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之际，上海西区的愚园路608弄61号三楼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曾惊动了市府，责令彻查。一时，太平的弄堂，人人自危……
608弄的欧式建筑，风格各异，沪上著名。过去，这里的住户大部分为有产阶层。解放前夕，住户中有些人移居海外; 解放以后，又有些人戴上帽子财产被充公，那些空出来的房产，便有政府统一调控。
当时，61号三楼住着一个年越八十的老太太，户口簿的姓氏叫“於大夫”。於大夫老太就是国家调配过来的后来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於老太从绍兴老家出来，三寸金莲，颤颤悠悠，到大上海投靠儿子王同志。於老太出身于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却好张扬。初来沪上时，她不晓得区分场合，逢人便说自己的祖上是做官的，祖父是绍兴府的师爷，父亲是绍兴府的知县，后来，儿子告诉她，这些官都是花钱捐来的，现在是新社会，不许瞎说。之后，她转了个弯，到处说，自己的儿子是做官的。
於老太从小被人捧着，居高临下自我独尊。新社会的上海，儿子平时没空陪老太，儿媳也不懂三从四德，更不会奉承婆婆，每日风风火火奔向工作岗位。这一切，於老太受不了，常常指桑骂槐，甚至摔碗挥杖打保姆，影响很不好。组织上考虑到王同志的难处，于是，另配了西区的一套居室，这就是愚园路608弄61号的三楼。
这套居室，两小间朝北，一大间朝南。於老太入住后，因为她不会做饭不会洗衣，又不尊重保姆，王同志只好请来湖州的姐姐照顾母亲。
於老太朝北的小房间，窗口正对着后弄堂的人家。那家人家的两楼，是落地钢窗的大客厅，一到晚上，於老太可以清清楚楚地望到，客厅里的钢琴和黑白电视机。而回过头，看看自家朝南的大房间，写字台、书柜、沙发全部是王同志单位配给的，连她睡的床也是公家的。於老太自然不甘忍受，让女儿差人到绍兴老宅搬来几件老式橱柜，搬来古董字画，好像要同后弄堂比阵势。这一切，王同志皱了皱眉，竟没有发声。
王同志是於老太最小的、唯一活在世间的儿子。於老太过了四十岁才孕育下王同志，那个时代的高龄产妇，临盆时，真的是舍命拼死！这个事情，王同志还没长大就已知道，母亲一直挂在嘴上。王同志从小乖顺，不抗母令。懂事后，王同志提出到杭州念书，於老太破天荒地同意了。以后，王同志又要到上海的大学去，於老太也破天荒地支持了。封建母亲能赞同儿子的选择，王同志感恩，但胆子也越来越大，直到王同志大学中退，在上海干起了要掉脑袋的职业……这些，於老太一点儿也不晓得，要是知道，一定会吓得浑身发抖！她记得，当年自己的隔房表亲，参加革命党，结果被大清掏心剜肺，虽然自家不是革命党的直系亲属，但怕牵连，全家统统从城里逃到乡下。这一变故，致使她期待的婚姻，飘无渺茫。不得已，无奈之年，她才在乡下嫁给了一个王姓米商。
王米商在张市镇上有一处两进两层楼的大房子，还有若干亩出租的良田。王米商虽然经商经农，但写着一手好字，足以让人临帖。追溯其祖上，原来是当年从北方中原迁徙而来的世家。王米商的秉性与於老太完全不同，豪爽，和善，喜欢打抱不平，喜欢接济他人，是镇上有名的乡绅。很多年以后，王米商的后人到张市来寻根，提起王米商的名字，当地政府的官员居然都知晓。可惜的是，王米商早年病故，虽然留下不少财产，但於老太不会理财，也不懂结人缘，到解放初农村土地改革前，家财所剩无几。王米商的儿子王同志，脾性随父亲，也喜欢打抱不平，也喜欢接济他人。一解放，王同志做主，要把乡下家产全部捐送当地乡亲，母亲由他抚养。家乡人开会，很仁义地作出决定，给王家留下了老宅的大房子，还眼开眼闭的，把於老太的成分划进了人民内部。这一切，於老太并非能拎得清，她的思想还是民国的，甚至是大清的。
於老太的天性，注定古稀之年仍不安分。她在608弄，很不甘心清静，不甘心左邻右舍不知晓她。她每天用榆木刨花水，一遍又一遍地把头发篦得铮亮，再戴上丝绒的黑帽，黑帽正中，缀嵌着一块深绿色的翡翠，然后戴上金丝边眼镜。她手臂细细十指尖尖，套上玉戒玉镯，晃荡晃荡，撑着手杖出门转悠。楼下住着一对教育家夫妇，平日繁忙，只有教育家的保姆闲着一张嘴，但於老太不屑一顾。日子长了，於老太在女儿的帮助下，终于有了结识，是弄堂里几个雍容清闲、能搭上话的同世代女人。这些古稀之年的老妇凑在一起，一起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那十九世纪末年的人生风景。这个时候，於老太特别兴奋，操着绍兴官话，从自己有几个丫环说起，到几代做官的家史，还扯上了儿子王同志。就这样，自我膨胀的心性，让她不断吹胖自己，也让心存攀比的老妇们，羡慕又嫉妒，因为，此时她们的先生或儿子，也许正处于公私合营的十字路口，也许正身陷反右斗争的漩涡之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608弄出现了流言：61号三层楼住着一个不一般的老太……流言漫漫，不知道人们已散出去多远。
再说於老太的女儿，因为明事理，体贴弟弟王同志，才舍下在湖州做事的丈夫，出来孝顺母亲，但长此下去也不合人间情理。终于，在王同志的努力劝说下，於老太同意跟着女儿，每年上海和湖州各住半年。于是，於老太不在沪期间，61号的居室，王同志隔几日过来看看，到了星期天，王同志的孩子们也会过来玩耍。这样的出行规律，弄堂里知晓的人应该有限。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在全国人民生活最困难的那年，於老太在鱼米之乡的湖州，多住了一段时间。那日，王同志照例去61号开窗通风，走时可能忘了关上大门上方的气窗。过了两日，再过去，发现家门虚掩，室内字画细软已洗劫一空，母亲的箱柜里，更是搜刮得一点不剩。
这就是608弄发生入室盗窃案的缘起。一直太平的弄堂，一下子不太平了。在那个共度时艰的年月，社会容不得半点点的坏人。
政府十分重视这个案件，成立了专案组进驻608弄。专案组的同志加上居委会的同志，阵容不小。几天里，他们一家一家访问细查，又开居民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从早到晚，紧锣密鼓。然后放出风声，说已锁定对象，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五天过去，这天凌晨，清扫垃圾的工人，在朦胧中，发现61号的后门口，堆着一个小山包，走近一看，全是用床单被面包裹的行李……
王同志在专案组的陪同下，赶来确认与清点包裹里的东西，居然如数归还，完璧归赵！
但是，作案者是谁呢？之后，始终无人站出来。王同志说，失物已归，犯者知错，请求不要再追究。于是，该案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个案件，王同志决定不让於老太返沪，长期滞留湖州。不久，王同志听说下级机关有位同志也住在608弄，因生育了七个子女，住房局促，于是，他主动提出置换，以大换小。之后，於老太的家便置换到了同弄堂的3号。
然而，於老太并未住过608弄3号。1965年初，她在湖州去世，享年84岁。
续篇：
前篇说到王同志的母亲於老太搬到608弄3号后，没住过一天就走了。但是，谁也没想到，灵通的盗神却跟着她的魂识，也从61号来到了3号。时间到了本世纪初，3号一楼王同志的家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这次不但惊动了市里有关部门，还惊动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真的是外事无小事。
於老太离世后的愚园路608弄，经过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大浪洗涤，弄堂里的各色人物，或改头换面，或各奔东西，然后又涌来一批新的各色人物。总之，王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时候，这条弄堂已似一介老妇，满面衰纹。
这个时候，王同志3号房子的户口簿上，写着儿子小王的名字。九十年代初，小王夫妇去了美国，之后，房子一直空置。直至这间房子又有人进来住。
来者手持日本护照，据派出所的住户登记信息，是王同志的女婿。女婿姓范，日本公司派驻上海，周围的上海人都叫他范总。
范总原本也是上海人，历经下乡知青、大学教师、访问学者，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企业的高管。
但是，范总决不是一个脑袋活络的人。在人们叫他小范的知青时代，他曾自告奋勇，怀揣一颗手榴弹，冒着零下50度的冰冻运送战备粮，半夜的黑龙江冰道上，小范的爬犁与老毛子的坦克对峙并行，警觉的小范竖起皮帽，结果差点冻掉了两个耳朵。如今疫情，每天出门要戴口罩，可他萎缩僵硬的双耳壳，挂不住口罩，十分窘迫。
范总的心怀也并不远大。在人们叫他范老师的大学后时代，也就是访问学者归国后，市里送他上井冈山重温初心，一看组织上有让他跨越本职的意思，范老师马上退缩了，他像北方老农民，还是恋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因为当时太太和女儿还在日本留学。后来就是到了日本公司上班，他还是老农民似的本分，只知道在研发这块地里刨土觅食。
然而，命运偏偏要与范总嬉戏，明明不谙职场游戏规则的他，却被公司会长选中，非要派他到上海，还旁敲侧击地劝他换本派司。
上海分公司的氛围风格，与日本总公司差异很大，因为里面坐着的大部分是上海人，或是外地来的新上海人。这些人，与范总过去熟悉的老上海人，已经很不一样。还没上多少天班，就有陷入派斗危险的感觉。兴国宾馆是不想住下去了，每天没有安宁。于是，在老丈人王同志的好意下，范总决定暂时住到608弄3号。3号的家，基本是清静的，范总白天上班，晚上睡觉，休息日去静安寺烧香打坐。半年后，女儿在日本考上了大学，管女儿的太太也回到上海工作，两人世界乐悠悠。
范太回来的时候，从日本运来好几只大木箱，外资系的宅急便开进弄堂的时候，围了一圈的人看热闹，看热闹的大多是弄堂里的闲人，有保安，有回收废品的，还有接送孙儿的大伯大妈……二十世纪初的上海人，对海外回来的且有红派司的，既羡慕又亲热，还有一点点酸。
而这两个假洋鬼子，习惯了在日本的做派，每天缩短四肢，主动向邻居打招呼，脸上堆着装出来的笑。他们很忙，家里白天基本无人。这样的日常规律，派出所和居委会应该是了解的，因为除了信息登记，当时市政府对外国人在上海的居住环境，就像销售外销房一样，是有限制的。尽管如此，被人关注，被人警惕，也蛮好，至少安全呀，范总夫妇如此思想。
那天傍晚，范总公司的车照例送他回608弄，结果，车到弄堂口就开不进去了。只见3号的大门口，拥着许多朝里张望的面孔，里三层外三层的。范总挤进去一看，房门口拦着两只椅子。范太站在门外，她红着脸，但很冷静，说：“我也刚刚到家，家里进贼了，翻得一塌糊涂，已报警，现在先保护现场。”
范总伸进脑袋，看见整个房间翻天覆地，不知大盗要找什么，连书柜里的书也一本一本翻开，就差吊灯没拽下来。公安部门很快来了人，有进现场技术侦查的，有向范总夫妇了解财物损失情况的，还有找弄堂口保安的……范总的日本公司也来了人，配合警方工作，并联系日本领事馆确认相关事务程序。
侦查了半天，结果只有一个人的形迹，清点了半天，结果只缺了范太的首饰和范总的一只劳力士表。警官们说，这是惯犯所为。首饰和劳力士都是装门面用的，人的性命无碍最最重要，范总和太太这样互相安慰。
两天后，他们重回3号居住，晚上，范太在床上翻来覆去，总觉得房间里有一双眼睛在飘忽。
外事无小事，警官们特别卖力，仅仅几天功夫，警官们就有了确凿的发现：有人在黑市兜售过劳力士和外国首饰，并已经销赃，买方是谁，正在追查。又过几日，静安区公安局宣告案犯已捕获……
那天，范总夫妇走进同仁路南京西路口的警局，听取案情。得知，盗窃者真的是惯犯，刚从监狱出来，盗窃者家里穷得作孽，妻子是残疾，孩子也是残疾，警方希望范总范太能放弃赔偿。然后，又递给范太一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滚出来一副水钻耳环。警官说，这副耳环应该是您的吧，请确认，犯人留下它们，是原想送给自己的老婆……
就这样结案了，说不清是简单还是复杂。总之，范太捏着牛皮信封，叹着气，跟着范总回到了愚园路608弄。这个案件是一定要向王同志报告的，两人都这样想……
不知是谁说的，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是，它会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