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口述

邱明执笔

       当我在采访本中，翻到“秦晓鹰”的名字时，我是懵的，看时间，应该是我们在党史研究室一起办《中华英烈》的时期，当时我们10个人：秦晓鹰、付凝、刘青、邱建、邱明、薛京、秦海波、罗欣欣、刘桅和覃光广是实际上的编委，我们几乎总是泡在一起，秦晓鹰是我们的头，他既是我们当中官最大的，也是与主编温济泽联系最多的。10个人在一起，虽然都不是善类，但随时随地摆着十足官架子的，还是非晓鹰莫属。

      我们在一起讨论下一期的内容，分配各自的采访对象，当然也少不了侃大山，更少不了秦晓鹰的指手画脚。大家都是精力充沛，半夜半夜地挑灯夜战，我甚至记得，半夜突然传出震天响的鼾声，使得埋头工作的我们，面面相觑，结果发现鼾声来自温文尔雅的“ 大干部“ 秦晓鹰。薛京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武工队隐蔽在一个村庄里，但是有一位武工队员，鼾声太大，引得全村的狗狂吠，结果把鬼子给招来了。我们大笑，把秦晓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问：” 怎麽了？“

       我弟弟邱建说：“ 你把鬼子招来了。“

       就是这麽熟的一个哥们儿，熟到他家吃饭的碗盘式样我至今还记得，可是问题是，我为什么要采访他呢？我对着写得上句不接下句的采访笔记，慢慢看出来，是我在提问，他在回答，我没有记录我提的问题，只记录了他的答复，所以读起来感觉前言不搭后语，却怎么也看不出，我为什么要采访这个熟得不得了的哥们儿呢？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他的故事，也写进我的口述历史系列，因为他的确也是某一类人的典型。虽然我们10人都是革命干部子女，但是也真的是各不相同，晓鹰的经历和思想，也是这类人中的一个典型。

       我们常常说他“ 官迷“ 但也不得不服他的敏锐和博学，他也是很会发号施令，指使大家卖命干活的，当然更是会诡辩的一个人。

做官和做学问

秦晓鹰口述

        我叫秦晓鹰，1948年出生，幼儿园是在香山慈幼院，小学是芳草地小学，然后上了育才学校，中学上的101。

      从小就是“ 官学双优“ 入了少先队，就做中队长、班主席、连续三年学习优良，得到优良奖章、被评为三好学生那是家常便饭。

       我小时候，最喜欢美术，梦想就是考美术学院附中，虽然我的美术作业，总评是4分，但我特别想当画家，可是父母不同意。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被仕途耽误了的大画家。

       我这个人形象也好，戏曲学校到我们小学选苗子，唱戏要从小培养，选中我了。可是家里反对，坚决不让上。我只能一直在普通学校专心读书。

        文革的时候我上高二，一闹起来，也是大字报满天飞，有人写大字报，说我是走白专道的典型，只读书，是学习好，但对革命不重视。

       其实到了高中，政治启蒙就是开始学雷锋，我17岁就被学校当作培养对象。进行传统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我 也是身体力行的，尽管父亲是外交家，但是我那时与很多外交部子女不一样，我是很朴素的。

        文革开始之后，我比很多人觉悟得早，我对于人们的各种狂热的“破四旧“、造反、批斗，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有问题，所以六六年底我就开始反文革了。

        1968年，因为我给戚本禹写大字报，被学校革委会关在学校审查，天天让写检查，让我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说自己是对文革有右倾思想，最后让我填了个认罪表，就发配我去插队去了。给我的总评价是：17年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苗子。

       我本人是去山西插队，弟弟在陕西插队，两个妹妹在江西插队、还有哥哥是在青海插队，大姐是在承德插队，后来回家去留守，当时爸爸脊椎被打断了。

       老爸说：“ 去农村有什么可怕的呢？回老家嘛，爸爸妈妈都是农村出来的嘛。“

       我插队半年，就搬铺盖去饲养棚住，我想要扎根农村，那就扎到最底下去。我这双干净的眼睛，看到了多吃多占、看到了贪污、看到了贫困、看到了不公平。都说眼睛里不揉沙子，那是生长在单纯的环境里的眼睛，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些，我能怎样呢？

        我们知青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工分和女人的工分一样，算半劳力，我毕竟是个男人啊，我拼命干活，最终通过努力提高了工分值。和农民一起干活，我也看到了农民的苦，农民负担很重，我也跟着农民一起到县委去请愿，在那儿坐了三天三夜。

       在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当中，这个县农民对八路军。好的不得了，现在他们知道我是革命干部子弟，对我特别好，像亲人、像父母。我感觉脚下的泥土都散发着爱。

        我学会了看问题的角度，认识到不能从个人利益角度去看问题。

       我遇到了一个生产队长，也是片儿长，管着六个生产队，他是省委的积极分子。他把6个队的生产搞上去了，政治生产他都管，盖了七间房子，装上了日光灯。看上去，是实现了现代化了呢!

        我也参加帮扶运动，搞帮扶展览，进行村史教育。别人我不知道，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

      有一次我为了调查一桩贪污案，骑自行车从汾阳到文水，又到交城去取证，回来路上，一头栽倒在公路上就睡着了，那会儿是不是鼾声震天，我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除了《中华英烈》这帮哥们儿。老百姓在村里眼巴巴地等着我，等我带回来调查结果，我也是命大，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那麽多车，我就在公路上酣睡着。我在农村看到过很多阴暗面。丑恶的、靠整人起家的人、鱼肉百姓为非作歹。我找到省县委副书记，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那人被开除党籍。

        我真正的青春，就是从1968年，我20岁，到1973年，我25岁。那是与人民融合在一起的岁月。后来老百姓都推荐我去当兵，当时装甲兵在我们村里征兵，大家都让我去，大家敲锣打鼓欢送我，我已经到了车站了，但是没赶上火车，就灰溜溜又回来了，我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起乡亲们，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意。

       那会老乡们也有顺口溜：“ 秦晓鹰过得硬，来到农村干革命。”

       我的发小、、好朋友刘青去看我，满村的小孩儿都唱这顺口溜，歌颂秦晓鹰的形象，我那会儿上身光膀子，就穿一裤衩，脚蹬一双球鞋，肩上搭一条白毛巾，扛了个大铁锹。把刘青逗得捧腹大笑。

       突然有一天，地委要调我去当秘书，当时我还没有入党，他们当天就让我入党，到了地委是1971年的时候，赶上批林批左。地委斗争非常激烈，老干部和支左部队都看到了农村的穷。那年冬天气温低到零下27摄氏度，过冬小麦大多没有熬过冬寒，春天又大旱，小麦返青大受影响，汾河断流，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有的村子， 全村的人倾巢出动去要饭。当时我在地委当秘书，油然而生内心有沉重感，有民族的苦难，孩子们不上学在家撕书。山似的书撕完了以后，打成纸浆做成最粗糙的那种纸壳做鞋。

       有一天我在饭馆儿，碰见一个要饭的老头儿，就和他聊起来了。

       他是老根据地1942年的党员，原来还是个县太爷，有一年，他上报在他领导下，全县平均亩产800多斤，过了长江，其实是弄虚作假的。

        报了高产交不出公粮，就到老乡家去征粮，仗着是老根据地，上面还是给了返销粮。老百姓没有饭吃，就只能让大家出去要饭。

       当地有这样的说法“受了冤枉上北京；没有饭吃，就找贺龙。”

       地委书记说： 贺龙的规定，干部的汽车不许超毛驴儿，不许超挑担的人。

       女区长都带八角帽，追革命传统。而大家跑出去要饭，酒足饭饱之后去扫烈士墓。

       那个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是我做人的标准。《船长与大尉》这里边说的啊，准备受苦应在一切方面都是强者，应该是高尚的，真诚的，信任历史的选择。

       那时我就有孤独感，上面觉得我过分解放，根本不接受我的思想。青年人就觉得我太正统，太理想主义。

      我的初恋是高中二年级时候的，红卫兵那会儿住校。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问我：抱过没有，吻过没有？

       我说没有。那人不信，我就和他打起来了。那是我心目中永存最神圣的一片净土，就是为她活着，为她奋斗。

       我当初感觉与老百姓难以沟通，咱们革干子弟，都有自带的优越感，普通人难以接近。真的是经过了劳动改造，才成了那个让刘青笑破肚皮的样子。          

       1973年我被推荐上南开大学历史系，是工农兵学员。学的是世界史，当了学生，又重走老路，被人说我是个白专，黑笔杆儿。

       我这人不甘寂寞，不管在哪儿，都是从口袋里扎出来的那根锥子，不冒个泡，就耐不住。因为我讲了秦始皇的苛政，被批为反毛，还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先锋“。同学说我是受了封建阶级思想的腐蚀。

       我很孤独，没有人懂我，我就在学校去借书看，到图书馆，就高兴了，觉得南开条件还不错。我就一个人死命读书，所以这几年也没有虚度，孤独是最适合读书的。

       1977年初，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所，我一心想着做学问，下决心不过问政治。但是我生来就不是耐得住寂寞的人，在这里开始了又做学问又做官的人生。

       官拜社科院团委副书记兼任世界历史所团支部书记，还是所党委委员、党组成员。这是党内的官，业务的官，是世界历史编辑部的主任。

       我第一次感觉到政治和业务是可以结合的，终于秦晓鹰再也不用戴白专的帽子了。1977年，看似风光无限，表面看挺顺的。到了1979年一跃成为助理研究员，这是社会科学院的第一次，直接评为助理研究员的。这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是要考研究生所的，拿到学位才能评学术职位嘛。但所长不让我考，那我的学术前途怎么办？所长说，那就直接评助理研究员。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下，通过了，学术委员会讨论一下，也通过了。

       1980年，群众民主选举，我当了编辑部副主任，当时32岁，管三个杂志。

      1982年，我就成了院党组成员；1983年升为所主任；1985年学术上做了副编审，当年是37岁。

       我的学术活动全国第一篇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是1978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的时候，提出要从历史角度讲这个问题。我的这篇论文是全国第一个三个学术特刊都转发了的。

       如果戴一身封建的甲胄，与现代经济改革思想斗是不行的。

       1980年，我写了《评海尔.塞拉西的社会改革》，发表在《世界历史》上，长达20页。陆续发表了《论非洲民族改良主义》《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浅析》以及很多论文。我深切地认识到，马列主义的理论急需发展，还有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看不清的问题，是必须重视的。我主持了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全国哲学社会工作者座谈会，谈了国际意识问题，指出应建立强烈的国际意识。承认社会科学的落后，并培养一批有能力超过世界学术水平的学者。

       事后，我写了一个分析，12大以后提出改革，社会科学也应该改革，我认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脱离实际，工作质量需要改革，再有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需要进一步改进。

       我自己身体力行，以编辑部为试点，搞了委任制，在有限的程度上打破了大锅饭；我还提出要有利于党的领导，提高编辑质量。

       一些年轻人因此受到了重视，打破了传统观念。当然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触犯了宝塔尖上的迂腐研究风气。触犯了一些人的极右或者极左的思想意识。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激烈的反抗。理论界的圈子，都是互相勾连的，原本就是意识形态之争，波波澜澜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往里面就扔了一颗小石子，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大浪劈头盖脸打过来，我就落马了，壮志未酬反而败下阵来。离开了社科院。

       之后，我就去了中宣部，感慨呀，什么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也论文、败也论文。这是我一次大的波折，官场和学术场双双失意。我是耐不得寂寞的，但是我会扎扎实实工作，也会扎扎实实读书。我做官的目的是推动思想，现在没有官做了，思想也得前进。

       我每天上班工作，下班读书，写文章，觉得非常累。没有心气儿撑着，病了一场，而且迁延很久。后来生孩子了，房子不够住，就半夜半夜地在走廊里写文章，35岁，眼睛坏掉了，深度近视。

       1978年到1983年7年之中，我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主要是学术论文，还有翻译了60万字。没有官做，我也不能闲着，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强，总会有出头之日的。每天下班以后我朗读英语一小时，从ABC学起。我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是我博览群书，文史哲经无一偏废。

       当时我是非常累的，做学问同时做官对时间是有影响的。但是像现在这样，只做学问没有使命感，是死的知识和史料，而且拼命读书写文，把身体也拼坏了，但是如果有目标，决定要重回官场，就会统筹时间和精力。

        这次失败，我学到了，在官场要有忧患意识，先思考，考虑成熟了，把思考化为文字和行动，以做官保证思想的活跃，官场复杂，考虑的不只是学术问题，方方面面都要看到，要想到。苦，是苦的。但是，千金难买我愿意。

       我是学社会科学的，对政治、社会科学做学问，与做官实际上是互相为思想与实践的。中间介入了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必然有争斗，。不能介入得太深，介入太深最后一定会进入个人利益的坑里。

       课题式介入比较好，在做好学问的基础上，追求完美的领导。

      我有了目标以后，就开始锻炼，早上5点半就起床，然后就去锻炼，跑到5点50，就洗漱到6点半，就开始要听新闻，7点钟听英语广播，同时还要做饭打扫卫生；7点半读15分钟英语，然后就去上班。

       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一年处理几百万字，谈话、开会，写文章，下午写到4点半，买菜做饭，读英语一小时，晚上7点开始学习、读书、写作到凌晨3点，或者是2点。

      如果有课题，有时候3天不睡，衣不解带。汽车上放稿子、候机室改稿子、上了飞机还是改稿子、下了飞机，一直改到出版社。

      再返回来校对，40万字校对两遍，每天5点到12点吃饭也不停止工作，边吃边看稿子。就这麽忙，我还抽空去了一趟中美合作所。

       我自认是一个两栖动物，既是官员，也是学者。以官保学，可以方便做学问。活着就要多干事儿，咬着牙干事儿。

        当翻了40多本书，写出一篇大型论文的时候，眼睛也肿了，牙也肿了，胃病也犯了，就只想躺着，打算再也不干了。可是一两个星期不动笔就又难受了。成了瘾了，写作欲望逼着，不写不行。

      我是怎麽读书的？读书是追踪，打开一本书，讲到哪里，找到哪里。比如讲到非洲，就去找非洲的书看，讲到印度，就去看印度的书，工作忙，想看书又没时间，就在厕所里看，看书速度极快，我爱看书，感觉非常欢乐，有成功感尽在写作之后，其他的满足都没有成功感。

       我知道自己不能放松，一松下来，就想瘫在地上。都说官场是无情的，道是无情却有情。

      我这个人很大度不计较小毛病，能干出活来就行，看贡献。有一个女同志，人人都说她风骚，但是她很有能力，我用她，别人就不服，她非常受感动，带病工作，并且被评为先进。

       所以敢相信别人，首先要信任，不要首先不信任，用起来再观察。先观察不利于用人，是摧残人。对一个人的看法，要看本质，对喜欢学习的人要爱护。          

       对于不能公平对待我的人，我不迁就他，有人提给秦晓鹰出论文集。结果听说被某人大骂，说：“ 老同志都没有出过集。他就要出集！“

       听了这传言，我就觉得委屈，不过是为了工作，为了做学问，我就去敲门，进门后，我说：“ 我叫秦晓鹰，听说你对我有意见，请提出意见。”

       他没提出来，就说了一些学术问题。

       我出来后，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思想建设是育人的事业，我必须有使命感，做学问有益于社会，做官有益于传播思想，所以我做学问拼命，做官的心也大。

     我的爱人不顾家，不也不管钱。她图什么呢？她说：“ 你有好多不易，如今国事家事，天下事你是事事关心。“

       她母亲是大军阀的军医，在军阀那里，也是师级军官，她父亲是殷实家庭出身的，抗战的时候他们双双抛弃了一切。打下江山不容易。我也要做给人们看。

        办《中华英烈》，这是我一生中最干净的，《中华英烈》是世间难遇的一片净土，在这里，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哥们儿在一起，可以净化灵魂，升华自己。

       我这一生的荣誉，该得的都得到了。败了被贬，贬不倒我的，蓄势再发嘛！我们都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我学会了衡量人的价值。多重价值观摧残人才，必须单一价值观，就是看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

       为什么改革人才纷纷落马？就是多重价值观，一条条绳索勒下马，对国家埋下了政治动乱的隐患。科学迷信反对权威，则成为是有罪的，某个权威成为宗教了，权威的腐朽是对学术挑战。

        我现在刚40多岁，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我不担心，因为我内心很充实。我有自己的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发展方向，感到世界是大的。我挨过整，他们不看贡献，挑毛病，我想解释，但无法解释。只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法，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经过孤独的反思，后来走向社会的眼界就打开了，认识到世界对自己的容纳，我有更多的事儿要干，不必感到失落，我的生命就是开拓，我愿意干些从无到有的事业，在寻找中充实，总在开拓中寻找。

       人是必须有所尊重的，尊重的不是个人，要尊重历史，尊重他人的努力和事业。我两只脚，一脚历史，就是《中华英烈》。一脚现实就是中宣部。

       这样就能稳稳地走向未来，未来，有纵深感，有使命感。

      你们哥几个都觉得我能干大事，如果我干不成，你们还和不和我好了？

       我不靠机遇，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实际价值。

       当比较多的人理解我了，我就满足了，对我的努力，我的工作给予信任和理解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