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拉萨以外的一个开放的城市里写作，比如北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信念，带给我不同于藏地的感受。尤其北京的妇女，看上去非常独立。她们的背影看得出她们自食其力，在这所城市里坦然地劳动和生活。
　　我喜欢在北京写作，在一个可以看到街的高楼里，住在一个干净的酒店，比如西藏大厦：房间很大，床单被子都是白色的，灯光柔和，有个小冰柜可以储存水果和酒。我晚上不想睡，灵感扑来，激活了我，我整夜不睡，写作。第二天一早我会去吃自助早餐，宽敞的餐厅里摆着长长的早餐，各色各样，有酸奶，面包片，黄油和咖啡、好吃的热蔬菜。从家乡来的面孔很多，看上去很熟悉，但又不认识。我穿着裙子，穿什么样的裙子都可以，我感到很自在，我一个人在铺着雪白餐桌布的餐桌上用餐，一面望着家乡来的人。他们不认得我，也认不出我。他们还在藏地传统生活中：小声说话，腼腆进食，穿着西藏和拉萨风格的夏装。他们也会看看我，似乎似曾相识，但他们不认得我了；我一个人住在酒店写作，我获得了全面的自在，我每天既可以遇见、看到和遥望家乡的人，又可以完全像北京人，不，确切地说，可以像一个没有任何地域和民族文化传统束缚的女人一样穿着和安排自己的作息，尽情地写作。
　　所以我喜欢短暂地离开。看看生活在别处的女友们，她们匆忙，大胆，她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家乡和异乡的差距是我休息的空子。我在中间感到自在，身体也变得很好，不知疲惫。每天有新的去处，去798逛，去秀水逛，去看话剧、音乐剧、去时尚书吧，晚上和友人相聚三里屯，仿佛来到一个拥挤的大甲板上，看一些人从这里出海，一些人从这里上岸----
　　傍晚回到酒店房间，无数的念头和灵感，把整夜的写作变得通透和活跃。
　　但这不是我的生活。太短暂和虚幻。
　　回到拉萨，这里有家，有面朝草地和白桦树的书房，有一陈不变的宁静，也只有一种文化根深蒂固从不间断地深入着我的血脉。推开窗，夜雨瓢泼，清晨却在太阳光里犹若银色的梦。于是写作，成为唯一的与外界的交流，沉缓、漫长、委婉而孤独。
　　2000年自从我搬到乡里定居，埋头十三年，时间都过了。我在那所房子里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和其它一些。那所房子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和我讲文学、诗歌或者一起听音乐。周围的人都很穷，有时半夜会把我敲起来，要我帮忙送去医院。之前我的生活还好，我在舞台上演出，后来当记者、节目主持人。晚上总是梦见该我上台了，却焦急地找不到靴子或者一只耳环。记者工作也非常忙，特别是冬天下乡，晚上风很大，就我一个女孩住在乡里土坯招待所里，玻璃窗上挂着蜘蛛网，门关不住。被子也许很脏还有臭味，那时年轻，没感觉。半夜外面野狗在狂风里哭，我就抱着被子敲开男记者们的门，要求和他们住一起。他们七八个人还有司机住在一个大间，他们有些尴尬，我挤到一张空床上，马上就睡着了。
　　那时我写通讯、新闻稿是快手。写人物通讯，采访一个乡下男赤脚医生，他为难产妇女半夜赤手接产，我写得多情和长篇幅，写得自己一直哭泣，写不够，就另外用诗歌和短篇小说来写强烈的感情。散文集《生命的颜色》、诗集《在心灵的天际》相继出版，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1999年底我带着儿子搬到乡下的大房子里，工作也换到文联。此后，整个白天和晚上的时间都可以写作了。终于可以躲在乡下的房子里，全部用来写作了。但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为什么而写或者会写成什么样。
　　我每天急切地去到楼上的房间写作，舍下园子里的溪水和摇曳的花草、小鸟。
　　有时我在园子里散步，戴着草帽，挽起裤腿浇水、种花，在溪水里掏上游流下来的垃圾。我感到矛盾，我难舍那样劳动的安详和快乐。但二楼窗口里像有一种力量在喊叫，那些人和故事，要我回去跋涉。为此我牵肠挂肚，沉浸在伤痛和另外的命运中。
　　我还记得《复活的度母》里的曲桑姆变得肥胖、酗酒，她得了肝硬化，她要死了，我无力改变她的命运，我只能哭。她死前终于见到了丹竹活佛，我从绝望中振作起来，继续写。写到后来，她的妹妹琼芨活到了老，两眼却快要失明了。曾经那样美丽、勇敢的女人啊！她快要瞎了，并且没有爱情，一生最终都没有爱情。她的儿子和女儿，也没有。我再度陷入绝望。梦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现实这样残酷啊。那天，在书的结尾，我摘抄了一段藏医里的文字，很美，很虚幻，眼疾也许可能变成那样，我暗暗期待着------
　　我没有任何参照地写着，忠诚和满怀天真。现在我仍感到无法说清我写了什么。如果事先我知道并非常清楚，也许我就不写了。
　　写作是那么神秘。具有某种宗教性质，仿佛未知世界苍茫而空白，混乱而激越，牵引着我赤裸而去，自己究竟要写些什么？而发生的故事、那些人和事令我惊魂动魄，令我身经累世。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写，离开我的家，可以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在不同地方突然降临的一个细节、片断。写作有时候就那么突然，一种冲动让我写下来，事后我认不出来当时自己竟写了那么多恍若隔世的事。时间、地点、人，在一首诗歌、一篇很美的散文，一段故事里让我虚实难辨，毫无拘束。写《复活的度母》时，就更自如了，后来再看，有的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我不知道第三个长篇会不会这样，但一切要听从内心的呼唤。一旦开始写，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写作激发出一切野性，让我不能自已。
　　很多时候我也停下来，就感到米兰昆德拉式的轻。我找不到在死之前可以去做的事，除了写作，我无事可做。
　　写作让我的生活变得孤独，但也让我忘记死。
　   在写作里，我能全然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