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口述（口述历史-4）

邱明执笔

       她穿着一件整齐而鲜艳的红衣服，将她的脸也映得粉红，粉红的。我160的身高，而她的身高不及我的胸，小小的手，胖胖的，短短的，像是幼儿。她梳一对短辫，常常露着甜甜的笑。

       她就是陆红，她非常普通，如果不是《北京日报》对她的小而又小的街道工厂的报道，根本不会把她从芸芸众生之中，推到我的眼前。而我，却是非常热衷于从最卑微的人群中，翻找闪光的宝石的，虽然有的时候，发光的不是宝石，仅仅是一块小小的玻璃片，然而，焉知它不能成为万花筒中，众多玻璃片中的一枚呢？

       最卑微的碎玻璃片，放在万花筒的三棱镜中间，也是能放出令人惊叹的光彩的！这个身高仅一米的女子，就是。

       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述我对这个女子的尊敬，所以用了一句英文，作为标题。

        A little body often harbors a great soul.

       我叫陆红，1953年在北京出生。我的父亲是长沙外语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北京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

       我是家里的老三，出生时和哥哥姐姐没什么区别。但是到了四岁的时候，妈妈便发现我明显比同龄的小朋友矮小。就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建议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结果被告知我患了侏儒症。当时父母是怎么想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是在家里，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我格外好，或者格外不好，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与哥哥姐姐有什么不同。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与同学相比，身高上的缺欠就越来越明显，但是我却并没有任何自卑感。在五零年代和六零年代时期，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自信，是自强，是有志者事竞成，与同学和小朋友相处，是要平等相待，互相帮助，这样比较理想主义的教育。因此我并不为自己先天不足而灰心。事实上，我在小学时功课很好，一直被大家选为少先队中队长，所以，我并没有因为特别矮小，而觉得自惭形秽，同学们也没有因此而歧视我，相反，我在同学们之中，是相当有威信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与学校里经常在各种场合特别表扬我有关。当时我觉得很励志，现在成年了，心里似乎明白了，我实际上还是被特殊看待的。

       1966年，母亲调往长沙去和父亲团聚，哥哥姐姐也被带走了。那一年，我13岁，考上了北京13中，当时家里也商量过，我觉得考上这个学校不容易，不想到长沙去再学一年小学六年级。所以我留在了北京，被托付给了母亲的一位朋友。

      离开了母亲的庇护，我并没有觉得惶恐，仍旧十分自信，无忧无虑。我寄住的那个家庭是一个和谐而有爱的家庭，对我十分疼爱。我在学校中仍旧威信很高，初二就入了团，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我很少想到自己与别人并不一样。相反，我自信从事脑力劳动，自己比任何人都不差。

       我的无忧无虑，在于我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北京，在那个少年儿童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的教育，道德标准非常干净的环境，从来没有受到过歧视，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残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更没想到过会有什么不幸。

       我和周围的同学一样，有远大的抱负，想上大学，想做一个有学问的人，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高中毕业。

       我高中毕业时，上大学是推荐制，我没被推荐，只好在家待业。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出，我便和许多同学一道开始紧张的复习。我要上大学，我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就在这时，我平生第一次被告知，我并不是天之骄子，相反，我是与众不同的。我的父母第一次，和我郑重地谈到，我将面对怎样的世界。

       他们得知我准备参加高考以后，再三斟酌，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诉我，我是一个残疾人，我不可能得到正常人一样的待遇。他们说，父亲任教的大学招生，残疾人是不会被录取的。而他们劝我慎重考虑。

       从我出生到现在，他们从来都是十分爱护我这个身体有残疾的女儿的，小心翼翼地保护我的自尊心。就是这份保护，使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非常阳光，非常美好。但是当我即将走上社会，即将面对许多现实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摆在残疾人面前的困难是什么。这使我这颗在温室里，被保护得很好的脆弱的心灵，备受打击。

       尽管我很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即使不录取也要试试，但是面对明知必败结果的情况之下，考试的神秘性没有了，紧张也不存在了，复习功课的兴趣一下子降低了，我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

      从有理想、有抱负，想干一番事业，一下子变成了只求活着，这是我的一个巨大转折，我的当务之急是要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这时，我发现，最简单的生存，自食其力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

       一开始安排我在红一站管理账目，我兢兢业业地干着，每月可以有八九十块钱的收入。但不久，街道主任就对我说：“ 让你来工作，是因为你是残疾人，生活困难，但现在，有人比你更困难，所以，街道决定，这个工作，让他来干。你是待业知青，去找办事处解决吧。”

       就这样丢了饭碗，我心情十分沉重，更主要的是惶恐，没有收入，怎么生活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爸爸妈妈所说的，“困难”，实实在在摆在面前，我在惶恐之余，被深深地刺伤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父亲来京的时候，没有给街道主任送东西，主任很不满意，恰好主任有个亲戚来了，便让那个亲戚把我的工作顶了下来。

       我好气啊！心里憋著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但很快就发现，讲理，过去在学校学到的“据理力争”，“有理走遍天下” 根本就是纸上谈兵，现实是没法和街道主任讲理，“我就这样了，你能怎么地？”

       我问自己，我能怎么地呢？除了认命，还有别的选择吗？天地这么大，难道连我的一口饭也没有吗？

       我去找办事处知青科希望就业，但知青科的同志，望着只比桌子高一点点的我，摇着头说：“ 那麽多健康人的就业都解决不了，就你这样的更别想了。再说哪个单位招工没有身高条件啊，小陆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父母挣得也不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父母不会让你饿着的，你急什么呢？”

       我曾经心比天高，当认识了自己是个残疾姑娘之后，世界全变了。想到自己已经26岁了，不仅是没法儿实现理想，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实现理想的希望。现在连吃饭都要靠父母，这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我非常灰心，就去找中学的老师，她曾经经常在各种场合表扬我，激励其他的同学，我很信任她。我对她倾诉了内心的苦恼，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甚至觉得对残疾人就更没有意思。

       老师说：“ 想当初你在学校时才十五六岁，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一群小孩儿对你起哄嘲笑你，你满面通红地跑到学校，那时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还记得吗？”

       我点点头说：“ 记得，当时老师说：这一关必须要过，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发生，你一生会经常碰到。我们不可能去一一批评那些嘲笑你的人，只有你自己不往心里去。古今中外，患侏儒症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要学会对待别人的目光和嘲笑，坦然处之。你说，并不是说这些小孩子这样做是对的，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禁止不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要让这种嘲笑影响到自己的情绪。一是要承认事实，二是要坦然处之，三是不要自卑。”

        我还记得，老师对我说，个子小，心不能小，侏儒的身体里可以放下一颗巨人的心。

       老师讲了一个人物，拜占庭的侏儒将军——纳尔塞斯（Narses）他身材矮小、被人视为侏儒，却是查士丁尼大帝麾下最顶尖的统帅，以战略天才与政治手腕征服意大利、击溃哥特人，被称为哥德人之槌。

       A little body often harbors a great soul.（渺小的身躯，常藏着伟大的灵魂）说的就是他。

       老师也讲过，法国侏儒爵士钢琴家，身高不足一米，却以震撼人心的演奏成为一代大师，被评价为矮小身躯里住着伟大的音乐灵魂。

       我对老师说：“当时我记得我说，我很庆幸，我生在一个不歧视我的时代。” 我对老师苦笑了一下，又说，“ 现在想想，什么理想抱负啊，我连吃一口饭的机会都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最大的抱负就是要吃饭。”

       老师点了点头，没有像以往那样鼓励我，也没有安慰我，反而说：“ 也是，是挺没意思的。活着为了吃饭，吃饭为了活着。那你干脆回去，问问父母，他们干嘛要生你？怪没意思的，然后就可以去死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满心惭愧。不久，我又收到了父母的来信，他们像朋友一样对我说，在我小的时候，他们曾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世人的歧视，会自卑。但是后来发现，我这个虽然残疾却有志气的孩子，不仅学习努力成绩好，而且在同学当中，威信很高。他们觉得我的自信心，比他们希望的还要强，所以他们很放心。

       他们说，知道我现在遇到了难处，现在如果要靠父母生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他们的收入不低，养活这个小女儿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担心，将来他们都去世了以后，我将要怎样生活。

       这些话，让我冷静下来，我知道，不能因此自暴自弃。我必须找寻一条自食其力的路。1981年，办事处民政科成立了一个福利工厂，我进了这个厂，大家都是残疾人，有了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的地方，都十分珍惜。一开始是干补花的活，从早干到晚，有时加班到晚上9点多，这样拼死命干了3个月，可是才挣到了5块钱。

       我觉得很不对劲，就去找民政科长廖祥福，对他说：“ 为什么我们残疾人不能自己管自己，要让正常人来管？”

       廖科长看着我说：“ 你人小心可不小啊。管不好怎么办？”

       我说：“ 没试试怎么知道？管不好我自己找台阶下来。”

       这样我就当上了副厂长，这个厂实在是太小了，有20个残疾人，还有四个是智残，干不了什么的，我到处去找活儿，缝纽扣，手指都缝肿了；装烟叶；补花这些活儿干下来，一个月每个人可以开二三十块钱了。

       这一下我有了信心，过去因为自己身体矮小，不愿和陌生人打交道，现在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去搞些公关工作。在廖科长的帮助下，厂里又办了两个卖冰棍的执照，3个月下来，20多残疾人的小厂子，人均收入可以达到50元，卖冰棍的人，本人还可以挣到90元一个月。

       略有积累之后，又买了两个小商亭，经营烟酒水果冷饮什么的。这样这个小厂子慢慢有了起色。过去补花什么的，坐的是一个长条板凳。现在，给工人们换成了靠背椅，也用上了日光灯，买了电风扇，收入平稳在每个月平均60多元的水平之上。

       我这时感到自己能够为大家干些事儿，使残疾人看到自己的能力，便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又来了干劲，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接着物价提高，随着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我又感到不满足，厂里的职工，许多人在家里没有地位，受歧视，他们一般都是家中收入最少的人。而社会上，白帮忙的事儿，越来越不时兴了，比如残疾人上街卖冰棍儿，有时需要请人帮助推一下车，五六十年代可以白干，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到了八十年代，就要给报酬了，这样我就又要出去找活儿，我对街道主任说：“ 我们厂职工收入太低了，在社会上处境很难，还要找更多的活儿。”

       主任却说：“ 你们就是个残疾人，要求不能太高，能挣得足够自己吃饭就可以了，已经不少了。”

       这句话一下子启发了我，什么是事业？对我来讲，事业就是给残疾人争一点地位，让人们知道残疾人也是人，不仅要吃饭，而且要结婚、成家，抚养子女。这事，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眼里值得干一辈子。

       不久，我从同学的朋友那里，又找到了组装日光灯的活儿，厂里的老工人也帮忙联系了烫金的活儿。这个厂越办越好，我的心气又高了起来。

       不久，我和我的厂就出了名，1984年6月，《北京日报》登了我和我这个厂的事情，我们出了名，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是个人先进的典型，觉得自己也是顶天立地的了。

       这时候我已经31岁了，早就退团了。由于成绩、由于宣传，由于种种赞扬，我对自己信心十足，觉得我也可以大展宏图。

       有一天，我找到廖科长，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我是郑重的，认真的，我觉得社会、国家、党组织能够像我自己一样，认识我的价值，理解我的抱负。但是廖科长把我的申请书，同样郑重地交到了办事处的组织处，得到答复说：“ 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

       廖科长问：“ 那归谁管呢？”

       回答说：“ 我们不知道，她的关系不是在街道吗？”

       廖科长说：“ 我们街道只不过是代管。”

       组织处的人说：“ 交给她的厂里吧。”

       廖科长说：“这个厂没有一个党员，一个只有20个残疾人的小厂，更不可能有党支部了。”

       组织处就说：“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麽小的单位，也没有上级机构，你就别管了。”

       可是我想入党啊！一个残疾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向党表示一下入党的愿望，可申请书竟没有人收！这太……

       廖科长说：“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可我们也没办法，入党必须要有组织系统啊！我们管不了你的事儿。”

       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对谁都一样，可我的申请书都没有人收，廖科长也为难了。我自从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天天等组织找我谈话，希望能有一个党员对我谈谈我的优缺点，给我指出努力的方向。不管这些话多空洞，多不着边际都没有关系，我只要一点关心，一点注意，那就有一点希望。

        可是到头来，得到的答复是，我的入党申请书竟投递无门，是党组织没有人收。我把那封没有人收的入党申请书捧回家的时候，感觉是被抛弃、被轻视和被侮辱的。

       尽管没有一个人明说：党不要你；尽管只是说不知道你的申请书归谁管；尽管只是说，不知道归谁管，，我还是明白地感觉到，我是被歧视的。

       我失望地把入党申请书撕了，捧着那些碎片，我哭了。我从小热爱组织，我当少先队中队长，我当团支部委员，自从退团以后，梦寐以求的就是入党，能有一个组织的力量来支持自己。

       上报纸以后，我觉得自己有资格提出入党要求。现在这个幻想，如同这张纸一样碎了。这张没有人要的，只沉沉的压在我心里的，不只是一份申请书，是我的梦想，是我寻求认可和依靠的期望，每当我捧起那堆碎片，就忍不住流泪。我并不想抱怨，但那碎片，不只是一张申请书的碎片，它们就是我希望的碎片。

       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还有更使我失望的情况，从1981年到1985年，福利厂一直是由办事处民政科代管的，财务也是办事处的会计管理的，两个会计管账却不在福利厂拿一分钱的报酬。

       每当我们提出来要给他们报酬的时候，他们总是说：“ 残疾人挣点钱不容易，我们不能喝你们残疾人的血。”

       这样我便心无旁骛地领着大家干活儿，从不过问账目，到1985年老科长廖祥福，离休的时候，把我找了去，说：“ 你们厂这五年收入不多，但也不少，有两万元的积累，我们给你们单独立个账户。记住了，你们早晚有老的一天，这些积累不能乱动，将来你们厂的职工老了，也要有所养。”

       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了底。新科长上任以后，接过了我们的账，请了两位会计管着。我还是像老科长在时一样，完全放心，只是专心地领着大伙儿干，一年干下来，到了1986年底，我得知这一年我们亏了7000块钱，我一下子就懵了。

       我坐下来开始回忆，这一年会在哪儿亏损的呢？

       想到新科长上任以后，小商亭里开始有人来白拿白吃；过去老科长立的规矩是，任何人没有例外，一根冰棍也不能白吃福利厂的。

       现在不行了，啤酒来了，办事处的人，这个拿两瓶，那个拿一瓶，开始我们不让拿，但不让拿，就办不成事，我们厂去办事，他会说：“ 这会儿用着我了？我要瓶啤酒都不给！”

       不让他们白吃白拿，他们就真忍心让你摇着轮椅、拄着拐杖，一趟一趟地跑，最后还是得带着啤酒、汽水去求，比让他们白吃白拿还要多。于是这一年下来，白吃白拿多少呢，至少得算1000吧，新来的两个会计，工资奖金都在福利厂开，这又是一亏，一个人少算2千，两个人大约4千，还有我们原来积累的那些钱，上哪里去呢？

       残疾职工都懂得的，这积累是不能动的，只能增加，那些是命运所系，是残疾人的养老钱。这20多残疾人，每天起早贪黑，苦心巴力地干了一年，20 多人哪个不玩儿命呢？

到头来，亏了！

       为什么前几年赢余，今年会亏呢？我实在憋屈得不行。这时，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对我说：“ 小陆，你这也叫干企业吗？闷着头瞎干，只知道钱怎么进来，不知道怎么花出去，连账目情况都不问一下，那还不都漏光了？”

       我心里一惊，忽然警醒，心想，对呀！账怎么能随便撒手呢？于是我就找新来的书记，提出来要看账目，但是却被他拒绝了。他说：“ 福利厂的账是办事处代管的，我们的会计是国家的正式职工，你名为厂长，只不过是个临时工，你无权看账。“

       被顶回来了，我越发觉得不甘心，又提出说：“ 好吧，1986年亏的就算了，我们认了，不追究了。1987年我们要自己承包财务，由厂里自己管账。“

       民政科却不批准，我提出，我自己辞去厂长职务，担任会计，专管财务。他们还是不批准。

       接下来，就有风言风语，传得人尽皆知，说，“ 陆红让大家拼命干，说是为了残疾人自己养自己的老，可是她自己却贪污了大家的血汗钱。“

       这话越传越多，我真是气坏了，承包不成，管财务也不行，屎盆子还扣了一身，我寒了心，也灰心了，愤而辞职，回到家中，一病就是两个月，起不了床。

       直到西城区民政局调查之后，说：“ 陆红没有任何经济问题，除了1983年1984年1985年评上先进，拿了30元奖金之外，没有比职工平均收入多拿一分钱。“

       这才使我平了一口气，但我还是既寒心又灰心。自己辛辛苦苦建了一个厂，这个厂是20多残疾人的衣食父母，现在全扔了。1分1分积攒起来的2万块钱没了，还倒亏7000块。

       得知自己没有经济问题之后，我从病床上爬起来，走到厂子去看看。看到自己新盖的两间厂房，被办事处租出去了。职工也被通知不要来上班了，来了也没处待了。

       我很伤心，这个自己视为事业的厂，就这样散了。

       怪谁呢？怪我自己，全怪自己不懂得抓住财权。回到家里，我对爱人张世光说：“ 我病了这几天，厂子就没了，你也别在厂里干了。“

       “ 那我上哪儿去呢？“ 他问我。

       “干个体吧，反正不能给人家去免税去。“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心里是恨的。

       张世光是个蛮英俊蛮风趣的小伙子，两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他比我小4岁，身高差不多是我的1.5倍。

       但他对我却非常敬重，在福利厂他是我的部下，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

       1984年，我上了报纸，出名了，各种各样的信一下子多起来了，他每天总是默默的为我收存，然后，全部交给我。我能感觉他的爱，但是他却不说。

       自从出名之后，原来以为一辈子都不可能嫁出去的我，求爱信和亲自上门的提亲的越来越多，而我的目光也越来越频繁地，停留在张世光这个总是默默的关照自己的小伙子身上，有一次来了一位一米七的健全的小伙子，一表人才。他说：“ 从报上看到陆红的事迹，很感动，所以我便亲自来求婚。“

        我说：“我不可能老这么出名，将来默默无闻了怎么办？“

        小伙子说：“ 没关系，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我站在他身边说：“ 你几乎高出我一倍，我不理解，怎么也想不通，你到底爱我什么？“

        我对自己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互相理解才能幸福。虽然张世光，一直没有勇气对我表白，我还是选择了身边的残疾人张世光，我向他主动表白了。1985年，我们结婚了。

        现在我以前所做的一切，全都前功尽弃了，白茫茫一片，被清得干干净净，啥都没了，我很需要丈夫的支持。

        张世光拍拍胸脯，说：“ 没问题，凡是别人干得了的，我也干得了。“

        就这样，张世光办了个修鞋的执照，拜了个师傅。学上了修鞋的手艺。残疾人协会知道我失业了，而且一无所有了，为我又找了个工作，在三月艺术部当会计。

        这样一来，我和张世光的收入比起在福利厂的时候多了很多。在福利厂，两个人一共挣60元一个月，现在只我一个人，就是150块钱一个月。

        但是我心中不甘心，我的抱负是为更多的残疾人办点事儿，解决不了多的，哪怕几个人的生计也好，可现在是在为别人干，拿别人的工资，为别人的单位制造免税的机会。

        有一天我问张世光：“ 你说，陆红的好时光是不是过去了?”

        “ 哪能呢？“ 他说，” 你在福利厂交了学费，7年的时间和两间厂房，这个学费不少，现在又在三月艺术部学会了理财。我说呀，陆红是等待时机呢，早晚会东山再起！“ 我的丈夫笑眯眯地说。

        我心里感觉很甜蜜：“ 知我者张世光也！“

        张世光说：“ 是的，你的心一直在鼓动着我，你会再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没有结局的故事

       陆红这小小的身体里，藏著一颗巨人的心，她怎么能甘心这样平淡的生活呢？

       我当年做这个采访，是希望借助我们报纸的影响力，帮她开拓更好的机会，能够完成她的理想和抱负，为更多的残疾人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然而，由于版面的关系，更由于采访本身，有一些并不那么正面的内容，而我又坚持不能删掉，所以也没有发表出来，并没有给与陆红实质性的帮助。

       后来，我试图寻找她，并跟踪了解她的后续，开始是他们夫妻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再后来我就出国了，试图从网上寻找她的踪迹，一直未果。

       这个矮小平凡的陆红，就这样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了，我并不知道她那颗巨人的心，是不是继续在那矮小的身躯中顽强地跳动，也不知道，她的梦想和抱负，实现了多少。但无论如何，她都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