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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从艺术情怀到人间正道

作者:徐肖楠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2425      更新:2015-09-22
——读刘迪生《大河之魂》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徐肖楠



一曲《黄河颂》,颂出了民族之魂;一部《大河之魂》,写出了生命之魂。冼星海生存的年代是与这个年代完全不同的年代,是时尚生存中的年轻人无法体味甚至无法想象的年代,在这个时刻,刘迪生的《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带我们回到以往的非常岁月,与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一起,共同重述了如歌历史和深情生命。
这部作品奔放而深情,悠深而炽烈,大气而细腻,在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之中特殊而具体呈现的,是当年那种不能忘怀的在艰难中奋起的历史,而那段历史中突出的是民族之魂,在这部作品中,生命之魂、音乐之魂与民族之魂熔铸一体,这才是冼星海真正的伟大和生动之处。
这部作品抓住这种伟大和生动之处,写出了冼星海由朦胧人生到艺术自由、再到人间正义的生命之魂,这个生命之魂充满了强大的象征意义,融合了冼星海作为黄河之子的生命之魂、冼星海的音乐生命之魂、中华民族的生命之魂,这样的生命之魂既突出了哺育冼星海的中华大河,又突出了中华大河所哺育的代表民族之魂的冼星海。
以此为核心,这部作品激昂地展开了中华儿女昂首挺拔与山河并立的壮阔场面,作品里冼星海高擎着象征自由与正义的音乐大旗,引导鼓舞着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让人联想起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那样的情景,好似这幅画作中的自由精神无限延展,与冼星海的生命、时代和音乐相接,一直延伸进我们今天的生命与生活,让今天这个时代和以后的每一个人都能永志不忘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一种情怀、一种历史,让我们重新回味和体验生命、音乐、民族、人类与现实生活的共同存在。
于是,这部作品以冼星海的命运为中心辐射历史生活,以音乐为中心连结不同生命,作品中到处洋溢着深入生命的体味和思考,在饶有风情的个人生活背景上挥洒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也描述冼星海独立的个人生存观念:既描写了冼星海个人命运的文化情缘,又描写了历史存在中的个人性情和音乐情怀,对历史变迁、民族尊严、音乐灵性与个人命运水乳交融的描写,独特深入了冼星海与音乐间的神秘魅力。
人物传记的文学性必须包含思想性、历史性和审美性,所以,这部作品所描述的冼星海的音乐与生命,除了其历史性特质,还有思想性和审美性品质,其思想性融合了人类与音乐的关系,也融合了冼星海的音乐思想,其审美性则包含了艺术与人类的关系,并且集中表达为一种诗性正义,具体地勾勒了冼星海如何将自己的音乐艺术如何愈来愈紧地与人间正义结合在一起,其突出之处是将音乐理想与抗击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具体行动结合在一起。
深入冼星海与音乐间联系的神秘魅力,展现一种有思考意味、有精神主题、有艺术渲染的生命描述,整部作品善于点染铺排,以生命的理想主义为核心,将冼星海的人生材料精心组织,既沿着冼星海的人生时间进行,又以阶段性生命主题和音乐变化为板块,以冼星海的艺术生涯为经,以民族生存状态为纬,将不同的叙述板块加以编织,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艺术思考和表现,将作者自己的艺术点染与冼星海的音乐风貌融合贯通。



深入冼星海与音乐间联系的神秘魅力,这部作品发掘出冼星海的强大生命力量,清晰强烈地突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生命精神,这种理想主义情怀所到之处,穿越历史情景,挥洒现实情韵,让理想主义生命情怀像不散的礼花一样呈现在生命和历史的星空。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不在于事无巨细地写出人物所经历的一切,而在于写出一种人的生存精神以及人物与历史的诗性关系,这是一部作品的写作深度和难度所在。对冼星海生命的深度叙述视点,是个人命运内外的民族精神与生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合,这部作品并不停留于单独的个人命运琐事,而是让冼星海的每一个生命细节都成为中国命运和音乐情怀的具体体现,以音乐魅力、历史追寻、时代感受来演绎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让诸种人生风流都从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衷情中演绎出来。
这部作品的主题与形式的结合情景非常有理想主义意味,逐层递进地写出了冼星海在理想主义烛照下的一生,写出了冼星海的音乐历程中所贯穿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主义从朦胧的艺术向往开始,到最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光亮贯穿烛照了冼星海的生命,虽历尽沧桑却忠诚不渝。
而刘迪生的文笔力量就在于绚烂强烈地挥发了这种理想主义生命情景,不论随着冼星海在浪漫激情的音乐中怀想,还是感受在时代剧变中冼星海的现实追求,那种对历史和生命关切的衷情,那种超越功利和狭隘的大气,都会让人流连忘返,融入生活心扉,成为一种共同的生命体味,也成为一种时代的生命气质。
这部作品在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表达生命的理想主义,既有生命理想主义,又历史性地去深情体味冼星海的生命与音乐,突出了冼星海的与音乐、与历史相连的生命特质。这使作品讲述生命信仰和彰显生命风范而如画如歌,冼星海对民族与历史的情怀、对音乐与艺术的情趣、对父老乡亲的情谊、对生活与工作的性情,都是独特生命意味的顽强体现。
于是,以突出人物特有理想主义生存气质的叙述方式,这部作品提供了独特的历史与个人共同形成的生活领域,将冼星海的个人经历置于主流生活之中,让冼星海的个人命运变成充满个人的激情、灵性和顽强的历史之歌,让生命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历史生活精神相互融入,让复杂的历史情景被一条血脉相传的音乐情结所贯穿,由此重新诉说个人事件和文化血缘,从理想主义精神立场表明了更多的个人命运含义,并使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感受成为有特殊意义的生活行为。



这部作品写出了冼星海的强大生命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信仰,但并不抽象刻板,它具体地与民族、与历史、与音乐相连,诗性化地生动呈现了冼星海个人世界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情性,正是在这些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的描写中,浓烈而逶迤地透露出一种人间正道与沧桑理想主义。在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冼星海的民族情怀和理想主义情怀、冼星海的家庭情意和爱情情意、冼星海对生活与音乐的情趣、冼星海作为艺术家的坦率、正直、较真的性情,这让冼星海呈现为一个具体真实而又衷情执着的人。
年鉴派历史大师布罗代尔曾说:历史如歌,这部作品中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的描写,尽力恢复了个人命运的历史维度和美学维度,生动描述了一个在民族的血与火、灾难与奋发中成长的音乐家。这部作品中布满具体的文学性描写,在曲折迴环中评写人生,在激情思考中回溯历史,作品中的历史与人生震撼人心,作品中的音乐与爱情沁人心脾,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浪漫而衷情、正义而执着、柔情而坚毅的冼星海:他充满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有超常的音乐天赋,热爱生命,有情怀,有情谊,有情趣,有性情。
这部作品中各方面、各层次的主题描述都集中落实于冼星海生命中的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同时,通过加强注意个人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连带的历史语境,唤起个人命运缘起的美学意味,这种历史化与美学化的个人生命思考,体现了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如歌,对现代中国的音乐历程进行了生命的重新认定和补充:它强调个人音乐命运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强调音乐本来的艺术品质和个人品质,同时还强调一种艺术精神与现代中国命运的关系。
正是在这些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的诗性化描写视野中,作品将个人特质与历史情境放在一起,考察个人特质与历史的关系,解读冼星海的个人命运与音乐理想的关系,从这些情怀、情意、情趣和性情出发,把艺术精神与生活精神作为叙事的核心,所以,这部作品没有堆积材料,没有去具体展开冼星海的琐碎生活,没有在诸多相关情景中过多停留,而是表现一种大气的生存意识和理想主义倾向,突出那些生命与历史的转折点,集中于一个个与音乐和历史有关的情节点上去展开叙事,集中于冼星海的艺术成长、追求、成就、影响而去抒情。
在这样一种诗性化的艺术处理中,这个形象栩栩如生,丰满有力,但呈现出来并不容易。写冼星海传记不易,冼星海一生短促而光辉,但关于他的纪事并不多,冼星海给人们留下更多记忆的,是他的光辉音乐,人们对冼星海的生命情景知之不多,印象稀少,这与这位音乐家的短暂人生有关,也与特殊的时代纪事有关,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生平的详细情景似乎渐渐被历史所湮没,而刘迪生义以诗性联想洗去蒙着音乐家的生命尘雾,将历史的记忆挖掘出来。
因为人们对冼星海的生命记忆的模糊,这部作品中对冼星海的诗性化生命记忆比历史记忆更光彩、更理想主义、更有魅力,由此,这样的生命记忆让历史记忆更加重要,而历史记忆让生命更有光彩。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诗性化处理能让人们看到冼星海的真实生命情景,因为作品写出了冼星海的情怀、情谊、情趣、性情,写出了生命的真诚与尊严,而这连接着黄河之魂和民族之魂,连接着冼星海生存的时代,因此命名为“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这个命名极富象征意味,又极为精当地突出了生存与精神的关系。



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是美学化和历史化的,演绎冼星海人生风流的另一个耀眼之处,在于写出了一种历史和生命的美学期望与向往,这与冼星海作为一个音乐家的生存意向和生存精神非常一致。作品以一种历史与生命的美学意味凝结叙事整体,将生命、音乐、民族、正义、历史与理想主义诗性化结为一体,而这种具有美学意味的叙事状态与冼星海的艺术生涯水乳交融,写出了冼星海与音乐的深入关系,也写出了一种美学化的理想主义生命精神。
由此,冼星海的生命魅力体现出美学化特色,体现出音乐艺术和理想主义给予生命的美学化灵魂追求,这样的美学化灵魂才可能是民族之魂、正义之魂、音乐之魂,冼星海既在这种灵魂衷情中成长,又在大河哺育中鎔铸成魂。这样的美学化生命之魂有一种生命精神和民族精神,而这样的精神核心是一种理想主义,没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就没有冼星海的生命和音乐。
刘迪生在这部作品中总是将历史加以美学化处理,从美学化的立场将现实与历史、个人与人类相联系,去联想、展开、想象、抒情、思考、叙事,由美学立场进入历史和冼星海的生命深处,在那里曲径通幽地连接到音乐之美和理想主义之美,激发人们从历史和民族的意义去更深刻、更广阔地体味冼星海的音乐,体味与音乐和历史相连的每一个生命存在。
美学化处理让这部作品中有评有述,既志人又志史,并且对史对人都有醒人耳目的评说,对冼星海的生命、艺术、历史不时加以美学性思考的评点,但突出之处仍集中为精粹的文学性:作品以铺撒诗性的抒写方式,表现了冼星海的生命与音乐如何紧密地变成一种生命力量、审美力量,并且达到了艺术与生命结合的诗性结合独特意境,最终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以至人类,影响了中国音乐以至人类音乐,具体的音乐表现和生命表现便是写作《黄河大合唱》。
当这部作品融会了多方面生命事实和美学化情怀时,其中出现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血缘就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背景,而且作为现代中国音乐观念和内容融入人物描写。这样,这部作品不但重新打开了冼星海个人命运的自我视野,而且包含了音乐与生命主体融合的音乐视野。于是,这种生命品质和生命过程既不会重复以前,也不能被复制,但却会在生活与音乐中繁衍和延伸。
由此,难能可贵地呈现出了一种音乐人生,而这种音乐人生有历史大气,有理想主义,有正义追求,有伟大同情,它生于黄河,却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成为中西思想与文化传统融合的生命典范,所以,冼星海的音乐才会在大河土地上流传不息。
我们可以由这部作品和这样一种人物情怀起身,去寻找古往今来的生活意义,让一个人把中华民族的过去和未来连接在现实之中。当这部作品带来历史过往的激情,当冼星海带来一个人对现代中国的沉思,随着人物和作者在书中回想而留下的,虽然只是作品中所记述的些冼星海的点滴往事,却积淀着沧桑风云和人心向背。
于是,仍有许多像刘迪生这样的人对以往的一切念念不忘,执着坚守生命中的美好信念并试图将其传之天下,这种长久的忠诚和挚情的沉思让人动容,让人体会到无限延展的人类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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