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想起来，时间真是快的令人措手不及。前几天，整理东西，看见了那个时候的一张照片，是刚刚进社的那年，和大家一起去河北易县东陵，在住的地方照的。那里面的许多人，李劲草，李庆玲，潘丽君，左建华，等等，如今已经退休了，想看见他们是要特别约的。还有，那次组织活动的人是张雪杉，他已经不在世了，想起来更是感慨。
想起来我和百花渊源非常深，自父亲一代就是老百花，按照他的说法，他在文革前来出版社的时候，是有百花社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百花社和人民社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文艺组对外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而政治组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是在后来才没了百花社的。所以，我最早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某一天，父亲回来说是要分社了，原来的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分成若干个，人员也相应地要到各个社。据说后来分社，是大喇叭里念名字，“百花：谁谁谁”，那时候百花社把最能干的留下来，一时间，人才济济。
等我来社里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已经退休了，想当面向他们请教，也变得很困难，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事情搞明白的。而这16年，我只呆过一个地方：《散文》编辑部。
开始的时候，我想的是编辑小说。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机会看过当时流行的许多刊物上面发表的小说，以至于每次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我都知道原作发表在什么地方。那个感觉太舒服了。不过，让我编散文我也不反对，那些刊物里的散文我也看过不少。说起来，散文和我们生活联系的更紧密，也更容易接近人的内心。
《散文》编辑部当时有三个人，主任是贾宝泉，另外两个是刘铁柯和鲍伯霞。据说曾经一度有过更多的人，后来也散了。有意思的是，自我来了以后，人员好象忽然定下来了，后来再有人员离开那首先是因为退休，比如贾宝泉和刘铁柯；再来的人，除了因为要出国定居才离开，现在也还都是好好的在这里服务，直到今天，也还是那么几个人，守着个这个地方。所以，《散文》的许多奖项，历届的国家期刊奖，百种社科类优秀期刊，华北十佳等等，我是逐届都经过的。我当然知道在这个地方工作的人，是如何为了争得荣誉而努力，在细小的地方，也不肯轻易放弃。有时候，实在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是告诉自己，我要努力做到我能做的一切。因为抱了这样的心态，反到平静下来，专注于事情本身，于刊物有了更大的益处。
作了这么多年的编辑，我是觉得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作的时间长了，人的许多有意思的侧面，会逐渐地被认识到。尤其身为一个知名大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知名刊物——《散文》——的编辑，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更多的人。在许多人意念中是纸上或传媒的名字，在我就是个具体的人。比如写《青春之歌》的杨沫，写《吕梁英雄传》的马烽，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写《让我们荡起双浆》的乔羽，那个被称为“人民演员”的赵丽蓉，写《艳阳天》的浩然，还有就在本市的写《铁木前传》的孙犁，和许多其他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他们曾经给我留下了许多印象，有些还非常难忘，和他们接触让我搞清楚了一个事情：凡能成著名的人，多半是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地方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会特别显露，而在他专注的事情上，才会表现的异于他人。而那个不同，是决定了他们之所以为他们的关键。后来我就找到了简单的判断方法，那些写作的年轻人，如果在某方面表现出和他们有相类的地方，那这个年轻人一定在某个时候要冒头的，机会多半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抓住它，就完成了多年的夙愿，成功是有相对一致的方式的。
可生活中的他们，又是非常让人愿意亲近的。
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孙犁老人的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已在病中，不再轻易见人。那天真是个机缘巧合，他精神很好，也非常健谈，和传说中的他非常不同。而且，和许多前辈艺术家一样，他对晚辈表达了关爱和期许。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在许多文字中见到的一个词：慈祥。我们不想离开，老人好象也不想放我们走，于是那个下午，就这样过了大半个。直到照顾他的人实在无法忍受，出来明确地表达了老人应该休息了，我们才不好意思地退出去。可老人也告诉我：“下次你自己来吧，我和“百花”的人可以多说话。”
那一刻，让我感动。
据说，一个人要想把一个事情做长，一定是因为这个事情给了他某中满足。细想起来，在百花做编辑，最让人着迷的事情是每当出差或开会的时候，要自报家门，对面的人的表情或恍然或从平淡变生动或者从陌生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变成亲热的好象是多年的好友的时候，有许多年，为这个瞬间，让我对出差特别积极，那一刻，我非常幸福。我能感到，身为百花人的自豪，也能体会，有多少前辈做出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汗水，才在各个地方，种下倾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种子，也因为这个，让我在工作中，不能不认真对待每个作者每篇稿子。我期待，因为我的努力，让后来的百花社的人，可以和我一样，在出差的时候有我类似的情形出现。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