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一个晦暗的清晨，我正在下王镇里的中学上课，村里有人来告诉父亲生病住在乡里卫生院的消息。我连忙向班主任请假，十里路，一会跑一会走，一路流泪不止，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床前，见到父亲，知无大碍，眼泪才算止住。
       2003年秋天，父亲的脚疾经过多日治疗并无好转，于是去中医院检查，查出真正的病因在胃部，有一个大肿瘤压迫血管导致脚肿不退。我面临抉择，给父亲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哪种方案更为合理？
        安顿好父亲在医院病房住下，我脸色平静地告辞出来，去那时开的店里。跨进门口看到了未婚妻，她坐在靠里间的椅子上。我突然被一种无边无际的无助侵袭、包围，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再也无法掩饰，泪如泉涌中脚下软绵绵的，虽相距不过五六米，但没有力气挪动步子走过去，只好扶着柜台看着她。
       我不算脆弱。与父亲做了三十三年父子，除了童年时光，是聚少离多，既没伺奉膝前，也没建功立业，亏欠他良多。有时遭他呵责，往往顶嘴，但几次知父亲病痛，却不可自控地泪泉长流。
       在父亲弥留之际，我也想到过，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会不会完全失控而哭得天昏地暗。
       那个时刻宿命地来到了，当小姑说，“我小哥哥，走了”。我有条不紊地开始做事。先是看时间，记住大概是几点离开的。然后叫同姓的族人和近邻帮忙整理堂前，以作停灵之用。其次是和小姑为父亲更衣，看到他大便失禁，闻到他在尘世最后一次排泄是如此臭不可闻时，还开了一句玩笑。
       三天丧事，我几乎没怎么休息，也没有怎么悲恸，似乎父子合力在一起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当他的遗体放进殡仪车，看到刹那空空荡荡的灵堂，才若有所失，背靠着墙壁相对大声地哭了一会，但这哭还是充满节制并有一定表现性的。
       父亲离开尘世月余后，一日黄昏，走在杭州古墩路上，走着走着，一个人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低着头抽噎着旁若无人地回到住处，我把自己扔进沙发里，抓过枕头蒙在脸上，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发觉自己真的没有父亲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的死因充满疑团。

        一、

        两百多年前，高山村宓氏兄弟分家，其中一个迁居到了青岩。建好偌大的台门不久，一个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小偷摸黑进来了。他侧耳听到的是雨声中隐约的鼾声，心刚放宽准备有所行动时，青岩宓氏头代太公清晰地在他耳边发声了，好汉，门后有蓑衣，你穿着走吧。
       好汉穿着蓑衣走了。过了几天，后半夜悄悄来还蓑衣，刚把蓑衣挂回到门口的钉子上，太公又发话了，蓑衣留下，袋里的银元拿回去。他一听，从蓑衣袋子里掏出两块银元，走了。从此，没有小偷进入过青岩村。
       我毫不怀疑祖父对这样的故事也是熟稔的。祖辈的勇武和血性在他身上流淌，打光棍已久的他伏击在山脚下的村子里，用麻袋套了一个名叫“太平”的女人，急火流星地背回了山里。
       几年前，和隔壁的族兄闲聊，说起这桩往事。他说，当时社会有个习俗，女人死了男人，成了新寡妇，只要前夫还停灵在堂上，别的单身男人就可以抢。这个可抢的时效是截止到前夫下葬。当然，你抢，她的夫家人自然不会放任，肯定要追来。但你一旦背着抢到的女人迈进了自家门槛，前夫家的人止步不能再追，此事就算定局。哪怕告官，也得断给抢的男人。
这是多么人性化、多么自由而美好的习俗啊。
       被成功抢到青岩的新寡妇“太平”其时已经怀孕，就是我的大姑妈。成了我祖母后，接着生了二姑妈，三姑妈，伯父，父亲，小姑妈，前后共六个。
       伯父十三岁，父亲九岁，小姑四岁的时候，祖父离世了。1942年，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山村艰难的生活在孤儿寡母面前拉开了大幕。
       父亲说祖母经常带着少年的伯父扛着毛竹到外乡去卖，到掌灯时分，母兄还没回来，他和年幼的妹妹就坐在自家的门槛上苦苦等着。对面住的是血缘上还算亲近的同族叔伯，开饭了，便凶神恶煞般呵责他们兄妹进自己的家，关好大门。他们不被允许坐在自家门槛上的原因是会闻到对面的饭香。这是多么霸道和无赖的理由啊，而年幼的父亲只好带着我的小姑照着做了。
       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我唯一没有见到过的是早逝的二姑妈，是姐妹中长得最为标致的一个。小时候从邻居的言谈中，我曾听出了沉鱼落雁的味道。据说我祖母去牛团湾相亲，只看到未来女婿的背影，就许下了二女儿的婚事。啼笑皆非的是，二姑夫是个大麻子。我童年的时候，有次听下青岩的老人感叹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牛粪不牛粪不好说，但至少二姑夫是殷实的人家。我也替祖母想过，她并不糊涂。
       父亲说，跟着祖母要过饭。现在我无法确认是哪一段时间了，应该是祖父离世后，二姑妈出嫁前。可能就是在要饭的时候，父亲的头上长满了虱子，祖母不断地帮他抓虱子，挠痒，抓着抓着，抓下来了很多头发。也有可能是头上长了疮，疮好后，很多头发没有春风吹又生地再长出来。父亲的头顶就秃了，成了一个村里人口中的“癞子”。
       二姑妈出嫁后，父亲就去他家做长工了。并不因为是小舅子，父亲得到了优待，每次开垦山地，都是一个泡破了以后，新的血泡很快就在原地出现了，晚上下工的时候已经血肉模糊了。
       抗美援朝时候，父亲报名参军。因为他是癞子，大概怕是影响形象，而没有被选中。能改变父亲人生轨迹的机会，被多年前的一群虱子颠覆了。
       1955年，父亲23岁，他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在下青岩金钱松树荫下的台门里出生了。在命定的，等待我妈长大的18年里，父亲度过了可能是他最为洒脱的一段人生。他和天台来的剃头佬，和各色人等“挖沙蟹”，得益于他高超的赌技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经常满载而归。他的手上戴着价值100多元的上海牌手表，像一个有钱人一样在青岩村里晃悠。同时，他还依然勤劳，是种地的好手，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
       1960年前后，父亲又有了改变人生的机会。他参加位于嵊县西乡长乐的南山水库建设，他的勤勉得到了当时领导的好评，希望他留下来。征求意见时，他说大字不识一个，自己名字只有三个字连在一起才认得。他似乎毫无惋惜之情，回到了青岩。
       父亲还有一个人生大事，是去双桥挖煤，是当时整个里东区甚至嵊县的大事。
       煤矿位于青岩和双桥之间，属于双桥村的地界。根据当时的勘测结果，双桥周边或者村子底下煤储量丰富，决定开采。可惜的是，挖出来的煤质量并不达标。煤矿停工了，只在山野之间留下了十几个黑郁郁的洞口。
       大姑妈嫁在双桥，小时候去她家做客必定要路过煤矿洞，我经常会到洞口边上玩一下。每个矿洞洞口附近都有巷道相连，像迷宫一样。再往里面，已经积满了水，父亲说，最大的那个洞是最深的，已经挖到了双桥村底。可惜的是，再也无法一步一步走着走到洞底，像是走到岁月的最深处，看看父亲作为煤矿连长时所留下的“丰功伟业”。除了洞口，那些矿工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也倒塌了，只剩下了地基，看得出当时的热闹与辉煌。

        二、

       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大妈自外乡回村，在田湾路廊歇息时，遇到一个路人，他们很自然地拉话了。那人知道大妈是青岩人，就装作很熟悉的样子套近乎，说起村里有两兄弟，三十好几了，都没讨老婆，看来这辈子是打光棍的命。
我来自“四万八千丈”之天台的大妈，好整以暇地反问何以见得。路人说，那两个兄弟，大的瓮鼻头，小的是个癞子，又穷又老实，在青岩这样的大山窠里，他们不做独铁谁做独铁。
       大妈欲擒故纵地说，照我看来，他们不会做独铁，都能娶上老婆。路人一听便生气，觉得大妈故意抬杠。大妈悠悠说，我就是老大的老婆，我小叔娶了一个比他小22岁的大姑娘，也有了孩子了。
       这样的故事是何等的解气。
       我奶奶，这个被我爷爷用麻袋装着一路抢到青岩的奇女子，一辈子含辛茹苦，没有享过福，而让她耿耿于怀的是，两个大龄儿子一直娶不到老婆。临终前，她斩钉截铁地说道，活娘娘没得做，死娘娘总有得做的。语气中充满了无边的遗憾和无尽希望。
       爷爷奶奶的坟在大栗树湾，斜斜对着上青岩，边上就是去梅坑的小道。他们就这样注视着青岩的日常生活，看着三个孙子、三个孙女到他们的坟前，叫着爷爷娘娘。
        1972年年底，40岁的父亲娶了下青岩18岁的女子，我的母亲。一个大龄，有力气，勤劳，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家里没有任何负担；一个是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小姑娘，家里没有劳力。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被时代、被资源的不均衡所掩盖了。
       出生于农历九月底的父亲娶了出生于农历九月下旬的母亲，在农历九月的中旬生下了我。两年后，又在农历上旬生下了我的妹妹。出生在同一个阴历月，又以年龄大小倒着排生日，当然只是巧合，但我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某种昭示。
长大以后，我从书上看到，父亲比母亲年龄越大，所生的孩子越聪明。父亲成熟的思想和母亲年轻健康的体魄给了孩子最好的孕育。尽管在我身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毫不讳言我曾为此窃喜，感觉有了某种天纵之才。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们巨大的年龄差所导致的分歧开始出现时，我宁愿自己不要那不曾有的聪明。
       但在我们没有离开青岩之前，或者说我没走上社会之前，父母互相恩爱，倾尽全力经营着幸福的小家庭。结婚以后，父亲不再“沙蟹”，除了抽一毛三分一包的大红鹰香烟，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在生产队还是土地承包之后，他总是村里最勤劳的男人之一。
       父亲虽不善言，却很愿意和我们做一些亲情游戏。比如在被窝里，让我在他故意夹紧的大腿间钻来钻去。每一次使劲钻出来时，感觉是多么的成功。还有就是他坐在床沿，我和妹妹站在床上，一人抓住一个肩，发力要把他扳倒。那时的父亲，真的就如一座山一样伟岸。
       大概是1982年，或者83年，我家摊上事了，大事。我放学回家，一贯勤劳的父母既不在家，也不在山里、地上，而是在伯父家的灶间，关着门，轻声说着什么。小姑也在，其时小姑夫是大队书记。我进去的时候，他们一脸愁容。
        在沉默、交谈的间隙中，我听出来了，我家轮到计划生育了，要去做绝育手术。当时大概有一个标准，最小的孩子满七岁了，夫妇就不用绝育。当时我十岁，妹妹八岁，本来不在计划之列。但有人翻起了老账，说我还有一个妹妹，刚好不足七岁。
       对这个妹妹，我是有点记忆的。那天，三四岁的我，坐在床头，捧着一碗炒饭，炒饭加了不少酱油，红红的。母亲躺在床上，我的小妹妹不在身边，她没有活着来到这个人世，已经被送到村里专门葬夭折孩子的土丘——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标志的集体坟场，它抹掉了哪些小天使来过史上的所有痕迹。我们叫它破簸箕堆。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叫这个地名。后来不听话，父母骂“侬个破簸箕”。想来和这个有关。
       虽然小姑夫是大队书记，虽然父亲还是生产队小队长，但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面前，一个家庭简直连风波中的小舟都算不上。加上村民之间的互相监视与告密，被“计划”看来是无法幸免了。关于告密，这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卑污。
父亲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手术他去做。按照政策，“计划”男人还是女人，完全是可以自由决定的。父亲说，他娶妻的时候，梦想着有了孩子，能看到他会扶着牛栏走路，会牵牛绳了，哪怕就此死了，也毫无遗憾。言下之意，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终究不会很长，而母亲是如此年轻，如果他真的先走了，希望她能改嫁，再找个好男人，还可以再有孩子。
       关于谁去做绝育手术，父母之间有过一段时间争执。最后还是父亲说服了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去公社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兄妹都不让跟去照顾。父亲要回来的早一天，母亲说，一家人不能再睡一个床了，万一不小心踢到父亲的伤口。
       分床而睡，对我而言，是一种长大的仪式。

        三、

       我家四个人的命运，应该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内心渴望着去远方流浪。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从故乡小城，到绍兴，到杭州，一步步迈了出去，继而到上海，到青海。1994年到了河南，做起了卖领带、衬衣的个体户。
       我的父母也机缘巧合到了嵊州城里。在一家远房亲戚的服装厂里，父亲做了传达室门卫，母亲承包了食堂。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工厂就关掉了。母亲去领带城，找到了一份工作，直到如今，还在从事那个职业。
       妹妹有了男朋友，虽然羽翼未丰，但自己飞走了。
       父亲回到了青岩村里，开始了孤独的山村生活。除了偶尔会到城里，在母亲处住几天，或者去他几个较为亲近的外甥家做做客人。
       我少不更事，常年在外，每年大概也就一两个月会在嵊州。这个时间段里，和我的狐朋狗友过的是集体生活。很少很少会去村里看看父亲。
       我随波逐流地混着日子，没钱了还会去向父母要。但始终没有体会过他们的心情，尤其是父亲的。记得有好几次，在青岩的家里，陋室空堂，父子相对，他会流露出委屈之情，甚至压抑地抽泣。我很不是滋味，对自己的荒唐充满自责。但一旦离开他以后，依然故我。
       断断续续的，到了2003年，父亲脚痛，行走不便。他自己忍着去医院配了药，内服外敷的总是不见好。我陪他先去临城医院，做了一些检查后，医生估计不是脚病。于是再去嵊州中医院，查出是肿瘤。第二天，我告诉他诊断的结果，他平静地接受了。
       后来我多次想起过，及时告诉父亲病情，对还是不对？我担心他猜测，以为他迟早会知道，还不如早点了解，更能配合治疗。是的，他是平静的，问题他的平静背后有没有波涛，我一直无法得知。
       中医院建议手术，并安排了大致时间。我委实难以决断，且心有不甘，带父亲去浙江省肿瘤医院复查。那天检查完了，时间尚早，我带着父亲去西湖，租了一条手划船，在阳光下的碧波里父子轻松地聊一些往事，似乎很开心。但在我心中，似乎是对他作某种交代。到了杭州，让他看看西湖，是此生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后一次。游完湖，我又带着他走过断桥去爬宝石山。直到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山离开了杭州。
       过了几天，我到省肿瘤医院去拿报告，医生告诉我胃部肿瘤直径已达16公分，手术可以做，但很难保证不复发。同时，我的父亲都七十岁了，如此高龄，建议不做。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经人推荐，获悉金华有家医院，对治疗癌症有特殊方法。后来一打听，身边也有朋友就在那家医院治疗。治疗很简单，第一次陪着病人去，以后家属每月定期去配药，拿回家每天按时煎服就可。
       父亲住到了城里，和我们在一起，中药治疗的日子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每天早上起来给父亲煎药。后来渐渐起不来了，只好他自己煎。我只是一月去一次金华，配药回来，根据医生要求将各色草药分成三十等份。
        父亲服了一段时间后，气色明显不错。他看上去和常人无异。每天熬完药以后，时间还早，便去外面散步，顺便还把我们的早饭买回来。这样的生活快乐而简单，虽然住在一起他免不了给我上上人生课，我则对他发点小牢骚。
        大概不到一年，我实在筹不到每月三千左右的中药费了，就和父亲商量，停止吃中药。
        金华那家医院，后来被查封了，不知是院长出了事还是药出了事。有人说这家医院的药没有效果，也有人被大医院判了死刑，吃了这家医院的药以后康复了。对于我父亲，吃药有没有效果，无法作出任何医学结论。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相信是有的。它虽然不会最终扭转我父亲的病情、让肿瘤变小变无，但完全可以延缓一些时间。
       我相信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他对于我的停药之举没有任何异议。
       当时没有工作的我还面临着去城郊未婚妻家建房的最好时机。如果放弃，本来就无房的我们，将面临暂时无法结婚的现实。尽管对能否把房子建起来并无多大把握，但还是有着兴奋和期待。即使前途渺茫，彼时却又没想太多。
       我开始举债建房时，得到了一个机会，去杭州工作，月薪较高，并且有上升空间。
       房子正式动工后，我把被停药的父亲送到了妹妹那里。未婚妻回到了自己家里，开始负责建房的所有后勤工作，包括在施工现场随时需要的帮忙。
       我到了杭州开始上班，每周五一下班就往嵊州赶，看望父亲，然后在造房现场帮忙。到下一周的周一，天还没亮，就返回杭州。好几次累得上班时坐在电脑前，手，竟然拉不动鼠标。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三个月，到了2004年12月，房子大致已经建好，做完门窗后我们就打算搬进去，日期是2005年元旦。婚期是当月的16日。
       我无法想象父亲那段时间的心情。他好像累赘一样，被他唯一的儿子所遗弃，尽管儿子在努力工作，在建房，打算成家，这是所有的父亲乐于看到的。最为关键的是，父亲的病情开始发生恶化，他再也不能像常人那样自如行动，照顾自己。他，开始长时间卧床。
       乔迁新居的仪式很简单，没有请什么人，包括我的父亲。
       未婚妻开始置办结婚的必要用品，同时为父亲准备了一个房间，简单得只有一扇门，门内有一张床和一盏灯。
       婚礼开始前两天，我才回到嵊州。第二天，把父亲接到了我的新居。他努力着从村口走长长的一段上坡，走到新居的二楼。已经被病痛折磨的他，脸上始终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是笑得合不拢嘴的那种。
       婚礼的当天，父亲没有走出房间，所有的亲友进去向他祝福，陪他聊天，他由衷地表达着自己的幸福，并表扬我做得很好。他的儿子虽然无力再为他治疗，但对于中年得子的他，能在儿子的新房看到娶了他极为满意的儿媳，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按照我原来的设想，婚礼结束后，父亲还是去我妹妹那里。但是，他明确表达了在我家新居继续住下去的愿望。再说，马上春节到了，还是要接他来的。我把照料父亲的重任交给了新婚的妻子，自己继续每周往返于杭州和嵊州之间。

       四、

        2005年的正月，父亲的健康状况山河日下。他讲话开始含混不清。我问他自己是否知道，他回答说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开始谈论他的后事，就像我告诉他的病情然后讨论治疗方案一样，这同样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但似乎又是必须的。父亲明确表达了他的意思，希望能回到青岩，能在自己家中离开，能埋骨于他劳作了一辈子的土地里。
        正月里那几天，只要父亲不累，就会嘱咐我以后要如何，细致到和我家有地界纠纷的事发生，应该怎么处理；哪几家亲戚要继续走动，哪几家亲戚看我态度就可。最后，最重要的嘱咐，父亲一定要我好好照顾母亲，不要发生任何矛盾。
       在持续几天充满理性的语境中，父亲最认可的外甥来了。父亲对他说，想再去医院配五百元的药，吃了不好就不要配了。我表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没人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难受。原来他是一直想好起来。虽然已入膏盲，药石不能至，他的内心始终没有放弃过。而我因所谓经济上的无奈，停止对他的治疗，何尝考虑过他的心情。
       春假结束了，我满腹心事地回杭州上班。2005年2月18日，星期五，杭州飘着雪花，天色阴沉，妻子来电话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加重了。我像赶赴一场盛会一样，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嵊州。
       当天晚上，我给小姑妈打电话，她同意她兄姐中仅存的哥哥回到青岩村。我央求她在同村找个保姆，回家后可以照料父亲。
        当天晚上，青岩山上大雪。
       2月19日，星期六，中午，天气晴朗。考虑到父亲的病情和路况，我去医院租了一辆救护车和担架。
       其实我并非不知道，长期卧病在床的人，连他睡觉的枕头都不能换，这个细小的动作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我要把父亲送回家，几有五六十公里的车程啊。
       救护车到了双桥村边，要爬一段陡峭的盘山路。路上逐渐有雪，越往上越厚，整条路都铺满了。车子开始打滑，无法再继续往上行驶。我连忙叫了双桥的表哥，去借了锄头和铁锨。我们虽尽力铲雪，因已近日暮之天，气温下降，冰冻的速度比我们的动作还快。车子一开动就打滑，根本无法爬上坡。中间我进车问躺在担架上的父亲感觉如何，他含混地告诉我没事。
看到开车到青岩已经不可能，我和表哥商量，决定步行回家。表哥马上去双桥村里叫了四个年轻人。他们过来抬起担架就走。我和妻子拿着几大袋生活用品连忙跟在后面。走了一段路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帽子在我们袋子里。他光着头，躺在被年轻人扛在肩上的担架，向着故乡几乎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无论我怎么加快步子，总是赶不上他们的步子。我喊叫，声音很快被黄昏凛冽的寒风吹散。在他到达青岩之前，我已无法把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只能看着一路上粗大的冰柱徒唤奈何。
       当我大汗淋漓地赶到家，小姑已经把父亲安顿在床上了。我叫他，还会应声，但已经说不出话了，自然无法进食。
       不管我有多么懊悔，现实是，我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小姑说，如果能挺过当晚，也许还能维持几日。我们做好了当晚不睡的准备。
        九点左右，父亲开始喘起粗气，想表达什么却说不出来，非常痛苦。我们凑到他的面前开始猜测，他均无表示。新婚的妻子拉着我的手，告诉父亲，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大概在九点半，父亲走了。相比之下，这样的肿瘤，他被疼痛折磨的时间是短的。而我在救护车上和他简短的问答，成了在他有知觉状态下最后的对话。
       父亲走了。在小姑的吩咐下，我为他更衣。拉下裤子的时候，发现他大便失禁了，才明白他临终前想说的话是什么了。
       那天晚上，村里白雪皑皑，寒冷刺骨。
      主持葬礼的德顺哥叫我穿上父亲的羽绒服，打着手电，领着我到了下青岩祠堂边，他把点燃的香和蜡烛插在大金钱松脚下的雪地上，祭拜土地神后，就叫我围着大金钱松走了三圈。我当时就想起了“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一句。
       返回家的路上，身上特别暖和，想必是穿着父亲冬衣的缘故。我心里始终没觉得他离开了，他怎么可能已经离开了呢？他的热气、他的活力，正在我的身上。于是，好一会儿，走在雪地里，我并不觉得是我在走，而是父亲在天荒地老地走着。回到家里，脱下父亲的衣服，才感觉他从我身上暂时离开了。但我不觉得害怕。当夜守灵时，就我和未婚妻两人，小姑拿了几个炭火放在我们边上，因此也不觉得多冷。我们就像在围炉夜话，父亲不过是一如既往的寡言而已。
       一个月后，在杭州的寓所嚎哭时，我灵台清明，若有神示，他的寡言并非是他无言，他的孤独并非是他想要的生活。我这个做儿子的，懂得他多少啊！而与他三十三年的父子生涯中，又为他做了什么，遵了他什么吩咐啊？

        五、

       父亲在城里住过的房间里的格局我保存了很长时间。
       桌子上一只玻璃杯里半杯残水，是他喝过的，我和妻不约而同地没有收拾。有时走进去，恍惚间感觉他只是喝完药到楼下出去闲逛了。
       直到那杯水都快干的一天，坐在父亲睡过的床上，盯着水，像是看着一个生命体正在消亡，想起为他刮胡子、剪脚趾甲的场景，刹那间，觉得握着的就是凶器，是杀了父亲的凶器。
       想及凶器，我开始怀疑父亲的死因。
       我把自己置身事外，在脑子里放起了电影。
       与父亲最接近的是他的儿子，获悉他的病情后，马上如实告知，首先从精神上打击他。接下去讨论手术的方案，没有接受市医院手术的安排，却劳师动众地跑到省医院去做什么复查，得到医生不建议手术的意见如获至宝，这安的是什么心啊！
        回来后，以自己刚失去事业作为理由，宣称只有能力为父亲化多少万元钱去治疗，找了一家民间医院，吃起了土草药。吃了不到一年，父亲的病情明明没有恶化的情况下，突然停止了用药，隐约有要置父亲于死地的动机。
如果儿子真的举债无门倒也罢了，但为了结婚这个私人目的，用借到的钱去造了房子。这时又有了一个十分蹊跷的举止，明明在造房子，却把一堆事情推给他的女人，自己跑到杭州去上所谓的班了，更把需要照顾的父亲推给了妹妹。看上去下的是一盘大棋啊！
       父亲的病情开始恶化，完全缺失自理能力，儿子置若罔闻，直到结婚，才把父亲接到新居；直到因为父亲主动要求，才让他住在新居，叫媳妇照顾。怪不得，儿子周末回来要给父亲喂饭，因没有媳妇那么细心，而导致父亲不满。
       父亲都快油灯燃尽，要求再配一次药，却没有去，难道儿子已算准不日就是他的死期。除非……这过于让人不寒而栗。 但事实，却比不寒而栗更为残酷，儿子让父亲离开卧病日久的床，放在救护车上，一路颠簸中美其名曰要让他叶落归根。是的，儿子应该知道青岩刚下过大雪，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到家，只有依赖人力。最后一招利剑出鞘。帽子，关键时刻以遗忘的理由，没有给父亲戴上帽子，让他在五里寒风中感受人世最后的绝望和冰冷。
       这是多么精心的布局，这是多么不着痕迹，让父亲的离世，表面上看是衰老和疾病，其实就是一桩事先张扬、且精心设计的谋杀啊！
       父亲死了，死于一场兵不血刃的谋杀，凶手在世上逍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道理我自然理会。奇怪的是，他杀了我父亲，我竟然闭口没有说出真相，一度还曾享受着父亲离去带给我的短暂解脱，一面与杀人者朝夕一起而相安无事。
       这十几年，无数次梦见父亲，梦见他的病好了，梦见时互相不知他已死亡。最近一次梦见他孤独地住在某处，还在干着农活……醒来，去卫生间洗脸，在镜子里突然看到自己的嘴上泛起了父亲的笑容，看着里面这个陌生的熟人，认出就是杀了父亲的儿子。
       我成了弑父之人！我成了弑父之人！慢慢的一步一步、一刀一刀精心地杀了他，精心到每一招致命的动作里，都用自以为正确或者不得不这样的选择作为掩饰。
       我不敢说出真相。
       但我终究要说出真相。
       说出父亲生命的真相，说出他被杀的真相。
一次是在父亲五七之期，一次是在他的百日祭，一次是在一年的父亲节，大约有五六次了，都有冲动，要写下来。断断续续的每次都写一点，因了种种原因，竟始终没有成文，只是沉默导致内心的煎熬一日日加重，沉甸甸地压在心上。又担心有一日自己会终于心安理得地忘了父亲死于何人之手，甚至终于忘了曾经也有过父亲。
       为了不忘却，有时我会去西湖边，寻找和父亲走过的几条道路，希望那些道路贮存着父亲来过的信息，能让我再次在时光中相遇。
        终于没有忘却。写了十一年，我终于要写完了。现在，我要把自己送上审判台，让所有的目光审判我，然后要我大声说出指使者是谁？
       是啊！我是谁？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父亲的儿子，是他和母亲一起给了我生命，把我养大，有能力举起命运的利刃，刺穿他生命的盾牌。莫非，所有精心的预谋应该归功于他，我不过是一个傀儡杀手。如此，是父亲杀了自己。
       当我学会这样为自己开罪的时候，心里，一根绷着的弦就要断了。但不能断，父亲的笑容已经在我脸上，命定还要把他活下去，等待着时间、良知、悔恨纷至沓来，为父亲报仇雪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