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他，我着着实实吃了一惊：又高又大的印度小伙，一双极其聪慧的眼睛，立在台阶下两米之外，面带温和礼貌的微笑，轻轻地将卷边遮阳帽取下，身体微微一欠：“我是维克拉姆”，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位前房客的小叔子，说来就来了，接手Adelaide大学的一项研究工作。
前房客是个印度女孩，在这里读书，后来嫁去了悉尼，之后竟在飞机上撞见一回。几天前，她告诉我她的小叔子要来Adelaide，他人地两疏，故请我帮助。我对印度人并没有偏见，反倒由于甘地，对他们“非暴力抵抗”的文化很有敬意。
那时我准备退休，故开始学教育学，过起了早出晚归的学子生活，每天都兴致勃勃、忙忙碌碌。可来了人，总要应付一下。那是盛夏，我给他拿了瓶冰啤酒，他只说“谢谢”，并不推辞，也没要酒杯，对着瓶口就喝了——澳洲男子的做派。我们坐在餐桌的两边，可说什么呢？维克拉姆和我儿子同年，生日只差几天。既然他是我儿子的辈份，就聊儿子吧。
我说儿子特别放任，特别喜欢贬低我，总说我笨，说我丑，说我胖，但……我边说边笑，觉得这样的表述很好玩，其实我是说自己、笑儿子。说着说着，他的目力集中起来，好像在哪一点上燃起了意趣，原本侧着身子，不觉中转过来正面对着我，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言归正传，我问他希望租怎样的房子？他一时也没有准头。我建议他花点时间去看房，因为这里的租约一般都是一年的，确实满意了再签。他颇以为然。第二天起，他每天找来报纸，查看租房广告，问我哪个区好，价格是否公道，离Adelaide大学有多远，等。
两个星期以后，他觉得看到的房子都不合适，转而问道可不可以住在这里？虽然有点意外，也有不便，但不是不能考虑。他愿意与我同住，一定不以为我是讨厌之人。能被年轻人接受，自是件好事。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料到，这位印度小朋友对我的影响，渗透进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称之为教养的行为细节。
维克拉姆九岁随父母移民澳洲，家族为印度的刹帝利种姓，属于雅利安人种，欧洲人的远亲。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未受高等教育，家里只有一个哥哥。他头脑遗传父亲，面孔却像母亲，他这样说，而身高一米八六，来自祖父。他说话温和，嗓音里有一种磁力。
他25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一毕业就去了间德国大学做研究，课题与他的毕业论文相关。他在德国居住了两年，而且由衷地喜欢那里的文化，这与我共鸣。但他还有一个理由，说德语的“u”音和印度的相同；他的姓里就有“u”，这让他很舒服。对自己的名字那么重视，不愿意被人读错，是否也是对种姓荣誉的珍视？
这样轻的年纪有这样高的学位，又是高种姓的家庭背景，应该傲气吧？但没有，会很自我为所欲为吧？也没有，会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吧？更没有，反倒很会为别人着想。
如果说西人肌肤白净体型瘦削，会给人干净整洁的感觉，那么印度人皮肤黝黑形体略胖，好像与清爽洁净关联不上。但是，维克拉姆用餐之后绝不留一个碟子在水池里，洗完澡非将玻璃上的水迹刮净不成。如果我天黑回来，他会将门口的灯开上，睡前一定道过晚安才关门。
很快我就没有再嫌身边多出一个人来。
维克拉姆喜欢“Yum Cha扬茶”，即广东人的早中餐，而我不懂也不爱。他建议我们一同去扬茶，我不好意思说没有兴趣，勉强去了。去的是帝苑酒家，口碑很好的广东餐厅。到底我会中文，看菜单容易点。我点了虾饺，萝卜丝糕什么的，加时蔬，还要了花茶。在他眼中，好像我也不算太外行。一来二去，杨茶成了我们星期六上午的固定节目。
维克拉姆不开车。他说他头脑里总在思考工作，开车很危险，所以他骑自行车。我的车技很差，如果有男士在，我定然不开车。可眼前这位小伙硬是不开车，那家广东餐馆走过去又太远，自行车只有一部，我只好开车。
通常出门，我总先行一步，把车从车库里倒出来；他将门锁好，下了台阶，从车尾转过来。一次不见他进车来，我便稍等了一会儿，他还不上车，我就从后视镜里去看。只见他站在花圃前，看着地上，愣在那里。等他进了车时，却是一脸愁容。我便问，是不是我倒车碰坏了花？他说不，是两只幼鸟摔死了。我又疑心，是不是我倒车碰到了树枝，让小鸟摔下来的呢？他说也不是，它们是从鸟窝里掉下来的。原来雏鸟的羽毛还没长好，鸟巢筑得太马虎，像一只蝶，而不是一个碗的形状。
餐馆正门在主街道上，后门则在七八米宽的辅路上，我总将车停在辅路上。那天正要停车，他要我再往前开一点。怎么呢？我没转过头脑来，他却往街道对面一指，那儿已停了部车。那车关我的事吗？我停车从未想过街对面是否有车。维克拉姆说，两边都有车，中间的距离就很窄了，车辆通行不易。哦，是这样，我接受了，遂将车往前挪了一两米。我的停车技术实在差得可以，来来回回都蹭在路牙上。好歹差不多了，他还要我再往前开一点。我说这马路间的宽度够车通过了，但他说，如果是大卡车，还是紧张的。当时我有点嫌他麻烦，但也觉得难得，他懂得为别人考虑，是所谓有社区意识。
西人吃完饭喝咖啡，维克拉姆杨完茶也喜欢喝咖啡。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去到一间大型购物中心，意大利的CIBO在一棵十几米高的大榕树下，购物中心的屋顶专门留下空间，让树冠伸展出去。我不会品咖啡，只喝维也纳热巧克力，其实是喜欢上面的奶油。他上前订咖啡，声音轻轻的，语调慢慢的，对服务员说：“Can I have……”。在澳洲多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句式才是应有的谦逊口吻，表达出请求的意味。商家说顾客是上帝，但如果你是顾客，你把自己当上帝就差劲了。
他讲究喝咖啡，一定要配着一种比铜钱大的饼干，两片薄薄的饼干中间夹抹茶色的奶油，相当甜。西人对甜点的热爱，叫我很难理解。这样一个大男子，也喜欢甜兮兮的东西，我感觉匪夷所思。
扬一会茶，喝一杯咖啡，对五天的工作做了补偿。
古典音乐是我喜欢的，但对年轻人，可能就是“Old fashion过时”的了。如果儿子到我家里来，他一定要我停放古典音乐，而如果在我车里，他自动把电台切为他喜欢的。除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他对古典音乐完全不感兴趣。而我，只要脑袋里不想事情，尤其是做家务时，一定拧开古典音乐台，而且音量调到足够大。维克拉姆从不反感。
那时我对辛德拉名单的主题曲最为倾心。那是血泪中的生命挣扎，是灾难里的怜悯救助，是死神威逼下的良知温情。它为所有被无辜迫害的人所理解。维克拉姆不曾经历过迫害，但他也喜欢这首曲子。而问到什么是他最喜欢的曲子？回答是《月光曲》。我随即说，“那你心肠一定很软”，“太软了！ ”他说自己，不知是褒是贬。
真是“太软了”。我们很少一起用餐。因为我做了一个德国餐，知道他喜欢，便邀他共进晚餐。正当我们享受美食时，桌上有只幼蚁，慌慌张张、漫无目的、急速地爬来爬去。他看到后说，它是丢了大部队的孤独者，会饿死的。他解释蚂蚁们将食品搬进蚁穴，并不会能直接吃掉，而是要等食物上长出蘑菇以后，再吃蘑菇为生。于是他拿起一张报纸，让幼蚁爬上纸面，然后走出门去。
我想他会把它丢在门外就行了。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来，原来他白天看到一队蚂蚁在屋后水龙头下的地面上行进。蚂蚁离开蚁穴时，会沿路留下荷尔蒙做标记，则所有出行的蚂蚁可以按原路返回家园。故他将那只蚂蚁放在大蚂蚁大队去过的地方，希望这只掉队的幼蚁可以沿路回到家中。
蚂蚁对人无害，可以善待，但他对非杀不可的蟑螂，也杀伐有道。
他发现了一只约2cm长的少年蟑螂，在厨房的地板上旁若无人地行走。他能判断，这是从后门爬进来的，所以提醒我要把后门关好。说完便问我要杀虫剂，对着那个蟑螂喷了几下。慌忙逃生的蟑螂沿着橱柜的垂直面往上爬，但橱柜面滑，它大概也被喷得体力不济吧，没扒拉几下就滑下来了，但却是背部着地。这下，任凭它怎样挣扎，都无法翻过身来。
他一直在观察，结论是：它在“suffer遭罪”。于是又问我要了杀虫剂，对着仰面乱蹬的蟑螂用了比先前多了几倍的剂量，然后他继续观察。但见蟑螂仍旧不死，似乎也不肯死，他有点感慨说：“Hmm，strong willed嗯，意志好强。”
他认为蟑螂仍不肯死，便决定结束它的痛苦。他先用纸巾压住，又要了我的拖鞋，用力一击，然后用纸巾将其抓起，再放进塑料袋，系好口，丢进了外面的垃圾桶。回到屋里他感叹：“Strong willed，a cockroach I admire 意志坚强，是只令我钦佩的蟑螂”。
心肠软大概很少与人有冲突。但我注意到，有时他一个人在卧室时，好像在电话里与谁争辩，口气有点恼怒。开门出来，明明看到我，并不试图掩饰，显出一脸的不高兴。我便问你和谁生气吗？他的回答竟然是：“和我妈妈！ ”这是内政，不可多加问询。
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几次，我终于试探着问他为什么和妈妈生气。他说：“妈妈催我放钱到我的信用卡里去——她把卡里的钱用完了！ ”妈妈要用儿子的钱？！用完了还要催促再放钱？！不用说，主卡是他的，他妈妈有一个副卡。这种中国独生子女对父母的做法，竟然在他们母子间整一个颠倒！
我想他们兄弟两个，大概妈妈也会问哥哥要吧。如果是这样，至少他和哥哥可以倒倒苦水。哪知，他说不，“她只用我的钱。”他哥哥，也就是我前房客的丈夫，婚后就住在父母的家里，所有钱都不用花，自然比他的现金富余得多。这位母亲不仅怪异，而且不公平。他因之格外地生气。
这件事一说破，他就源源不断地告诉我他妈妈的好多毛病，有时甚至是很不屑的口气。究其根源，他说她和丈夫结婚时只有17岁，等于还是个孩子。以后她长大成熟，自然对人对事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很多。她感到不幸福，就用花钱来补偿自己。而他心肠软，妈妈就只找他要钱。独特之处还在于她不是要了钱去花，而是花光了钱再来要！
在父母的矛盾中间他显然同情爸爸。他说他妈妈总要抱怨他爸爸不给她生日送花什么的，他说“他（父亲）把工资全都给你了，你还要他买什么活见鬼的花！ ”我真难得看到他生气的样子，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同情在父母交战中生长的孩子，我不会让孩子吃这份苦。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总要受这种折磨，我真是蛮同情，便说也许我的话不合适，可能令你不快，我想问：如果你父母那么合不来，为什么会不离婚呢？他几乎脱口而出：“They both are too weak to divorce他们两个都太懦弱了以致于没有勇气离婚。”原来他想到过，深想过，并且做过判断。
知道他父母的婚姻不好，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的构建呢？他倒还真不消极。他好像说笑话似的：很简单，谁愿意和我一起生四个女孩就行。四个女孩！我说那肯定个个漂亮得出奇！他大大的眼睛里泛着柔光，颇为得意地对我缓缓点头，他对自己的长相相当自信。
他这次来Adelaide只待14个月。项目结束，他就会去德国。他除了喜欢其文化，也认为那里的研究项目更具专业价值之外，还因为他有一位德国的女朋友。
他们感情相当不错。他与女友的家长见过面，也就是说她家里是认可他的。在我回中国期间，她还专程来过一次。其实他们也是选择我不在的时间相聚，可以不受干扰。他的女朋友奇瘦，他就决定减重。他雄心勃勃，说“要减十公斤”。那时候我体重有点超标，需要减少一公斤。我们决定每天走一小时来实现目标。
我们都忙。他晚上九十点钟回来是常事。待一切停当，常常都是十一点了。路上不仅没有人，连车也没有了，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前前后后地围绕着我们。如果有人看见，一定感觉怪怪的，哪有那么晚出来走路的？而更加怪怪的是，目击者一定为弄清这两人的关系大伤脑筋：显然是两代人，但肯定不是母子；半夜同行，一定亲近，总不能是男女朋友吧，然却无可推测。我便这么说，他说谁在乎。我也不在乎，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大男子在身边我绝对安全。
从家里走出去，几十米就上了东西向的主街道，面对山坡，脚下稍许费点力气。我迈着大步，努力跟上他。晚上路灯昏黄，天空寂清，微风徐徐。这么走一趟下来，我还真出汗不少。
我们边走边谈，谈印度的种姓制度，谈中印边界，谈印度历史上的富有，谈英国人给印度带来的好与坏，很多印度人都说如果没有英国人，他们会富足很多，甚至发展得更好。他认为未必。在澳大利亚长大，他能看出英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或优劣。他不谈制度，不谈工业革命，说你只看基础建设，像样的还是英国人建的。这方面，他和他的母亲争论不休。
我们真是无所不谈。我说起要盖的房子，说我的房子一定要有读书和练芭蕾的地方。他点头赞许。谈到对文学的兴趣，我说“我只要能读就开心了”，他在“能读”后面立刻插了“能写”——他对我还真有了解。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动笔，当然很不自信。两年后我才开始旁听大学的中文课，我想，或许在潜意识里与他对我“能写” 的期待有关。
议论一位朋友刚刚入籍，为了庆贺，我准备练习一首歌，歌词里有一句是“我是、你是、我们是澳大利亚人。”我刚说到这里，他立即说：“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不错，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广告歌词。
两个月的路走下来，我达标，减下一公斤，而他的体重丝毫不动，他很沮丧。其实这个计划对他不公平。我个子小，他高大，他走两步，我得走上三步。结果对我是锻炼，对他只是毛毛雨，当然不见成果。我更多的收获是说了不少的话，尤其是听他谈论。
一年顺顺当当地过去了，没有什么冲突和不快，使劲儿想想，好笑好气的事也有件把。
维克拉姆心血来潮，想做个像书架那样的衣柜，书架不放书而放衣服就是了。我自告奋勇，虽然是学电的，但上过机械制图，画个三视图没有问题。按图纸买来材料，他便在院子里动起手来，专注又卖力。衣柜做成，不知道哪个环节上出了错，宽度成了深度！他深感莫名其妙，我却笑得前仰后合——这可是工程师和数学家共同设计生产出来的啊！
然而既做好，也不想改了。本来可以平行放置的两叠衣服，如今只能够前后摆放。这么个作品，为我们增添了不少尴尬。每当我看到那个衣柜，总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错，但也忍不住要笑，忍不住嘲弄一番：“一个工程师，一个数学家嗳！ ”
到底还是细致之人， 最后，维克拉姆还买来垫脚材料，以免摩损地板。
十年过去了，我们每年有一两回通讯。我常常惊讶我会受到他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再把盘子留在水池里，每一次都将浴室玻璃上的水迹刮净，懂得要将蚂蚁送回它的大部队去，知道凡事都要用“我可以……”做请求，尤其喜欢贝多芬的《月光曲》，那样静谧，那样舒展，那样清澈，那般柔情似水。
202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