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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耶路撒冷》:从故乡到“故乡”

作者:文剑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46533      更新:2018-11-16

 

从故乡到“故乡”

----评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文/文剑 

 

       故乡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徐则臣笔下的花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古老而年轻,祖祖辈辈的花街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时代不断变化着它的面影。它古拙又神秘,巫术、通灵事件屡见不鲜,天上雷声能劈倒人,地下珠宝能羡煞人。它多情且风雅,青楼外的红灯笼、运河边的大和堂,倾斜的洋“教堂”、穿解放鞋的耶稣等等构成了花街独特的精神坐标与人文表达。它凌乱并怀情,火车通到花街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依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并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有情众生。生活方式隐藏着普世价值,故此,它也暗自改变着花街人的行为习惯。翠宝宝纪念馆为杜撰的义妓树碑立传。待售的大和堂是一代人的情感记忆,也是一些人眼中的“黄金罗盘”。老何,这位无拘无束的运河船夫在儿子撺掇下,穿古装扮古人,与儿子一道拘谨地摆渡观光游客,他死于意外,而他高扬的生命情趣早已因新的生活视域所枯竭了。娶妓女为妻、风流韵事不断的易培卿捍卫个人尊严的同时固守着传统理念,尽管他也离经叛道。秦环早年被生活所迫流落烟花巷,文革中被批斗时也没低过头,后在斜教堂归了主,成了圣洁的人。天赐遭雷劈抑郁自杀了、铜钱被猪踢疯了、朱永久得肺癌了,认定是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盖大楼所致,并要起诉之……这些故事盘结错落、摇曳生姿,也光怪陆离、荒诞破碎,然而,这种回溯的视角、史诗般得沧桑气质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文本中洇漫开来,令人神往。

       花街是故乡,却也是世界,或者说,它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徐则臣要告诉我们的。以初平阳、杨杰、秦福小、易长安、吕东等为代表的花街新一代的成长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从“逃离”故乡到回归故乡再到由衷的感恩故乡,这一丰富的生命体验源于外部世界地“淬炼”以及个体相异其趣的生存本能,也源于时代风气的激荡与浸染,必定,他们面对着比父祖辈更复杂的社会,当然,也是更自由、更能表现个体愿望的社会,这让他们纷纷走出花街成为可能。至此,我们发现,花街已远远超出地理意义而变为一种多元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元素,成为认知时代进而理解人生的壮丽舞台,这是《耶路撒冷》的一大艺术特色。

       和所有人心中的故乡一样,花街的情感底色是温情而充满回忆的,这是初平阳等人在异乡时最为深切的感受。地理上的距离使其怀念故土有了某种诗意化的倾向,如作家所言,当“回忆”变成“怀旧”时,就已经在“审美”了。这样的审美观在作品中是层次分明的,时代语境、国际视野、政治生态、人情风物、社会伦理等大命题是文本的“冰山一角”,给予作品强烈的时空感与现场感。当然,游走在时空隧道里的是花街的诸多人物形象,他们是故事的主角,也可以说,他们就是花街的历史本身。这样的历史承载影子样地投照在以初平阳为首的青年人身上,他们从花街走来,他们的精神气象被花街的乡情伦常所铸就,他们不停地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与生活版图,同样,他们依然能够回到本心,这个他们人生旅程的起点,因为,在他们的生命轨迹中,故乡是母性般的“摇篮”,是维系人情与人性的根茎。

       当然,故乡是相对于游子的情感概念,初平阳等人知道并感悟这个概念是许多年后的事情了,这之前,花街是他们童年的乐园,在此,初平阳与杨杰、易长安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同成长,一块玩耍,那种刻骨铭心的兄弟情义就这样无声地播种在各自的心间。花街给了他们人生原初的启蒙,汩汩流逝的大运河给他们远方的想象;大和堂医人也医心,在他们内心植根了美善;斜教堂里的秦环奶奶,这个常年一袭黑袍、花街人眼里的异端,让他们,尤其让初平阳最早接触到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宗教。他与秦奶奶的“相遇”纯属偶然。抛开文革期间,秦环与平阳祖父一同被批斗中结下的厚意,也不论这样的家族遗风已悄然落到秦奶奶孙女福小与平阳身上,作家没有在这个容易引起共鸣与“故事”的角度落笔,而是深度挖掘隐没在平阳内心中的“世界”情结,它巧妙的被秦奶奶,这个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唤醒”了,这是作品刻画人物的又一特色。某个午后、黄昏或傍晚,花街清幽的街道,秦奶奶的出现,随意而平常,但在平阳看来,她的执拗与坚贞犹如魔力,这是一个人对陌生领域探寻所需要的品质,这吸引着他及伙伴们追踪她到穿解放鞋耶稣置身的斜教堂,耶路撒冷,秦奶奶念出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平阳的世界观念因美的发音开启了。信仰有平等而善待一切的力量,这是被沙教士救了性命的秦奶奶归主后日渐明朗的念想,故此,不识字的秦奶奶请福小教她认字,让平阳接触了《圣经》并成为他成长道路上的巨大精神营养。秦奶奶的虔敬化为花街一道美丽的风景,之于平阳、福小、易长安及杨杰等人某种宗教般的意识,这意识,他们可能是不自知的,却融合在他们的血液里,终身相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出花街,又被花街所“羁绊”的主要原因了,以此观之,景天赐的死是表象的,他的死在平阳等人心中所积聚多年的负罪感,有宗教的深意在其中,这在后面谈及。

       花街是烟火人间,男人与女人爱恨交集,爱的热辣悲鸣,也爱的天经地义,这些肆意滋长的风流韵事被推为远景,直至可以追溯到花街还叫水边巷的时候,作家亲情营造的这方悖离礼教、释放性灵的故土,与很多乡土文学作品表现的那种固守礼法、因袭传承的封闭性很不同,花街的封闭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信与自足,是宽容与率真的自然流露,故此,这里的人情之美饱满且丰富,这成为作品写意乡土的又一特色。说到故土人情美,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沈从文的《边城》,它是这一美的范本,可喜的是,徐则臣立足于这种美学思考,对个体生命因生活所体现的诸种世相进一步描摹,最终以戏虐的方式完成个体生命与生活逻辑的情感对接。易培卿与影院女售票员偷情,事发后,他付出惨痛代价却能心安理得。秦环被批,她敢在公众场合质问众多男子,令人钦佩。易长安母亲因特殊“身份”遭丈夫“旷日持久”地诘难并被长期施以家暴,但她内心洁净如玉。就连深爱平阳而嫁了人的舒袖,也能为平阳延伸昔日的爱意。这些花街的人事,作家没有做道义的俯察与叩问,他尊重人物心里的隐秘,如同花街人对秦环、易培卿等人的体谅一样,花街人的雅善包容和宽宥秉性常常是对道义的瓦解与疏离。

       花街及运河边的鹤顶也是异乡,对杨杰母亲李缄、福小父亲景侉子和一些外来讨生活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不同的是,被乡民亲切的称为李老师的北京知青李缄,鹤顶可看作她的政治避难地,她的才华、革命理想主义情怀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在现实际遇面前逐渐溃散,鹤顶的日常生活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与“人生导师”后,她毅然决然的与当地竹器匠杨千里结婚,这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山东大汉景侉子与花街秦家的故事有点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况味,这位在老家误认为杀了人的青年逃至花街,几经周折,被秦环招赘为女婿,从此在花街扎下了根。他的根苗是儿子景天赐,相比于改姓了秦的女儿福小,他把太多的情与爱寄托在儿子身上,福小及全家对此早习以为常了。可惜,一场变故彻底摧毁了他及秦家,这就是天赐的死。他的死有很多外部原因,比如是易长安在那个雷电交加的雨天怂恿已经疲累的天赐继续在运河里游泳比赛,以至他遭雷劈后疯魔。比如孩子王杨杰送给哥几个每人一把手术刀,唯独天赐把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以至他用其割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天赐割腕的那个午后,如果福小不盘算弟弟疯魔后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困扰、不感慨父母对弟弟无原则的偏袒与溺爱,而是转身找回农田里的父母,天赐就不会血竭而亡。那天,平阳去了福小家,福小呆滞的表情和天赐血腥的自杀现场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提醒,以至他没能第一时间跑回大和堂找来父亲救助。就这样,平阳与福小眼睁睁的看着天赐死了。他永远的消失在花街。

       他的死亡仿佛让平阳他们一夜之间长大了,不过,那些日子,他们心中的内疚感很快被或目睹或见证或促成天赐之死的恐惧感所冲淡了,直至衍化为心灵深处的禁地,谁也不敢触碰。可是,福小是必须直面的,丧子之痛使父亲景侉子终年浑浑噩噩,不知今夕何夕。压抑的家庭氛围和空洞般的父母亲情让福小成为最早逃离花街的孩子。她把缺失的家庭温情置换为个人爱之初体验,初恋对象是懦弱的吕东,注定她与之约定的私奔计划沦为一个人的逃亡。福小的出走看似是随意之笔,然而,其饱含深意。是福小的出走令吕东进入平阳、杨杰、易长安的视线,并成为他们的敌人。吕东对福小的一片痴心使他弥补了福小的缺,进入了平阳等人的友谊梯队。几个孩子瞒着大人去寻找福小,开始了他们异常艰辛与困顿的外界之旅,尽管他们没有找到她,可外界对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感官刺激,他们的心性在旅途磨砺中得以锻造,这为他们后来逐一探秘外部世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生活在平阳等人身上的变化可与花街“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日而语。平阳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一所大学与吕东一起教学并兼职行政管理,不堪重负考了博士,最终落脚北京。易长安为报复他那位风流成性的父亲,执意要去鹤顶最偏远的乡镇中学教书,因学校拖欠工资,选择去北京谋生,机敏的他干起了办假证件的“职业”而“风生水起”,成为圈内的“明星”人物。杨杰遵从母命,名字在杨杰与杨杰出之间交替循环,当过兵、养过猪,彻底转变他的是花街地下的水晶资源,他从北京一个摆地摊的水晶商贩到水晶商业集团老总的华丽转身,是智慧、才情使然,更是胸怀与文化品味陶冶的结果。最坎坷的要数福小与吕东这对初恋情侣了。吕东母亲,这位花街的官员,她将工作中的强势与霸气带入家庭,带入对儿子的教育与管理中,结果,她的爱成了吕东巨大的心理负担与情感伤害。她望子成龙,吕东的职业发展与她的期待却背道而驰。更有甚者,她完全仿照自己的脾气与个性来帮儿子挑选儿媳,儿媳齐苏红无异于她的翻版,重压之下,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神经了,他只有在精神病院才能找到内心的那份宁静。福小跑遍大半个中国后在北京与平阳等人相遇,她更加沉默寡言了,主要原因是天赐之死留给她的心灵阴影。孤儿院之行原本是给婚后多年无子的杨杰夫妇物色孩子的,却成为福小原罪的契机。那个被她收养后改叫天送、与天赐神似的孤儿,她认定是复活了的天赐,她带上他,告别流离漂泊的异乡生活,要永久地定居花街。

       天送的出场,如一团光明的火把,给予福小、平阳、易长安、杨杰等人心灵的照亮。如前所述,天赐之死,福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平阳等人则心有愧疚,随着他们步入社会,心智成熟后,心底埋藏的愧疚常常令他们不能自已。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在他们幼小心灵中洒下宗教原罪的种子,让种子在生活的雨露阳光下暗自生长并影响他们终身,这是一种高贵而纯洁的善意,一种立人而自立的格局。“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易长安这句话很普通,但它千斤重,这是几个挚友少年时期的秘密,它延续在他们成年期,故乡花街与伙伴天赐是他们永不磨灭的生命印记。

      “心安处是吾乡,心不安处更是吾乡,心安与不安,同系一处”。福小的这句颇具哲理的话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作家采用大结构呼应小结构的方式来认知故乡与自我的。如果说花街的故事是作品的大结构,那么,雅各布.塞缪尔教授的故事就是《耶路撒冷》的小结构了,这位来中国圆父亲生前遗愿的以色列学者,他有苦难的家国怀念。二战期间,国家惨遭纳粹德国蹂躏,父母被关集中营,危难时刻,是中国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基于此,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中国就是他们的故乡。作家是借用这段历史来回望故乡花街的,这构成作品的又一美学特色。至此,我们才真正理解了这部作品的哲理内涵,只要给我们生命以感动和激励的地方就是故乡,推而广之,心在哪里,故乡便在哪里。

       从故乡到“故乡”,是一次由地理到心理的深邃探秘,《耶路撒冷》以文学的名义,成功的完成了这一艰苦卓绝地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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