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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高帽子

作者:李双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8707      更新:2024-07-05

       姚宗辉,贵州省黎平县人。是我的战友,志愿军战友。他比我先入朝。1952年初我从新兵部队补充到老部队,在63军189师567团通讯排当无线电兵,和他同一个班。而且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不久我们又一起调到到师里集训队(也是通讯连)学习,仍然在一起。姚黑而矮;眼睛亮,鼻子瘪,宽;牙齿外翘,喜欢啃西瓜。能吃苦,去扛修建坑道的枕木,能独自扛一根,从天亮扛到天黑,或从天黑扛到天亮,中途不休息;爬坡时以为他会累倒,但一次都没有。是我累倒了。1951年夏天我当兵时1.60米,小号军衣穿着大,袖子遮住指头。第二年入朝,还是那么矮。朝鲜山上风大,往嘴里灌,吞风,吞得咕咕响,我受不了;姚宗辉受得了。

       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通讯困难。有线通讯经常被炸毁,无线通信也容易受到干扰,电报常常发不出去。电台最怕震。那时只有电子管零件,一根管子几只脚,比针尖还细,断一只脚就完蛋。使用时垫着棉絮,好得多。行军时抱着走,震人,不震电台。这种时候姚宗辉都抱电台。

       姚宗辉文化低一点,技术差一点。他去发报,联络不上对方,以为是电台的电池不足,于是用电台里面的电表,去量直流电池。那是90伏的直流电池,多个电池一个一个地组合起来的。90伏去对应1.5伏,绝对烧嘛。所以电台的电子管就烧了,电表坏了。当时没有集成电路。他被关了三天禁闭。有句话说得好,“成长的两个途径是:上课和上当,不上课就上当!认知的两个途径是:教育和教训,不被教育就被教训。” 我读书比他多,文化比他高,该他吃亏。不过他的技术,是在部队岗位上,自己训练出来的,也不简单。

      某天中午,我们去剿匪。其实不是匪,是特务。本来志愿军部队,躲在森林里,敌机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地面有特务,看到飞机,就打信号弹,飞机马上来轰炸。部队就满山找特务。特务没找到。空袭不断。遇到炸弹,飞起来那个炸弹壳,就是弹片,击中了战友小陈,小碎片击中了我。弹片从小陈嘴里进去,后脑出来,血流如泉。抢救,摇晃,打脸,都没有用,牺牲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才用白布裹尸,拉回国葬进烈士陵园。小陈只是战士,就地掩埋了。这是离我最近的横死。唉!小碎片穿过我的下唇,打掉了半截门牙。额头上方,发际线那里,也受了伤。姚宗辉帮我满地找牙,没找到。我21岁就成了缺牙巴。领导说缺得光荣,缺得自豪,全部缺了都没关系。光不光荣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自豪,反正缺牙巴难看;光荣就要难看,自豪就要难看,那我情愿不光荣,不自豪。我真希望缺牙巴是他。

       1952年春开始,那么冷,老鼠,苍蝇,跳蚤,三种,比较多;跳蚤最多!平时跳蚤也多。部队要求捉老鼠,上交老鼠尾巴。跳蚤多到什么程度?部队不敢进老百姓家,进去跳蚤马上热烈欢迎,爬满两腿,只看到跳蚤,看不到皮肤。就往下面抹,抹到火里烧。到了夏天,跳蚤更多。说是联合国军搞的细菌战;用飞机投下来的,还可以用大炮轰过来。不知道真假。姚宗辉不怕跳蚤,有事时,照样到处跑。

       部队只能住山洞,住坑道。公路、铁路两边没有房屋,全部炸垮了,炸碎了,炸成坑了。凡是公路、铁路,黢黑一条,很远都能看见。

       美军空军厉害,刮风下雨打雷,飞机一样起飞,到处丢燃烧弹。哪里起火,统统不敢去灭火。它丢一串炸弹,是定时炸弹,一会儿炸一个,把灭火的人炸死。等火烧,烧光。干部战士,不许单独外出,外出最少三人。因为美军撒传单,满山遍野都是。不许捡,不许看。斯大林死,还没传达,大家都知道了。说明还是有人看了传单,防不住。也撒钢笔,撒糖果,撒手巾,什么都有;传单多,别的东西少。上级说是假钢笔,真炸弹,不能捡;糖果里有毒药,不能吃……我捡过钢笔,是真钢笔,不是炸弹;捡过水果糖,吃了,没有毒药。姚宗辉也捡。

       那时还没有开始搞“一帮一,一对红”,搞的是“两红夹一黑”,用力更猛。我和姚宗辉是“两红”,某一段时间夹这个“黑”,过一段时间又夹另一个“黑”。

       1953年7月27日停战,接连许多天,大家忙着晒铺盖,晒棉衣,晒漆布,都晒里子,不晒面子,到处是白的,一座山都是白的,很好看。现在电视里电影里从来不反映这个细节,只是演那些人蹦跳,欢呼,不全面,不典型。坑道里,山洞内,潮湿得很,虱子成堆,战时不敢晒。

       我当年9月份回国后,和姚宗辉还是在一起。这时我22岁了,开始长个子。1954年,我到天津参加俄文改革的学习。这一年,我一边读书,一边继续长个子,一直长到1.80米,穿大号军装。期间,我去医院,把那一颗受伤的半截门牙拔掉了,重新安上假牙。我23周岁,开始用假牙。当然那个时候只有一颗假牙,其余都是真牙;现在几乎全是假牙,它们满口刷存在感,只剩一颗真牙,是大牙。这颗大牙相当起作用,咬东西都用一边咬。所以牙医说,你必须两边咬,否则半边脸的肌肉会丰厚一点,结实一点,两边不协调。牙医手劲大,扳嘴巴厉害,不抵抗的话,下巴危在旦夕。

       毕业后我回到部队,回到63军的189师通讯营(连已改成营)。战友们一见我,认不出来了,认出来后也想不通。姚宗辉围着我转了十几圈,琢磨为什么我年初走的时候比他矮,年底回来的时候比他高,同样想不通。

       1955年底,我被选送军校读书,才和姚宗辉分开。

       1960年8月转业时,我暂住贵州省人事局干部招待所,在贵阳市黔灵西路上。各部队转业干部,有几百人,很多人都分配到县里去了。我被安排到贵州省邮电管理局,现在想,还算不错,当时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姚宗辉也提了干,被安排到西藏军区气象台,后来转业到贵州省气象局。他不干,要求回老家。结果就分配到黎平县,在出生地那个区的税务所。平时我们通信联系。他身体棒,没有枕木扛了,去搞男女关系。1964年,四清那一段时间,通信就断了。也忙。

       文革结束后,我想到彼此多年都没有消息了,应该接上。我们单位的技术人员经常出差。技术人员到了凯里,黔东南州州府,管黎平县。因为我们邮电系统吧,打电话方便,他就帮我联系、打听。返回的消息是,姚宗辉,四清时犯了重婚罪,判了劳教,回乡下了。

       1979年初,几经辗转,姚宗辉找到我,眼泪汪汪诉说了他的委屈。

       据他说,在家乡,他们那个少数民族,谈恋爱,比如说一个村或者几个村,都修了专门的房子,让男女在一起,比较开放。十四五岁就可以这样大干快上。真的?假的?难说。结果他怎么呢,已经结婚了,在税务所吧,巴结他的人多,又和别的女性有关系,就这样出了问题。四清时,要纯洁“革命队伍”,说他犯重婚罪,劳教三年,保留工作籍。

        是1964年的事。劳教满了,就是1967年,正逢文革。姚宗辉回到税务所,要求恢复工作。税务所造反派掌权,答:“你一个犯过错误的坏人,不是‘依靠对象’,也不是‘团结教育对象”,而是‘斗争对象’,还想恢复工作!就是没有犯过错误的好人,都得不到工作哦。自己快滚开!”他不滚,有理取闹。对方喊他等等。他以为有好事,真在那里等。一看对方找来一顶高帽子,喊了帮手,强行要给他戴,就被吓跑了,跑回乡下当农民了。他那儿离清水江近,农闲时就去划排子,把木头搞成一排一排的,运木头。江底深浅不一,水道弯曲不均,落差高低有别,还有嶙峋怪石,他站在木排前端,手持木棒,时而敲击岸边,时而刺杀拦路石,左右抵挡,左右为难,勇往直前,真是一条好汉!长期靠务农和运木头,求生。干了若干年。苦是苦,但,身份不同了,再搞男女关系,反而平安无事。

       我想,既然是保留工作籍,就应当回原单位。彼此告别后,我就帮他写材料,打印出来,那时还是蜡纸打字,油印,给政府,给政协,给民委——他是少数民族,各单位都发一份。可是没有用啊!

       我通过省委组织部,反复给县里相关部门通电话,通了一大圈电话,指示给姚宗辉落实政策。因为不是最高指示,并没有解决问题。最后,组织部派陆怀志同志到了黎平县。陆是处长,虽然官不大,但位置重要。几经交涉,才让姚宗辉回到了原单位。多年后姚宗辉和儿子交换,他去当农民,儿子顶替他到税务所工作了。

       姚宗辉复职不久,杀猪,大概有七八十斤吧,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还缺粮食,猪小。一头猪全部,从老家给我背到省会贵阳来了,死活要送给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够过肉了。我那时一顿能吃三四斤(市斤)肉,或一个猪头。猪头有两种,一种是从脖子上割下来的整猪头,老实;一种是顺着后脑勺剔下来的半个猪头,狡猾。我一顿能吃掉一个老实猪头,吃狡猾猪头更不在话下。1955到1957年,肉,经常吃够;1963年到1965年,肉,吃够过。平时饭也吃不饱。干部粮食定量27斤(市斤),小个子女人27斤,我这么大的个子也27斤,实际需要72斤。太不从实际出发了。1989年8月2日,贵阳先免票供应猪肉;1993年5月1日,又取消粮票,肉和饭,才能敞开肚皮吃够了。那天一下看见这么多肉,堆满一个洗澡盆,高兴。总不能让他背回去吧。马上炖了吃,吃了1965年以来,记忆中最多的一次肉。一下子吃不完,冬天,拿盐巴漤起,腌制成腊肉,晾干,慢慢吃。分了一半给陆怀志,还是姚宗辉背着去的,我带路。

       猪肉早吃完了。很多年后,心里开始不安。不知道这算不算受贿,算不算腐败。是姚宗辉自觉送的,我还讲客气,不要,不管真客气假客气,反正明确表示不要,但没有推掉。如果算,那我这一辈子,受贿过一次,腐败过一次;连带陆怀志,也受贿了一次,腐败了一次。这是我的责任。上级现在要打老虎抓苍蝇,我是苍蝇的话,愿意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哈哈!

       姚宗辉给我送猪肉,住在我家,夜里我们抵足而眠。我说:你犯错误,处理决定里包括保留工作籍。你解除劳教后,当时就应该去找上级,不断去找。符合政策的嘛!给你戴高帽子,你就戴,继续去找。打仗时美国佬我们都不怕,还怕戴高帽子!

       我还告诉他,文革时,高帽子我见得多,没什么了不起。四川的大“走资派”李井泉,押到贵阳游街、批斗。贵州省委原第一书记周林也挨批斗。周林,贵州仁怀人,大胡子,陈毅部下。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大跃进”年代,他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另,贵州省公安厅的数字汇总,是“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这些人祸,都和周林有直接关系。四清时,1964年9月,中央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周林下台了。“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是在邮电大楼前面搭高台子批斗的,像唱戏的台子;还游街。以前那些张牙舞爪的好日子过完了。我认为,批一批,斗一斗,是可以的,是必要的。但是搞得太过火了。1975年,周林恢复工作,到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又到北京大学当党委书记等。1997年去世,活了85岁。一般。

       李大章代理过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挨斗,游街。

       当时我们省邮电系统,带“长”的都斗,连班长都斗。张学籍,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贺志刚,副局长(后来当过正局长);陆培成,局下属修配厂技术人员。因为造反派查不到贺志刚的入党介绍人,定为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长期批斗。张学籍作为主要领导人,负连带责任。陆培成说:“中央出了个刘,难道毛也要负连带责任……”一句话惹火上身,大字报铺天盖地……告密的人可恶,不然谁知道。文革后,陆培成调到省局任秘书处长,结局还好。我就想起,我1953年秋入党,入党介绍人,是63军189师通讯营营长高庆森,和电台台长杨茂荣。他们在哪里呢?决心找到他们。贺局长入党还是解放前喽,我入党是解放后喽,应该找得到。否则我也可能成为混进党内的假党员。不敢说实话,只说找老战友。找不到;登报找,也没有找到。一直担心。后来不了了之。张学籍是从邮电部下来的,接了白晶武的班。后来又回邮电部,当过计划财务司司长、财务局局长。我负责省摩托车生产时,和秘书急着赶到北京找他要钱。需要坐飞机。那时候坐飞机要够级别,老百姓没有级别,不能坐;可以空飞机飞走,就是不能坐。要坐也行,必须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折腾一阵,我们一起坐飞机到了北京,找到张学籍。他硬是拨了钱呢。贺志刚挨斗时,态度最好,喊怎样就怎样,少吃亏。

       李岸东,抗日干部,独眼。以前是哈尔滨市地下党负责人,后调到我们省局任工会主席。他天天在办公室静坐,一动不动,睁着坏眼,闭着好眼,练功。批斗他,说他装神弄鬼;说他是叛徒,独眼是自己搞瞎的,和对敌斗争无关。老婆顶不住,假装和他划清界限了。

       江峰,省局工会副主席,每天午睡,雷打不动;开大会也睡。那时我还奇怪,为什么有的人要午睡。都说他是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看见过他出头露面。军管初期,可能是1967年,“保皇派”得势,打击造反派,江峰被单独关押。据说“提审”时,“因为没有老实交代”,被打了。我没有看见打,不确定。晚上他用裤带在床头吊死了。之前开批斗会,省局邮政处一个女同志,高高的个子,名叫什么岚,郭岚?跟风,不跟也不行,喊口号“打倒江峰”。大家都喊,一喊好几遍,喊来喊去很像“绕口令”。这个什么岚昏了头,喊成“打倒江╳”了。马上被群众反捆,殴打,批斗。群众个个义愤填膺,斥责对方丧心病狂,表示要“誓死保卫江╳同志!”反捆了还要几个人扭住胳膊,嘴里衔稻草,游街。

       刘庆立,山东人,1959年从邮电部下放到贵州,任省局副局长。1967年1月份,我值夜班,他来和我挤在小床上睡,躲造反派。1976年,他妻子,市邮政局原政治处主任,和我一起,参加省委支农工作队,下派到毕节地区工作过。

       1966年5月前,省修配厂杨筑垣,车工,技术好。他写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吃饱饭是人的基本权利。”干部林xx撬开他的箱子,看了日记。大字报就揭发这句话,批斗他。他到厕所里吊死了。很快就到了文革。以前被工作组查过的人,当了造反派,联合杨筑垣家属,一起来,来闹事或来说理?谁知道呢!工作组是省局派来搞四清的,已经撤离了。组长叫李景云,女性。把李景云揪回来批斗,说:“你当组长你政策没掌握好,整死人了!”其实不是她整的,工人要乱写大字报批杨筑垣,她没法制止。斗得凶。骂她,左一个“右派老婆”,右一个“右派老婆”。她丈夫白晶武,好人,原来是省局局长。1957年,被省委书记周林划成右派,局长也撤了。李景云就这么个“右派老婆”。有个聂其惠,当时是省局邮政处处长。他说:“白晶武都是右派呀?”就这一句话,也划右派,弄去砖窑当工人。打右派时,省领导排市级干部局级干部的黑名单,市级干部局级干部排处级干部的黑名单,一层层往下排。都这样。李景云被斗得恼火,整天披头散发。她找到我,给我说,再斗我就跳南明河,让我儿子来闹。我怕她真去跳,天天跟着她。还好,没去跳。她真跳的话,只要我在,我会救她。谁跳我都救。

      修配厂另外还有人挨批斗。赵森,化名肖林,以前其兄是国民党某机场的上校,他是技师。建国后新政府留用他,当工人。文革初当过造反派。他说:“报纸上某某某的照片太多,妇女都不敢拿来做月经纸了。”另外,儿子女儿要求吃肉,他说:“爸爸穷,没有钱,你们以后长大了,自己挣钱,自己买肉吃。”保皇派势力大时,要抓他,理由就是,给国民党当技师;说月经纸;叫穷,给社会主义抹黑。抓起来以后,关在煤棚里。另一股造反派,叫411,411的张╳洪,是个技术工人,搞电话机厉害。广东人,既是411,又是保皇派。保皇派得势,他要变左派,装积极,打赵森,打耳光,打了很多耳光。保皇派反而没有打。两派一致对敌。革命大联合后,造反派和保皇派都变成了好人,才把赵森放了。另一个人,叫徐╳╳,没什么文化,但是也积极怒批“走资派”。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肺都气炸了”,把挥舞的《毛主席语录》摔在桌面上。有人指出“敢摔毛主席的书”,现场拿下,挨批斗。后来修配厂撤销了,建了省有线电厂。厂址在邮电学校内,离八角岩很近。张╳洪说,保皇派和411也打过仗,八角岩挖个坑,里面埋了很多死人。军代表喊他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批斗。赵森就好,老知识分子,有涵养,没有去打他耳光。      

       省邮电学校书记耿兴华,要饭的,挖煤的,抗日干部。说他是走资派,把他从位于北京路的学校,拖到位于三民东路的省局。他不走,就强拖,在地上拖,拖几里路。学生闹事,更凶,一听说谁是叛徒,以为是真的;工厂好一点;机关又更好一点。我是说打人,我是说我知道的打人。拖了很多次。后来得癌症死了;是气死的。怎么不气。

       李炳煊,成都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国民党驻芷江的电报人员。后任省邮电器材厂(老厂。1975年建了新厂,厂名相同)领导。1963年,厂里搞卫生,工业废品不好收拾,李炳煊提出深埋掉。真的深埋了。四清时,单身女职工在宿舍练文艺节目,用假枪练。李去检查,举枪转圈到处瞄准,瞄到毛主席像了。两件事,当时都没事。文革一到,职工王╳书揭发,“李炳煊埋国家物资”;又有人揭发他“拿枪瞄准毛”,最后传成“要拿枪打毛”;出身还是地主。就被抓捕关押,批斗。军管时期放出来的。有一个男职工,山东人,叫陈瑞昌,北京驻军搞邮政的,转业到贵阳;妻子也从北京电子管厂调过来了。两口子不习惯贵州生活,跑回了北京。结果待不下去,又返回贵阳。受了处分。批斗李炳煊时,陈瑞昌认为自己和妻子受处分,怪李,上台打他耳光,胳膊甩成180度打过去。后来陈和妻子调回山东了。这王╳书,也被抄家,抄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挨批斗。

       余╳╳,国民党电报员。解放后批斗旧政府电信局局长,非常积极,很快提为省局电信处处长。后来到修配厂当厂长。他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文革时喊他交代为何坐牢。你不是地下党,干了啥坏事坐牢?也没有交代清楚。有些事是交代不清楚的,你交代了别人死活不信,怎么能清楚!抄家,在镜框后面抄到一张国民党旧报纸,整得恼火。职务没有了,来上班,就是写检查;开大会站前面,低头挨斗或陪斗。

       修配厂还有个余锡雄,上海人,老婆是成都的。大字报揭发,他爸爸是日本人翻译,汉奸,跑到台湾去了。加上他说:“以后到月球上,可能不要粮票了吧!”批斗,抄家。抄家抄到了粮票,认为汉奸的的儿子明明有粮票,还要故意给国家抹黑。后来余锡雄当过省政协委员。批斗,当委员,原因一样:爸爸在台湾。一会儿踩进泥坑里,一会儿捧到天上去,都不正常。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邮电系统的重要历史档案,全部转移到郊外山洞里。离金钟桥不远。那个洞起码可以容纳几百人。有个南下干部,转业前是排长,都喊他朱排长。在山洞前给他修了房子,养了大狼狗,守档案。文革时,造反派来查档案,手续不全,朱排长不让查,被推拉拖拽,挨打挨骂。还不是来一次,经常来,经常挨打骂。他硬是没交出钥匙,还要喝住狼狗,不让它咬人。后来得癌症死了;也是气死的。不完全是气造反派,还气好人都不给他撑腰。

       现在都想当百岁老人。我的总结是,吃补药,吃保健品,甚至锻炼身体,都没什么大作用。最重要的一条,是想得开,不生气,不斤斤计较。做到这一点,不活100岁也活90岁。做不到,自己吃亏。

       朱有章,国民党时代,是邮政局勤杂工。解放后留用。有文化,当市局下面的支局副局长,提职不提薪。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次去省局开大会,上台演讲:“我不仅是现在这样认真读领袖的书,这样兢兢业业工作,我解放前也是这样的。”就这句话,“国民党共产党不分”,赶出会场,积极分子被取消了,副局长也当不成了。

       省机要局张文波,普通工作人员,男,很活跃,一笑两个酒涡。小组学习,念宣传材料,念“蒋介石是流氓”,念成“╳╳╳是流氓”,马上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了。后来在微波站工作。陶必范,发现自己寝室里的地上,有陶瓷做的领袖像章,摔成了两瓣。那是集体寝室,不知道谁摔的。觉得不好,于是烧掉。被合格接班人告密,也判刑,判8年。文革一开始就抓,坐牢坐满了时间才出狱。48岁结婚。20世纪90年代,当过市局基建科长。这是判刑的,还有打死的。省邮车总站包某某,有人在他的鞋印里找,下功夫找,找到一个“共”字。好啊,每走一步都把某踩在脚下。先把鞋子底铲平,然后斗,打。别的人赶紧去铲自己的那种鞋子底,铲平。包某某不服,打得更厉害。我去看了鞋印,看不出字,但也不敢说没有。斗他,他非要昂首挺胸,按下去又昂。工作组在时还好一点,后来更糟糕。最终活活打死了。邮车总站还有一个人,杨某某,想不起名字了。技术人员,富农子弟。总站被火烧,扑灭了,没烧起来。他说:(没烧起来)好事好事!因这一句话,补成富农,天天揪斗,打翻在地,还踏上无数只无产阶级的大脚。还好,没有打死。

       韩鑫,邮电部525长职工(厂在贵阳,省局代管)。问:新社会,你寒心,对谁寒心?肯定是对党寒心!于是批斗。不服,打,打个半死。长得矮小,还是学徒工。四清时就开始批。我是工作组搞外调的,不敢表态不批,但我不批,不准打;不准打还是有人打,拦不住。田╳╳,国民党兵。省局工人;到过多个厂工作。平时吹牛,当兵时打过红军。文革时关起来,交代打死了多少红军。省邮电学校有个工人,叫陈什么福,爪手(残手)。并没做什么坏事。1958年鸣放了,要划右派。按政策工人不划右派。这顶帽子安不上,另外安一顶:坏分子。照样批照样斗。总之要整你你就跑不脱。文革时他也被斗得凶。

       蒲潭,湖南人,师范毕业生。他没有参加革命。省有线电厂职工,文化高,懂技术,工作积极。他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自称和毛同学;二是,1949年前,在宗教组织里,是个坛主,其实就是一个小头目,不是大坛主。这都算政治问题,勒令找证明人,证明是毛的同学,找不到就是冒充的;勒令交代当坛主时干的坏事。1970年,下放名单里,就有他。要下放到农村去。这个人又瘦又黑,戴眼镜。有点儿小聪明,也会搞无线电。他自己装收音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收音机非常稀有,相关人才也比较缺乏。他装的半导体收音机,拿那个黑胶布缠成一坨,很难看,不像收音机,像一块烂泥巴,或者烂石头。但是他把它搞响了,能正常使用,交流直流都能使用,走到哪里,都把这坨烂石头带到哪里,听新闻。遇到我也喜欢装收音机,喜欢修收音机,就和他成了朋友,有时还会去请教他。这样呢,要下放他时,我就在军代表这边帮他说话。我说得起话嘛!因为军管,我们那里有七八个军代表,政委、副政委、政工负责人,各个连有指导员,都是军代表。军代表不管生产。我负责生产,负责行政工作,比如说财务、采购、生产计划和安排,都是我管。他们只管思想,只管政治,只管人,就是管政工,我管行政。我又是管行政的书记。所以说虽然我不是军代表,我说话,他们还是要听的。我就说他,蒲潭,照实说,他确实也是这样,早晨来得早,晚上走得晚,天天如此,反正就陷在他那个电源班,搞自制工具,不要求购买,需要什么都自己搞,手还是比较巧。我还说生产上不能缺少他。这样就把他从下放名单里剔除了。还有,蒲潭的儿子,大儿子,在县里工作,我同意接收,把他调上来了。一是没有下放蒲潭;二是帮助蒲潭调动大儿子。他非常感谢我,记我一辈子,一直感谢到死。经常要送点儿东西,什么蛋糕啊,月饼啊这些。他的女儿,还帮我做衣服,做裤子。所以,一家人和我都比较好。他有个小儿子,是个党员,在贵阳市水泥厂工作。这个人有点儿说不清楚,不好归类。厂里不太欢迎他,他赌气,党费寄给中央,不交给本厂。嘿嘿嘿!蒲潭请我去过,开导这个儿子。我去了,开导开导,没有效果。单位也没有把他怎么样。整人的时代暂时过去了嘛,儿子比爹运气好。当时把蒲潭抓起来批斗,无论怎么批斗,他一句话不说。

       有一段时间,批斗谁,所有参会人员,都要戴藤帽,拿梭镖,摆出吓人的架势。省局、市局这样,省邮电学校这样,载波机厂、无线电厂、有线电厂、邮票印刷厂、525厂、水泥电杆厂、微波站,都这样……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我们喊省局;贵阳市邮政局,邮、电分家时叫邮政局,合并时叫邮电局,我们都喊市局。李井泉、周林、李大章这些人,还有邮电系统被整的人,大都戴了高帽子,也没有怎么样;死了的,也不是戴高帽子戴死的。我还不错,没被戴过高帽子,也没给任何人戴过高帽子。我和群众关系一直都可以,对上级是不行的,先后和省局几个正局长都吵过架,拍了桌子。

       姚宗辉不插话,听我说完后,回答:有戴死的。不敢去找上级。不怕劳教,不怕打骂,甚至不怕挨饿;饿着,只有一种痛苦,饱了,痛苦无数。害怕戴高帽子。有人脖子戴断了,当场死亡。

       原来事情的症结在此。我这才知道,贵阳市的高帽子,和黎平县的高帽子,有质的不同。黎平的高帽子,水桶粗,一米多高,是原木做的,中间掏空,斗谁,就抬去给谁压在头上。

       这种原木高帽子,我没有见过,以前也没有听说过。觉得惊心,恐怖。

       说到贵阳的高帽子是纸做的,姚宗辉感慨:还是大地方的坏人幸福。他这句话,好像有点承认自己是坏人的意思。我也觉得,那些戴纸糊的高帽子的人,应该感到幸运。

       后来,我过去的一位同事郭天禄,出差,到黎平拉木材,还帮我带上礼物,去了姚宗辉的家。

       忘不掉贵阳的高帽子;当然更忘不掉黎平的,具有当地特色的高帽子。这是历史,应该记下来。你平时写这样写那样,今天你就写这个。                           

        (李纯良口述,李双采写)

        2024年6月载于澳大利亚《南极光》

 

李双,祖籍四川简阳,生于贵阳,后居成都,现居墨尔本。从事报刊记者、编辑工作多年。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著有长篇小说4部,长篇纪实散文、中篇纪实散文各一部,短篇小说40余篇及随笔2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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