六兄妹，我爸爸占老大。我有个二爸，有个幺爸，有个大姑，有个幺姑，还有一个小幺姑。我的爷爷奶奶死后，最小的姑姑没过几年，听说是死了，我还小，没有记忆。另外五个长大成人了，都有后人。
我的另一个堂哥，叫李修图，比我大四岁。1959年夏，饿饭饿慌喽，跑到乡政府，当时叫公社，公社要收公粮嘛，他去偷公粮，被抓住了，判刑，弄到新疆去劳改。他的目的，就是找个有饭吃的地方，监狱可以供饭吃，只苦练闷功，苦练累功，不像在家乡那样，既苦练闷功、累功，又苦练饿功，劳改就劳改。他才32岁。不饿就不会去偷。饿成这样了。
当时我在哈尔滨，李修图给我写信，给我寄钱，要买双球鞋。部队没有通知我，又把钱给他退回去了。我没有得到钱，也没有给他买鞋；也买不到。什么都缺，到哪里去买球鞋嘛! 他寄来的钱，等他下一次来信，我才知道。等于收到他两封信，第一封要买球鞋；第二封信问我收到钱没有。不明白为什么部队反对地方寄钱来。
李修图没有饿死。但他的亲哥哥饿死了。这个哥哥，身体壮得很，挑公粮到简阳县城去，我们那个塆塆头，他挑得最多，挑得最重。可是呢，老实，不偷，1959年秋，活生生地饿得瘪瘪的，死在床上。我没有看到，是听妻子讲的，是真的。
他，这个李修图，因为自求生路，去劳改，就没有像他哥哥那样饿死。刑满时，要求留在劳改队，人家不要，只好回家了。
后来搞文化大gm，日子也不好过，老百姓还是会挨饿，虽然不一定饿死。期间我回过老家。都是集体劳动嘛，靠工分吃饭哦。集体的一个大粪坑，各家的粪，不能自己用，而是生产队，到各家去挑粪，倒进这个大粪坑。李修图呢，在大粪坑边，用粪筜筜去舀粪，我听人家讲，我没有直接看到，摔进了大粪坑。当然，人多，把他救起来了。他没有结婚，父母已经去世，跟着弟弟和弟媳生活，不怎么样。
我回老家的机会不多。几年后再去，听说李修图死了。年龄并不大。他身体不好，安不了家，生活没有起色，根子就在于大跃进饿饭。不然他不会去劳改，不会虚弱不堪自己摔倒。
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饿死人是1958年开始的，1959、1960年死得更多。主要是这三年，死得起堆堆。就是吃大食堂嘛，集体食堂嘛，不饿死人才怪。光是我们李家，直接就饿死了十多个，邻居、朋友还不算，李修图还不算。无辜的生命，哪里能磨钝饥饿的屠刀。但那时的事，人命关天啊，却宜粗不宜细，不许多谈。我读书，看见历史上，“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宜钱百，犬肉直五百。”——《资治通监》卷二百六十三。“人肉之价，贱於犬豖，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明·《玉芝堂谈荟》。“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曾国藩日记》。“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於铁架上生炙；或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夹袋中，入巨锅活煮……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南村辍耕录》。我知道，最不值钱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命。
幸好，1959年4月，妻子，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带着女儿，又来哈尔滨，找到了部队。总算逃过一劫。
1980年，我在北京听薄一波作报告，说：1960年，比1957年，牲畜，减少30%；粮食，歉收36%。而征购呢，比1957年，多征16%。这是60年比57年，58年59年不正常，可能不好比吧。58年虚报浮夸很严重，粮食产量报得高，所以征收也高。怎么不死人嘛！不办大食堂，也会死人！
改革开放了。1980年我回乡，看见树子长起来了。之后这三四十年，我的心情非常舒畅，不然怎么会活到现在，95岁了，还在活。如果还像大跃进那种情况，心里非常难受，身体一直是，这里胀那里痛，早死了。现在好，养老金多，我自己怎么用都用不完；如果儿子伙着用，估计不够用。（李纯良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