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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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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小的阁楼,让我们望见星斗

作者:孙晓荔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4779      更新:2023-06-25

 ——云南文山文学往事

文/王建芬

                                           

开化诗社”与《远山》诗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工厂做宣传工作,认识了一位叫王豫文的同事。王豫文在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但酷爱文学,在他身边有一群来自各工厂、企业的年轻人,时常聚在一起畅谈理想,也谈诗歌,在他的筹划倡议下,大家决定成立一个诗社。
       1986年6月13日,星期五的下午,阳光从一扇狭小的窗子挤进来,稀稀疏疏飘洒在前来参加诗社成立的文学爱好者身上,隐约中我不能一一看清每个人的面容,经各自介绍,他们是王豫文、廖云华、高剑鸣、柏桦、林浪平、余江、王海英、何大伟、郑世伟、戴红云,当然还有我,也就10多个人。我虽然“涉诗未深”,但从此对诗歌创作有了一颗蠢蠢欲动的心。
       诗社酝酿了班子成员:王豫文任社长、高剑鸣任副社长、廖云华任秘书长。这群年轻人当中,来自工厂的人居多,有化工厂、造纸厂、家具制作厂、印刷厂等等,除了王豫文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柏桦。柏桦1984年发表处女作《故乡的风(三章)》,是文山州委党校的一名哲学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班获得研究生学历之后又到鲁迅文学院脱产深造一年,算是我们这群人当中文凭最高的一位。

       诗社的名字是大家事先酝酿好的,文山旧名曰“开化”,开化二字含开创文化之意,在教化山兴建文庙,办学教民,设县治时定名文山。诗社因此得名开化;诗社成立后,“诗人们”除了创作,还应该有一块园地,供大家展示“成果”,于是诗社决定创办一本诗刊。经商议,文山边境线长438公里,共有3个边境县,14个沿边乡镇,同时预示走出大山,诗刊取名《远山》。

 

 

       诗社成员中,我和王豫文在化工厂工作,廖云华和何大伟在造纸厂工作,两个单位隔河相望,都在城北。柏桦在州委党校工作,单位在城南,我们离城中心有10多里地。其他会员则分布在城区各个角落。虽然交通不便,也没有手机可以联系彼此,但大家默契地有了约定,每周末下班后,匆匆填饱肚子,不约而同地来到一间小小的阁楼,如果谁先到了,狭小的窗户就透出微弱的灯光,后来的人莫名地窃喜,感到温暖。在这里,一是可以免费阅读《含笑花》诗报和极少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二是把文朋诗友交来的“豆腐块”手稿仔细审阅、然后编排,再用铁笔在放有蜡纸的钢版上认真刻写,蜡纸不透墨,但刻过的地方能透,就会印出字。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再一张一张的油印、一页一页地装订成册,第1期凝聚着诗歌爱好者汗水的《远山》,在我们神圣的目光里诞生了。

 

 

       诗歌“发表出刊”后,为宣泄澎湃的激情,我们来到附近的露天“卡拉OK”一展歌喉。也许是为表达对文学的热爱,大家唱得很投入,歌唱的也还不错,常常被露天“卡拉OK”的老板和路过的观众误以为是文山学院(当年是文山师专)声乐系的学生。然后我们自得其乐,各自或是相互取一个“艺名",组成一个“声乐班”经常活动。我们最喜欢唱的歌,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校园民谣,比如《橄榄树》《乡间小路》等等。在《含笑花》当编辑、极具歌唱天赋的高剑鸣以一曲《流浪歌手的情人》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
       开化诗社渐渐有了名气,一些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有州民师雏燕文学社的负责人王勇,城区的孙晓荔、何元超、黄占啊、龙符,来自各县的周祖平、李红林、柏昌明等等,文学队伍逐步扩大。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间小小的阁楼”,那就是文山州文联简陋的办公室,一栋破旧古老楼房二层的一间小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一群迷失的孩子望见星斗,心有所依。
       当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含笑花》诗报上,在一方小小“豆腐块”的标题下,有一个自己的名字。但是《含笑花》每月一期8开的诗报,版面极其有限,从老山前线、全国各地投递的诗稿堆积如山,上稿率非常之低。记得我“发表”第一首只有6行名为《树的自由》的诗歌,小样出来后,由于版面紧张,被撤下来,我把变成铅字的小样珍贵地收藏起来。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含笑花》的热爱。诗报定价5分钱一份,每月出刊,散发着淡淡的墨香,诗社组织人马,各自拿上数十份,抱在胸前,三三两两自由组合,分头到最热闹的东风路和南桥街去卖。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或许是因为诗报的名字有一个好听的“花”字,每次去卖报,大家都有不小的收获,欣喜而归。

 

“柯仲平诗会”与《含笑花》

 

      《含笑花》的前身是《山梅》。1981年1月19日,文山州文联成立,随着薄竹山梅花盛开,滇东南第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山梅》诞生。1984年8月12日,州文联成立“柯仲平诗会”,为传承“狂飙诗人”矢志不移的精神,在相关部门和柯仲平夫人王琳的关怀支持下,于1985年3月10日,《含笑花》诗报与读者见面,主编由州文联副主席杨照昌、柯仲平诗会会长黄士鼎(瑙尼)兼任。“一间小小的阁楼”成为具有柯仲平诗风的“老山诗”发祥地,《含笑花》多次在前线举办“老山战地军民共建诗会”和创作培训班。诗报出刊的五年间,获得包括文学泰斗巴金在内的数十位著名文学家的题词题字,收到当时北京军区领导人秦基伟、杨白冰《寄语〈含笑花〉》的赞扬信,得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高度评价。

       1989年1月,文山州文联换届,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含笑花》改为文学双月刊。1992年,刘德荣担任州文联副主席、《含笑花》主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文山处在战后经济恢复初期,《含笑花》作为云南省为数不多具有公开刊号的纯文学杂志,刘德荣主编顶住转让刊号的经济诱惑和经费十分困难的重重压力,全力把《含笑花》保留了下来。

       那时我在工厂担任工会主席兼办公室文秘,整天忙得脚不着地。有一天,我看见一位矮矮的光头大叔,背着一个土布包,慢悠悠地走着,我以为是附近的农民赶集归来,没有在意。谁知突然被这个“光头大叔”叫住,一看是刘老,我急忙拿出几首信手涂鸦的手写诗稿,交给刘老。刘老看了看说,拿信笺纸、笔和复写纸来,德高望重的刘老要亲自为我这个无名小辈抄稿,吓得我再也不敢不按照他的要求交稿。刘老还经常跑到各县的乡镇去组稿,不按要求交稿的作者要罚“请客”,督促我们这些想偷懒的作者认真、勤奋写作。

       1993年5月,在《含笑花》主编刘德荣、副主编万国华的精心组织下,文山州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砚山县美丽的浴仙湖畔召开。为节省开支,代表们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帐篷,吃的是野炊,会厅是草地,灯光是篝火。夜晚月光洒在湖面,一群文学青年漫步湖边,仰望星光畅谈理想,回想年轻时我们谈论诗歌的感觉,不亚于像谈恋爱一样充满诗情画意,让人刻骨铭心。当然也有身临其境的,那是极少极少的,好像只有那么一对,映在湖面的倒影,美极了!

       那些年没有网络,能读到的文学作品极其有限,对于我们来说,《含笑花》无疑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文山城仅有新华、天天图书城两个书店。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先到书店购书,凡是书店能购买到的诗集,几乎一部不漏地买下。《拜伦诗选》《雪莱诗选》《聂鲁达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草叶集》《苏联诗选》,以及舒婷的《双桅船》、顾城的《黑眼睛》、北岛的《北岛诗选》等等,统统收入囊中。如果钱不够,周末就去书店看看喜欢的书是否还在书架上,然后数着日子,下个月发了工资再去购买;每年年底,工资更是吃紧,凡是邮局能订到的有关诗歌的杂志一并订下,凡是能报的文学创作函授学院,几乎一个不漏地报上,如《诗刊》《星星》、鲁迅文学院等等机构创办的文学创作函授学院。那时的函授学习全靠书信,主办方规定一月交一次作业,书信一个来回,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有一年,在我经济非常困难的关键时期,《春城晚报》寄来6元钱的稿费,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生活单纯,图书馆的借书证是少不了一年一办,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

       1995年8月,刘德荣筹集主编出版一套《含笑文丛》共11部,其中有张鸿鑫的《美与力的嫁接》、高星的《爱的谣曲》、王豫文的《峡谷风》三位已故作家的作品;我的第一本诗集《缀着补丁的阳光》便是丛书之一。当时文联免去了丛书的书号费,自己筹集了1000元的印刷费,至今想起当年出一部诗集是那样艰难而又对文学充满希望。

     《含笑花》从1989年3月10日创刊至今,走过了33年的历程,被誉为文山作家的成长摇篮。培养了如刘建华、那家佐、黄士鼎、黄懿陆、杨照昌、张鸿鑫、高星、陈宗光、吴传久、边富斌、黄玉春、彭绍清、万国华、周祖平、张邦兴、罗家祥、王豫文、柏桦、孙晓荔、戚洁、廖云华、王勇、王建芬(明妹)、韦治娜、周家鸿、陶兴安、龙符、何源梅、何元超、林浪平、周朝荣、杨映雪、周光彩、韦含羽、钟薇、刘俊娥、刘继明、杨忠翔、李万辉、韦世平、柏昌明、王卫斌、袁微、郭绍龙、李红林、朱法飞、李光明、李顺、张文慧、肖正康、季炳承、张荣昌、雷刚、李美昌、成仁明、杨凤金、王娟、韦延丽、王宏愿、黄炳会、罗稀、王明文、郑先怀、刘海春、胡献浩等,包括军旅作者在内的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诗人。

       2021年以来,文山州重点培养、推出一批如李司平、刘剑、张一骁、普文海、卢国巧、陈选芳、陈德远、徐建江等,包括网络作家方玉清、周维、王文成等一批文学新人。特别是95后青年作家李司平,作品先后两次荣登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前十,第九届《人民文学》全国高校征文散文奖、第九届《人民文学》高校征文诗歌奖、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郁达夫文学奖(入围)等文学奖项,中篇小说《五彩斑斓》荣获“2021云南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猪嗷嗷叫》获第九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新书《流淌火》入选《央视读书精选》新春特别节目。

 

倾听老山诗人的足音

 

       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那场战争,没有老山和驻守边防的军人,如果没有前沿阵地和那些年轻的战士,如果没有麻栗坡烈士陵园和老山英雄的故事,我又会在哪里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然后与诗歌相遇!

       1987年8月1日,我与《含笑花》编辑部的老师们一起到了老山前线,那天,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哨所里阴暗潮湿,一位17岁的小战士正在掩体里蹲着写什么,见我们过来,他腼腆地笑笑:“在前线成百上千的哨所里,都蛰居着一、两位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的战士诗人,我也想……”这一刻,我读到了战士用青春和生命写成的诗行,一种真实的力量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

       傍晚,山峦在晚霞的映照下,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座以银色为基调的营帐,传来阵阵歌声,“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战士拨动吉他,深情地唱着,那动人的旋律,似乎唤醒我曾失落在山谷的憧憬,不知道吉他手是谁?我在寻找那条通向绿色透明的路,将万千感慨,第一次挥笔成“诗”......那时,诗歌只是我内心深处疼痛的一种宣泄。

       经历过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诗”,让更多的同龄人理解战士的奉献精神。我多次乘坐军用大卡车到老山前线,有幸认识了朱增泉、张国明(简明)、谢玉久、林子(刘国林)、刘向海等一批军旅诗人,也认识了到前线采访的周良沛、晓雪、张永权、刘章、顾丁昆等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我被那些带着战火焦土味、硝烟味的诗作强烈地震撼着、感染着。当我再次伫立于麻栗坡烈士陵园这个人生的小站,我真正触到了诗:“十八岁的年轮叠成台阶,举起深邃的大山和自由的天空。”“陵园,如一座巨大的钢琴,每一级台阶便是一个琴键,每一座坟莹里深藏一个动人的音符。”“我从低音缓缓踏向高音,脚下的旋律随红土涌出殷红的爱。”“音乐并未断裂,心曲骤然终止。”“岁月中,有几个音是弹不得的,太令人心碎。”很长日子以来,低徊在内心湿淋淋的情绪,终因这一刻的撞击明朗起来,显得那么沉静又使人颤栗。这组题为《爱情安魂曲》的散文诗,在众多的稿件中被评委老师选中,荣获云南省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并收录在《文山学院本科学生晨读经典教材——中外优秀经典作品选》等多种选本。

       时光带走了一切,却带不走诗歌记录着一代中国军人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老山精神”,那种伟岸与宏大,现实与久远,内核与蕴力,铸成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丰碑。难以忘怀,瑙尼老师怀揣着《含笑花》,拖着一双因公受伤的腿,在炮火声中一步一步坚定前行的背影,当瑙尼老师把这张凝聚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含笑花》诗报一次次背上阵地,战士们紧握他的手,流下了热泪。战士们称《含笑花》是前进的鼓点,杀敌的号角,把诗报誉为“老山含笑”“相伴的恋人”。一位战士以诗寄情:“为什么我的生活这样充实?为什么我的斗志这样饱满?为什么我的心情这样欢畅?哦,是因有《含笑花》伴我一起守老山!”在一位牺牲的战士怀中,人们找到了一张被鲜血染红的《含笑花》诗报……

       著名作家、诗人张永权,五次奔赴老山前线,我曾陪同张老师一起到前线,在前沿掩体外围,由战士守护,而在掩体内,张永权老师为战士举办战地诗歌讲座,组稿,并在《大西南文学》(现为《边疆文学》)开辟专栏,选编刊发了老山前线将士们的作品。1987年的一天,张永权老师与诗人周良沛等名家深入前线采访,在狭窄的山间公路上,随着隆隆炮击声的震动,张老师等人乘坐的吉普车突然一个颠簸滚向山崖,万幸车子被岩坎下的一礅大石头卡住,车内的人才幸免于难……

       当年的老山前线,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握笔,时任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朱增泉是这样说的:“有仗打仗,无仗写诗”。在这个部队,全军共有数十个自己创建的诗社。1988年4月,我在曼棍洞(老山战役的师部指挥所)结识了时年仅20岁的通信兵林子,他与战友一起在那个阴暗潮湿、滴水不断、蛇鼠横行的溶洞里度过了漫长的500多个夜晚。为了给战友们提供一块“抒报国之情、言戍边之志”的园地,他与战友们创办了“橄榄诗社”和油印诗报《橄榄风》。时年89岁高龄的冰心给林子写来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并亲笔为这张诞生在炮火硝烟中的小报《橄榄风》题写了刊名。

       一位名叫侯天元的烈士,他所驻守的哨位距敌不到十米远,没有一点活动的空间,除了坚守阵地外,侯天元便是狂热地读诗、写诗。一次战斗中,敌人一发炮弹击中了他,侯天元全身三百多处受伤,壮烈牺牲。侯天元生前几乎无人知道他爱诗,只是在整理烈士遗物时,人们才从香烟盒和罐头商标上发现了他的遗作。《橄榄风》诗报的编辑们含着泪对这些诗进行了整理,诗作发表后,《中国青年报》作了转载。侯天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表诗歌,这是烈士生前绝没有想到过的。年仅23岁的战士侯天元没能成为诗星,但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最为壮美的诗篇。

        砚山籍烈士王建川,1964年10月出生在一个壮族农民家庭,十九岁参军,入伍还不到三个月的新战士,就倒在枪林弹雨之下。这位曾一度不为人知的英雄,因一首《写给妈妈的日记》的诗歌,让全国人民铭记了他和战友们为祖国的安宁、为人民的幸福、为边疆的和平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些老山英雄。

 

文学往事随风,但从未走远

 

       当少年的浮锐之气,渐渐磨平而成熟起来,爱好诗歌的人们选择了各种方式安身立命。开化诗社不像大学校园的文学社,有一片供文学社成长的根基。开化诗社成员来自各个行业,后因州文联搬迁至州委、政府办公区,出入不便,诗社活动断断续续。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秋之夜,大家因找不到活动的场地,就顺着我家后山的小路走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天气渐凉,只能蹲在草丛中避寒。刘德荣担任《含笑花》主编时,我们买了一个小蛋糕,邀请他一起来到盘龙公园,举行一场纪念活动,那应该是开化诗社的最后一次活动了。

       也许是天妒英才,王豫文这位青年才子、诗社社长,因病过早地离开人世;多才多艺的高剑鸣,诗社副社长,年纪轻轻就因身体欠佳病休;诗社秘书长廖云华,现担任文山日报社社长,公务繁忙。屈指数数,开化诗社,没有一个真正以诗人的名义走出远山的。

       彝族作家周祖平,1998年担任州文联副主席兼《含笑花》杂志主编,2003年任州文联主席兼《含笑花》主编,2020年7月任一级调研员。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早加入中国作协的作者,系云南省作协常务理事,全国第八次文代会代表。参加过全国第四次“散文诗”笔会、全国第二次彝族作家作品研讨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中国校园文学》《边疆文学》《散文诗》《文学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300万字,获各类文学大赛奖30余次,其作品及简介被收录入《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当代彝族文学》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亲近南高原》《守望南高原》《南高原放歌》《诗意马关》和散文集《南高原恋歌》《山恋》《山情》等。

       壮族作家张邦兴,2019年7月任文山州文联二级调研员,为云南影视家协会理事、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第25期少数民族作家班、中国文联文艺研究院高级编剧研修班。从壮乡山寨走进绿色军营,从军营踏上新闻战线,从新闻工作者到文学艺术工作者,长期坚持深入生活实际,创作出一系列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如电视连续剧剧本《红棉红》、散文集《我家富宁》、长篇神话小说《乜汤温》、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个壮族女县长侬惠莲》《水下水上——百色水利枢纽云南库区大移民》、电影剧本《石漠花开》《女儿如花》(又名《女儿如歌》)等。与他人合拍电影《裸•恋》《狼兵吼》《石漠花开》,有70多件作品获国际、国内各种奖项。

      傣族女作家柏桦,2002年10月担任文山州文联专职副主席、《含笑花》杂志副主编。2005年调入昆明工作,历任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现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柏桦是一位多面手,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纪实文学作品均有篇目获奖,获云南省音乐家协会音乐论文评选一等奖、第八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特别荣誉奖”等奖项。出版诗集《小小女孩》《都市民谣》、纪实文学《河边村——古宅中的生命色彩》 (第一作者)等著作。

       女作家孙晓荔,2000年调昆明,现任《云南政协报》副刊主编。系中国作家世纪论坛组织委员会2005——2007届理事,现为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其小说、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通讯等作品发表或转载新华社《新华月报》、新华网、北京《民族文学》杂志等国家级报刊、网站及省级报刊、网站,小说《小城故事》、报告文学《穿越阿尔卑斯的中国画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东南亚及欧洲国家;作品收入多种专集,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获国家级、省级奖项若干。著有长篇小说《这座城市没有冬天》《遥远的湄公河》二部,其中《这座城市没有冬天》被评论界誉为“云南首部新闻主义长篇小说”,《遥远的湄公河》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名单。

       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王勇,成长为一名影视编剧、制片人、发行人。院线电影《狼兵吼》《倮·恋》《阿峨之恋》摄制上映,获法国诺曼底二战国际电影节杰出二战故事片奖、中国农村电影最佳作品奖、优秀编剧奖等近30个国内外电影奖项。党的二十大献礼重点电视剧《今生今世的诺言》开拍在即,获云南广播电视奖优秀电视剧剧本奖,云南文艺精品扶持项目,云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扶持项目,云南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三年行动(2022-2024)第一批重点剧目。微电影《王有德》《遗嘱》《抉择》《生命大接力》《礼物》获中国微电影最佳男主角奖、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科研成果奖等全国和省级奖项,王勇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我没有错过苍穹之下那一片欲说不能的清贫,举起一抔热土的温暖与寒冷,我并不青睐于诗人的桂冠,跪叩于红土地,我不过祈求,生我养我的故土,请入我诗歌的疼痛与欢乐。辽阔深远的世界,无数小花小草在顽强地生长,一种撼人的生命律动,在风雨飘摇中扶持我们多难的国土,在国际间的姑息逆流中维护着人民的尊严。倘若人生“不开花时/你也叫花么”“只有阳光与雨水/交谈时/你才丰满的身子/将自己的额头挤破/流出了血/这样一种/美丽而生动的时刻/你才叫花。”我用最简单也是最真诚的方式欢笑、哭泣、表达,至今发表1000多首(篇)为之爱又为之恨、为之疼痛又为之感恩的文学作品计300余万字,在《诗刊》《诗神》《女子文学》《边疆文学》等杂志的全国性征文活动中获奖近百次。

       “一间小小的阁楼”,承载着无数文学青年的梦想,闪耀过无数文豪大家的星火。蓦然回首,那扇窗、那间阁楼已消失不见。遥望远山,文笔塔依然挺立,苍穹之上,星斗更加灿烂,多少如烟往事涌上心头.....

       1987年8月3日,我与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军旅诗人明,在老山前线相识,由于我们的父辈都是军人,更多了一些话题。至今,我仍完整保留着明的签名留言:“小王诗妹:生活永远走在你前面,你必须穷追不舍!”此后一段时间,曾用笔名:明妹。与诗兄一别竟30年,最后一次见面是诗兄离开老山一年后,我们在北戴河一个全国性的诗歌颁奖会上短暂相聚,又匆匆别离。其间,由于那些年里只能鸿雁传书,又各自忙碌,我因在企业工作之余写诗被单位某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渐渐地,发表的作品少了,此后多年,我与诗兄之间就处于失联状态。

       我想,在这片热土上,有许多沉睡的美好,非要用诗歌才能唤醒它。2018年11月8日,我参与文山学院《老山诗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撰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山诗人明,几番辗转,2019年1月9日下午4点,我拨通了诗兄的电话,“还写诗吗?”诗兄第一句就问,我有些羞愧。告别老山后的诗兄,此时担任某诗刊社社长、主编。诗兄最初出版的四部诗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品都与老山有关,是纯粹反映那个特定环境和投入那场特定战争的新一代军人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诗兄荣获“第三届陈子昂诗歌奖”的长诗《草原跋》,将优秀军人风范与儒雅诗家气度集于一身,诗中凝聚着矢志不渝追求理想的力量,包含着生命再构中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情结,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与诗兄恢复联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个多月224天,2019年8月21日晚,诗兄带着未能再次登上老山的深深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据在场的诗友说,诗兄走的时候,双手紧紧握着他选编的最后一期诗歌选刊,就像当年在老山之巅双手紧握着冲锋枪一样……

       2019年12月,老山诗研讨会在昆明召开,年已88岁高龄的瑙尼老师不辞辛劳亲临指导,并为研讨会送来亲笔墨宝。后来听说瑙尼老师生病住院,我与雷丽、龙符专程前往昆明,与在昆明的柏桦一起去探望,看着瑙尼老师病重的样子,我又想起了瑙尼老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那天,离开瑙尼老师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多么的不舍,这次与瑙尼老师一别竟是永别……时隔三个月,这位被前线将士称之为“含笑老人”的著名诗家、编辑、学者,于2020年9月7日,带着无数战士的敬仰和爱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

       2021年8月,我重启笔名——明妹,出版了诗集《雨,碎落在土地的掌心》,开篇之作《雨在一种高度,山一程水一程》,表达“我初心的模样,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雨声一催,季节就梳妆打扮了/像一位柔情女挽着爱人温暖的手/骄傲又纯净的脚步,走动着泥土的味道/尽管前世迷离滑落满肩/但我绝不会把雨,称之为泪滴”“哦!这雨,是一位阔别已久的亲人/深一脚浅一脚,轻叩家门/那高一声低一声的檐滴/使天空与大地对答如流/我爱的灵魂,一滴比一滴干净”……我想以诗歌之名告慰:简明诗兄、王豫文诗友,恩师刘章、费嘉、伊蕾、顾丁昆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我文学之旅的星灯,我没有理由不向着光明继续前行。

       诗,是感情,是思考,是生命。尽管开化诗社不复存在,《含笑花》诗报已改文学刊物,《橄榄风》等战地油印诗报早已停刊,但那些从边陲热土的山岳丛林中生长出来的诗行,作为历史,作为艺术的创造,作为是诗人或不是诗人的个性印证,作为敢于“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留传下来的篇章,拥有着恒久的生命力量。不朽的“老山精神”,爱国奉献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激励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前行的步伐。( 选自《文学界》2023年第1期 )

      注:作者王建芬,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山州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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