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出席我的最新散文集《活出想要的人生》分享会。我站立的这个地方，身后大屏幕主题是“文学，从这里出发”。1984年的金秋十月，我当时还是一名高一学生，因为中考失败，我考入了农场的职业高中畜牧兽医专业。这一年也是国庆35周年，在那一年发生了我人生中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那一年我通过写作，在北京农场局的《北京农场通讯》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回乡》，那是我的文学处女作。

       另一件事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朝阳区文化局文化馆举办了一个“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就在这栋楼的一楼，那时这栋楼还是砖混楼。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著名作家萧军、袁鹰、韩少华先生，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三个作家。我的起步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因为萧军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大弟子，大家都知道萧军和萧红的名字，他们二位是鲁迅的学生。在那天究竟颁了什么奖，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在最后签名的环节，好多人呼啦啦围上去，我一个来自郊区农场的小伙子，只有17岁，我不知道签名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签名，我就坐在最后。等签名签得差不多的时候，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箫军先生突然冲我招手，他说后面那个小伙子你过来。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在叫谁，我就看了他一下，他说我叫的就是你。于是，我就憨乎乎地跑过去了，然后萧老上下打量着我，他说:“小伙子我给你签名，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这句话，可是不得了的一句话，当时我很激动。萧老在我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大家知道，离这个地方不远处有个芳草地，距朝阳区委区政府很近。朝阳区文化馆办了一张小报就叫《芳草地》，那么萧老这八个字，就期待着朝阳可以出作家，希望年轻人要有信心。那一天，是我必须要记住的，也是我文学开始的时间节点。

       我有很多作品写的是农场题材，写了北京郊区，写了我所居住的村庄，写了很多的地方。其实我发言的题目是有的，我想了几个题目，我想叫“时间的河流”，也想叫“我的文学赛道”，也可以叫做“无主题的发言”。因为我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关于我的散文、我的小说，以及我对于文学的认识、对于生命的认识。首先，我是一个农垦人。在北京郊区的农场，我看到的第一本杂志，是黑龙江垦局办的《北大荒文学》，那是在农场的一个小小的工会办公室。我看到了《北大荒文学》，看到了那里边有丁继松、有窦强、有梁南，还有我所尊敬的肖复兴老师、张抗抗老师，还有陆星儿、梁晓声好多的作家。

       八十年代的作家，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学刊物上亮相，我看到《北大荒文学》杂志以后，我就知道了写农场的生活原来也可以登在杂志上，也可以发表。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我就开始陆续地写，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知道什么叫稿纸，用那个考试卷子的背面写，没有格子字数限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结果一下子写了8万字，题目叫《青春的答卷》，有点跟随《青春之歌》《青春万岁》，写得我都吐血了，胡编乱造没有生活呀，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写了，这路子肯定是走偏了。于是，我就找当地的文友，跟一些文友经常聚会，从家里骑45分钟自行车到朝阳区文化馆一层，去听文学讲座。那是个火热的文学年代，艾青、丁玲、萧军、刘绍棠、杨炼、徐放、陈建功、陈祖芬、张辛欣、郑万隆、李陀，都曾经来到这里。他们讲课都没有讲课费。我很庆幸我生活在北京郊区，从我家到文化馆45分钟，到天安门60分钟，如果说我不在北京的近郊，在一个深山里，我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很感谢后来成立的朝阳区文联。我写的话剧《白鹭归来》，就是我在参加朝阳区文联组织的一次文学采风时，在我生长的萧太后河边，获得了创作灵感。在座的金童主席帮我出品了这部话剧，取得了很大反响。我们在世纪剧院举行了首演，1000多人的大剧院，当我家乡的乡亲们坐着几辆大轿车，这些村里的一辈子没有进过剧场的人，没有看过话剧的人，让他们走进了剧场，让他们看到了话剧，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当那几十个来自通州的生活在大运河上的船工们，他们光着膀子，唱着船工号子，呦喂呦喂的吆喝声从天际传来的时候，我哭了，我的乡亲们也哭了。特别有一个知青，她在我们那里插过队。当看到剧情演到在一个知青林，几十年以后知青回来了，呼喊“知青林我回来了，我的青春回来了”时，她一激动，心脏病复发了，当时就要休克了，不得不拨120给拉走了。农场的一个80多岁的老领导，他拉着我的手说:“小子，当年你在鸡场连几个鸡蛋都数不过来，做梦都想不到你竟写出了话剧”。另外一个书记则问我：“你还认得我吗？”我说:“我当然认识您，您是李书记。”

       所以说，我跟农垦有天然的感情，我跟肖复兴老师，也有着天然的感情。肖复兴老师，曾经在北大荒大兴农场插队，建三江垦局2010年我去过。前几天，他们那里搞了一个文学征文活动，以肖复兴老师的名义。我觉得这个征文特别有意义。我在农场工作了6年，我离开了，进入了城里。我在城里工作了30年，但北京城于我还是有点陌生感。我爷爷在北京市中心的白塔寺住，白塔寺下面有个大茶叶胡同，他是积水潭医院的厨师。他虽然在城里，但是我感觉我在北京城待了30多年，我没有城的意识，城好像没有接纳我，如同我也没有完全接纳它。每当我看到肖复兴老师写的北京的胡同，写到了天坛，我虽然觉着亲切，但毕竟那不是我的家。很多人说我写的北京郊区、北京的农场，写北京的很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那最终可能就是一个过去时。我很想去尽快地把它忘记，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写的时候，稍不留神又想到了那个记忆。我想，人的这种青春年少的记忆，可能是永远也离不开的。昨天晚上我跟《广州文艺》的一个编辑通信，在今年第10期的杂志上，发了我的一篇名为《牛虻》的作品，那是一篇充满理想主义的一篇小说，杂志按散文发表的，因为它太真实。我说这篇作品是散文是小说不重要，我也不想确定它，我想的是我要表达的表达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追求文学的美学精神的，我要有我的文学指向。我曾经写过系列这样的作品，诸如《我们都去哈瓦那》《风吹麦浪》《望长安》，也包括我写的散文《东渡东渡》《上岸》，以及最近在《中国青年作家报》发表的《我就是黄河的一块石头》。

       我的作品，力争有它的文学意向，有它的文学精神，有它的精神指向。我觉得一个作家无论怎么样，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指向的。我很有幸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非常坚强的有思想追求的师友的支持与鼓励，比如在座的叶梅、肖复兴老师。在此刻，我不由想到北大荒《农垦工人》杂志的老主编费加先生，我们平生只见过一面，但我一直记得他。1991年夏季，在北戴河，在一块石头上，我们两个人坐着，他看着那远方的海水，他说:“我是一个右派，我这一辈子我没有什么财富，但是我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我有三个儿子，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只送了他们一件大衣，我说爸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们的，爸爸一辈子就剩下一副硬骨头，爸爸可以拍着胸怀说，我从来没有给你们丢过人，爸爸只有这一点。”我也很感谢萧军先生，他给了我很强大的精神力量。萧军这样的作家，他是拿着刺刀跟日本鬼子面对面拼杀过的人，他是战士，也是一个斗士，一辈子铮铮铁骨。所以说，我的文学作品，经过了这么些年，还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状态。近些年我一直在生病，我原来是想回避这个问题，刚才周振华把我的情况给透露了，我就挑明，这二十年来我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其实就是你们面前的史铁生。史铁生他一周要去医院做三四次透析。史铁生曾经说，他的职业是生病，而写作对于他来讲只是业余，是很奢侈的。因为他一天只有一个小时正常写作，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其它的时间就都在与病魔斗争，都在与死亡赛跑，史铁生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在当下的社会，人们需要的很多，想的也很多。我想我这几十年，说什么要走出自己的人生，要有人生的一个活法，我倒并不觉得必须搞文学，必须得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着各种可能，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选择了文学，我也不是从小就有作家梦想，我当初的那个梦想不是我的，我的梦想是我的小学老师设想的，他告诉我们，你们长大了要当拖拉机手，等真的到了那一天，当你们开着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在家乡的土地上奔驰的时候，你们该有多么地幸福、多么地快乐!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非要去当拖拉机手?职业高中毕业，我被分配到农场的畜牧场当了工人。那是我非常不情愿的，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文学的梦想，而且正在变为现实。我想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未来。当时就想，哪怕进城到一家报社，或出版社，看传达室都可以。所以说我很珍惜从农场出来，然后到了不同的报社，不同的杂志社，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调动工作很多，大概换了十几个单位，最长的在《中国文化报》呆了27年，最短的一个单位我只呆了15天，因为我不高兴。

       这些年，我其实在做着不同的探索，写了很多的东西，似乎写河流的要多些。我也问过自己，为什么要写河流，尤其是写黄河。我数了数，写黄河题材的至少有七八篇，我曾经到过陕北的乾坤湾，写过《乾坤湾的枣林》，到山东东阿写过《黄河岸边的喜鹊》，到过河南的黛眉山，写过《黛眉山的风筝》，到过吴堡红军东渡渡口，写了我的散文代表作《东渡东渡》。最近，我写了《我就是黄河的一块石头》。十年前，我到过黄河山西段风陵渡那个地方，正赶上黄河枯水期，河床上袒露着很多的石头，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老板，也是当年为诗歌着魔的人，他就说他想把一块长得和他相似的石头弄到北京，还说这块石头如果到了北京，价值可能要升到10万20万，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把这块石头弄到北京去，你要知道，这块石头它在黄河这河滩上已经呆了十年百年，甚至一千年上万年了，它已然成为黄河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要把它弄走，你的贪心是不是太大了，你连黄河的石头你都要搬走，你怎么不把喜马拉雅山也搬到你的家里去!这块石头既然属于黄河，那就让它归于黄河。我曾经说，我们都有两只手，你的手再大，你的东西再多，它终究大不过你这只手，凡是手能握住的都不值钱。很多人都知道，当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手有多大。我住过医院，经历过抢救的一幕，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当我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两只手用力握一握，我说如果我握住了，我就知道我走不了，如果我要撒开了，我就知道自己要完了。所谓的撒手西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时我的手能握到多半部分，我就知道没事，可以扛下来。这似乎让人觉醒，人有两只手，一只手你要劳动，要通过劳动来创造生活，那么另一只手要留给自己抚慰心灵，如果两只手都去奔命去挣去偷去抢去豪夺，那我觉得人类就不可救药了。

       这两天我正看一本书，叫做《含泪远去的海岛----碳中和的故事》，那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碳中和，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就是我们和大地的和谐，现在不是碳中和，是人要中和，是人的过度消费，是人的贪婪太大了。以前我们喊碳达峰，今天我们达峰了吗?我们什么达峰了，是我们的物质达峰了，还是我们的索取达峰了?我们要考虑，在今年的3月，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散文《上岸》，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现在好多的人都在想上岸，难道上岸是从低到高，你从一个处长当了局长当了部长，你从家里的10万块钱到100万到1,000万，你从你家里的两居室三居室变成两套房五套房难道就是上岸吗?或者说你进监狱了，被捞出来了，这叫上岸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上岸是一种精神的上岸，是一种对于我们不断的精神的要求，其实我觉着上岸是没有一个上限的，就是人在不断地进行上岸。面对生活，面对发生的一切，我今天是这样的一种认识，过了几天，我可能又有了另外的一种认识。就是说，我有很多的我，包括出版社，咱们图书公司，这本书最出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坚持用“上岸”做书名，后来公司经过集体讨论，大家都说用现在的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更直观一点，年轻人喜欢直接一点，我想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它要交给市场，那就让市场检验去。但是我自己对于上岸，内心是一种永远的保留。那么关于现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关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关于散文的发展，散文的写作路数等，我也有很多很多的话，我跟肖复兴老师在1999年就有过一次对话，关于散文向哪里革命，那个时候，好多人说散文应该这样写，散文应该那样写，我说现在不是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是你写什么，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的一种诉求，过去我们总说要深入生活，我觉得生活是要更多的接触一点，体验一些，这是无话可说的，但比生活本身更需要的是对生活的感悟，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感悟不到，其实作家与作家之间，往往比的不是文字的较量，而是我们思想的较量，是对于事物认识的这种较量。

       我总是在想，我说我在中国作家当中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完整读过四大名著的人，我也没有看过更多的外国文学，我认识的中国汉字，加起来可能不到3000字，那么我要在我有限的文字和我有限的文学知识里头，我能不能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情。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说你那作品像毛姆，我说毛姆我知道，他是英国的著名小说家，他写过散文《辜鸿铭》，他写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但是我说我不是毛姆，我就是中国的红孩!因为我说毛姆他可能也没读过中国四大名著，但他成为毛姆，曹雪芹也没有读过几本外国名著，他成为曹雪芹，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准备好了多少知识以后，你才可以写作。写作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你所以要写，是因为你有话要说，你有眼泪要流，你就可以写作了，写作并没有什么前提的设置，也没有它的某种限定，所以我提出来了“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其实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充满的那些个不确定我们才写作，如果确定了，我们写它又有什么意义?

       想说的话确实很多，最近一年多一直在参禅悟道，想来这世间上的事，一切果皆是果，一切缘皆是缘，我们不必相信，也不必把什么事情都按一个方向去考虑，因为世界除了我们站在地面上的我们一米几的个子以外，我们还有地下的那一部分，包括天空的那一部分，以及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人的色相，人的色身只是人的一部分，我这一段一直在说，文学不在庙堂，文学就在外边的大街上，你只有看到大街上的那些人，那些人情冷暖，看到他们的表情，看到他们的恐惧，看到他们的快乐，那才是文学。真的，文学不是在作家协会的办公室，也不是在报刊上的谁在头条，也不是谁得了一个什么巨大的奖状，我觉得文学它应该是在人间的，是在人世间。我最近说过一段令人回味的话，我说肖复兴老师写的《天坛六十记》，他把天坛写在了地上，写给了地上的大众，那么史铁生则是把《我与地坛》的地坛写在了天上。史铁生的散文小说固然很棒，甚至他能得到90分，属于九段位的作家，但我也曾经对他的散文产生过质疑。但后来，因为史铁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选择把自己的肝脏、角膜捐献给了需要的人，真正做到了大无大有，彻底觉悟。所以我说史铁生，他把他的文学写到了天上，那么我作为一个晚辈，我没有写到天上的能力，我也没有把文字写满大地的本事，我想把文字从地面升高一米，即我要把我的文字写在我的心上，把我的心交给读者，交给我可爱的国家，我可爱的读者朋友们，包括我远去的父母，我觉得这是我今后要做的事情。因此，我提出了八个字:庄严国土，觉悟人生。国土是让我们用来爱护的，是让我们来赞美的，不是来破坏的，我们的人生是要不断的觉悟，是要不断地上岸的。也许，我的觉悟刚刚开始，我愿意和大家在文学朝圣的大道上一起修行。

       （2024年9月21日 北京朝阳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