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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芒夫妇访谈 : 促思广志,博爱施仁    

作者:admin      阅读:70802      更新:2018-04-28

                              

      当代著名老诗人丁芒先生已年过九旬,除了腿部有些不适之外,依然耳聪目明,谈话思维敏捷,条理清楚。这也得益于相伴了近四十年的夫人樊玉媛老师的悉心照料。对此,丁老一直心存感激,每次谈及他现在的晚年生活,总是不忘感谢夫人为他做出的牺牲。时值2015年元旦到来之际,《文狐网》创始人方敏女士对丁芒夫妇就文学艺术、家庭、婚姻等方面做了如下访谈。


      方敏:丁老,您已是九十高龄了,依然耳聪目明,谈话条理清楚,坚持文艺创作。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有如此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丁芒:从小读书甚多,仿古今名人需刻苦修练成救国救民的文贤游侠,因而产生了自策力。我一生百般曲折,从未曲膝自毁,总以自我刻励百折不扰的犟牛精神(也可以说是我的阿Q精神),临变,临难,从未自杀。现在我已九十高龄,体脑渐衰,创造力不是外人所想象的那么旺盛了,常主动辞去不少社会活动,但仍然终日无休,光电话采访是一个接一个,一个问题就要写一篇文章,太费精力。


      方敏:您在散曲“自由曲”方面的创作成就,老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有不少评论家、学者写下了许多有份量的评论文章。在您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人也在学习写自由曲,但似乎还没有人能够超越。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自由曲的创作吗?您认为这种诗歌形式能够走多远?


      丁芒:我既写旧体诗,又写新诗,认识到新诗的优长正是旧体诗的缺失,旧体诗的优长正是新诗的的缺失。所以,我主张新旧体诗要相互融合,沿着新诗河床前进,不可双峰并峙。相互排斥,两败俱伤,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不主张写朦胧诗,我主张诗要含蓄,有诗意,提出“自由曲”这一形式,分行排就是新诗,连排就是自由曲,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曲,目前是新旧体诗融合的最佳中间体。


      现在自由曲已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前后四届“丁芒文学艺术研讨会”,均以自由曲为核心议题。自由曲作者越来越多。广东王绵生还出了自由曲专集《耕舞集》。我与张志侠出了合集,在新诗界也受到欢迎。尤其是主张格律的新诗人黄淮,周仲器等,最近专门为我出了自由曲集,高度评价,大力推崇。形势越来越好。当然离开它成为未来主流诗体还很远,但它已值入我国诗歌土壤,生根发芽。对此方兴未艾的新体诗,只要大家扶持,它就会随时光的流程长成大树,蔚为新霞。只要受众喜欢,它就不会消亡,能走多远,读者说了算。


       方敏:您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文化老人,亲眼目睹着中华大地沧海变桑田,也见证了文学百年的兴衰史。您认为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丁芒:这个问题太宽大了。我只能概括讲两句话:文学就是人学,对作家来说,促思广志;对文学受众来说,博爱施仁。


      方敏:您在坚持文学创作之余,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创作----书法创作。您对外交流的书法作品,基本都是自己写的诗词作品,诗、书合一是很多专职书法家都做不到的。现在有不少人会写几个毛笔字就对外称“书法家”,真正的书法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丁芒:    涵盖一切文艺表现形式,都应具诗性思维,绘画、书法都应是诗人传达诗兴的工具。书法当然不是单纯的线条表象形式,它传达的是作者个人的品格、志趣乃至审美观念等内在的素质,而不仅是某种流派的复制。因此,书法的个性化、新颖化的品格要求,其基础全在于作者诗性思维之有无与深浅。所谓“施畅春风”,就是要让书法接受者从直观的线条艺术中获得许多美好的想象。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耐看”。而想象力之丰富或浅薄又大有不同,甚至言人人殊。这就造成书法家趋雅趋俗甚至炫奇作怪的种种倾向。总之我认为书法反映着作者的文化修养素质之高低有无。书法家必先完善自我,才能达到书法的高质。 


      方敏:您一家四姓,却是一个美满、幸福家庭。写诗的人天性爱自由,也有诗人把家庭生活处理得不够圆满。您著作等身,而幸福的家庭也让许多后学羡慕,可以谈谈您的心得吗?


      丁芒:我本姓陈,1946年参加革命怕累及家庭,乃改名丁芒,沿用至今,已改不回来。我与前妻生的一儿一女都还姓陈。夫人姓樊,其与前夫王生一所生三个女儿都 姓王。姓名只是个符号,包含着血缘关系。我和樊玉媛都 不是血统论者,认为家庭幸福和谐并不完全决定于血缘关系,因此我们都决定不必强行统一姓氏,而是重在人生观、道德观一致。我与樊玉媛的爱情基础亦在此。对于她的三个女儿,我认为最大的痛楚就在于过早地丧失了父爱。现在我作为继父,就应该最大地给予她们父爱的补偿。我曾经翻译过美国作家亨利的著名小说《最后的一片叶子》,我也是用这种精神来对待这三个孩子的。说句老实话,因为时代不同,环境变优,我自己的一儿一女并没有享受过更多的父爱。到政治灾难结束,他们都已长大了,一个已成家,一个在北京创业。真正让我以父亲的感情来倾心对待,倒是面前的这三个女儿。因为她们需要父爱,而我也需要倾心相爱的女儿啊。我们家庭的和谐幸福,正是在我们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的理念照耀下,在博爱施仁的情感基座上开放的花朵。


      方敏:樊老师,您和丁老是半路夫妻,您当年嫁给丁老时,丁老一无所有,但您还是坚持与丁老风风雨雨几十年走了过来,是令人景仰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离婚率居高不下,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幸福家庭生活的秘笈吗?


      樊玉媛:幸福家庭没啥秘笈可言。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琳娜》一书中所说:“幸福的家庭大体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的家庭,是1977年由两个不幸的家庭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这对半路夫妻已经携手走过了38年。四十多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丁老因一组寓言诗被打成fan革命,从北京回到了老家南通,在一家磷肥厂当工人,月薪36元。他的妻子抛弃他和一双儿女,攀高枝改嫁了。我因孩子他爸王生一是“走资派”加“反动学术权威”,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后来他得了当地传染病去世。1974年我被调回原单位江苏电视台,从事我的新闻采访工作。当时我是孤身一人带着年迈的婆母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回南京安家的。

      一次领导派我到江阴交通部直属澄西船厂采访,拍摄长山号浮船坞工程竣工,负责接待的是该船厂宣传科长丁芒。邓小平恢复工作,总政为丁芒平反后,丁芒由南通调到江阴。这就是我与丁芒的第一次见面。这项工程要分三次拍摄:船舶进坞、修理、出航,且间隔时间很长,必须跑三趟......在这三次采访拍摄中,我与丁芒从相识到相知。丁芒是位毫无戒心的直肠子,交谈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说得一清二楚,他还主动向我展示了他的作品。我从小爱好诗歌,读了他的作品,非常崇拜,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成了他的粉丝。
      丁老并非“一无所有”。我从他的作品、交谈中认识了他。我认为他很富有。他不仅知识渊深,博古通今,有思想有见地,而且为人正直、真诚,加上他身材伟岸,一表人才,他第一次来南京相亲时,同事们都说:“你找了个才貌双全的丈夫”。我说:“不少人都关心我,曾给我介绍过这个长,哪个书记的,我一概谢免。而一见丁芒,我认为他仿佛是上帝特地为我塑造的人,我对他一百个满意”。于是,我们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结婚后,丁芒有了幸福的港湾,开始了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第三个高潮。丁老说,六百多万字的《丁芒文集》,百分之七八十的文章都是在这个港湾里用业余时间写成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家不但是他生活的良港,也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丰产地、书法事业的开创地。
       各人的恋爱观不同,决定了选择对象的不同,有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样的女人是永远不会幸福的。我找对象的条件只有两条:一是他爱我,二是他值得我爱。我本来就是森林里的一棵大树,而不是攀附大树的藤蔓。只要符合以上两条,即使没有“自行车”,我也嫁给他。谈恋爱时,当丁老问我“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是个老运动员啦,你要慎重考虑哦!如果我再次被打成fan革命要去坐牢或者讨饭,你还干不干?”我不加思索、斩钉截铁地说:“你坐牢,我给你送牢饭;你讨饭,我替你拎篮子,讨来的第一口饭先给你吃。”
       38年来的实践告诉我,重新组合的家庭能否幸福,关键取决于两个大人。夫妻俩的爱情牢固,是家庭幸福的基石。我与丁老婚后对双方的子女一视同仁。丁老调来南京工作与我的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开始也有过磕磕碰碰,后来丁老以他的实际行动:宽广的胸怀,严于责已,宽于待人;无私的爱,只求奉献,不思索取感动了孩子们。他们切身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和不可或缺。丁老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深深感动了孩子的奶奶、姑妈、叔叔。姑妈说:“丁芒是世界上最好的继父。”叔叔对孩子们说:“有些事,即使你们的亲生父亲健在,也不过如此,你们要懂得孝敬长辈。”
      丁芒对我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我对丁芒的一双儿女也胜过亲生。我这人心直口快,一开始就对丁的儿女挑明:我不是第三者插足,而是在你们爸妈离婚两年、你们的生母再嫁后,才认识你爸的。我们走在一起是缘分,大家都要珍惜。既然是一家人了,没有理由不相亲相爱。
       对于“诗人爱自由”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是人,都爱自由。我与丁老刚认识不久我就说明了我的婚恋观,并反复强调:“无论结婚前还是结婚后,你都是自由的”。我一直认为:男女都一样,他(她)爱你,不用去管;他(她)不爱你,管也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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